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编制文化发展指数推进国家文化治理，是当前和今后我国国家治理的重大战略需求。编制中国文化发展指数，不仅可以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文化发展规划、制定文化发展战略提供决策依据，而且还可以为我国进一步参与国际文化战略竞争，抢占文化战略制高点和建立话语权奠定基础。指数就是标准。谁控制了标准，谁就掌握了战略主动权。通过和借助中国文化发展指数的编制和建立来引导我国文化发展战略目标、路径和政策选择，提高文化发展规划水平，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发展最重要的战略需求、战略内容和战略形态。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国家文化治理阶段。2015年9月，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将文艺复兴与民族复兴联系在一起。文艺复兴是文化繁荣的核心，也是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最重要战略基础。当前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国情不仅制约了“文艺复兴”的力量，而且也制约了推动文化发展的战略力量和选择。如何在一个可检测、紧约束的基础上实现文化发展的战略意图，直接决定了实现建设文化强国的时间表。这是现阶段我国文化发展战略研究的重要前提和出发点。

本报告数据主要来源《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2007—2014）》、《中国统计年鉴（2007—2014）》和政府官方网站，采用标准化法对初始数据进行了无量纲化处理，及采用变异系数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相结合的客观权重法来测算各层面的文化发展指数。值得说明的是，本报告对于缺失数据赋予其在该类指标的最低指数值，以期倒逼各地重视文化发展数据的统计和公开。

鉴于数据可得性及每个层面具体测评的意义差异，中国省级文化发展指数、中国农村文化发展指数和中国文化发展综合指数之间在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中略有不同。其中，中国文化发展综合指数与中国省级文化发展指数的二级指标构成较为接近，而中国农村文化发展指数由于数据体系尚未完善，故相比前两种缺失较多。尤其暂时还不能度量各地区的农村文化创新水平。

一、首次提出“中国文化发展指数”这一新概念，提出了开放型条件下以全国、省区市和农村“三位一体”为特征的中国文化发展指数分析框架。

开放型是今天中国发展的主要特征。发展是今天中国的核心价值。建立开放型条件下中国文化发展指数，是要以大数据分析为基础，为我国文化发展提供一个可分析与度量的政策工具，推动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推动中国文化发展形成新动力，推动中国文化繁荣发展。

通过理解文化发展特征、考察世界主要组织和国家的文化（艺术）发展指数的指标体系构建，从我国文化发展基本国情出发，本研究成果报告构建了“中国文化发展指数体系”（CCDI）。

该体系目前针对全国层面、省级（自治区、直辖市）层面和农村层面构建了各自的文化发展指数体系，分别被称为“中国文化发展综合指数”、“中国文化发展指数”及“中国农村文化发展指数”。这三类指数均包括三层指标体系，由于每一类指数的可获数据特点及丰富性程度不同，因此在具体指标构成上进行具体微调，但它们共同包括七个一级指标，分别为：文化财政支持、文化基础设施、文化人才资源、社会文化参与、文化保护传承、文化创新能力和文化经济流量（见图1）^[1]。

图1-1　2011—2013年中国文化发展指数

二、稳健发展、健康发展、可持续发展、文明转型发展正在建构开放型条件下中国文化发展趋势性新特征。

综合分析2006—2013年我国文化发展可得数据及其运动表现与构成结构，在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冲击造成的我国文化发展突发性失速之后（2008年比2007年环比指数下跌了58.25点），在国家宏观文化政策调控之下，中国文化发展逐步进入一个新的战略发展区间。

数据分析和研究结果显示，在经历了国家宏观调控的强势反弹发展之后（2009年在2008年的基础上增长60.39点），中国文化发展开始了发展理性的恢复性修复（2010年比2009年调整了10点；2011年又在2010年的基数上调整了10点），2011年起中国文化发展理性修复基本完成，2011年至2013年呈稳步增长发展态势，波动区间为7点。总体发展趋势与我国宏观形势发展基本一致。凸显宏观经济形势对我国文化发展的制约性影响。

