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阶段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时期，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与国外的文化交流进一步深入，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也逐渐步入了发展时期，具体表现在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在国内高校开始建立，论文和专著的数量和质量有大幅提高，高级别的研讨会陆续在全国范围内召开，澳大利亚文学课程开始在高校开设，个别学校甚至开始招收澳大利亚文学方向的研究生，为研究澳大利亚文学培养后备力量。

继1983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在国内建立第一个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之后，华东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苏州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先后成立澳大利亚研究中心。这些研究中心除了继续从事文学研究之外，还将其领域延伸至政治、经济、外交、文化、贸易、法律等方面。同时，利用这些平台开展各种学术交流活动。1989—1998年间，先后在厦门、上海、合肥等地举办了5届澳大利亚研究国际研讨会，会议规模由当初的二三十人发展到后来的近百人，其学术影响日益扩大，中澳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增强。

伴随着两国文化交流的展开，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步入较快发展的轨道。具体表现在发表的论文和专著日益增多，研究的内容日益广泛和深入。就文学体裁而言，有关澳大利亚小说的论文居多。在短篇小说方面，整体论和作家作品专题论的论著不断涌现。整体论代表性文章有黄源深的《澳大利亚短篇小说的发展走向》（《环球文学》，1989年第2期），认为澳大利亚短篇小说“由一开始的外来型（欧洲短篇小说模式）过渡到本土型（澳大利亚现实主义小说模式），当今复又转向外来型（国际短篇小说模式）。但第三阶段并非第一阶段的简单重复，而是向更高层次发展。此外，整个短篇小说发展史上出现了两次高峰，一次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另一次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22]该论文是这一时期系统论述澳大利亚短篇小说“演化轨迹”的重要成果，对于整体了解澳大利亚短篇小说发展史有学术参考价值。胡文仲的《澳大利亚短篇小说琐谈》（《外国文学》，1990年第3期），提纲挈领地论及亨利·劳森短篇小说的故事和表现手法、怀特现代派小说反传统小说对新派小说所起的作用等，文章虽短，但反映了澳大利亚传统派、怀特派和新派小说艺术的异质性。刘丽君的《澳大利亚的新派小说》（《汕头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概括论述了新派小说与其他流派小说的关系。陈正发的《当代澳大利亚短篇小说三十年发展概述》（《安徽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采用宏观视角，重点论述了1960年代至1990年代澳大利亚短篇小说的嬗变，尤其是新派小说与传统派小说在写作手法上的不同。四篇文章各有侧重，勾勒出了澳大利亚短篇小说发展脉络和阶段性艺术特征。专题论的主要论文有刘丽君的《亨利·劳森及其作品的表现手法》（《汕头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刘振宁的《澳大利亚民族文学奠基人——亨利·劳森》（《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左岩的《亨利·劳森和他的短篇小说》（《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陈正发的《劳森简朴的背后》（《外国文学研究》，1995年第2期）、周俐玲的《试论亨利·劳森的文学观》（《湖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五篇论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亨利·劳森的创作道路、文学思想和艺术风格。胡文仲的《穆尔豪斯其人》（《外国文学》，1994年第6期）是一篇短小精悍的文章，勾勒出短篇小说家穆尔豪斯的短篇小说创作主题和间断叙述技巧，认为“在题材方面穆尔豪斯与善于写丛林情调的传统作家迥异，他的目光集中于城市，特别是城市的知识阶层和年轻人。穆氏笔触所及不乏对于澳大利亚各种社会问题的评论。在写作手法上不如其他巴尔曼作家（彼得·凯瑞、莫里斯·陆瑞）那样创新”。[23]刘振宁的《论澳洲文学史上的劳森—帕尔默时代》（《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初步探索了该时代产生的背景、基本特征及其历史影响等问题”。[24]陈兵的《澳大利亚短篇小说的杰出代表——试论约翰·莫里森及其作品》（《安徽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探究了短篇小说家莫里森的创作艺术和历史地位。陈涤非和欧阳佳凤的《彼得·凯里与〈奥斯维辛玫瑰〉》（《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分析和论述了短篇小说家彼得·凯里在《奥斯维辛玫瑰》中的魔幻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姜岳斌的《昆士兰北部乡间生活的风俗漫画——试论麦克尔·理查兹的三篇短篇小说》（《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从叙述语言、地方化的人物对白和环境描写等方面论述了理查兹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

