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包括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在内的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自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以经济全球化为主要推动力的文化全球化态势日趋明显，出现了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多元文化狂欢景观。各种文学思潮、文学理论和文学流派纷至沓来，各种思想、观点和方法激烈碰撞，在学术界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喧嚣和骚动，甚至走向了重理论轻文本的极端。大量反映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解构主义等文艺理论成果的专著、文章和译著不断涌现，一时间各种“主义”和“理论”占据学术话语的主导权，似乎文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建构和解构文学理论。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显示出中西文化和文学思想的交融已经跨出国界，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开始真正融入世界学术话语体系中，就重大文学理论问题发出了中国学者的独特声音，另一方面也彰显出中国学术界的盲从和跟风。许多译介过来的西方理论被大量引用，但缺乏中国原创和中国特色，文化全球化带来了被西方话语同质化的倾向。2003年后，随着萨义德和德里达等著名文论家的去世，外国文学界开始反思他们所提出理论中的成就与不足，回归文本、回归经典成了诸多学者的共识。因此，这一阶段是文学理论繁荣的时期，理论式解读文学作品是其中的重要特点之一。

澳大利亚文学界在这一时期也出现过各种批评学派和理论的争鸣，但远没有中国外国文学界这般“嘈杂”，理论界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民族性”和“普世性”两个重大命题上，即文学评判标准是基于民族性来谈论普世性价值，还是首先以普世性标准来观照民族性问题。事实上，这是澳大利亚文学家和文学评论家一直在纠缠的古老命题，所不同的是，在美英文学理论的冲击下，澳大利亚文学界也对诸如“后殖民文学”、“女性主义”、“移民文学”、“土著文学”和“文化批评”等领域展开了澳大利亚式的探讨，因为“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性别文学”等文论为身为后殖民国家的澳大利亚提供了探究“民族性”和“普世性”问题的新机遇，也为作家反映时代主题、民族主题和世界主题提供了思考。但澳大利亚不是一个盛产文学理论的国家，其文学理论的创新多是美英理论的变异和改良，并逐渐形成了兼容并蓄的风格。如澳大利亚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与美国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存在明显差异，但与加拿大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有诸多相似之处。澳大利亚文学界很少孤立地谈论后殖民主义，更多的是把它与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女性批评结合在一起，企图从杂糅共生中显现不同的见解。这种文学批评范式使其既区别于他国，又使其形成自己的特色，根本原因在于历史传统和现代化进程的迥异以及当代多元文化社会的特质。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澳大利亚文坛出现了后殖民文学、移民文学、女性文学、土著文学等竞相绽放的景象，涌现了一大批多角度反映历史文化遗产和现实生活的作家。如彼得·凯里的《凯利帮真史》（2000年）、《我的生活如同虚构》（2003年）、《偷窃：一个爱情故事》（2006年）、《他的非法自我》（2008年）、《帕瑞特和奥利弗在美国》（2009年）和《眼泪的化学》（2012年），弗兰克·穆尔豪斯的《黑暗的宫殿》（2000年）、《冷光》（2011年），托马斯·基尼利的《贝内特的书》（2000年）、《一个在澳洲的天使》（2002年）、《独裁者的小说》（2003年），伊丽莎白·乔利的《随和的妻子》（1999年）、《天真的绅士》（2001年），亚历克斯·米勒的《石乡之旅》（2002年），默里·贝尔的《书稿》（2008年），蒂姆·温顿的《粗犷音乐》（2001年），迈克尔·怀尔丁的《升起的精灵，造金与换妻：约翰·迪博士和爱德华·凯利爵士的真实历险记》（1999年）、《学术界坚果》（2002年）、《万分惊奇》（2006年）、《国宝》（2007年）、《多余男人》（2009年）、《屡遭警告的囚徒》（2010年）和《魔力》（2011年），杰克·希伯德的剧作《回头的浪子》（2001年）、《伊凡·伊利奇之死》（2003年），戴维·威廉森的剧作《面对面》（1999年）、《了不起的人》（2000年）、《原本好意》（2001年）、《知己》（2002年）、《生育权》（2003年）、《伙伴》（2004年）、《影响》（2005年）等。

受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即运用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成果，重新解读文学经典，或者对文学作品进行的理论式“观照”。虽然澳大利亚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被殖民国家，但由于它曾经是英国的罪犯流放地，存在土著居民遭屠杀和压迫的历史，二战后又深受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澳大利亚具有后殖民国家的属性，而正是这种属性，使得澳大利亚文学作品无法绕开历史性主题，经常纠结于澳大利亚人与英国人、美国人、土著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文学批评者则吸收现当代文艺理论的最新成果，从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多种理论视角，来阐释文学作品背后的政治寓意和美学价值。

