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相关数据可得性的现实局限，相比于本报告的中国文化发展指数体系建构中的7个分项指标，中国农村文化发展共测算2011—2013年除了文化创新以外的其余6个分项指标。同时，由于2012年和2013年的农村文化保护传承指数数值一致（具体原因前文已经解释，此不赘述），故本小节的连续进步与退步省份对比分别针对文化财政支持、文化基础设施、文化人才资源、社会文化参与和文化经济流量这5个分项指标展开。

1.文化财政支持

结合表5-25和表5-26，可发现中国农村文化财政支出指数具有如下特点：

表5-25　2011—2013年中国农村文化财政支出指数排名变化归纳

表5-26　2011—2013年中国农村文化财政支出指数聚类对比

（1）从文化财政支持的相对比较来看，我国更多省份对农村文化财政投入并不是稳定增加，而是持续减少。2011—2013年农村文化财政支持连续退步省份数量为8个，是连续进步地区数量的2.67倍。同时连续进步省份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集中在我国西部地区。但与此同时，同处西部的新疆、广西和青海也连续退步。虽然连续退步省份中也包含同处东部地区的上海、天津和海南；但该分项指标连续三年排名第1位的浙江省也是东部地区。因此，无论东部和西部地区，都有省份出现对文化财政支持重视程度不同的分化现象。

（2）从文化财政支持的绝对比较来看，存在着东高西低的地区差异。浙江和广东的财政支持连年相对高企，而青海的文化财政支持相对处于全国末位。这主要源于来自政府投入的财政支持与当地经济实力密切相关，但陕西和四川的财政支持也连年居于全国相对投入较多的前10名。尤其重庆、西藏和宁夏的文化财政支持均连年排名递增，这与当地政府重视文化相关。

2.文化基础设施

结合表5-27和表5-28，可发现中国农村文化基础设施指数具有如下特点：

表5-27　2011—2013年中国农村文化基础设施指数排名变化归纳

表5-28　2011—2013年中国农村文化基础设施指数聚类对比

（1）从文化基础设施的相对比较来看，仍然是农村文化基础设施指数退步省份数量多于进步省份。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一是经济相对发达省份的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已经完成。如上海、北京和浙江的文化基础设施指数排名在2011—2013年相对稳定。二是虽然在10个连续退步省份中，有一半即5个省份属于我国西部，但下滑名次十分有限。并且，相比其他分项指标，排名稳定地区数量最多。因此，这表明各地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相对均衡，这与各地均重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有关。

（2）从文化基础设施的绝对比较来看，上海和北京具有绝对的领先优势，它们连续三年居于领先其他省份的第一和第二聚类之中。同时，上海、北京和浙江均稳定居于前3名。尽管其他省份有排名先后，波动趋势及排名不同有差别，但均居于第三聚类之中。这表明总体上我国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除上海和北京相对领先外，大多数地区相差不大。未来伴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会对今后该项指标的空间分布带来影响。

3.文化人才资源

表5-29和表5-30呈现中国农村文化人才资源的发展特点：

表5-29　2011—2013年中国农村文化人才资源指数排名变化归纳

(www.daowen.com)

表5-30　2011—2013年中国农村文化人才资源指数聚类对比

（1）从文化人才资源的相对比较来看，连续三年进步省份数目略多于退步省份。而且，从进步与退步省份的空间分布角度看，存在东退西进特点。在进步省份中，东部省份占30%，而在退步省份中，东部省份占44.44%。同时，进步较大位次的省份集中于西部，而退步位次较大的省份集中在东部。例如，在进步省份中，四川、云南、贵州和西藏分别从2011年的第14位、第19位、第26位和第31位分别前移到第8位、第13位、第22位和第27位。在连续退步省份中，广东、上海和天津分别从2011年的第4位、第7位和第22位下降到2013年的第9位、第16位和第28位，均有5个位次及以上的落差。

（2）从文化人才资源的绝对比较来看，并不存在东高西低的地区差异。如表5-30所示，在2011—2013年的聚类结果中，2011年和2013年较为相似，而2012年的聚类结果波动较大。不过，河南持续位于第一聚类。

4.社会文化参与

表5-31和表5-32反映了2011—2013年中国农村社会文化参与指数的连年波动情况：

（1）从社会文化参与的相对比较来看，连续进步省份数量略多于退步省份，呈现“中进东退”的格局。进步省份共有10个，东部地区2个（江苏和海南）、中部地区5个（河南、山西、湖南、江西和吉林）和西部地区3个（四川、广西和贵州）。退步省份共9个，东部地区5个（浙江、广东、上海、辽宁和天津）、西部地区3个（甘肃、内蒙古和青海）和中部地区1个（黑龙江）。稳定不变的两个省份为排名较低的西部省份宁夏（第28位）和西藏（第31位）；

表5-31　2011—2013年中国农村社会文化参与指数排名变化归纳

表5-32　2011—2013年中国农村社会文化参与指数聚类对比

（2）从社会文化参与的绝对比较来看，存在着东高西低的地区差异。并且总体上，我国有越来越多的省份向更高聚类进步。例如，2011—2013年第一聚类包含的省份数量分别有3个、5个和8个，第二聚类包含的省份数量分别为7个、8个和19个。相应的，第三聚类包含的省份数量由2011年的21个，先后递减到2012年和2013年的18个和4个。此外，即使2013年的第三聚类保留的4个省份中，有3个省份位于西部地区（西藏、青海和宁夏），1个位于东部地区（海南）。为此，东部农村文化参与得到积极提升。

5.文化经济流量

文化经济流量仍然是连续进步省份数量多于退步省份的分项指标。

（1）从表5-33的中国农村文化经济流量指数排名变化看，农村文化发展的经济功能得到越来越有效的发挥，无论从我国农村总体还是多数省份，县级艺术表演团体（场馆）的演出收入逐年增加。这也成为影响各地排名变化的主要因素。同时，连续进步和退步省份也呈现“西进东退”的局面。在连续进步的10个省份中，西部地区有5个（陕西、新疆、贵州、广西和西藏），东部地区有1个（浙江），中部地区有4个（湖北、安徽、江西和黑龙江）。在连续退步的7个省份中，西部地区有2个（重庆和青海）、中部地区有1个（吉林），东部地区有4个（上海、福建、辽宁和天津）。

（2）通过表5-34的中国农村文化经济流量指数聚类对比看，第一聚类数量有缓和增加，由2011年和2012年的1个增加到2013年的2个。

表5-33　2011—2013年中国农村文化经济流量指数排名变化归纳

表5-34　2011—2013年中国农村文化经济流量指数聚类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