在长篇小说方面，主要论文有黄源深的《澳洲文学史上的“怀特时代”》（《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6期），认为“澳大利亚文学史上确乎存在着一个‘怀特时代’，并且对澳洲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25]论文系统论述了时代产生的背景、基本特征和它在整个澳洲文学上的地位。胡文仲的《忆怀特》（《外国文学》，1992年第4期），追忆了作者与怀特的交往经历和友情，“怀特的成就与不足”（《外国文学》，1992年第2期），论述了怀特的文学成就和存在的争议，同时也对《怀特传》进行了评价。《从怀特书信中了解怀特》（《外国文学》, 1996年第6期），“在所有澳大利亚作家中，数帕特里克·怀特的作品在中国翻译得最多”[26]，文章论述了怀特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情况。倪卫红的《走出生命的局限——评帕特里克·怀特的〈探险家沃斯〉》（《外国文学》，1992年第4期）解读了小说的深刻意蕴——澳大利亚人沃斯的探险意义“在于人对自我的重新认识”。[27]朱炯强的《怀特获诺贝尔文学奖前后》（《外国文学动态》，1994年第3期）讲述了怀特获诺奖前后的故事和社会各界反响。高秀芹的《人类灵魂的解剖师——怀特及其〈风暴眼〉》（《外国文学》，1994年第6期）论述了怀特的文学创作及《风暴眼》所展示的现代派写作手法，即通过描写“人物的偶然行为，来挖掘出埋藏在人们心灵深处的潜意识，从而深刻而真实地刻画出人的存在和本性”。[28]张校勤的《敬神者还是渎神者——论怀特小说〈人树〉中主人公斯坦·帕克的宗教信仰》（《华东理工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通过文本分析，回答了学界对《人树》这部小说的争论。王培根的《〈乘战车的人〉中的意识流》（《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和《书为心画、言为心声——评怀特和他的〈乘战车的人〉》（《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6期）。前者进一步探究了帕特里克·怀特“熠熠闪光的叙事艺术——意识流的创作方法”[29]，后者分析了怀特所赋予文本的创作思想。刘丽君的《评帕特里克·怀特的〈风暴眼〉》（《汕头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认为该小说“是现代荒诞文学又一里程碑式的力作，揭示了当代人内心世界的精神危机”。[30]费凡的《〈风暴眼〉的艺术特色》（《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3期）分析了小说中的现代派艺术手法。叶胜年的《风格和主题：彼得·凯里小说刍议》（《外国文学》，1992年第4期）和《戴维·爱尔兰的新小说》（《外国文学》，1993年第5期），前者是国内较早研究彼得·凯里长篇小说的论著之一，文章认为彼得·凯里善于用超现实主义写作技巧，“对历史和现实中的部分丑恶现象和人物进行嘲弄和勾勒，创作思想里积淀着深沉的历史主义意识，凝聚着对社会历史的深刻思考”。[31]后者论述了三次荣获迈尔斯·弗兰克林奖的作家戴维·爱尔兰的“令人眼花缭乱”实验性写作手法[32]，文章涉及《啼鸟》、《无名的工业囚犯》、《食肉者》和《未来的女人》等多部小说，也可以视作对他整个文学创作的综述。叶继宗的《灵与肉的搏斗——谈〈荆棘鸟〉中拉夫尔神父》（《外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2期）强调“他既不同于中世纪在神学桎梏下，虚伪、作恶多端的黑色幽灵，也不同于文艺复兴时期，披着黑色架装的人文主义者，又与19世纪的同行、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伯斯代尔、米里哀、圣约翰不一样，拉尔夫是当代的神父、红衣主教，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教士。他是一个教士，但首先是一个‘人’，一个男人，因此在他身上进行着复杂、激烈、残酷的灵与肉的搏斗”。[33]陈正发的《戴维逊与〈怯人〉》（《外国文学》，1995年第5期）论述了小说家弗兰克·多尔比·戴维逊出版该小说的坎坷经历及争取自由的深刻主题。王育祥的《兰顿家族系列小说的代表——论马丁·博伊德〈一个坎坷的年轻人〉》（《安徽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解读了小说中所彰显的文化冲突的主题。陈素萍和罗世平的《死亡、再生、母亲——浅析〈死水潭的比尔〉中的象征意义》（《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认为澳大利亚女作家玛丽·布鲁斯大多数小说“寓意深通、内涵丰富、意象生动、象征精妙、耐人寻味，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我国对布氏作品几乎没有介绍，更无研究可言”[34]，据此她对《死水潭的比尔》的象征意义主题进行了解读。秦湘的《澳大利亚原住民归属所在——读〈我的归属〉有感》（《外国文学》，1994年第6期），这是国内第一篇评析澳大利亚土著作家萨利·摩根的代表作《我的归属》的文章，解读了小说中女主人公所叙述的原住民血泪史。任爱军的《澳大利亚土著生活的缩影——〈库图娜〉等三部小说综论》（《安徽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文章从土著与其土地的关系、土著民族的觉醒等方面，综合论述了三部小说《库娜图》、《卡普里康尼亚》与《吉米·布莱克史密斯的歌声》所蕴含的土著性主题。

在诗歌方面，开始出现更多的研究成果，代表性的论著包括刘新民的《A.B.佩特森和他的〈来自雪河上的人〉》（《外国文学》，1990年第1期）、郭著章的《创业者的赞歌——澳诗两首赏析》（《外国文学研究》，1991年第4期）、唐正秋的《打破诗坛静寂——记八十年代兴起的行动派诗歌》（《外国文学》，1992年第4期）、刘国枝的《丛林中的拓荒者——澳大利亚诗歌先驱查尔斯·哈珀及其创作》（《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刘丽君的《浅谈澳大利亚诗歌的发展道路》（《汕头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澳大利亚的田园诗》（《汕头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澳大利亚的反田园诗》（《汕头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评莱斯·默里的五首现代派诗歌》（《汕头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等。