在这一阶段出现了20余篇整体性或专题性论述某种题材和主题的文章。内容涉及四个主要方面，其一，土著文化。代表性论著包括王腊宝的《从“被描写”走向自我表现——当代澳大利亚土著短篇小说述评》（《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陈正发的《澳大利亚土著文学创作中的政治》（《外国文学》，2007年第4期），前者“选取澳大利亚土著短篇小说，考察了澳土著民族抵制白人主流文学歧视性地描写土著人民、努力建构民族文学的过程，并从70年代澳土著短篇小说的政治性起源、80年代发展的表现形式以及90年代出现的理论自觉三个方面展开讨论，说明土著短篇小说从被描写到自我表现的过程”。[59]后者认为“纵观澳大利亚土著文学创作，它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其鲜明的政治倾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对白人殖民的斗争、对土著传统文化的坚守以及对话语权的争夺”。[60]两篇文章都从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视角，对土著人身份和政治问题做了有益的探讨。所不同的是王氏以短篇小说为分析对象，而陈氏则聚焦长篇小说，论及多个土著作家作品。其二，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代表性论文有彭青龙的《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当代澳大利亚文学》（《外国语》，2006年第3期）、叶胜年的《当代澳大利亚小说中的殖民主义意义》（《当代外国文学》，2008年第1期）和王晓凌的《当代澳大利亚文学观嬗变》（《安徽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彭氏文章“结合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多视角解读了澳大利亚文坛出现的白人文化、移民文化和土著文化的‘多元文化狂欢’景象，彰显其深植于文本之中的政治隐喻”。[61]他认为：“任何民族文学的发展都需要厚实的历史积淀和悠久的文化传统。虽然近20多年来，澳大利亚白人文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牢牢控制着其国内多元文化话语的主导权，但由于其文化土壤的贫瘠和‘帝国知识暴力的挤压’，代表着澳大利亚主流文化的白人文学在世界文坛中仍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与此同时，在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民族政策的鼓励下，移民文学和土著文学蓬勃发展，但由于长期遭受白人文化的殖民统治和其文化的自身弱点，移民文学和土著文学的历史地位不可能与白人文学同日而语。移民文学长期患有‘思乡’病，既无法摆脱过去，与白人文化融合，又受到土著文化冷落，成了无法落地生根的错位文化。土著文学更是势单力薄，白人文化对它难以认同，移民文化也了无兴趣，土著文学成了多元文化的第四世界。由此看来，澳大利亚各民族都面临‘非殖民化’的共同任务，其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和文化身份的建构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62]这一学术洞见无疑是符合当代澳大利亚文学实际情况的，对于从整体上把握澳大利亚文学的后殖民本质具有参考价值。叶氏文章“分别讨论了殖民主义和民族身份的确认、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种族主义暴力，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影响等，指出殖民主义不仅可以作为一面历史的镜子，折射出澳大利亚社会过去的经历；也可以成为一座丰富的历史矿藏，从中提取各种营养和素材，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和文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63]殖民主义是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内容，叶氏文章从上述四个方面，论证它对澳大利亚文化的影响，有利于人们深刻理解澳大利亚殖民主义历史及对文学发展的作用。王氏文章从“文学观念、作品主题和多元化题材”三个角度历时性地论述了当代澳大利亚文学观的嬗变，文中提出的“都市文学”、“地域文化”特质值得称道，但该论文也许源于篇幅限制，没有全方位展开论述，需要进一步探究。其三，移民文学。代表性论著有叶胜年的《澳大利亚小说中的移民文化视角》（《当代外国文学》，2003年第3期）、王腊宝的《当代澳大利亚旅亚小说》（《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5期）、陈正发的《殖民时期的澳大利亚移民小说》（《安徽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和王丽萍的《华裔澳大利亚文学刍议》（《当代外国文学》，2003年第3期）。虽然这四篇论文都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澳大利亚移民文学，但主题各异，侧重点不同。叶氏文章“通过文本分析，试图勾勒出澳大利亚小说创作中移民文化的独特视角及其特征”[64]，所选文本主要是长篇小说，如《他乡客》和《月光人》等。王氏文章则聚焦当代澳大利亚旅亚小说，通过“考察当代澳大利亚旅亚（短篇）小说中的‘亚洲人’形象，揭示西方传统东方主义话语在当代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延伸”。[65]陈氏文章则把人们的眼光拉回到澳大利亚殖民时期，试图通过“讨论主要作家和主要作品”，论述“该类小说的发生、发展及其特点”。[66]王氏文章则集中探究了华裔澳大利亚小说的困境，认为“近年来悄然崛起的华裔澳大利亚文学虽与欧裔澳洲文学同属移民文学，但作为长期遭受主流社会排斥的在澳华人的代言者，至今仍不得不面对主流社会的猜忌，这种特殊的生存状况使它迥异于欧裔澳洲文学。华裔澳大利亚文学的前途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澳大利亚社会环境的进一步改善”。[67]上述四篇论文折射了移民文学的现状、特点及问题，对于了解澳大利亚移民文化和移民生活有积极意义。其四，女性文学。女性文学是这一时期的研究热点之一，中国学者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发表了许多对单个作家或者作品解读的文章，但整体上论述这一现象的论著仍不多见。代表性的论著有陈正发的《“她们自己的文学”——当代澳大利亚妇女小说述评》（《安徽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向晓红的《澳大利亚妇女小说探源》（《西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马丽萍的《澳大利亚文学中的中国女性文化身份》（《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2期）、王丽萍的《现实婚姻，异性情仇——当代澳大利亚男性作家笔下的两性主题》（《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4期）和方红的《“天使”的颠覆和女性形象的重构——澳大利亚现当代女性主义小说评析》（《苏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陈氏和向氏的文章具有互补性，前者对1970年代以来当代澳大利亚主要女性作家的作品进行了述评，而后者主要讨论了殖民时期的澳大利亚妇女小说的写作动机、写作主题和文学地位。两篇文章分别聚焦不同时期的女性文学，对人们理解澳大利亚妇女小说的历史和现状大有裨益。马氏和王氏文章的视角也不尽相同，前者分析和论述了中国女性形象在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变迁，认为“澳大利亚文学中中国女性形象经历了从缺席到‘他者’，再到女性形象的书写和女性身份的确立这样一个从单一到多元的过程”。[68]后者则分析了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在刻画情爱和家庭主题的不同，强调“当前澳大利亚男性作家对于两性关系主题的兴趣源于他们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创作爱情文学的冲动毫无关系”。[69]虽然马氏和王氏的论文不直接表征女性文学，但她们都运用女性主义的某些理论来解读文学作品，从而折射出女性文学的发展。方氏论文以现当代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为基础，论述了传统女性“天使”形象正在被一步步地被解构，其颠覆的过程也是女性形象重构的过程。她认为“伴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女作家对‘天使’形象的颠覆也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70]方氏是较早论及澳大利亚女性文学创作的学者之一，其对女性主义在澳大利亚文学发展的历时性地评析对于国内学者作相关研究有借鉴作用。上述四个方面的代表性论著，是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文论在文学批评中的反映，体现了中国学者热衷于用文学理论解读和分析澳大利亚文学作品的倾向。

这一时期对当代作家作品的研究进一步增强。除了前文提及的劳森和怀特研究之外，中国学者对彼得·凯里、托马斯·基尼利、蒂姆·温顿、伊丽莎白·乔利、海伦·加纳等作家作品研究也日趋深入，既有理论阐释和文本分析的文章，也有专题性和学术性都很强的书籍，研究角度更加多元化。

