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文化发展综合指数总体呈现周期性波动，但总体呈现持续的上升态势，反映出中国文化发展随国家宏观发展状况变化而变化的特征

本报告以2006年为基期，采用环比方式所换算成以百分制表示的指数值，设定2006年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综合指数值为100，若综合指数值＞100，表明当年文化发展综合指数值原始数据大于前一年，与之相比总体发展状况有所进步；若综合指数值＜100，则表明这一年的文化发展综合指数值原始数据小于前一年，与之相比总体发展状况有所退步。图3-1显示，2007年比2006年上涨45.81个百分点，2010年则比2009年下调17个百分点。2009—2013年间，文化发展指数值虽然有些波动，但均＞100，这表明文化发展持续进步。图3-1表明2006—2013年的7年间，除2008年中国文化发展指数值为87.56（小于100）外，其余年份的指数值均＞100。基于中国文化发展综合指数的计算原理，显示出我国文化发展的连续多年均比上一年度有所进步。其中，2007年和2009年两个时点的文化发展相比前一年进步最快。这一方面是由于它们的前一年度指数值较低，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文化发展在面临困境时所体现出的调节功能。同时，在2006—2013年的7年间，由于在2008年和2011年分别经历的两个低点（2008年的87.56和2012年的120.35），将该时期分成三个波动周期。

周期Ⅰ（2006—2008）：该周期内2006—2007年指数增大，2007—2008年间指数下降；

周期Ⅱ（2008—2011）：该周期内2008—2009年指数大幅反弹，2009—2011年指数平稳回落，但均＞100；

周期Ⅲ（2011—2013）：该周期内的波动幅度最小，总体平稳的指数值表明连续两年间的中国文化发展呈现平稳提升态势。

图3-1　2006—2013年中国文化发展综合指数

通过结合表3-26所示，观察到2006—2013年（除2008年降低外）的指数值持续升高近4倍，由2006年的16.93提升到2013年的77.52，且各年的指数波动差值均在10位数以上，但由于指数值的连年持续增大，故以环比形成的百分制综合指数值有所降低是我国文化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的必然态势。这种趋势反映出它相似于国家宏观总体发展状况。同时，2007年和2012年的两个高点表明文化发展受到国家政策引导，它们分别是“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执行后的第二年，即新的文化发展规划开始发挥效力的关键年份。而2008年的大幅度降低乃是国际金融危机及国内奥运体育所带来的影响，2008年中国文化发展综合指数最低点主要由于国际环境影响，对比一级指标的7个层面，文化交流和文化创汇能力是造成2008年文化发展综合指数最低的两个最主要因素。就文化交流而言，2008年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项目仅有1 422个，除2010年缺失数据外，为2006—2013年的最低值，仅相当于2013年2 908项的二分之一弱。2008年，国内电影境外票房收入为15.64亿元，出版物出口总额22 468万元，相比2007年的上述指标分别为20.20亿元和23 274万元，均有较大差距。

2009年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举措，它对文化发展也具有正向的积极带动作用，故2009年的最高点是由于2008年的低点及2009年当年的文化进步所共同作用产生的。2011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两个文件的出台直接推动了我国文化的快速发展。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发展尚有政策依赖和阶段性特征。

2.中国文化发展的软硬环境同时改善，基础设施不断健全，文化创新能力也持续增强

本报告对文化基础设施的度量包括文化产业单位、文化事业单位、公共阅读供给、文化展品供给及群众娱乐供给五个方面。其中，公共文化服务提供及文化娱乐繁荣的软硬环境的同时改善构成文化基础设施进步的主要力量。

表3-27　2006—2013年部分文化基础设施相关数据

就公共文化服务提供而言，我国公共阅读供给全方位提升。不仅图书馆数量由2006年的2 778家增加到2013年的3 112家，而且人均图书馆藏书量也由2006年的0.380 6增加到2013年的0.550 4。与之相比，博物馆数量由2006年的1 617家增加到3 473家，每万人拥有博物馆展品数虽是波动上升，但2013年的每万人拥有展品数已增长为2006年的3倍（2006年为0.044 7件／万人，2013年为0.123件／万人）。同时，烈士纪念建筑物随着逐渐发挥文化教育的主要功能数目连年递增，由2006年的7 220个增加到2013年的13 602个。此外，每万人拥有群众文化设施建筑面积在2006—2013年期间翻倍增长，由2006年的123.5平方米增加到2013年的249.1平方米。