在戏剧方面的论著较少，主要有四篇论文。甘德瑞和胡文仲的《澳大利亚戏剧的最新趋向》（《外国文学》，1992年第4期），文章概述了澳大利亚1970年代至198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戏剧的变化，认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澳大利亚剧作家关心的是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明显的民族主义主题及自然主义的演出风格，他们开始探索国际性的大问题（特别是与澳大利亚在亚洲的地位有关的那些问题）以及与国内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民有关的问题，这些人的语言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都迥然不同，作家们开始拓宽自己的戏剧风格，途径是吸取非自然主义的因素，特别是亚洲传统戏剧形式”。[35]傅景川的《澳大利亚的“怀特时代”与“新戏剧”》（《戏剧文学》，1992年第4期），论述了澳大利亚戏剧在怀特时代所展现的与传统戏剧不一样的新特点以及怀特对新戏剧所产生的影响。葛启国的《澳大利亚戏剧初探》（《安徽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和《戏剧人生二百年——试论澳大利亚戏剧的形成和发展》（《外国文学》，1997年第5期），虽然两篇论文内容各有侧重，但主要都是论述了澳大利亚戏剧本土化的嬗变过程，揭示了澳大利亚戏剧的特点及其成因，重点介绍了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剧作家、作品，并指出“直到1970年代澳大利亚民族戏剧才趋于成熟”。[36]

这一时期以澳大利亚文学某个时期或者某种题材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章颇有学术价值。代表性的论文有黄源深的《澳大利亚现代主义文学为何姗姗来迟》（《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2期），该论文也是中国澳大利亚学术界专门论述澳大利亚文学现代性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文章分别从社会状况、民族心理和地理条件分析了澳大利亚现代主义比欧美晚了40年的原因，最后总结了三个内部条件促使其姗姗来迟。“首先，传统文化势力非常强大；其次，缺乏现代主义文学思想氛围，难以形成群体变革力量；其三，这种闭塞的文化环境难以造就能够接受和欣赏现代主义文学的读者。”[37]叶胜年的《多彩的拼贴画：近年澳大利亚小说述评》（《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4期）也是一篇颇有深度的学术论文，作者认为，“二次大战后，特别是进入1970年代后，作为澳大利亚文学主要组成部分的小说发展迅速其主要倾向是以心理现实主义为中心的多元化创作。它的基本特征是，一方面表现了澳大利亚多民族的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另一方面引进和运用了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大量表现手法，着重从心理上表现自我，探求各种生存方式，谋求各种文化之间的联系和沟通”。[38]王培根的《试析澳大利亚文学的历史演进》（《南开学报》，1994年第6期）和《澳大利亚小说走向之管窥》（《外语与外语教学》，1996年第3期），前者将澳大利亚文学的历史演进分为“萌芽时期”、“成熟时期”和“鼎盛时期”[39]，分别论述了每个时期的基本特征和主要作家作品，后者聚焦澳大利亚小说的发展，将其走向分为“肇端”、“丰穗”、“鼎盛”和“交融”四个阶段，选择了代表性作家作品进行评论。由于小说是文学的一部分，因此两篇文章的基本脉络和观点是一致的。陈正发的《当代澳大利亚移民小说》（《当代外国文学》，1996年第2期）重点勾勒了非盎格鲁-撒克逊移民在澳大利亚所取得的成就，涉及裘达·沃顿、瓦苏·卡拉玛拉斯、安提岗·凯夫勒等作家的作品等。王晓凌的《澳大利亚长篇小说面面观》（《安徽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文章着重从丰富多彩的文学体裁的角度，“纵览澳大利亚长篇小说概貌”。[40]

此外，在这一阶段还有两位中国学者用英文在国内国外杂志发表论文。胡文仲于1989年在《澳大利亚研究》杂志（Australian Literary Studies）第2期发表了《澳大利亚文学翻译调查》（A Survey of Chinese Translation of Australina Literature）首次向国外读者介绍了中国对澳大利亚文学作品的译介情况，三年后他再次在同一种刊物发表了《神话与现实：对怀特评论的再思考》（The Myth and the Facts–A Reconsideration of Australia’s Critical Reception of Patrick White）论述了中国学者对怀特成就与不足的评论和思考。这是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最早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有独特见解的文章。黄源深也从1980年代至1990年代先后在《外国语》发表五篇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学术论文，分别是《试论〈理查德·麦昂尼的命运〉和〈沃斯〉的风格》（Some Comments on the Style of The Fortunes of Richard Mahony and Voss，1985年第6期）、《〈逃离巫师〉和〈离开麦肯齐先生以后〉中女性形象的塑造》（The Portrayal of Women in the Flight from the Enchanter and After Leaving Mr.Mackenzie，1987年第2期）、《约翰诺及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其他社会弃儿形象》（Johnno and Some Other Social Misfits in Australian Literature，1990年第5期）、《劳森的艺术魅力及不足》（The Artistic Strength and Weakness of Henry Lawson，1991年第6期）、《歧视导致歪曲——论早期澳大利亚文学中的中国人形象》（Discrimination and Distortion–On the Images of the Chinese in Early Australian Literature，1995年第3期）。黄氏的五篇论文文字优美，观点鲜明，展现了较高的学术洞见。