劳森研究成果在这一时期较少，人们对其关注的热情在消退。代表性论著主要有五篇，包括陈兵的《约翰·莫里森对劳森传统的超越》（《外国文学》，2003年第3期）、《〈赶牲畜人的妻子〉——评亨利·劳森、默里·贝尔和弗兰克·穆尔豪斯的三篇同名小说》（《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彭桦的《亨利·劳森的创作与澳洲本土文化特色》（《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3期）、张校勤的《试论亨利·劳森的心路历程》（《安徽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和张喆的《从女性主义的视角解读〈赶牲灵人之妻〉》（《世界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四篇文章质量高，视角新。陈氏的两篇论文均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分别对两个作家或者三个作家的同名小说进行了分析和评述，前者比较两个现实主义传统作家约翰·莫里森劳森时，提出了莫里森在主题和写作方法上与劳森的差异，这一洞见无疑是有价值的。后者对三篇不同时代同名小说的比较和观照，既显示了《赶牲畜人的妻子》这一短篇小说在澳大利亚文学史上的重要影响和地位，也反映了对这部作品理解的新视角和新维度。彭氏文章试图从劳森的诗歌、小说和散文创作中，挖掘出澳洲文化的本土特色，论文对诗歌分析较翔实，但对短篇小说分析略显单薄。张校勤的论文“旨在综合劳森的诗作和短篇小说，视其为一个有机的创作整体，并从中挖掘贯穿于其整个作品的心路历程：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最终理想的破灭”。[71]该论著的创新之处在于它反常规地揭示了劳森创作中的现代主义倾向。张喆以女性主义理论来解读劳森短篇小说代表作，不失为一篇视角新颖的文章。

与劳森研究相比，怀特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多。其一，学术专著。先后有三部怀特作品研究的书籍出版，分别是徐凯的《孤寂大陆上的陌生人：帕特里克·怀特小说中的怪异性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年）、陈弘的《走向人性的理想和自由：论帕特里克·怀特小说中的性》（三联书店，2010年）和吴宝康的《论帕特里克·怀特四部小说的悲剧意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年）。由于这三部著作是他们的博士学位论文，因此均有观点清晰、层次分明、文本分析细致和行文流畅的特点。徐氏论著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指出，“怀特作品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他的小说是当时全球性问题的地方性表述。刻骨铭心的异化和孤独感是20世纪的世纪病。但是，由于澳洲特殊的历史、政治、文化和地缘关系，这种失落、异化和孤独在澳洲尤为强烈”。[72]这一观点对于理解怀特作品，尤其是小说人物的怪异性特征有参考价值，同时也使其与澳大利亚民族性格和现代文化联系起来，从而加深了对澳大利亚现代社会的认识。陈氏论著从“性”（Sexuality）这一角度，论述和分析了性、性意识、性身份、性取向对怀特及其作品的影响。黄源深教授在其序言中指出该书“具有突破意义……为怀特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73]吴氏论著“对怀特的《姨妈的故事》、《沃斯》、《活体解剖者》和《特莱庞的爱情》四部小说作了细致深入的文本研究，从现代悲剧的角度，揭示了怀特作品深刻的悲剧精神和悲剧意义”。[74]这三部著作内容不同，视角各异，从某种程度上说，丰富和发展了怀特作家作品研究。其二，期刊论文。除了上述成果之外，国内学者在这一时期还发表了近20篇论文，代表性文章包括吴宝康的《神性的幻灭和悲剧的冲突：〈沃斯〉的悲剧意义初探》（《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姨妈的故事〉：现代人的生存悲剧》（《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徐凯的《作为隐喻的性别含混——论帕特里克·怀特的〈特莱庞的爱情〉》（《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3期）、《怀特研究的歧路与变迁》（《国外文学》，2009年第3期）、《自我中的他者，他者中的自我——论怀特小说中的“二重身”母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帕特里克·怀特小说中的浪漫主义意蕴》（《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陈弘的《论帕特里克·怀特小说中人物的性身份流动性》（《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二十世纪我国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述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王晓凌的《现代派文学与澳大利亚作家怀特》（《外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1期），陈丽慧的《打开心灵的窗户——评心理现实主义在〈人树〉中的运用》（《安徽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邢冠英的《独树一帜的澳大利亚文学家帕特里克·怀特——浅析怀特小说中的“失败”主题的创作根源》（《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杨淑慧的《帕特里克·怀特小说的象征手法探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和庄天赐的《帕特里克·怀特作品的心理叙述手法》（《沈阳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等。从上述文章可以看出，新世纪以来怀特研究成果日趋深入，论及的主题比较广泛，涵盖其小说的悲剧意义、性身份、自我与他者的“二重身”母体、浪漫主义意蕴、心理叙述手法、象征主义手法和失败主题创作根源等方面，论述的深度值得肯定，既有理论阐释，也有文本分析，对于整体上洞悉怀特小说的创作思想和艺术特质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一时期怀特研究成果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进步，但过度集中于解读怀特的某几部小说的不平衡状况依然没有多大改变，《幸福谷》、《生者与死者》、《坚实的曼陀罗》和《树叶圈》则基本上乏人问津，对于他的戏剧作品和短篇小说研究更是一片空白。

