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意识形态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出现了新的社会文化格局。以多元化为主要标识的社会文化格局影响了受众的文化心理，尤其是对文学的本质和功能的认识，形成了新的社会诗学。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人们开始反思之前的文学观念，重新定义文学的本质。钱中文认为将文学等同于抽象意识形态的做法抹杀了文学的特殊性，指出“文学的根本特性就在于审美的意识形态性”。[20]童庆炳也指出：“文学意识形态性，是文学与其他形态的意识形态的共性。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则是文学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性。”[21]强调文学的独立性，淡化其社会性，是这一时期我国社会诗学的主要内容，标志着我国文学理论的研究范式发生重要转向，“凸显出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理论的运动轨迹，即从之前过于强调文学的政治性向强调文学的审美性、艺术性的转移，充分尊重文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22]此外，得益于1980年代中后期我国对当代西方文论的大量译介，我国文学理论的研究视角得以更新，研究方法更加多元，理论结构更趋合理，开始从政治话语向学术话语过渡。

除了我国文学理论研究范式的转换外，加拿大英语文学自身的进一步发展也为输入国提供了更加丰富和多元的研究资源。阿特伍德创作于1980年代的两部长篇小说《肉体伤害》（Bodily Harm，1981年）和《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1985年）更加关注现实，具有强烈的政治暗示；《使女的故事》为其赢得了第二座总督文学奖。芒罗的短篇小说《爱的进程》（The Progress of Love，1986年）被《纽约时报》书评专栏评为1986年年度最佳小说，也是总督奖获奖作品。另外，在多元文化政策的带动下，包括加拿大华裔英语文学在内的少数族裔文学也开始崭露头角，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加拿大英语文学的整体优势日益显现。1984年，中国加拿大研究会在四川外语学院成立，开启了我国加拿大研究的系统化和学术化之路，为加拿大文学研究提供了机构和智力支持。从1980年代起，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开始走上正轨。

一、译介

1980年代，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文类涉及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23]、诗歌、散文和戏剧。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成为我国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在这种背景下，被誉为“职场小说之王”的加拿大畅销书作家阿瑟·黑利自然广受欢迎，作品被大量译介。黑利的小说几乎都以美国为背景，通过讲述行业内部的故事，深入剖析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被称为“行业入门百科全书”。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黑利的主要作品都有了中文版，比如《钱商》（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汽车城》（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最后诊断》（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大饭店》（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等等。《译林》1982年第4期译介了黑利的中篇小说《08跑道》（与约翰·卡斯尔合著）；1986年第4期选译了长篇小说《烈药》。上海文艺出版社甚至还出版了黑利的妻子创作的传记《我嫁给了畅销书作家》（1985年），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题材与黑利小说相似的保罗·厄尔德曼的金融小说也得以译入，比如《世界金融风云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投机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和《美元风暴》（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文革”前就得到译介的西顿和里柯克在1980年代没有淡出读者视线。少年儿童出版社1980年出版西顿的《贫民窟里的猫》；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里柯克的《小镇艳阳录》。此外，休·加纳的《坎坷路》（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麦克伦南的《长夜漫漫》（重庆出版社，1987年）和露西·蒙哥马利的《绿山墙的安妮》（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也得到译介。

加拿大文学有优秀的短篇小说创作传统，加之短篇小说的可读性强，所以短篇小说的译介是这一阶段加拿大英语文学译介的主要内容。卡拉汉的短篇小说具有比较高的译介率（《外国文学》，1981年第10期；《当代外国文学》，1982年第1期；《外国文学》，1987年第2期）。《世界文学》1983年第6期推出“加拿大作品辑”，译介了查·乔·道·罗伯茨、劳伦斯、休·胡德、玛·加兰和阿特伍德的短篇小说。《外国文学》1987年第2期也刊登了劳伦斯的作品。其他被译介的作家还包括：加纳（《世界文学》，1980年第5期）、辛克莱·罗斯（《外国文学》，1981年第10期）、罗伯特·克罗耶奇（《外国文学》，1981年第10期）。短篇小说除了通过期刊得到译介外，还见诸各种短篇小说集，比如《加拿大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加拿大短篇小说选》（重庆出版社，1985年）和《结婚礼物：当代加拿大短篇小说选》（花城出版社，1986年）。