由国内学者编著的澳大利亚文学作品选读性书籍和论文集开始增多。主要包括胡文仲、李尧合编的《澳大利亚当代短篇小说选》（北京出版社，1992年）、刘新民主编的《澳大利亚名诗一百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倪卫红主编的《澳大利亚儿童小说》（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年）和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选读》（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其中黄氏的文学选读选取了50位澳大利亚作家的作品，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对此《牛津澳大利亚文学史》主编、原悉尼大学校长利昂尼·克拉默女士表示认同和赞赏。她在“序”中称“黄是一位非常可靠的澳大利亚文学向导……在编选时显示了卓越的判断能力和机智敏慧”。[41]王佐良也称它是“一部好选本……顾到了特点、难点，而又要言不烦，十分清楚，对于想对澳洲文学有个初步了解的英语学生，用处很大”。[42]论文集有胡文仲主编的《澳大利亚研究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和唐正秋、黄源深合编的《澳大利亚文学评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两部书主要是澳大利亚研究学术研讨会议论文集，不同的是前者内容更加宽泛，不仅有文学批评文章，而且还有社会学和经济学类成果，后者则是文学批评专题性论文集，涉及小说、诗歌、戏剧等。

令人瞩目的是，这一期出现了多部单一作者学术专著，它们分别是胡文仲的《澳大利亚文学论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该书汇集了胡氏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内容涉及澳大利亚文学评论、作家访问记、书评、澳大利亚文学教学和翻译等。胡氏认为“由于文章写作时间前后相隔了十几年，因此对于同一作家或作品我在看法上也有些变化，但在结集时原则上予以保留”（转引自“前言”）。叶胜年的《澳大利亚当代小说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该书中的文章分为两类“其一是国内各种报刊上发表过的，或者根据发表的文章加以扩充修改的，其二是专门为这本小册子撰写的”（转引自封面内容摘要），内容主要包括澳大利亚新小说、土著小说、妇女小说、澳大利亚文化和小说的关系以及对帕特里克·怀特、彼得·凯里、托·肯尼利戴维·爱尔兰作品的评析等。黄源深的《澳大利亚文学论》（重庆出版社，1995年）与《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前者“以一个中国学者的目光，审视了令世界瞩目的澳大利亚文学，用流畅的笔触，详论了主要文学流派、作家和作品，涉及诸如劳森、弗兰克林、理查逊、博伊德、斯特德、霍普、赖特、怀特、基尼利、劳勒、希伯德、威廉森、马洛夫、凯里、米勒等使澳大利亚光彩夺目的作家，同时也简要勾勒出了澳大利亚发展的总貌”。“书中不少独特见解未见于国内外评论，却得到了中澳学界的认可，也引起了人们的思考”（引自该论著“内容简介”），后者则是一部六十多万字的文学史鸿篇巨著，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是澳大利亚文学史研究的扛鼎之作。该书结构清晰，内容翔实，文笔优美，获得教育部高校人文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在2000—2004年外国文学论文中被引用14次，在被引著作中排名第19位。”[43]

这一时期的翻译成果也值得一提，长篇小说主要包括迈尔斯·弗兰克林的《我的光辉生涯》（黄源深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帕特里克·怀特的《人树》（胡文仲、李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探险家沃斯》（刘寿康、胡文仲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91年）、《树叶裙》（李尧译，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乘战车的人》（王培根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镜中瑕疵：我的自画像》（李尧译，三联书店，1998年），布莱恩·卡斯特罗的《漂泊的鸟》（李尧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尼古拉斯·周思的《长安大街》（李尧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1年）、《黑玫瑰》（李尧译，中国文学出版社，1997年），希·阿尔伯特的《幸运生涯》（白自然译，三联书店，1992年），伦道夫·斯托的《归宿》（黄源深、曲卫国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托马斯·基尼利的《辛德勒的名单》（肖友岚译，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4年）、《内海的女人》（李尧译，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戴维·马洛夫的《飞去吧，彼得》（欧阳昱译，重庆出版社，1995年），亚历克斯·米勒的《浪子》（李尧译，重庆出版社，1995年），伊丽莎白·哈罗尔的《瞭望塔》（陈正发、马祖毅译，重庆出版社，1995年），杰西卡·安德森的《劳拉》（欧阳昱译，中国文学出版社，1997年），戴维·福斯特的《月光人》（叶胜年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与彼得·凯里的《奥斯卡与露辛达》（曲卫国译，重庆出版社，1998年）等。