如果说劳森和怀特代表的是澳大利亚传统和现代文学的话，彼得·凯里则是澳大利亚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缩影。作为当代澳大利亚文学的领军人物，他因屡获文学大奖而饮誉海内外，包括两次布克奖，两次英联邦作家奖和三次迈尔斯·弗兰克林奖。伴随着其在国际文坛上地位的提高，国内学者对他的研究也呈上升势头，先后出现了学术专著和系列论文。《写回帝国中心——彼得·凯里小说的历史性和文本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和《彼得·凯里小说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是彼得·凯里研究的最新成果，前者是作者彭青龙的英文博士论文，后者是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题成果。该博士论文“以当代澳大利亚文学的发展为背景，以彼得·凯里的作品分析为主线，以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和文化批评为方法，多视角揭示其文化身份建构的历史负荷与现实困境”。[75]通过研读他的五部长篇小说《魔术师》（1985年）、《奥斯卡与露辛达》（1988年）、《杰克·迈格斯》（1997年）、《“凯利帮”真史》（2000年）和《特里斯坦·史密斯不寻常的生活》（1994年），作者发现，“彼得·凯里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深厚历史情结的小说家，其文本所彰显的写回帝国中心的特点，折射出凯里的后殖民主义历史观：重新审视和纠正被殖民者歪曲的历史与文化。彼得·凯里小说里的人物往往是极为孤立的个人，面对强大的社会制度感到无能为力，常落入现实的陷阱而难以自拔，生动地表现了现代人所处的困境。而这种困境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具有广泛性和民族性。彼得·凯里写回帝国中心的过程，是颠覆帝国文本和重建民族文化身份的过程，其实质是争夺话语权和建立‘话语’文本革命。通过重新审视充满谎言和偏见的帝国历史和民族神话，使我们看到了新旧殖民者的残忍与虚伪，同时也看到了澳大利亚人建构其文化身份的历史负荷和现实困境。为了表现文本主题和凸显美学价值，彼得·凯里从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而是熔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为一炉，使其在继承和超越文学传统中相得益彰，遥相呼应。这种兼收并蓄的风格不同于劳森派的现实主义作品，也迥异于怀特派的现代主义小说，但他以其独特的‘杂交’形式建立了自己的自由王国，并开辟了澳大利亚文学的新时代”。[76]《彼得·凯里小说研究》是对其小说的整体研究，内容涵盖他的九部长篇小说和两部短篇小说集，作者试图通过解读他的作品，“论述其文本中蕴含的民族意识、后殖民主义历史观、关注民生的人文精神、社会责任意识和历史使命感以及小说艺术的创新性，揭示其立足文化遗产、重塑民族形象的艺术特质，为中国学者和作家提供借鉴”。[77]这两部著作系统研究了彼得·凯里的文学创作成就，具有学术性和创新性，对于深刻理解澳大利亚历史与文化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此外，彭氏还发表了彼得·凯里研究的论文，包括《〈杰克·迈格斯〉：重写帝国文学》（《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是“丛林强盗”还是“民族英雄”》（《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奥斯卡与露辛达〉：承受历史之重的爱情故事》（《当代外国文学》，2009年第2期）、《写回帝国中心，建构文化身份的彼得·凯里》（《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2期）、《〈特里斯坦·史密斯不寻常的生活〉：“边缘”向“中心”的呐喊》（《国外文学》，2009年第1期）、《〈幸福〉：游离于地狱与天堂之间的澳大利亚人》（《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5期）、《〈我的生活如同虚构〉：一部后现代理论小说》（《外国语文》，2011年第3期）、《论〈税务检察官〉中的人性沉沦与救赎》（《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凯利帮真史〉的“故事”与“话语”》（《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论〈凯利帮真史〉小说中的界面张力》（《外语与外语教学》，2013年第1期）和《魔术师的谎言与牢笼》（《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等。这一时期其他学者研究彼得·凯里作品的论文较少，值得一提的是张明的《“新派”先锋彼得·凯里——评澳大利亚作家彼得·凯里的小说创作》（《外国文学》，2001年第4期）。该论文认为他是“最具后现代性的小说家。他的作品借物托情，针砭时弊；他的小说风格淡雅，含义隽永；他的故事冷峻而幽默，欢快而感伤；他常把历史和幻想糅合，表现形式新颖多变，在当代澳大利亚文学中独具一格”。[78]这一观点与黄源深的《澳大利亚文学史》中有关彼得·凯里小说艺术的论述基本一致。

与彼得·凯里一样，这一时期国内对伊丽莎白·乔利的研究也日益增多，但成果相对集中。文献显示，胡爱舫是国内研究乔利较早的学者之一，其《澳大利亚二十年来的乔莉小说研究》（《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3期）一文总结和归纳了澳大利亚国内乔利研究的特点。梁忠贤是对伊丽莎白·乔利研究最突出的学者之一，出版了她的博士论文《边缘与中心之间：伊丽莎白·乔利作品的符号意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并发表了不少有见地的文章。该博士论文“以文化符号学的方法阐释了乔利小说中边缘符号所蕴涵的深刻意义，揭示了作家隐藏在故事背后的主张，即超越二元框架之外的多元化融合，创造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空间。通过意义分析，作者成功地划分了乔利作品的不同创作阶段，解决了多年以来一直困惑评论家的一大难题，为乔利作品研究提供了新视角”。[79]在她发表的乔利作品研究的论文中，代表性的论著包括《“生存”的符号意义——评伊丽莎白·乔利〈克莱蒙特大街的报纸〉》（《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疯癫在小说〈牛奶与蜂蜜〉中的文化符号意义》（《外语学刊》，2006年第3期）、《伊丽莎白·乔利人格符号意义解读》（《外国语》，2007年第4期）、《澳大利亚小说〈牛奶与蜂蜜〉中边缘人物形象分析》（《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2期）、《权力阴影下沉默的符号意义——析〈斯可比先生的谜语〉》（《当代外国文学》，2006年第4期）、《伊丽莎白·乔利小说的边缘意识》（《当代外国文学》，2009年第4期）和《书写她的痛——评〈有所作为的生命：伊丽莎白·乔利传记〉》（《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6期）等。纵观梁氏研究成果，人们发现，她善于从符号学、后殖民主义、福柯的权利话语理论和女性主义等角度，解读伊丽莎白·乔利的小说所蕴含的政治意义、文化意义和美学价值，并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特色。

另两位澳大利亚知名作家托马斯·基尼利和海伦·加纳的作品也在中国引起了关注。就基尼利研究而言，代表性论著有周小进的博士论文《从滞定到流动：托马斯·基尼利小说中的身份主题》（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9年）、《污名、假想敌与民族身份——论托马斯·基尼利小说中的土著人形象与澳大利亚民族身份》（《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2期）和《澳大利亚文坛对基尼利的接受与批评》（《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这三项研究成果属于整体性或者综合性学术论著。博士论文通过研读基尼利的多部小说，如《招来云雀和英雄》（Brings Larks and Heroes，1967年）、《吉米·布莱克史密斯之歌》（The Chant of Jimmie Blacksmith，1972年）、《辛德勒的方舟》（Schindler’s Ark，1982年）等，探求他风格多变、题材各异背后所贯穿的核心思想：民族身份。该论文“不但内容扎实，而且英语语言表达也更加老到，形成了一种朴实简练的个人风格（序言）”。[80]另外两篇期刊文章有显著不同，分别属于作家创作思想研究和学术研究两个范畴。前者“从‘污名’和‘假想敌’入手，分析基尼利小说中的土著人形象，旨在进一步透视澳大利亚历史上白人殖民者的文化殖民心态及其在澳大利亚民族身份建构上的反映”。[81]后者则从“‘捧’、‘批’和‘冷落’三个阶段”论述了澳大利亚文坛对基尼利的接受与批评。[82]就加纳研究而言，代表性论著包括方红的《〈孩子们的小屋〉：一部女性主义小说》（《当代外国文学》，2002年第1期）、朱晓映的《〈毒瘾难戒〉的女性主义解读》（《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2期）、《复调的呈现——〈孩子们的巴赫〉中的人物关系解析》（《当代外国文学》，2008年第6期）和康晓秋的《论海伦·嘉纳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的后现代转向》（《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方氏是国内第一位专门论述加纳作品的学者，她在分析文本后得出结论，“围绕音乐所展开的斗争，本质是女性争取自主权的斗争”。[83]朱氏文章则认为“小说的道德主题与音乐融合在一起，复调式地展现了多个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传达了后现代时期多元、宽容与和谐为主流的价值理念”。[84]虽然两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解读了《孩子们的巴赫》小说（方氏对小说名有误译），但都认为这是奠定加纳女性主义作家地位的代表作之一。康氏论文没有聚焦加纳的单一作品，而是把她的文学创作放在一个更大的语境下，历时性地论述了她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转向，肯定了她“在突破传统、建构女性话语和新的两性关系方面所作出的大胆尝试”。[85]有趣的是，上述四篇代表论著都把加纳贴上了女性主义作家的标签，朱晓映的博士论文《从越界到超然：海伦·加纳的女性主义写作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更是就此展开了系统论述。