就文化娱乐环境而言，它的繁荣也催生了文化基础设施不断健全。每万人电影放映机构及每万人电影屏幕数分别有3倍和6倍的增长，它们一方面反映出文化市场机制作用下对大众文化娱乐消费的释放，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国家将电影放映机构作为提供公共文化主要普及方式的良性回馈。文化企业作为文化基础设施的另一种形式也在此期间大幅涌现，就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而言，从2006年的31.79万家增加到2013年的91.95万家。文化相关产业法人单位占社会法人单位数从5.24%增长到2013年的8.65%。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提供文化娱乐的另一重要场所——艺术表演场馆，它的总量虽有增加，但每万人艺术表演场馆数却在此期间几乎连年下降，由2006年的10.75个下降到7.55个。同时，主要文化事业机构占法人单位比例也由2006年的0.81%下降到2013年的0.57%。这表明文化基础设施的健全不完全是政府投入的结果，也是社会力量和文化市场作用的共同结果。

3.文化财政支持与文化经济流量相对平稳提升

通过表3-28发现，2006—2013年间的文化财政支持与文化经济流量虽在个别年份有所波动，但总体提升趋势明显。

表3-28　文化财政支持与文化经济流量的一级指标与二级指标指数值(www.daowen.com)

文化财政支持主要度量政府与社会对文化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包括全国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文化事业建设费和文化固定资产投资三个二级指标。文化财政支出指数先由2006年0.223 8提升到2009年的0.384 6，在2010年下滑到0.303 8，但此后回升至2011年的0.392 3直至2013年的0.916 7。

从绝对值上看，从2007—2013年的支出金额从728.89亿元增长逾三倍，达到2 245.31亿元。但是从相对值看，文化与传媒公共财政支出占比从2007年的0.014 6增长到0.016 0，增长率在6年间仅为10.6%，直至2013年都不超过2%。由此可见，我国文化投资仍非政府主要的资助内容。文化建设费从费用总额及人均文化事业费看，均逐年递增。以文化、体育和娱乐固定、文化及相关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无论从绝对值还是占比指标，均连续多年递增。文化投资在发展中发挥了主要特征。

同期的文化经济流量体现出与文化财政支持相似的波动态势，它先由2006年的0.22上升到2010年的0.58，再经由2011年回落到0.529 0后，又攀升至2013年的0.735 9（见表3-28）。文化经济流量由文化机构经营能力、文化商品经营收入和文化创汇能力三个方面构成。其中，文化机构经营能力和文化商品经营能力连年递增，而文化创汇能力波动较大。

表3-29　文化财政投入的部分三级指标初始数据值

从文化机构经营能力看，财政支持是其发展的主要收入来源。由于文化机构分为公益性与经营性两种类型，前者以博物馆、群众文化机构和图书馆为主要代表，后者以艺术表演团体和艺术表演场馆为主要代表。对于公益性文化机构，获取经营收入并不构成其主要目标，财政补助是这类机构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这类机构的资源利用效率成为它们的主要考核目标。为此，本报告以“单位财政收入占总收入比例”为主要指标，来度量文化机构提供服务，并通过良好服务获得持续机构运营能力。总体来讲，2006—2011年的文化财政补助占总收入比重不断提高，至2012和2013年这一数值开始出现小幅下降，这预示着公益性文化机构也正尝试从依赖财政补助转向寻求其他收入业态的新常态。

对于经营性文化机构，以其演出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为考核经营能力的主要指标；但对于部分经营性文化机构，财政拨款依然是其主要收入来源。例如，艺术表演团体演出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仅从2006年的21.64%增长到2013年的26.27%。二是艺术表演场馆演出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却持续降低，由2006年的41.04%持续下降到19.35%。文化内容经营收入以广播电视收入、出版物及电影票房收入为主要内容。同时，广播电视网络收入由于其体现新兴文化产业业态特性作为衡量文化内容经营收入的辅助指标。2006—2012年的国内电影票房收入在电影市场不断繁荣的背景下快速增长。国内电影票房收入由2006年的26.2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70.73亿元，2013年的国内电影票房下降到127.63亿元。

