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初，当中国向世界敞开大门的时候，首批年轻的中国学者黄源深、胡文仲、胡壮麟、侯维瑞、杜瑞清、龙日金、王国富、杨潮光、钱佼汝一行9人，承载着国家的重托和期盼，来到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开始了他们在异国他乡的求学生涯，同时也正式拉开了中国学者研究澳大利亚文学的序幕。1982年，“澳帮”9人学成归国，在国内首先竖起了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大旗。

然而，此时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成果寥寥。《世界文学》、《外国文艺》、《外国文学》等主要外国文学类杂志只登载了部分澳大利亚作家的翻译作品，其中以短篇小说居多。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88年，共有46位作家的短篇小说、18位诗人的诗歌、19位作家的儿童文学作品和长篇小说、4位戏剧家的5部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其中著名长篇小说包括罗尔夫·博尔特沃德（Rolf Boldrewood）的《空谷蹄踪》（Robbery Under Arms，张文浩、王黎云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拉塞尔·布拉顿（Russel Braddond）的《她的代号白鼠》（Nancy Wake，林珍珍、吕建中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W.P.霍根（W.P.Hogan）等人的《澳大利亚概况》（Australia，吴江霖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迈尔克斯·弗兰克林（Miles Franklin）的《我的光辉生涯》（My Brilliant Career，黄源深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马库斯·克拉克（Marcus Clark）的《无期徒刑》（For the Term of His Natural Life，陈正发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Elizabeth Kata的《蓝天一方》（A Patch of Blue，唐正秋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年）、考琳·麦卡洛（Colleen MaCullough）的《荆棘鸟》（The Thorn Birds，晓明、陈明锦译，漓江出版社，1983年）、戴维·马丁（David Martin）的《淘金泪》（The Chinese Boy，李志良译，中国文联出版社，1984年）、帕特里克·怀特的（Patrick White）的《风暴眼》（The Eye of the Storm，朱炯强等译，漓江出版社，1986年）、艾伦·马歇尔（Alan Maeshall）的《独腿骑手》（I Can Jump Puddles，黄源深等译，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85年）。在被翻译的长篇小说中，既有现实主义作品，如马库斯·克拉克的《无期徒刑》、罗尔夫·博尔特沃德的《武装行劫》，也有现代主义作品，如帕特里克·怀特的《人类之树》和《风暴眼》。就发行量而言，考琳·麦卡洛的《荆棘鸟》稳居第一，达18.5万册，充分说明了中国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16]

在翻译澳大利亚文学，尤其是短篇小说、诗歌、戏剧等方面，《大洋洲文学丛刊》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981年以来，安徽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在马祖毅、陈正发的带领下，先后出版了16本《大洋洲文学丛刊》，翻译和介绍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汤加、所罗门群岛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学作品，内设的栏目包括“特辑”、“长篇连载”、“故事与传说”、“剧本”、“诗歌”、“作家介绍”、“评论”、“作家书信”、“评论与访问记”、“文化简讯”等，“特辑”栏目主要针对重要作家作品和大事进行集中翻译，如“亨利·劳森”、“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诞生一百周年特辑”与“澳大利亚建国二百周年特辑”等。尽管丛刊的栏目时有增减，但文学体裁多样性几乎没有变化，其中澳大利亚文学翻译一直占据整个论丛的主要版面。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主流文学杂志很少刊载的诗歌、戏剧、儿童文学、传记、土著文学都先后被丛刊所收录，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作家的作品、少数族裔作品或者曾被文学史忽略的作品都出现在丛刊中。因此，《大洋洲文学丛刊》在推动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与翻译多元化方面功不可没。

除翻译作品之外，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译介性文章和零星的论文。1980年《外国文学》第四期刊登了约翰·麦克拉伦和沙江合著的文章《我们文学中现实的形象——兼论派特里克·怀特的作品（节选）》，该论文是中国学者翻译介绍澳大利亚文学的第一篇文章。从内容可以看出，虽然文章的观点出自国外作者麦克拉伦，但沙江通过翻译整理，使中国读者了解到“一个作家的成就与整个民族的关系”。[17]同年5月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悉尼大学英语系教授列奥尼·克拉默博士（Dr.Leonie Kramer）应邀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访问，并就澳大利亚文学发展情况发表了演讲。沙松整理后，以《克拉默教授谈澳大利亚文学》为题刊登在同期的《外国文学》杂志上。这是澳大利亚学者首次在中国介绍澳大利亚文学，并与中国学者面对面地交流。

首位论述澳大利亚文学的当属吴辉。他在《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二期发表了《澳大利亚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亨利·劳森》一文，介绍了亨利·劳森的文学成就和他对澳大利亚文学的影响。一年后，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先行者之一胡文仲以“悉尼来信”的方式为澳大利亚文学“画了一个轮廓”。该论文从“澳大利亚的诗歌”、“澳大利亚的小说”、“澳大利亚的戏剧和电影”和“澳大利亚的文艺评论”四个方面论述了澳大利亚文学发展的概貌和所取得成就，为后来的学者研究澳大利亚文学提供了参考资料。[18]在此后的几年里，胡文仲继续在《外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研究》和《世界文学》发表近十篇文章，如《文苑一瞥》、《澳洲文坛巡礼》、《〈牛津澳大利亚文学史〉评介》、《怀特印象记》、《六十年代以来的澳大利亚文坛》、《访墨尔本作家华登与莫里逊》、《一部“澳味”浓郁的新派剧作〈想入非非〉译后记》、《介绍怀特——一位有特色的澳大利亚作家》、《不倦的探求：再访怀特札记》等。从内容来看，他早期的论文主要分为四类，“一类是对于澳大利亚文学的评论，一类是对作家的访问记，一类是书评，最后一类是对于澳大利亚文学教学的探讨和对于澳大利亚文学翻译的初步调查”。其中“关于帕特里克·怀特本人及其作品的却占了大约一半的篇幅”。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在起步阶段就对怀特十分关注，其原因是他“在澳大利亚文学发展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19]胡文仲在这一时期发表的研究成果使其成为国内澳大利亚文学的先行者之一，其学术论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于推动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有开拓意义。(www.daowen.com)