其他澳大利亚当代作家作品也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他们中既有白人主流作家，如戴维·福斯特、戴维·马洛夫、蒂姆·温顿、彼得·柯根等，也有女性作家，如凯特·格伦维尔、德鲁希拉·莫杰斯卡、葛兰达·亚当斯等，还有移民作家和土著作家，如布赖恩·卡斯特罗、欧阳昱、贝丝·雅普、凯斯·沃克、多丽丝·皮金顿、阿莱克西斯·莱特等。代表性论文有叶胜年的《〈月光人〉中“死亡”和“雨虹”意象之解析》（《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3期）、朱蕴轶的《走出异化的阴影，寻找迷失的自我——戴维·马洛夫早期小说主题探析》（《当代外国文学》，2003年第3期）、孔一蕾的《沉默背后的交际意图——析〈忆起了巴比伦〉》（《当代外国文学》，2012年第3期）、詹春娟的《颠覆背后的含混——论温顿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当代外国文学》，2012年第3期）、徐在中的《平淡之中显大义——解读蒂姆·温顿〈云街〉的“和解”主题》（《当代外国文学》，2010年第2期）、李锋的《非理性的光辉，疯癫中的诗意——对小说〈治疗〉和〈痊愈〉的福柯式解读》（《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2期）、王丽萍的《评凯特·格伦维尔的新历史小说》（《当代外国文学》，2011年第4期）、黄洁的《〈波比〉：一部后激进女权主义的人生写作》（《外国文学》，2012年第6期）、马惠琴的《穿越权力的空间——论葛兰达·亚当斯的政治寓言小说〈强人竞技会〉》（《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3期）、詹春娟的《历史与现实的对话——论〈漂泊者〉的复调艺术特色》（《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1期）、马丽莉的《身份与创造力：解读布来恩·卡斯特的〈中国之后〉》（《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4期）、王腊宝等的《“王者归来”——评欧阳昱小说〈东坡纪事〉中的反家园意识》（《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张琼的《神秘的符咒——关于澳大利亚小说〈鳄鱼的愤怒〉》（《外国文学》，2003年第1期）、曹萍的《澳大利亚土著文学的开山作——〈我们要走了〉》（《当代外国文学》，2001年第1期）、武竞的《当代澳大利亚土著文学的新思考：阿莱克希思·莱特和她的〈卡奔塔利亚湾〉》（《理论界》，2011年第11期）、张海榕等的《〈慢慢回家路〉的互文性解读》（《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年第4期）。尽管对上述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只有一两篇代表性学术论文，且大多从小说与社会、小说与意识形态、少数族话语与身份、两性权力等角度解读文学艺术，但基本上体现了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的特色。

除了作家作品研究之外，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可圈可点的理论性研究文章。众所周知，与英美相比，澳大利亚文学界推崇实用文学批评，而在文学理论则建树不多。受此影响，国内学者也很少进行源于澳大利亚的文学理论批评研究。但近年来，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数量不多但值得肯定的理论探讨的文章。代表性的论文有王腊宝的《帕特里克·怀特与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当代外国文学》，2010年第4期），李震红的《G.A.维尔克斯论澳大利亚民族文化》（《国外文学》，2012年第4期），佘军的《A.G.斯蒂芬斯：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奠基人》（《苏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A.D.霍普的诗歌批评思想与澳大利亚文学经典构建》（《当代外国文学》，2010年第1期），孔一蕾的《越界的黑天鹅——评一起重大的澳大利亚文学事件》（《外国文学》，2010年第6期），陈振娇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家：多萝西·格林》（《安徽理工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杨保林等的《詹姆斯·麦考利：澳大利亚新古典主义文学的先驱》（《西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徐德林的《被屏／蔽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国外文学》，2012年第4期）和叶胜年的《澳大利亚左翼文学》（《译林》，2004年第5期）等。在上述9篇文章中，有7篇涉及文学理论批评，它们都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澳大利亚文学的批评传统》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分别论述了重要文学家在海内外的接受度、文学批评家的思想以及重要文学事件对澳大利亚文学发展的影响等。其中王氏文章观点清晰，理论价值大，系统地分析了帕特里克·怀特在澳大利亚文学界和批评界的争论，厘清了国内学界对怀特文学批评的混沌认识。他认为，“批评界对怀特的不满从一开始就与澳大利亚左翼批评不无关系，而80年代之后兴起的文化研究以一种崭新的视角延续了这种左翼批评，但与早期的澳大利亚左翼批评不同的是，当代澳大利亚批评中的文化研究以及90年代崛起的文化体制史研究主张开放经典，所以对以怀特为代表的澳大利亚核心经典提出了批评，这些批评既有关于怀特创作本身的，更有针对上世纪中叶推动怀特经典化的‘新批评’及其他相关文化体制的，在当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中，这些批评代表了一种新的‘左翼’激进声音，至90年代中叶，这种声音与保守派之间形成了尖锐对立和‘文化战争’，在澳大利亚的‘文化战争’中，怀特成了双方争夺文化话语权的重要战场”。[86]这一洞见无疑是有理据和深刻的，尤其是将怀特文学批评与文化体制史研究联系起来加以论述，使人们看清楚了争论的本质。无独有偶，叶氏也在其文章中论述了左翼文学，但文章更多地梳理了左翼文学产生的发生根源、发展进程、重要作家作品及其在澳大利亚文学史中的地位。这两篇文章有一定的互补性，前者是个体作家的批评史视角，后者则是群体的文学史视角。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徐氏有关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文章，该论文把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放在全球“文化研究帝国”谱系构建的高度，从“虚假的英国性”和“遮蔽下的复杂性”两个方面，重新审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在“‘三A轴心’文化研究帝国”中的特殊性质和功能。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等具有实体性质的文化研究机构的消失，文化研究史书写中出现了一种‘去中心化’趋势，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因此屏显在了‘三A轴心’帝国之中，联袂英国文化研究、美国文化研究，合力支配全球文化研究。表面上，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获得了与英国文化研究、美国文化研究大致相同的能见度，但实际上，它所得到的是一种与遮蔽并存的屏显——屏／蔽”。[87]这一观点对于理解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学科定位及在文化研究帝国理论散播中作用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透彻理解西方文本化文化研究帝国的实质有重要学术价值。