图1-2　2006—2013年中国文化发展综合指数

图1-3　2006—2013年中国文化发展综合指数一级指标指数值

纵观2006—2013年我国文化发展总体态势，虽有大的剧烈波动起伏，但综合指数值均＞100，文化创新能力和文化基础设施指数连年递增，表明文化发展持续进步、总体发展幅度合理，开始进入稳健发展。（2011—2013年文化发展综合指数环比波动幅度在7点之内）、健康发展（如图1-3所示的文化创新能力与文化基础设施是在2006—2013年间持续改善的方面）、可持续发展和文明转型发展的新阶段。

三、我国文化发展总体呈现东高西低格局，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一致。东部地区是我国文化发展动力的引擎，发展质量明显优于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是我国文化发展的腹地，且西部地区出现以提升为主的文化发展态势：西部地区的“提升发展”与东部地区的“寻优发展”，构成开放型条件下中国文化发展的新结构。

通过测算2011—2013年中国文化发展指数，东部地区是我国文化发展稳定的引擎，江苏、北京、上海、浙江和广东稳居全国文化发展前六位。广西、甘肃、贵州、青海和宁夏等西部五省区排在全国后十位，四川是连续三年进入排名前十的唯一西部地区。

表1-1　2011—2013年中国文化发展指数

（续表）

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基本构成中国文化发展的三大战略区域：第一战略区域、第二战略区域和第三战略区域；东部为第一战略区域、中部为第二战略区域、西部为第三战略区域。文化发展总体呈梯次递减特征。这一特征与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国土空间形态与结构相一致。

同时，2011—2013年间除贵州省外，其他省份均有不同程度与不同方向的排名波动。尽管多数省份在连续三年间的波动方向并不一致，但普遍处于较为稳定的聚类当中。除均居于前五位的北京、江苏、上海、浙江和广东外，其余省份均处于水平相近的第三聚类。在以中西部地区为主的第三聚类（26个省区市）中，出现不同发展态势的分化。云南、新疆和西藏是连续前移地区，江西和重庆是连续后移地区。此外，若将2011—2013年分为2011—2012年和2012—2013年两个阶段，则后一阶段的排名前移地区更多，且更多比例的西部地区排名前移（第一阶段的排名前移地区中，西部地区约占30.77%；后一阶段中，西部地区约占43.75%）。而且在两个阶段的后移地区中，前一阶段的西部地区为33.33%，后一阶段为0%），这反映出西部地区总体上处于不同程度的提升过程，这也表明我国西部地区的文化发展态势很有可能成为改变中国文化发展东强西弱非均衡结构的主要动因。

与西部相比，总体上东部地区正处于寻优过程。一方面，东部地区在第二阶段的表现优于第一阶段，主要体现为进步省份更多，退步省份更少。东部地区占进步省份的比例由2011—2012年的30.77%提升到2012—2013年间的37.5%。东部地区占退步省份的比例由2011—2012年的40%下降到2012—2013年间的33.33%；另一方面，在连续三年的三个聚类统计中，处于相对领先地位的第一和第二聚类中，均为东部地区，而且它们的相对排名均有波动，这种领先地位的非稳定性正表明东部地区文化发展的寻优过程。

“提升”与“寻优”不仅体现我国各省区市正在实践不同文化发展路径，也正在探求适合当地情势的文化发展新动力因素。“提升”与“寻优”正在建构中国东西部文化发展新格局，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结构。同时，“提升”与“寻优”发展并存，逐步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构成了未来中国文化发展总趋势。

表1-2　中国省级（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发展指数排名对比

（续表）

四、首次把农村文化发展纳入中国文化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提出“农村文化发展指数”。农村文化发展状况正在深刻影响中国文化发展质量结构。农业文明的现代化程度是影响农村文化现代化发展和文明转型的根本基础。

中国依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形成的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演化发展的基因。农村文化发展数量、速度和质量是长期影响和决定中国文化发展数量、速度和质量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农村发展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和文明转型发展的根本问题，中国能否实现“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关键在农村。而农村文化发展的现代化和文明转型，又是关键中的关键。建立农村文化发展指数就是要为农村文化的现代转型与文明发展提供一个参照系，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和促进我国农村文化发展。

