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主要以作品译介为主。译介题材侧重现实主义作品，比较单一，而且数量相当有限。1954年，平明出版社出版泰德·阿兰和塞德奈·戈登合著的长篇传记小说《白求恩大夫的故事》。195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约瑟夫·华莱斯的诗歌选集《我的兄弟们》；两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华莱斯诗选》。195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戴森·卡特的长篇小说《明天是我们的》；1962年，他的另外一部长篇小说《没有父亲的儿子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57至1961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欧·汤·西顿的动物故事选集6种。《译文》杂志[1]（《世界文学》的前身）1957年6月号刊登了萧乾翻译的里柯克幽默小品。1963年，同样出自萧乾（署名佟荔）之手的《里柯克小品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这一时期的作家作品评论主要作为译介作品的补充说明，出现在“译后记”中，还没有独立的、学术层面上的作家作品研究。比如，萧乾对里柯克的评价是：“他（指里柯克）同情小人物，憎恶大富甲；他善于挥动一支笑骂的笔，揭露资本主义社会里种种不公道、不合理的现象，用简洁有力的笔触刻画那个社会里形形色色的人物，剖析他们灵魂中的贪婪自私、庸俗浅薄。”[2]而《没有父亲的儿子们》这样的小说之所以能得到译介，是因为它“反映了当代加拿大社会生活中典型的矛盾和斗争；爱好和平的劳动人民与战争贩子、反动统治集团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及逐渐觉醒的加拿大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为保卫自己权益对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及其走狗所作的坚决斗争”。[3]

和零散的译介和作家作品评论一样，这一时期我国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理论研究也没有什么建树。实际上，1950年代以后，随着诺斯洛普·弗莱的崛起，加拿大英语文学批评正逐步摆脱“步人后尘，毫无创新可言”[4]的尴尬局面，影响力逐渐显现。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终结了英美“新批评”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启了结构主义批评的时代，是西方文论史上的里程碑。我国在1960年代初就开始引入原型批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于1962年出版《现代美英资产阶级理论文选》，介绍了1950年代之前原型批评学派的代表性论述，但却没有提及弗莱的开创性贡献[5]，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改革开放后，我国才开始全面接触以弗莱为代表的加拿大英语文学批评理论。

不难看出，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既没有规模，也不成体系，是相当匮乏的。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

广义上的外国文学批评实际上是两种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对话，因而有着时间和空间上的维度。发生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批评必然具有不同的形态。具体来说，输出国文学资源的成熟度和输入国的社会意识形态、社会诗学形态和文学理论范式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外国文学批评的内容、形式和规模。因此，改革开放前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之所以匮乏，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输出国文学的成熟度制约输入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规模。作为宏观上的接受主体，输入国一般会先把目光投向那些文学资源比较丰富、主题选择范围较广的外国文学。也就是说，只有当一种文学建立了完备的文学体系，并且发展到一定的成熟度，能为输入国提供一定的研究空间，才可能成为研究的对象。作为英、法的殖民地，加拿大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摆脱宗主国文学的影响。1867年，加拿大联邦成立，以“联邦诗人”为代表的加拿大英语文学开始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二战结束前，加拿大英语文学已粗具规模，里柯克、菲利普·格罗夫、卡拉汉和休·麦克伦南都创作出了自己的最佳作品。但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的加拿大英语文学还是优秀作家的单兵作战，还没有形成合力和集团优势。二战后，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国力的增强，加拿大英语文学开始为世界瞩目，但“真正具有本国特色及文化独立意识的加拿大文学，是始于60年代末的当代文学”。[6]然而即便如此，加拿大英语文学在当时也没有出现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级文学巨匠。在C.F.克林克主编的1965年版《加拿大文学史》的“结束语”中，弗莱曾不无遗憾地承认：“世界上的大文豪能使读者在其作品中成长，丝毫不感到这文学天地的局限性，加拿大却举不出一位作家可以让我们作出这样的评语。”[7]即使在阿特伍德创作《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一书的1970年代，大部分加拿大读者对加拿大文学的了解也仅限于里柯克，甚至作家圈内人士也不看好加拿大文学的发展前景。[8](www.daowen.com)

输出国文学资源的相对匮乏和成熟度的欠缺限制了输入国对输出国文学的认识，一个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译介作品的数量少、种类单一。外国文学的译介既是外国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后者提供重要的研究资源，所以译介的匮乏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作家作品研究的滞后。文学创作的规模和文学批评的成就成正比。由于加拿大英语文学的历史并不长，所以英语文学批评的起步也比较晚。虽然之后出现了弗莱这样的批评巨匠，但由于缺乏底蕴，和英美等传统文学强国相比，加拿大英语文学批评整体上还稍显稚嫩。因此，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无论是译介、作家作品研究还是文学批评研究都处于萌芽状态。从输出国文学的成熟度与输入国外国文学研究规模之间的关系这个角度看，出现这种局面其实是一种必然。