伴随着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学术繁荣，澳籍作家作品的译介也进入了新的阶段。据不完全统计，自1999年至今，共有三类58部文学类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其一，经典重译。2008年，译林出版社推出曾胡的修订版《荆棘鸟》，该书在中文版权引进后多次重印，经久不衰。2002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推出了亨利·劳森的短篇小说集《叼炸药的狗》（朱宾忠译）。一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推出同名小说集《上了炸药的狗》（施咸荣等译）。虽然两者选材一致，但风格迥异。2009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帕特里克·怀特的诺奖小说《风暴眼》（朱炯强等译）。201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彼得·凯里的布克奖小说《奥斯卡与露辛达》，这两部小说之前都有译本。其二，小说译丛。2010年6月至10月，上海译文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除两部小说之外，其余8本小说均为迈尔斯·弗兰克林奖的获奖作品，“十位作家都是澳大利亚的一流小说家……代表了当代澳大利亚小说的不同流派、主题、题材和风格”[88]（黄源深，“前言”第3页）。他们分别是彼得·凯里的《杰克·迈格斯》（彭青龙译）、托马斯·基尼利的《三呼圣灵》（周小进译）、蒂姆·温顿的《浅滩》（黄源深译）、克里斯托弗·科契的《通往战争的公路》（司耀龙译）、戴维·马洛夫的《伟大的世界》（龙毛忠译）、西娅·阿斯特利的《旱土》（徐凯、王慧译）、伊丽莎白·乔利的《井》（邹囡囡译）、弗兰克·穆尔豪斯的《黑暗的宫殿》（揭薇、章韬译）、布赖恩·卡斯特罗的《上海舞》（王光林译）与阿尔奇·韦勒的《狗的风光日子》（周小进译）。其三，畅销书。主要包括凯特·莫顿的家族小说《被遗忘的花园》（廖素珊译，南海出版社，2011年）、莫里斯·格雷兹蒙的战争小说《往事》（恒殊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格列高利·罗伯茨的黑帮小说《项塔兰》（黄中宪译，华文出版社，2012年）、考琳·麦卡洛的悬疑小说《遍地凶案》（孔庆华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等。

在这一时期，为澳大利亚小说译介做出突出贡献的译者当推李尧，他先后翻译了的尼格拉斯·周思的长篇小说《红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克姆·斯科特的《心中的明天》（重庆出版社，2003年）、彼得·凯里的《亡命天涯》（作家出版社，2010年）、考琳·麦卡洛的《摩根的旅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马拉·莫斯特芬恩《哈尔滨档案》（中华书局，2008年）、艾利克斯·赖特的《卡彭塔利亚湾》、亚历克斯·米勒的《别了，那道风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等文学作品。其他译著还包括彼得·凯里的《偷窃：一个爱情故事》（张建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盖尔·琼斯的《六十盏灯》（庄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托马斯·基尼利的《辛德勒的名单》（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和默里·贝尔的《桉树》（陆殷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等。澳大利亚短篇小说和诗歌的译作主要发表在各种文学类的杂志上，如《外国文艺》、《世界文学》和《译林》等。

繁荣时期的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具体表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研究范围更加广泛并呈现多元的态势。就广泛性而言，既有对现实主义作家亨利·劳森的研究，也有对现代主义文学巨匠帕特里克·怀特的研究，还有对后现代主义作家彼得·凯里、弗兰克·穆尔豪斯、戴维·马洛夫等的研究；就多元化而言，既有对白人文学的研究，也有对移民文学、女性文学和土著文学的研究。尽管白人作家的作品依然占据主流地位，但中国学者对移民文学、女性文学、土著文学的研究热情日益增长，成果也日益增多。

第二，研究内容更加深入、细致和系统。除了前文提到的有关帕特里克·怀特、彼得·凯里、伊丽莎白·乔利、海伦·加纳、托马斯·基尼利小说的学术专著之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叶胜年著的《殖民主义批评：澳大利亚小说的历史文化印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杨永春著的《当代澳大利亚土著文学中的身份主题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何建芬著的《澳大利亚二战军人传承的民族精神之研究：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太平洋丛林战和战俘》（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向晓红著的《澳大利亚妇女小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刘建喜著的《从对立到糅合：当代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华人身份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马丽莉著的《冲突与契合：澳大利亚文学中的中国妇女形象》（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与王光林的《错位与超越——美、澳华裔英语作家的文化认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等，这些单个作家的学术专著，是中国年轻学者系统研究澳大利亚当代文学的最新成果，它们不仅有抽象的理论阐述，而且有细致的文本分析和解读，对于深入了解澳大利亚文学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本阶段还出现了普及型的文学史、文学批评专著，如黄源深与彭青龙合著的《澳大利亚文学简史》（2006年）、陈弘等著的《澳大利亚文学评论》（2006年）等。

第三，研究方法和视角更加多样。与老一辈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学者相比，年轻一代的学者不像他们那么注重文本细读，从文学作品本身解读其内容和形式的艺术特质，而是更多地从各种文学理论的角度来分析和阐释文本意义。文学理论既是对文学领域的基本问题，如作家、作者、读者和文本的关系，提出鉴定并分析的一般原则和标准，也是一种文学批评的方法和视角。形式主义、新批评、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无不为理解和分析文学作品提供了新方法。就澳大利亚文学研究而言，这一阶段的中国学者善于运用近年来涌现的文学理论，如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和女性主义等来评析文学作品。如对于澳大利亚移民文学、土著文学，研究者多从新旧文化冲突与融合、身份危机、性别政治、生存错位、族裔话语等角度来论述作品的社会学意义和美学价值，这种多元化的视角丰富了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方法和文学作品本身的思想内涵。

第四，研究主体更加年轻。从发表的成果来，活跃在这一时期澳大利亚文学研究领域的是新生代的年轻学者。他们中的多数经过了严格的学术训练，拥有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博士学位，是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彭青龙、王腊宝、梁中贤、徐凯、吴宝康、朱晓映、周小进、杨永春、何建芬、刘建喜、陈弘、马丽莉等不仅出版了他们研究澳大利亚文学的博士论文，而且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的文章。其中彭青龙、王腊宝、梁中贤、徐凯还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奠定了他们在澳大利亚文学研究领域的地位。研究主体的年轻化和专业化是这一阶段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繁荣的关键。