诗歌方面，《当代外国文学》1982年第4期译介了肯·米歇尔的作品；《世界文学》1983年第6期译介了艾·波·约翰逊、埃·约·普拉特和阿特伍德的诗歌；《外国文学》1984年第12期刊登了厄尔·伯尼、欧文·莱顿、阿特伍德和翁达杰等人的作品。散文方面，重庆出版社1984年出版《里柯克幽默随笔集》；《世界文学》1988年第2期推出“加拿大文学专辑”，译介了卡拉汉、麦克伦南和劳伦斯的散文。戏剧方面，《外国文学》1981年第10期和《世界文学》1988年第2期分别译介了乔治·里加和米歇尔的剧本。

改革开放初期，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仍然是外国文学译介的重要选材依据，所以这个时期的加拿大英语文学译介题材还是以现实主义作品为主。但所选作家大都是文学成就已经得到认可的经典作家，作品具有较高的文学性和美学价值。因此，总体上讲，社会性与文学性兼顾是这个阶段加拿大英语文学作品译介的选材标准。

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资料的译介也是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译介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国文学》1981年第10期选译了弗莱为1965年版《加拿大文学史》撰写的“结束语”。虽不是长篇大论，但该文深入分析了加拿大作家的创作心理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曾经两次被收入弗莱文集，是一篇研究加拿大英语文学和弗莱批评思想的重要文献。《世界文学》1983年第6期刊登了加拿大批评家，文学月刊《加拿大论坛》主编山姆·索莱基的特稿《加拿大英语文学介绍》。该文全面回顾了1980年代以前加拿大英语文学，语言精练，见解独到，是一份珍贵的研究资料。《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2期选译了《批评的剖析》的结语；《世界文学》1988年第2期译介了弗莱的《通向梦境的钥匙》和《〈圣经〉与文学》两篇文章，并在“现代作家小传”中简要介绍了这位加拿大文学和文化批评巨擘。

如果说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外国文学译介与外国文学自身的发展存在错位的话，那么，1980年代的外国文学译介正逐渐填补这种错位造成的空白。加拿大英语文学的译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80年代的加拿大英语文学译介大致确立了我国此后加拿大英语文学译介的走向和框架，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初步形成涵盖文学作品翻译和文学理论和研究资料翻译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的译介体系。

（2）文学期刊在推广外国文学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许多优秀的加拿大英语文学作品最先通过文学期刊得到译介。

（3）翻译出版开始走上丛书化、系列化道路。1984年，四川外语学院加拿大研究所推出“枫叶丛书”（即上文提到的《里柯克幽默随笔集》、《加拿大短篇小说选》和《长夜漫漫》），首次尝试集中成套地译介加拿大文学作品[24]，为此后的加拿大文学翻译出版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www.daowen.com)

二、作家作品研究

文学作品的广泛译入为深入和系统的文学批评实践奠定基础。1980年代，我国开始出现独立的加拿大英语文学评论文章。黄仲文是我国较早研究加拿大英语文学的学者。《外国文学》1981年第10期刊登了他撰写的《加拿大的英语文学》，文章从宏观上介绍了加拿大英语文学的背景、发展脉络和代表作家，是国内较早介绍加拿大英语文学的论文。之后黄仲文和张锡麟合作，在《当代外国文学》1987年第4期和1988年第3期发表《加拿大英语文学的特征和发展》和《加拿大英语文学背景初探》两篇文章，进一步梳理了加拿大英语文学的背景、特征和发展阶段。此外，刘新粦的《加拿大文学初探》（《暨南学报》，1987年第3期）也从宏观上分析了加拿大英语文学在诗歌、小说和戏剧方面的创作特点和代表作家；汤潮在《加拿大当代诗歌管窥》（《外国文学》，1984年第12期）中评述了1960年代以来的加拿大英语诗坛。

除了对加拿大英语文学进行整体观照外，我国研究者还开始对具体的作家作品进行评析。黑利、卡拉汉和蒙哥马利的作品是主要解读对象。在作品被大量译入的基础上，黑利走进了评论家的视野。俞建章在《大洋彼岸：读阿瑟·黑利的小说》（《读书》，1982年第12期）中解读了黑利作品的思想内涵。卡拉汉是加拿大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以创作短篇小说著称，曾经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的作品帮助短篇小说在加拿大当代文学中成为一个重要的范畴。”[25]卡拉汉的短篇小说在我国一直有比较高的译介率。黄仲文在《〈莫利·卡拉汉短篇小说集〉评介》（《当代外国文学》，1982年第1期）中分析了卡拉汉的创作特色。蒙哥马利是较早译入我国的加拿大女性作家，很多读者都是通过《绿山墙的安妮》这部闻名世界的儿童文学作品认识加拿大英语文学的。陈舒平的《伊甸园中的灰姑娘——论〈绿山墙的安妮〉》（《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解析了小说的主题模式、语言特色和人物塑造。