除了唐正秋译的《澳大利亚抒情诗选》（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是结集出版的著作之外，多数短篇小说、诗歌、戏剧、儿童文学的翻译散见于《译林》、《世界文学》、《外国文学》、《外国文艺》、《环球文艺》、《外国戏剧》等国内主要外国文学类杂志。唐氏诗选也是国内第一部澳大利亚诗歌译著，收录了41位诗人的抒情诗，其中著名的诗人有查尔斯·哈珀、亚当·林赛·戈登、亨利·肯德尔、A.B.佩特森、玛丽·吉尔摩、亨利·劳森、克里斯托弗·布伦南、肖·尼尔森、肯尼思·斯莱塞、罗伯特·费兹杰拉德、道格拉斯·斯图尔特、A.D.霍普、朱迪斯·赖特、詹姆斯·麦考利、戴维·坎贝尔、罗斯玛丽·多布森、莱斯·莫里、布鲁斯·道等。尽管这部诗集没有把叙事诗、象征诗、哲理诗、民谣诗等作为重点，但由于所选作品涵盖了自澳大利亚殖民时期以来主要诗人的抒情诗，因此这部译著成了国内读者了解澳大利亚诗歌变化的窗口。《外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是了解包括诗歌在内的重要媒介，这些杂志开设大洋洲文学或者澳洲专栏或专刊，登载中国学者翻译的各种题材的澳大利亚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如《外国文学》1992年第4期是澳洲文学专刊，刊登了甘德瑞著、胡文仲译的《澳大利亚戏剧的最新趋向》，劳里·赫根汉著、姜红译的《澳大利亚文学传记概述》，布里安·基尔南著、杨国斌译的《当代文学批评的倾向》，麦克尔·威尔丁著、杨国斌译的《后现代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乔弗·佩奇著、鲁余译的《澳大利亚诗坛现状》，胡文仲的《忆怀特》，倪卫红的《走出生命的局限——评帕特里克怀特的〈冒险家沃斯〉》，张卫红的《澳大利亚戏剧的分水岭——试析怀特的〈火腿葬礼〉和〈萨塞帕里拉的季节〉》，伊恩·威廉斯著、李尧译的《归来的燕子》，布莱恩·迪布尔著、胡文仲译的《假如有一天我决心奉献自己……》，莫里斯·柯莱特著、李尧译的《重逢在嘎雅湾》，玛丽·德雷克著、侯志民和郭金秀译的《流浪汉》，布鲁司·道著、李文俊译的《诗四首》，雷·劳勒著，胡缨译的《儿戏》，叶胜年的《风格和主题：彼得凯里小说刍议》，唐正秋的《打破诗坛寂静——记八十年代兴起的澳洲行动诗派》，倪卫红的《关于澳大利亚的几部新书》和满止的《澳大利亚的四位现代艺术家》。《世界文学》杂志分别于1991年和1996年第6期开设大洋洲文学翻译专栏，刊载了部分澳大利亚作家的作品。《大洋洲文学丛刊》在这一时期继续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诗歌、戏剧和小说的译作，但遗憾的是由于经费少、申请正式刊号难，文学作品的译作未能在全国范围内传播。(www.daowen.com)

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无论是从论著的数量和质量，还是从研究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来看，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相比前一阶段，这一时期呈现如下特点：

其一，文学史类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这里的文学史类成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澳大利亚文学史专著，二是整体性论述文学发表流变的文章。就专著而言，黄源深的《澳大利亚文学史》无疑是标志性研究成果，极具学术参考价值。该书将澳大利亚文学史分为四个时期，即“第一编殖民主义时期文学（1788—1888）”、“第二编民族主义运动时期文学（1889—1913）”、“第三编两次大战时期文学（1914—1945）”和“第四编当代澳大利亚文学（1946—1995）”，内容包括各个时期的概况、小说、诗歌、戏剧、儿童文学、作家和作品。这是一部内容丰富、层次分明、论述有力、资料翔实、详略得当的文学发展编年史，既有宏观性和系统性的社会文化断代史概要综述，使读者了解文学活动产生的历史语境和重大文化、文学纪事，厘清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和民族心理等方面对文学流派形成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影响，又有微观性和富有个性的作家、作品介绍和评论，让读者在阅读作品分析的过程中，深刻领会每部文学作品的思想和艺术风格，从而整体上把握澳大利亚文学的发展脉络和独特魅力。在对待每位作家的篇幅上，作者似乎也有独到的思考，没有平均使用笔力，而是依据作家作品的文学地位和影响，该重点论述的就不惜笔墨，该简略的就惜字如金，寥寥几笔。如对待澳大利亚文学史上两位影响最大的作家劳森和怀特，作者给予了五万多字的篇幅，进行了重点而深入的论述，而对于一般作家和次要作家，则区别对待，以示与重要作家之间的差异。难能可贵的是，《澳大利亚文学史》融入了作者的观点和看法，而非照搬澳大利亚文学史家的做法和思想。他认为，“一部中国人写的文学史，自然应融进中国人的观点和看法”。[44]因此，我们看到的这部《澳大利亚文学史》与澳大利亚人出版的文学史不同，如：澳洲本国的文学史通常采用开门见山、夹叙夹议的写法，而黄源深的文学史则“扼要介绍了作者生平和作品情节，尤其突出了影响作家创作的有关经历，并在评论作家作品时适当联系了某些其他中外作家和作品”。[45]他强调“我在尊重史实，充分重视澳大利亚批评家的见解的同时，试图用辩证的观点，来理解澳大利亚的文学现象、文学流派、作家和作品，尤其是注意时代风云和社会变迁如何对文学形成强大的冲击力，甚至改变其发展的方向。在分析具体作家作品时，注重全方位审视，避免在文学的外来影响和内在规律，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思想和技巧，作家的个人遭遇和其作品特有的风格等关系的处理上出现偏颇”。[46]事实上，黄氏的《澳大利亚文学史》确实做到了对文学史客观把握和慎重分析，也使该书成为学习和研究澳大利亚文学的必备资料。若能适时更新内容，其影响力会进一步延续和扩大。