几乎与此同时，黄源深在1980年代连续在多家报刊发表研究性论文，较为系统地介绍和论述了澳大利亚文学的历史与现状，成为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和知名学者。1981—1988年，他分别在《外国文学研究》、《世界文学》、《外国语》、《译林》和《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等学术期刊上发表了10篇文章，其中宏观论述5篇，分别是《当代澳大利亚小说流派》（1985年）、《前进中的澳大利亚文学》（1986年）、《评澳大利亚殖民时期文学》（《外国文学研究》，1987年第3期）、《澳大利亚文学简论》（《外国语》，1988年第4期）和《当代澳大利亚文学》（1988年）；微观文本分析5篇，即《写在〈婚礼〉之后》（1981年）、《论劳森及其短篇小说》（1982年）、《含蓄、关节点和热诚的同情》（《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4期）、《简论怀特及其创作》（1983年）和《论〈我的光辉生涯〉中女主人公形象》（1987年）。这10篇文章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黄源深也当之无愧地成为国内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集大成者。

这一时期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值得关注。陈正发的《澳大利亚殖民时期流放犯小说初探》（《安徽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澳大利亚早期戏剧概况》（《淮北煤师院学报》，1987年第4期），王国富的《澳大利亚戏剧一瞥》（《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王晓玉的《澳大利亚新戏剧运动刍论》（《外国文学》，1988年第5期），周开鑫的《澳大利亚短篇小说述评》（《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张文浩的《博尔德沃德和他的〈武装抢劫〉》（《杭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郭兆康的《浅论〈如此人生〉》（《安徽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和马祖毅的《大洋洲诗话》（《淮北煤师院学报》，1987年第4期）等。这些零散性的学术论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澳大利亚戏剧、小说和作家作品，对于理解澳大利亚文学有一定价值。尽管对他们而言是单篇性的论著，但也是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起步阶段的成果。

起步阶段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呈现几个特点：其一，翻译作品多，学术性论文较少。本阶段发表在外国文学类杂志和大学学报上的论文不到30篇，翻译83篇，后者是前者的近三倍之多。《大洋洲文学丛刊》译介了不少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但由于该丛刊属于内部刊物，没有公开发行，因此其影响力有限。其二，研究的内容和成果比较集中。从内容上来看，主要集中在对澳大利亚文学的整体论述和主要作家身上，即澳大利亚文学的发展时期、流派和帕特里克·怀特和亨利·劳森的作品等方面，胡文仲和黄源深的几篇具有宏观视野的学术论文着实厚实和精辟，为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树立了很好的范例。从文学题材来看，小说研究要多于戏剧和短篇小说研究，儿童文学、诗歌和文学理论几乎无人涉足。论文作者也比较集中，黄源深和胡文仲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几乎占据所有论著的80％，而其他学者的成果只有20％左右。其三，《外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是发表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成果的主要平台，前者先后在1980年、1984年和1987年出版澳大利亚文学专刊，成为改革开放后最早设立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专栏的学术杂志，后者不仅主要刊载翻译作品，而且发表很有分量的学术论文，是国内最早刊登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成果的杂志之一。

呈现以上特点的原因多种多样。一方面，中国对于澳大利亚文学还知之甚少。尽管这一时期中澳两国已经建立外交关系，但两国之间的文化交往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研究澳大利亚文学的氛围和传统，因此在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中译介成果多，研究人员集中在曾经留学澳洲的学者身上就不足为怪了。另一方面，尽管澳大利亚处于从白人文化向多元文化转型的过程中，但白人文化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在澳大利亚文坛较知名的作家被翻译或者介绍到中国就比较容易，如劳森是澳大利亚民族文学的奠基人，怀特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们的作品容易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而其他尚未形成国际影响的作家作品或者受众较小的文学体裁，如诗歌和戏剧等就很难在短时间内在中国传播，这就造成了澳大利亚文学整体论或者主要作家论著相对偏多的现象，而大部分澳大利亚文学内容仍然是一片亟待开垦的处女地。但王佐良早在1980年就在《外国文学》上撰文指出，“对于一个文学史家，澳洲文学是一个理想的研究对象”。[20]虽然处于起步阶段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还比较稚嫩，但假以时日，定能成为文学研究领域的一朵奇葩。1988年3月8—11日中国第一届澳大利亚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成功召开，“会议正式代表27人，其中中方21人，澳方6人。中方代表来自全国各大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他们都是澳大利亚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澳方代表则是久负盛名的现代作家、评论家和经济学家等”。[21]他们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展开讨论，协商成立了“中国澳大利亚研究联络委员会”。从此，澳中两国学者间的交流平台开始搭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