三、文学理论研究

《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4期刊登张隆溪的论文《弗莱的批评理论》，标志着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理论研究开始起步。该文以弗莱的名著《批评的剖析》为参照，深入、客观地分析了弗莱的文学批评体系和思想。论者认为和“新批评”相比，弗莱的原型批评“眼光更为远大，更有系统性和规律性”。[26]而对于弗莱批评理论的缺失，论者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认为“弗莱的批评理论虽有一套看起来十分严整的概念结构，但由于他把批评局限在艺术形式的研究方面，所以他的理论作为一个体系来说是空洞的、抽象的”。[27]在其后出版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中，张隆溪再次评价了弗莱的批评理论，认为其优势在于“从大处着眼，眼界开阔”，不足在于将批评和判断对立看待，“不能细察艺术作品的精微奥妙，不能明辨审美价值的上下高低”。[28]叶舒宪在《探索非理性的世界》中从正反两方面解读了弗莱的批评理论，认为原型批评“有助于文学知识的系统化，文学批评的科学化”，但“将认知理解与价值判断完全割裂和对立起来，主张唯科学主义”是其局限所在。[29]值得一提的是，在该著中叶舒宪还参照弗莱的叙述程式理论重构中国上古神话宇宙观的模式系统，是国内较早运用弗莱的批评理论解读中国文化现象的尝试。另外，胡经之和张首映编写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史》也讨论了弗莱的批评理论，认为其在提高文艺学地位、扩充文艺学研究内容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缺陷在于用共性取代个性，忽略社会生活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作用。[30]

上述学者对弗莱批评理论的评价是比较中肯的，较为准确地反映了当时我国学界对弗莱批评理论的认识水平，为之后的弗莱研究奠定了大致的基调。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弗莱研究并没有局限在弗莱理论本身，就事论事，而是有所扩展和升华。譬如，在《弗莱的批评理论》的结论部分，张隆溪借分析弗莱的文学批评理论之机，讨论了文学批评中如何看待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这一经典话题，辩证地指出：“在文学批评中，片面强调形式固然错误，但脱离文学形式空谈思想内容，也同样是错误的……所以无论怎样先进的思想内容，在没有以完美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之前，就不称其为艺术。”[31]叶舒宪在《探索非理性的世界》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指出：“原型批评并不像有些人所指责的那样是一种脱离内容的形式主义研究，它力图透过具体的、可变的作品内容去把握抽象的、普遍的内在结构，这就是说，它把内容上升为形式，它所要把握的形式不是舍弃内容的空壳，而是内容本身的结晶。”[32]形式与内容实际上是文学独立性和文学社会性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因此可以说，张隆溪和叶舒宪的观点是我国当时以强调文学独立性、淡化文学社会性为特点的社会诗学的产物，契合了我国文学理论研究从政治话语到学术话语的范式转向。

1980年代是我国的社会文化转型期，也是催生新的学术研究范式的时期，但之前的学术思维不会立刻消失，因此新旧学术思想往往互相碰撞，形成社会文化转型期特有的学术张力。处于这个阶段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表现出以下特点：

（1）文学批评仍然具有政治话语的形态。黄仲文在评价里柯克时指出：“李科克没有给人们提供出路，他知道封建制度、帝国主义大势已去……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并不理解。这就是他所处的困境。”[33]又如，俞建章认为黑利的小说“印证了那个由马克思所论证的‘铁的必然性’：资本主义终究要被共产主义所代替”。[34]两位论者的观点说明“文学反映论”等强调文学社会性的文学观在改革开放初期依然存在，虽已不是主流，却还是一种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

（2）理论意识淡薄、阐释视角单一。如前文所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文学批评实践与西方的文学理论发展之间存在断裂。所以新时期中国批评家的首要任务是普及西方文论的知识，填补断裂产生的空白。但必须承认，改革开放初期西方文论的大量引入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我国学人感性的求知欲，对引入对象往往缺乏理性的甄别和消化。因此，虽然西方文论在中国的译介于1980年代形成高潮，但西方文论的批评思想还没有内化为中国批评家的批评实践，对文本的解读大多还停留在感性认识的层面上。

（3）研究体系初步形成。应该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还不深入，研究面还不够广，对文学现象缺乏学理层面上的观照。但从形式上看，由译介、作家作品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构成的研究体系已初步成形，特别是对加拿大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为1990年代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的纵深发展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