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外比较有影响力的创意产业指数包括美国的国家艺术指数，欧洲创意指数，香港创意指数以及上海创意指数。

根据2013年由美国艺术协会发布的《2013国家艺术指数报告》可以看出，美国艺术指数主要包括财政流动指数、能力指数、艺术参与指数、竞争性指数四大类指标体系，共78个具体指标，主要测算了艺术行业的经济产出，出口额，联邦与地方政府、公共与个人组织对艺术的资助力度；文化艺术行业从业人员数量，文艺类机构数量，文化艺术产业与非营利艺术组织所获投资额；文化艺术作品生产与消费数量，文化艺术行业志愿者人数等；以及上述主要数据的人均值（见表2-2）。通过这些指标，美国艺术指数揭示了美国文化艺术行业在经济投入与产出、就业规模与行业规模、社会参与度与整体竞争力等多个方面的整体发展水平，是对美国文化艺术发展的最真实的反映。

表2-2　美国艺术指数指标体系［1］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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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征（2010）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指数的框架设计》一文中，系统评述了欧美学者提出的“欧洲创意指数”，“香港创意指数”和“上海创意指数”的评价体系，并结合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特色，形成“义乌文化小商品指数”，这一指数主要评测对象是文化小商品产业，包括价格、竞争力和创意指数三个方面的内容。

欧洲创意指数主要基于佛罗里达州提出的“3Ts”评价体系而得出，即从技术指数、人才指数和包容性指数三个方面综合测算相应地区创意产业发展的技术、人才与包容环境的整体水平（见表2-3）。这一指数与美国艺术指数的差异表现在，欧洲创意指数为了突出“创意”的内涵，增加了“科技”与技术的指数内容，强调了在当代文化生产中，科技与新技术对于文化艺术产业尤其是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表2-3　欧洲创意指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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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daowen.com)

在此基础上，“香港创意指数”提出了一个所谓的“5C”模型（见表2-4）。该模型基于两种假设：一是结构或制度、人力、社会和文化资本四种资本形式是影响创意增长的固定因素；二是这些决定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累积效应是以创意成果或产出为表现形式的。因此，通过测量制度与文化社会资本以及相应的创意成果产出，就可以分析出特定地区的创意产业发展水平。可以看出，香港创意指数比较强调测量制度性因素在创意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这一点与欧美的艺术、创意指数不同，后者更多的是一种描述性的测量，而香港作为创意产业政策的重要实践者，提出的创意指数更希望通过关注制度性因素，有助于为决策者制定创意产业政策提供借鉴。

表2-4　香港创意指数的整体架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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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于2006年发布了中国内地首个城市创意指数，纵观其指标与框架设计（见表2-5），在一级指标上，上海创意指数同时借鉴了欧洲创意指数和香港创意指数的安排，除了有关创意产业经济数据的统计，还强调了科技因素对于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在次级指标上，上海创意指数相比前两者更为丰富具体，在定量统计的可操作性上优于前两种指数，但在具体内容上，对于欧洲与香港创意指数中有关多样性、价值等社会环境方面内容指标缺乏涉及，同时，在制度与创意产业政策方面，上海创意指数没有建立相应的测量指标。

表2-5　上海创意指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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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洁等基于上述国际国内主要的创意指数模型，结合北京市的发展实情，提出一个全新的创意指数分析框架，包括贡献指数、成果指数、环境指数、投入指数、人才指数五大门类，这一指数体系事实上是对香港和上海创意指数的进一步升华，突出了投入指数和贡献指数的内容，即政府与科研对创意产业的投入力度，以及创意产业发展对于城市经济与社会的贡献力度（张小洁，等，2012）。总体来看，这一指数模型与上海创意指数模型在整体框架上相似度较高，在具体指标设计上更加丰富全面，补充了有关制度与政策投入方面的指数测定，定量统计的可操作性较强。

2012年由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是全国第一部基于全国各省区市文化产业统计数据，形成的国家性的文化产业评价指标体系。这一指标体系包括表征指数与内涵指数两大方面的内容，前者主要体现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规模与模式，以及文化产业对经济社会与文化的贡献力度；后者则是对文化产业本身内在各要素的总结和评价，包括文化资源、产业政策、产业结构、市场主体等方面的具体呈现（胡惠林，王婧，2012）。这一指标体系弥补了国内关于文化指数研究国家宏观视角的缺失，超越了以城市为创意／文化产业测量依托的分析视角，以省域为单位，将地方与中央两个层级的文化产业发展统一了起来。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学者结合各自省份的文化创意产业特色提出了自己的创意／文化指数（陈颖，等，2010；林宏，2010；等等），这些指标体系在一级指标上纷纷借鉴上述创意指数的框架，重点突出人才、文化环境、政策制度扶持等因素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将这些因素与创意产业的产生联系到一起。因此，可以看出，这些文化类指数不仅是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状的评价和测量，也为未来的文化产业决策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在其他文化类指数方面，王亚南提出的“全国文化消费民生效应景气指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一指数的分析对象是文化消费，包括基础指标、基本指标和校正指标三个门类，基础指标主要指人均文化消费的绝对值，基本指标是指人均文化消费的比例值，体现的是文化消费量在GDP、收入以及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而校正指标所反映的则是不同省份、城乡之间文化消费的差距（王亚南，2010）。文化消费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最大动力，这一指数的研究和发布，对于国家层面以及地方层面文化经济决策具有非常鲜明的指导意义。

此外，关于文化竞争力的指标构建与评价研究也是近年来学术界的一大热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较多，综合起来，文化竞争力的研究与文化指数一样，多是以城市为单位，探究城市在文化发展方面的潜在优势与竞争力，这些指标包括城市的综合经济与社会基础（经济水平、全球化水平、城市区位优势，等等），文化资源的丰富程度，文化产业化的程度，文化基础设施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水平等方面（赵德兴，等，2006）。这一方面，邹志勇（2010）曾对山东齐鲁地区的文化竞争力进行过定量测量，提出过一个包括3个层级，共23项指标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基本上是对上述文化竞争力主要构成因素的具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