表1-3　2011—2013年中国农村文化发展指数值及排名

通过对比2011—2013年的农村文化发展排名变化，浙江、江苏、广东和山东是连续三年处在全国农村文化发展前列。黑龙江、广西、吉林、甘肃、青海、西藏、宁夏和海南共8个省份连续三年名列全国后十位，其中包括2个中部省份，1个东部省份和5个西部省份。

浙江、江苏和广东三省分别在2011年和2013年排名前三位。在全国范围内，这三省处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既是我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也是我国农村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指数测算也反映出这三省的农村文化发展程度领先于其他省份，这说明浙江、江苏和广东的农村文化发展状况与其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其中，浙江省连续三年位于全国首位，它的“美丽乡村”建设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同时，江苏农村乡镇文化整体性发展程度领先于全国。

上海在2011—2012年均名列第4位，2013年位列第7；北京虽然在2011—2013年间均位于前十名，但除2012年排列第2外，在2011年和2013年则分别排第9和第8位。北京和上海两地排名波动幅度较大，一方面与两地城市化程度较高、农村地区相对较少密切相关，但两市对农村文化建设投入较少、重视程度不够是其重要原因。例如，北京县级艺术表演场馆财政拨款由2012年的604.6万元下降到2013年的83.8万元，上海县市公共图书馆上级财政补助由2011年的1 208.4万元下降到2012年的578.8万元和2013年的494.3万元。

通过多年排名对比来看，排名持续进步省份有1个（黑龙江），连续退步省份有2个（湖南和重庆）。排名进步省份数目并未多于退步省份，这表明在我国实施和推进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过程中，需要注重农村文化“补差式发展”（例如，全国31个省区市的农村文化机构在2011—2013年连年递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全覆盖推进，是形成农村未来整体性高速发展省份明显多于相对退后省份的直接的政策性和制度性因素。(www.daowen.com)

农村文化发展现代化整体性优势与农业现代化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同构关系，显示推进农村文化发展现代化必须同步推进、提高农业现代化有机结合，以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同步推进，提高农村文化发展的速度与质量，应该成为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新价值取向。

表1-4　2011—2013年中国农村文化发展指数排名变化

（续表）

五、影响文化发展的动力结构呈多元化特征，文化基础设施、文化保护传承、文化人才资源、文化创新能力和社会文化参与，构成了文化发展梯次变化的影响性要素。

西藏的文化发展指数排名由2011年的第27位前移到2013年的第20位，它的进步主要得益于软硬性投入的全方位结合。除文化经济流量位次不变，文化财政支持、社会文化参与和文化人才资源前移2个位次外，文化创新能力、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保护传承分别提升了5、6和13个位次。尤其，2013年的西藏文化保护传承居于全国的第3位。西藏的文化财政支持也连续3年均位于全国前十位，例如，西藏的乡镇文化站上级财政补助由2011年的32万元增加到2013年的386.6万元，实现近12倍的增长。新疆和云南以软环境建设为主，文化人才资源和文化创新能力均有明显提升，它们2013年相比2011年分别前移7位和5位。同时，新疆的文化保护传承和文化基础设施提升明显，文化保护传承由2011年的第19位前移到2013年的第7位，文化基础设施由2011年的第25位前移到2013年的第14位。通过2011—2013年的数据分析，可预测西藏、新疆和云南在未来文化发展中取得更大进步。而文化创新能力不强、文化保护传承不到位与文化人才资源稀缺是分别造成江西和重庆在2011—2013年梯次持续后退的主要原因。