第五，研究载体更加专业化。学术杂志是文学研究成果发表的重要平台，发表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成果的杂志在呈现多样化的同时，高水平的代表性论文多发表在人文社科科学来源期刊专业化杂志上，其中《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国外文学》、《外国文学评论》和《外国文学研究》成为这些成果的重要载体，其次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苏州大学学报》、《安徽大学学报》和《西华大学学报》等大学学报。

这一阶段的澳大利文学研究还存在如下不足：其一，文学体裁研究不均衡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多数中国学者依然对澳大利亚现当代小说情有独钟，而对诗歌和戏剧却研究较少。据不完全调查，这一时期论及诗歌和戏剧的高水平论著只有寥寥几篇，主要是徐特辉等的《澳大利亚殖民地时期的诗歌述评》（《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陈正发的《殖民时期的澳大利亚诗歌》（《安徽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肯尼斯·斯莱塞的诗歌世界》（《外国文学》，2009年第1期）、《“我们的应用诗歌大师”——布鲁斯·道与他的几首名诗》（《外国文学》，2011年第5期），徐蕾的《寻根：杰夫·佩吉与当代澳洲诗坛的嬗变》（《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2期），刘蓓的《关于“地方”的生态诗歌——马克·特莱蒂内克作品解读》（《外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1期），而剧作家作品研究几乎没有质量上乘的论著。这种局面主要与当下重视小说而轻视诗歌和戏剧的大环境有关，也与澳大利亚诗歌、戏剧国内外的接受和影响不无关系。其二，对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居多，对之前的作家作品研究较少。即使在现当代作家中，也主要集中在帕特里克·怀特、彼得·凯里、伊丽莎白·乔利等几个白人主流作家身上，而对于很多移民作家和土著作家的关注度远远不够。虽然上述不足是澳大利亚文学研究过程中的问题，其成就远远超过存在的薄弱环节，但这些不足需要引起学界的重视。

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繁荣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是与内外部环境分不开的，既包括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也包括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大环境，还有研究者个人学术志趣的内在推动，这几方面的因素推动着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繁荣和进一步深化。“其外部原因是澳中关系不断改善，两国文化交往空前密切，一个重要标志是澳大利亚学者和作家频繁来华，或参加澳大利亚文学国际研讨会，或直接与读者见面介绍自己的作品，或成为大学驻校作家，讲授澳大利亚文学。其内部原因是多所大学积极开设澳大利亚文学博士课程，派遣多批学者，赴澳从事短期研究。经过几年的努力，已培养出了一批专攻澳大利亚文学的年轻学者，成为当前我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中坚。他们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结合博士论文的撰写，对某一作家进行专题研究，利用学术交流的机会，赴澳进行田野调查，采访研究对象，掌握第一手资料，运用现当代文学理论，对所研究的作家进行透辟的分析，写出较有深度的研究专著，从而把‘散漫型’的研究导入‘集中型’，使我国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向‘深化’发展。”[89]

作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经历了解冻、起步、发展和繁荣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由于国内外条件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特点。回顾这60多年所走过的路程，既有解冻和起步阶段的艰难和辛酸，也有发展和繁荣时期的欣喜和自豪。纵向地看，在黄源深、胡文仲、马祖毅等老一辈知名学者的引领下，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成果从无到有，从散漫到集中，显示出良好的进一步发展前景。研究队伍也从个体单打独斗发展到学术共同体的集体“作战”，一批具有较强文学理论知识，熟悉澳大利亚文学文化的中青年学者逐渐成为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中坚，他们中的有些人如彭青龙、王腊宝、梁中贤等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某一领域的“专家”，他们既能独当一面，又有团队合作精神，并开始为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培养更年轻的后备人才。从纵向来看，尽管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发表了一批有创见和影响力的论文，出版了高质量的作家作品研究学术专著，但其本身仍存在文学体裁研究不平衡和理论创新滞后的不足。与国内英美文学研究相比，澳大利亚文学研究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仍然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这种局面的形成固然与英国、美国的强势文化地位不无关系，但是作为世界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澳大利亚文学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值得中国学者花大气力去研究，从而为中国文学创作提供借鉴。

注释：

[1]　曹靖华：《澳共推荐司杜华的〈土著居民〉进步作家创刊〈现实主义作家〉》，载《世界文学》，1960年第9期，第149页。

[2]　曹靖华：《澳大利亚作家弗兰克·哈代的近作〈艰苦的道路〉问世》，载《世界文学》，1961年第10期，第123页。

[3]　曹靖华：《普里查德短篇小说集〈恩古拉〉》，载《世界文学》，1959年第8期，第165页。

[4]　曹靖华：《弗兰克·哈代的新作〈赛马彩票〉》，载《世界文学》，1959年第3期，第168页。

[5]　曹靖华：《澳大利亚玛丽·吉尔摩文学奖金揭晓》，载《世界文学》，1961年第2期，第122页。

[6]　曹靖华：《澳大利亚人民的道路》，载《世界文学》，1960年第1期，第167页。

[7]　曹靖华：《澳大利亚作家发表声明抗议政府修改刑事法》，载《世界文学》，1962年第4期，第122页。

[8]　曹靖华：《“玛丽·吉尔摩夫人”奖金揭晓》，载《世界文学》，1959年第8期，第171页。

[9]　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编：《1949—1979翻译出版外国古典文学著作目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87页。

[10]　〔澳〕凡斯·帕尔茂：《短篇小说两篇：鱼》，章甦译，载《世界文学》，1963年第4期，第68页。

[11]　奇青：《澳大利亚人民的道路》，载《世界文学》，1960年第1期，第167页。

[12]　《世界文学》，世界文学社，1962年6月，第37页。

[13]　彭青龙：《彼得·凯里小说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总序”（黄源深），第2页。

[14]　《世界文学》，世界文学社，1962年6月，第37页。

[15]　《世界文学》，世界文学社，1961年6月，第124页。

[16]　Wenzhong Hu，A survey of Chinese translation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Australian Literary Studies，No.2，1989.