就文章而言，整体性论述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诗歌和戏剧发展变化的论著质量较高，别有洞见。论及短篇小说的文章有三篇，内容各有侧重。黄源深的《澳大利亚短篇小说的发展走向》一文时间跨度最大，论述了澳大利亚从殖民时期到1980年代短篇小说的发展轨迹，其学术意义在于揭示了澳大利亚短篇小说的变化模式，即外来型—本土型—外来型。这种独到的观点一方面与澳大利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趋势相吻合，即外来文化—本土文化—外来文化模式，另一方面也凸显了澳大利亚短篇小说别样的发展道路和特色。陈正发的《当代澳大利亚短篇小说三十年发展概述》聚焦1960年代至1980年代澳大利亚短篇小说的发展情况。文章从现实主义文学的弊端谈起，继而论述了短篇小说界求变求新的创作心理及艰难发展的历程。文章最后认为“当代澳大利亚短篇小说30年来所走的是一条‘探索、反叛、创新、换代’发展道路。在这一时期，新人辈出，流派纷呈，成就显赫。经过新一代艺术家的不懈努力，澳大利亚短篇小说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走向了世界”。[47]这一结论，现在看来颇有见地，这30年成长起来的许多小说家日益成为世界文坛的重要作家，如彼得·凯里、弗兰克·穆尔豪斯、海伦·加纳等。刘丽君的《澳大利亚的新派小说》一文论述的范围更小，可以说是一篇有关“新派小说”的专论。尽管文章中的内容与上述两篇中部分观点有相似之处，但其独特价值在于较详细地比较了新派小说与澳大利亚其他文学派别的异同，尤其是“澳大利亚新派小说与西方新小说派”[48]一部分值得称道，有利于读者了解澳大利亚新派小说与西方诸国新小说派的关联和差异。在长篇小说方面，有两篇文章值得关注，一篇是黄源深的《澳大利亚现代主义文学为何姗姗来迟》，另一篇是叶胜年的《多彩的拼贴画：近年澳大利亚小说述评》。黄氏文章剖析了现代主义文学难以在澳大利亚扎根并姗姗来迟的特有现象，从根本上回答了澳大利亚人一直声称但却没有找到答案的问题，即“在澳大利亚有一种‘对现代主义的根深蒂固的、持久的反动’”[49]，他从澳大利亚特定的社会状况、民族心理和地理环境三个方面深入地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这种“局外人”看问题的视角和深度无疑超越了澳大利亚“雾里看花”的境界，也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是一篇思想深刻、推理严密、逻辑性强的学术文章。叶氏文章用“多彩的拼贴画”一词作为题目的关键词，论述了澳大利亚1980年代小说界出现的精彩纷呈局面。文章从“生存的审视：外在的平静和殷实映照内在的冷漠和困苦”、“历史的渊源：时代变迁和地域差异对认同传统理念和文化的撞击”、“理想的失落：政治引发的深层思考和文化价值观的重新界定”、“女性的崛起：创作观念和感知模式包孕的魅力和挑战”、“手法的创新：多种技巧的吸收和参照消融于风格的多元化”五个方面描述了澳大利亚小说的现状和特征。“以心理现实主义为中心的多元化创作”的观点显示出作者深刻的学术洞见，对于全面理解1980年代澳大利亚小说发展图景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在戏剧方面，葛启国的“澳大利亚戏剧初探”相比甘德瑞和胡文仲的《澳大利亚戏剧的最新趋向》“史味”更足，前者基本以时间为序，描述了澳大利亚自19世纪末到1970年代发展的概况，后者则着重介绍了1980年代澳大利亚多元的戏剧发展倾向。两篇文章都只是做了概括性的叙述，具体作家作品的深刻挖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诗歌方面的“史学”论著当属刘丽君《浅谈澳大利亚诗歌的发展道路》和唐正秋的《打破诗坛静寂——记八十年代兴起的行动派诗歌》，这两篇文章也构成了“全景”和“特写”的关系。刘氏文章对澳大利亚诗歌的发展变化做了较为系统的描述，文章分为“移民文学时期的澳大利亚诗歌”、“民族文学时期的澳大利亚诗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澳大利亚诗歌”和“澳大利亚当代诗歌”四个部分，介绍了各个时期澳大利亚诗歌的总体情况和作家作品。文章所论述精当，是我国学者较早研究澳大利亚诗歌的文章之一，但对于“移民文学”的界定值得商榷，容易与现在所谈到的澳大利亚移民文学产生误解。唐氏文章则以断代诗歌为主要内容，论述了行动派诗歌的基本主张。该论文篇幅较短，只是提纲挈领地概述，但对于理解1980年代行动派诗歌现象有一定意义。