表1-5　2011—2013年中国文化发展指数连续进步省份的一级指标排名变化

表1-6　2011—2013年中国文化发展指数连续退步省份的一级指标排名变化

六、省区市农村文化发展的震荡波动，尚未提供农村文化发展的动力因素，文化保护传承是唯一影响农村文化发展总体进退性程度的主要原因。

表1-7和表1-8表明，2011—2013年间连续同方向变化的省份数目十分有限，黑龙江是农村文化发展连续进步的唯一省份，而湖南和重庆是农村文化发展连续退步的两个省份。除此之外的28个省区市农村文化发展排名均有先升后降或先降后升的反向震荡波动态势。通过对比3个省份的7个一级指标的动态排名，发现文化保护传承是影响农村文化发展总体进退的最主要因素。就文化保护传承指标而言，黑龙江从2011年的第16名进步到2013年的第11名。湖南从2011年的第1名下降到第5名，而重庆从2011年的第20名下降到第24名，均有4名的下降落差。

表1-7　2011—2013年中国农村文化发展指数连续进步省份的一级指标排名变化归纳

表1-8　2011—2013年中国农村文化发展指数连续退步省份的一级指标排名变化归纳

七、空间对比中国文化发展指数与农村文化发展指数，可见东强态势在前者中表现更为明显，农村文化发展在中西地区更具比较优势。社会文化参与、文化传承保护和文化经济流量构成重庆在二类指数排名均持续下滑的主要动因。通过稳定与协调程度，形成并构造了我国文化发展先进、成长和待成长三大主要地区类型。

通过将2011—2013年的同期中国文化发展指数排名与农村文化发展指数排名进行对比，形成如表1-9所示的对比结果。

表1-9　2011—2013年文化发展指数与农村文化发展指数对比分析

（续表）

表1-9呈现的中国文化发展指数与中国农村文化发展指数的排名差异，反映出两种现象（见表1-10）：一是个别省份持续3年出现总体排名靠前或农村排名靠前的现象；二是个别省份的总体排名与农村排名靠前。在31个省区市中，超三分之一的省份是文化发展指数排名靠前，且它们中6个省份位于东部地区，2个位于中部地区和3个位于西部地区。而在农村文化发展指数排名相对靠前的10个省份中，除了浙江和山东两省位于东部地区外，仍有2省位于中部地区，及其余6省位于西部地区。

表1-10　文化发展指数与农村文化发展指数排名对比分析

需要进一步观察的是：在表1-9所呈现的两种现象中，均有农村与总体排名差距较大或排名差距相近的省份。表1-11将农村文化发展指数与文化发展指数排名差距连续3年在5位次以内，界定为是稳定协调省份；而连续3年差距在5位次以外，即为稳定不协调省份。按照此标准，重庆和贵州是排名极为不协调省份，同时由于重庆和贵州的社会发展以农业为主，它们也是连续3年农业排名靠前的省份。而对于稳定协调发展的省份中，东部地区排名稳定靠前（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除海南外，中西部地区排名稳定协调的靠后（吉林、黑龙江、广西、甘肃和青海）。

表1-11　文化发展指数与农村文化发展指数排名对比分析

表1-12表明2011—2013年间，并没有中国文化发展指数和农村文化发展指数共同进步的地区，重庆是两类指数同时大幅度后移地区。从重庆市的7个一级指标来看，就中国文化发展指数而言，社会文化参与、文化保护传承、文化创新能力和文化经济流量排名下滑是其该项指数排名后移的主要原因。就农村文化发展指数而言，虽然它的财政投入在逐年相对增加，但社会文化参与、文化保护传承和文化经济流量排名通常也持续下滑。由此，观察到社会文化参与、文化保护传承和文化经济流量是造成重庆市总体与农村文化发展连续退步的主要原因。

表1-12　2011—2013年农村与总体排名连续波动总结

此外，本报告分别针对2011—2013年的中国文化发展指数和中国农村文化发展指数进行系统聚类分析，统计结果如表1-13整理所示。可以将31个省区市进一步分成为：

领先省份：北京、江苏、浙江、上海

成长省份：广东、山东、山西、河北、福建、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陕西、安徽

待成长省份：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西、广西、海南、贵州、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表1-13　2011—2013年中国文化发展指数与中国农村文化发展指数的聚类分析对比

【注释】

[1]中国农村文化发展指数，由于目前数据可得性局限，在文化创新能力方面暂无可度量数据。待以后年份数据丰富，可即时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