[17]　〔澳〕约翰·麦克拉伦、沙江：《我们文学中现实的形象——兼论派特里克·怀特的作品（节选）》，载《外国文学》，1980年第4期，第27页。

[18]　胡文仲：《悉尼来信》，载《外国文学》，1980年第4期，第79页。

[19]　胡文仲：《澳大利亚文学论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

[20]　王佐良：《澳洲盛节当场观》，载《外国文学》，1980年第4期，第1页。

[21]　张晓文：《中国第一届澳大利亚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召开》，载《外语教学与研究》，1988年第2期，第23页。

[22]　黄源深：《对话西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

[23]　胡文仲：《穆尔豪斯其人》，载《外国文学》，1994年第6期，第24页。

[24]　刘振宁：《论澳洲文学史上的劳森—帕尔默时代》，载《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科版），1997年第1期，第57页。

[25]　黄源深：《对话西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46页。

[26]　胡文仲：《从怀特书信中了解怀特》，载《外国文学》，1996年第6期，第3页。

[27]　倪卫红：《走出生命的局限——评帕特里克·怀特的〈探险家沃斯〉》，载《外国文学》，1992年第4期，第17页。

[28]　高秀芹：《人类灵魂的解剖师——怀特及其〈风暴眼〉》，载《外国文学》，1994年第6期，第36页。

[29]　王培根：《〈乘战车的人〉中的意识流》，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第82页。

[30]　刘丽君：《评帕特里克·怀特的〈风暴眼〉》，载《汕头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第24页。

[31]　叶胜年：《风格和主题：彼得·凯里小说刍议》，载《外国文学》，1992年第4期，第91页。

[32]　叶胜年：《戴维·爱尔兰的新小说》，载《外国文学》，1993年第5期，第81页。

[33]　叶继宗：《灵与肉的搏斗——谈〈荆棘鸟〉中拉夫尔神父》，载《外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2期，第30页。(www.daowen.com)

[34]　陈素萍、罗世平：《死亡、再生、母亲——浅析〈死水潭的比尔〉中的象征意义》，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第62页。

[35]　甘德瑞、胡文仲：《澳大利亚戏剧的最新趋向》，载《外国文学》，1992年第4期，第4页。

[36]　葛启国：《澳大利亚戏剧初探》，载《安徽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第53页。

[37]　黄源深：《澳大利亚现代主义文学为何姗姗来迟》，载《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2期，第58页。

[38]　叶胜年：《多彩的拼贴画：近年澳大利亚小说述评》，载《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4期，第125页。

[39]　王培根：《试析澳大利亚文学的历史演进》，载《南开学报》，1994年第6期，第73—76页。

[40]　王晓凌：《澳大利亚长篇小说面面观》，载《安徽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第42页。

[41]　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论》，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42]　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论》，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43]　江宁康、白云：《当前外国文学研究现状分析》，载《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第3期，第145页。

[44]　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94页。

[45]　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94页。

[46]　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94页。

[47]　陈正发：《当代澳大利亚短篇小说三十年发展概述》，载《安徽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第79页。

[48]　刘丽君：《澳大利亚的新派小说》，载《汕头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第60页。

[49]　朱丽安·克罗夫特：《对现代主义的反响，1915—1965》，载《新澳大利亚文学史》，企鹅出版社1988年版，第409—417页。

[50]　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页。

[51]　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页。

[52]　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页。

[53]　科林·德罗里克：《劳森评价》，安格斯·罗伯逊出版社1972年版，第242页。

[54]　陈正发：《劳森简朴的背后》，载《外国文学研究》，1995年第3期，第102页。

[55]　丹尼斯·卡罗尔：《当代澳大利亚戏剧1909—1982》，彼得·朗出版社1985年版，第109页。

[56]　黄源深：《对话西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56页。

[57]　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91页。

[58]　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91页。

[59]　王腊宝：《从“被描写”走向自我表现——当代澳大利亚土著短篇小说述评》，载《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第133页。

[60]　陈正发：《澳大利亚土著文学创作中的政治》，载《外国文学》，2007年第4期，第58页。

[61]　彭青龙：《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当代澳大利亚文学》，载《外国语》，2006年第3期，第59页。

[62]　彭青龙：《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当代澳大利亚文学》，载《外国语》，2006年第3期，第67页。

[63]　叶胜年：《当代澳大利亚小说中的殖民主义意义》，载《当代外国文学》，2008年第1期，第91页。

[64]　叶胜年：《澳大利亚小说中的移民文化视角》，载《当代外国文学》，2003年第3期，第115页。

[65]　王腊宝：《当代澳大利亚旅亚小说》，载《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7页。

[66]　陈正发：《殖民时期的澳大利亚移民小说》，载《安徽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第53页。

[67]　王丽萍：《华裔澳大利亚文学刍议》，载《当代外国文学》，2003年第3期，第120页。

[68]　马丽萍：《澳大利亚文学中的中国女性文化身份》，载《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2期，第112页。

[69]　王丽萍：《现实婚姻，异性情仇——当代澳大利亚男性作家笔下的两性主题》，载《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4期，第126页。

[70]　方红：《“天使”的颠覆和女性形象的重构——澳大利亚现当代女性主义小说评析》，载《苏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第83页。

[71]　张校勤：《试论亨利·劳森的心路历程》，载《安徽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第106页。

[72]　徐凯：《孤寂大陆上的陌生人：帕特里克·怀特小说中的怪异性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73]　陈弘：《走向人性的理想和自由：论帕特里克·怀特小说中的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

[74]　吴宝康：《论帕特里克·怀特四部小说的悲剧意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75]　彭青龙：《写回帝国中心——彼得·凯里小说的历史性和文本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76]　彭青龙：《写回帝国中心——彼得·凯里小说的历史性和文本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77]　彭青龙：《彼得·凯里小说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78]　张明：《“新派”先锋彼得·凯里——评澳大利亚作家彼得·凯里的小说创作》，载《外国文学》，2001年第4期，第16页。

[79]　梁忠贤：《边缘与中心之间：伊丽莎白·乔利作品的符号意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封底。

[80]　周小进：《从滞定到流动：托马斯·基尼利小说中的身份主题》，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81]　周小进：《污名、假想敌与民族身份——论托马斯·基尼利小说中的土著人形象与澳大利亚民族身份》，载《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2期，第94页。

[82]　周小进：《澳大利亚文坛对基尼利的接受与批评》，载《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第146页。

[83]　方红：《〈孩子们的小屋〉：一部女性主义小说》，载《当代外国文学》，2002年第1期，第129页。

[84]　朱晓映：《复调的呈现——〈孩子们的巴赫〉中的人物关系解析》，载《当代外国文学》，2008年第6期，第114页。

[85]　康晓秋：《论海伦·嘉纳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的后现代转向》，载《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1年第5期，第77页。

[86]　王腊宝：《帕特里克·怀特与澳大利亚文学批评》，载《当代外国文学》，2010年第4期，第24页。

[87]　徐德林：《被屏／蔽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载《国外文学》，2012年第4期，第56页。

[88]　〔澳〕彼得·凯里：《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彭青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89]　彭青龙：《彼得·凯里小说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