其二，作家、作品研究初步显现出系统化的雏形。这一阶段的作家、作品研究比上一阶段更加广泛，但对劳森和怀特的作品研究相对集中，出现了不同学者共同研究同一位作家作品的现象或者个别学者发表系列文章研究同一作家的现象。劳森是“澳大利亚现实主义文学的鼻祖，澳大利亚民族文学的奠基人之一”[50]，蜚声世界文坛。在法国，有人把他比作莫泊桑[51]，有人称他为“澳大利亚的欧·亨利”[52]；在俄国，评论家们认为他更接近于高尔基，而在澳大利亚他被视为民族的骄傲，称他为“澳大利亚的声音”。[53]劳森是一个多产的作家，撰写了三百多篇短篇小说和大量的诗歌，其主要艺术成就在于短篇小说，但诗歌艺术也不容忽视。劳森是中国人偏爱的短篇小说家和诗人，其作品在中国的出现甚至比怀特还早，1950年代他的短篇小说就被翻译成中文，甚至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在学术界，凡论及澳大利亚短篇小说，劳森是一个无法绕过的人物，因为他代表了澳大利亚文学的一个时代，即使在今天的多元化澳大利亚文坛，他依然是人们评论的热点话题之一。在这一时期，劳森的研究成果显然比除怀特之外的作家要多。代表性的论文如上文提及共有六篇（五篇中文，一篇英文），论及他坎坷的创作道路、反映丛林人生活和伙伴情谊的小说主题、朴实无华的写作手法。多数文章赞美之词溢于言表，只有黄源深的文章《劳森的艺术魅力及不足》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了他的成就及局限性。他认为，劳森给澳大利亚和世界文坛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有自成特色的艺术风格，但相比更具现代性的文学作品，他的作品往往艺术深度不够，似乎欠锤炼，有些故事随意性较大，这种洞见无疑是客观和辩证的。陈正发的《劳森简朴的背后》一文，挖掘了劳森简单朴实写作艺术的深刻原因。他认为，“有资料表明，劳森最新创作时，在采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和风格上面是煞费苦心的，曾试用过几种方法与风格，最后才决定选择最朴素平实、活泼自由的创作方法与风格，并在以后的创作中始终不渝地遵循了他的选择。完全可以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劳森的创作风格是他结合当时澳大利亚社会与文坛的实际情况进行多次试验和孜孜不倦探索的结果”。[54]陈氏的这种观点在澳大利亚国内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合理性。作为澳大利亚一代文学大师，他身上所承载的远远超过他所能接受的，他不仅代表了一个时代，而且还代表了一种民族身份符号和民族记忆。尽管随着澳大利亚文学的发展，他的创作风格也许有些落伍，但其独具特色、朴素平实的创作风格是澳洲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阶段劳森研究的成果集合起来，使人看到了劳森对文学的重大贡献，但他的诗歌尚未开展研究，短篇小说研究也过于集中在代表作《把帽子转一转》、《阿维·阿斯顿纳尔》等几个短篇上，这种仅凭个人爱好而做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全面系统反映劳森的文学艺术，需要更多、更系统的深入研究。

怀特研究也大同小异，初步有了十余篇的研究成果。怀特是澳大利亚现代文学巨匠，创造了澳大利亚文学史上的“怀特时代”，其现代主义的写作风格给沉闷的澳大利亚文坛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并逐渐引发了一场颇具规模和影响的深刻变革。以往小说刻画的重点主要是人与外部世界的矛盾，而自他的作品问世以来，转向人与自我内心的冲突，展现人复杂的内心世界和精神诉求。势力强大的传统现实主义流派让位于崇尚国际化的现代主义流派，澳大利亚文学开始步入新的发展时期。怀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使其文学作品传入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怀特研究成为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一个重点之一。在中国，怀特研究热始终不减。除了翻译他的小说之外，出现了系统化研究怀特的现象。胡文仲是国内发表有关怀特及其作品文章最多的学者之一，他先后在国内外杂志和国际会议上发表了十余篇之多。从1980年代的《悉尼来信》、《介绍怀特——一位有特色的澳大利亚作家》、《怀特印象记》、《不倦的追求》，到1990年代的《忆怀特》、《〈怀特传〉的成就与不足》、《论怀特写作风格》、《怀特的艺术与政治》、《我所了解的怀特》、《神话与现实：对怀特评论的再思考》，对怀特的文学创作道路、文学思想、写作风格、读者接受、小说艺术和文坛影响和地位做了较深刻而翔实的评述。叙述笔调由感性到理性，由表象到实质。由于他与怀特有诸多交情和联系，因此他对怀特的评价更加全面，其多数观点值得其他学者借鉴。但从他文章的内容来看，胡氏文章综论性居多，对具体作品的评析较少，对小说艺术关注多，对戏剧作品关注少。事实上，怀特在戏剧方面也卓有成就，只不过被他因写小说而获诺奖的光环遮住了。“怀特早期的四个戏剧打破了澳大利亚现实主义的一统天下……他那富有挑战性的非现实主义手法已为不少观众所熟悉，从而使他的戏剧成了澳大利亚戏剧未来时代的里程碑。”[55]国内学者对怀特剧作研究不多，比较系统地介绍怀特戏剧艺术当属黄源深的《澳大利亚文学史》，他在“本世纪历史年代以来的戏剧”一章中，专门设立一节评述怀特的戏剧成就和艺术风格，这多少弥补了怀特研究的缺憾。此外，在怀特研究的成果中，黄源深的两篇文章不能不提，一篇是《澳大利亚文学史上的怀特时代》，另一篇是《试论〈理查德·麦昂尼的命运〉和〈沃斯〉的风格》，前者旗帜鲜明地提出澳大利亚文学史确实有一个影响深远的怀特时代，并论述了怀特时代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它不仅在文学领域“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革命……形成了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繁荣时期”，而且使这一时期的文学“越出了‘民族化’的旧轨道，向国际化靠拢……走向了世界”。[56]后者分析了两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写作手法和语言方面的差异，这种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在澳大利亚文学研究领域尚属首次。这一时期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是怀特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大多集中在解读和分析他四部长篇小说《探险家沃斯》、《乘战车的人》、《人树》和《风暴眼》的主题和写作手法，而其他八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戏剧几乎无人问津，反映了怀特研究的不平衡。