表3-30　文化机构经营能力的部分三级指标初始数据值

文化创汇能力并未显著提高，可通过国产电影和图书的国际销售状况予以说明。2006—2013年国内电影市场持续繁荣，全国电影总票房由2006年的26.2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217.69亿元。但我国国产电影的国外票房收入除始终徘徊不前。国产电影国外票房最高值是2010年的35.17亿元，但也仅相当于同年国内电影票房收入的三分之一（2010年，国内电影票房收入为101.72亿元）。如果观察国产电影国外票房最低值的2012年的10.63亿元，仅相当于同年国内票房市场的6.22%（2012年，国内电影票房收入为170.73亿元）。而这一状况在2013年并未得到明显改善，甚至仍然低迷不前，国产电影境外票房占国内电影票房收入的6.43%。与之相似，我国图书市场在境外销售也面临相似情形。2010年的出版物出口总额2006—2013年间的最高金额为25 290万元，2011年的出版物出口总额下滑为19 902万元，2012年和2013年的出版物出口总额分别回升至21 617万元和29 439万元。

4.文化人才资源需要持续积累、社会文化参与明显改善及文化保护传承需要鼓励

2006—2013年，文化人才资源、社会文化参与和文化保护传承的指数值虽然均有不同程度的震荡波动，不过总体上看，“十二五”期间的发展相比“十一五”时期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尤其自“十二五”起始的2011年，文化保护传承和社会文化参与出现了新一阶段的上升。但文化人才资源，却在2012—2013年相比2011年出现明显的下降。

社会文化参与由文化活动参与、文化消费需求、文化活动供给和文化社会机构四个方面构成。自2008年以来，这四个二级指标均持续提升。同时，文化活动供给、文化活动参与和文化社会机构自“十二五”以来的改善更为显著。一方面，公共文化机构的群众参与热情逐年提高。以博物馆和群众文化机构为例，参观人数由2006年的12 032万人次和666.5万人次增加到2013年的63 777万人次和3 105.10万人次，即相应增长了5.3倍和4.66倍。另一方面，文化活动供给逐年丰富。例如，博物馆举办展览次数由2006年的5 879个增加到2013年的16 822个。群众文化机构提供活动次数由2006年的857 625场增加到2013年的1 269 594场，分别提高2.86倍和1.48倍。与之相比，文化消费相对释放乏力。尽管前述我国电影市场繁荣，但城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比与农村文教娱消费性支出占比均持续下滑，它们由2006年的13.8%和12.6%下降到12.7%和7.9%。

文化保护传承由文化保护管理、文物保护社会影响及文化交流三个方面构成，它总体上从2008年开始有了明显改善。其中，文化保护传承的二级指标除文化交流在“十二五”期间小幅波动外，文物保护管理收入及文物保护社会影响两个指标均在“十二五”期间明显提升，这主要源于文物保护得到大量财政补助收入，及更多民众参观文化保护机构。例如，文物保护管理机构的财政补助收入由2006年的54 485万元增加到2013年的490 110万元，增长了近9倍。同一阶段的文物保护管理机构陈列和展览数目并未提升，反而小幅下降（2006年1 987次和2013年1 181次），但参观人数却由2006年的6 411万人次增加到2013年的10 711万人次，增长了近1.7倍，这一现象也表明文化的经济性与文化性并非完全对立，社会的文化艺术教育、兴起的艺术投资热对群众参与文物保护意愿的提升也不无关系。

如表3-31所示，文化建设人才指数下滑是造成文化人才资源下降的主要原因，它在2012—2013年由2011年的1.000 0降低到0.566 9和0.792 5。而文化人才待遇自2008年经历低谷后持续反弹，到2013年达到最大指数值0.588 8，文化人才待遇的改善是通过总量指标和相对指标汇总而得，虽然文化人才行业平均工资逐年递增，但2008年来的“文化人才行业工资相比社会平均工资比例”相比2006年和2007年均有所下降。综上表明，我国文化发展的“十二五”相比“十一五”时期有明显改观，并伴随良性发展态势。

表3-31　文化人才资源、社会文化资源与文化经济流量的一级指标与二级指标指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