其次，输入国的社会意识形态、社会诗学和文学理论范式影响外国文学研究的总体格局。“在现代社会中，任何意识形态都以一定的学术思想为根基，任何学术思想都不能完全排除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可能性。”[9]因为外国文学研究的跨文化特性，学术思想与意识形态之间互相依存的关系在其中有更加明显的表现。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一直是我国文艺领域里的主导话语；虽然其间出现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旨在推动文艺创作和研究多元发展的指导方针，但“在整个五六十年代和70年代的历史惯性和思维定势是如此强大，主流的理论家不允许人们从其他视点来解释文学，文学仍然固定不变地被看成是从属于政治的”。[10]在这种背景下，文学创作和研究被政治化，衍生出了诸如“文学反映论”、“文学工具论”和“文学从属论”等次生的文学观念，极大地限制了外国文学研究的选材范围，这在外国文学的译介方面有突出表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在选材上主要侧重社会阵营国家，比如苏联、东欧诸国的文学作品[11]；英美国家的文学作品偶有涉猎，也主要是符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比如狄更斯、哈代、马克·吐温、杰克·伦敦和德莱赛等人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再看被译介过来的加拿大作家。华莱斯和卡特同属加拿大进步作家，自然被接纳；西顿是动物小说家，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因此无伤大雅；至于里柯克，由于和马克·吐温的创作风格相近，所以他的译入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后者的受欢迎度。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的17年间，“欧美作家的作品在我国的介绍除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巴尔扎克较多外，就算美国的马克·吐温了。仅十几年的时间，他的重要作品几乎全部被翻译出版了”。[12]“文革”期间，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几乎陷入停滞，“从1966到1971年，长达5年时间中国没有出版一部外国文学译作”[13]；1972年之后情况有所好转，但从总体上看外国文学翻译依然具有很强的政治诉求。本来就如蜻蜓点水般的加拿大英语文学译介在此期间更是销声匿迹。

社会诗学是社会对文学本质和功能的认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比利时著名学者安德烈·勒弗维尔（André Lefevere）认为“诗学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文学技巧、文类、母题、人物和情境原型；其次是对文学在整个社会体系中具有，或者应当具有什么功能的一种认知”。[14]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影响社会诗学来塑造个体受众对文学本质和功能的认知。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接受形式，文学批评既属于文学接受的宏观范畴，同时又通过“审读创作的产品，进而以某种形式去影响接受”[15]而起到衔接文学创作与接受的桥梁作用。与一般的接受不同，“批评型阅读要求主体具有更为复杂的心理结构，对主体的想象能力、情感能力，尤其是理解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有更高的要求”。[16]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文学批评的文化特殊性，相对普通读者而言，批评者对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心理有更加敏锐的洞察和把握，同时也更加受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诗学的规约。也就是说，接受主体的言说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是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诗学赋予的，这在外国文学研究中有更加突出的表现。当输出国与输入国的意识形态存发生冲突时，受输入国社会诗学制约的接受者会采用符合本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阐释策略，以保证其解读的有效性。我国译者对里柯克和卡特作品的解读充分说明了“个人叙事（学术观察、思考）必须要被纳入到时代的集体叙事之中，才有其合法性”。[17]

在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诗学的作用下，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表现为一种明确的政治话语。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主要参照“苏联模式”，强调文学的阶级属性和教化功能，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文学创作的最高准则。季摩菲耶夫在《文学理论》中明确指出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反映生活的特殊形式。[18]这本当时苏联主流的文学理论教材1953年被引入我国，确定了改革开放前我国文学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基本框架和基调。英美文论虽然也是我国当时外国文论的译介对象，但不是出于借鉴，而是为了批判。在为《现代美英资产阶级理论文选》撰写的“后记”中，袁可嘉指出：“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学批评的主流（如新批评派和心理分析学派）是反动的，它反映了现代资产阶级思想的腐朽性和腐蚀性，是明显地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我们应当予以批判。”[19]1950年代至1960年代是西方文论出现新流派和研究范式发生转换的关键时期，因为我国对待西方文论，特别是英美文论的否定态度，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与西方文论的发展之间产生了断裂。苏俄文论的“一言堂”导致我国文学理论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单一，从而限制了具体文学批评实践的视角和方法。

社会诗学和文学理论范式统筹于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具体化表现。意识形态、社会诗学和文学理论范式共同塑造文学批评实践的格局。从宏观选材上看，现实主义作品是改革开放前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就具体的批评方法而言，主要做法是将文学文本视为对现实的忠实反映，突出文本的意识形态性，以实现文学的教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