除了劳森和怀特之外，其他作家作品研究比较零散，尚未形成一定程度的体系，但多元化趋势明显。进入中国学术界视野的作家包括彼得·凯里、戴维·爱尔兰、弗兰克·多尔比·戴维逊、马丁·博伊德、玛丽·布鲁斯、萨利·摩根，其中彼得·凯里的作品荣获布克奖和迈尔斯·弗兰克林奖，弗兰克·多尔比·戴维逊是三次迈尔斯·弗兰克林奖得主，相信国内学者对他们作品的研究将日益增多。

其三，研究队伍有所扩大，中澳间的学术交流增强。自1988年“中国澳大利亚研究联络委员会”（后改名为“中国澳大利亚研究会”）成立以来，澳大利亚文学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人员队伍呈现壮大的趋势。如果说在起步阶段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成果只是集中在胡文仲和黄源深两位留学澳洲的学者身上，这一阶段又涌现出像叶胜年、王培根、唐正秋、陈正发、刘丽君等中青年学者。从发表论著的数量和质量来看，毫无疑问，胡文仲、黄源深是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引领者，在澳大利亚研究学术共同体中发挥着领导作用，他们出版的论著在这一阶段，甚至在未来一段时间都是澳大利亚文学爱好者学习和参考的资料，而年轻一代可望成为澳大利亚研究的中坚力量，其科研能力不容忽视。研究队伍的扩大得益于高校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的建立和中澳之间学术交流的增强，这从杂志上发表的访谈性文章可以看出。如《外国文学》刊载了《哈里·赫索坦恩教授访问记》（杨国斌，1990年第2期）、《采访托马斯·基尼利》（张卫红，1994年第6期）、《把自己的心灵印在文学的版图上：彼得凯里访谈录》（晓风、晓燕译，1990年第4期），《澳大利亚文学评论集》也收录了采访伊丽莎白·加泰和朱迪思·赖特两位作家的文章。这说明中国学者与澳大利亚文学界和学术界开始建立了更加密切的关系。

这一时期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存在的不足，主要体现在各种文学体裁研究不均衡等方面。如前所述，这一时期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不仅出现了文学史和文学评论专著、文学选读，而且发表了大量的文章，甚至出现作家作品研究系列成果。然而，从文学体裁来看，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十分不均衡，小说研究成果相对较多，诗歌、戏剧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儿童作品和文学理论研究更是空白。就诗歌、戏剧而言，这一时期有学术含量的论文不到十篇，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一超多弱”的局面。事实上，澳大利亚拥有一大批国际知名的诗人和剧作家，如诗人A.D.霍普、朱迪斯·赖特、詹姆斯·麦考利、罗斯·玛丽多布森、莱斯·默里，剧作家多萝西·休伊特、杰克·希伯德、戴维·威廉森、亚历山大·布佐、约翰·罗莫里尔和罗伊斯·诺瓦拉等。即便是小说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一两个作家身上。这种不平衡现象有诸多原因，但与澳大利亚文学在世界的地位不太相称，是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

这一阶段出现上述特点主要有国内、国际两个方面的原因。从国内来看，1989—1998年是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第二个十年，国家逐渐认识到，改革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不仅要吸收欧美国家的优秀文化文学遗产，而且要借鉴大洋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国家建设文化、繁荣文学的经验。于是，实际的需要使国人的视野不再一味关注英美文学，适当增加了对包括澳大利亚文学的注意。受到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国内各高校开始纷纷建立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所），在先期留澳学者的带领下，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成果进一步多了起来，甚至出现了文学专著和作家作品系列论文。黄源深曾在《澳大利亚文学史》后记中曾经指出：“改革开放的中国，扩大了视野，调整了审视的目光，开始全面观照各种的文化，与世界的距离也大大缩短了。以澳大利亚为例，过去对许多人来说，它只不过是‘袋鼠的故乡’，显得异常遥远。而今天，随着两国经济、贸易、文化、教育交往的日益频繁，以及数万学生所掀起的留学潮和随后的就地安居，澳大利亚已经成为我们心灵的近邻。中国需要了解澳大利亚。文学作为这一社会生活的万花筒，无疑是个很好的窥视窗口。”[57]

从国际上来看，在这一阶段，“欧美独领风骚的格局已经被打破，文学的发展呈现多元态势，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一些新的有影响的文学流派先发端于原本备受轻视的‘边缘地区’，尔后为欧美国家所接纳、推崇乃至仿效”。[58]澳大利亚虽然不是盛产文学作品的中心，但自1970年代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怀特获诺奖以后，已是谁都不敢小视的国家。因此，除了劳森和怀特以外的作家作品研究开始多了起来。尽管诗歌和戏剧等文学体裁受专业化的限制而受众较小，影响了它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但假以时日，这种文学研究厚薄不均的情况一定能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