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个性化、内心化、生活化成为文坛的显著风气，这对应用文体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许多政治、军事及学术性应用文体的适用范围下移和拓宽，自身的生活化色彩加强，它们的文体功能不再只是通典明仪、宣战颂功、经史释滞，也转向颂扬山川名物、推重家庭伦理价值、表现日常生活趣味、增强世俗化趋势等方面，较突出的例子如家传、别传、私传的盛行，以自然名物为题材的赞、铭之作增多，碑、诔、谥由人主专用向贵贱泛用，[162]等等；另一方面，则是日常生活性应用文体的大兴。如书札、诫、箴、铭、哀辞、吊文、杂帖等，较为集中的表达孝亲之思、处世之道、齐家之术、闲居之乐等内容，展现了魏晋应用文体以家庭生活趣味为重的特点。
首先来看诫、箴。诫古与敕通，有加强、固化之义。[163]正因诫、敕相通，进而合用成为汉代诏策文书的一种，[164]诫还含有警示、训导之义。先秦诫语多以富有劝谏意味的俗谚或经典语句为证，以加强说服力。另外先秦口头告诫为多，因此形制较短，《尚书》中所载篇幅较长，思辨清晰，理据充分，可为诫语书面化的典范。前已提到，汉代诫敕的出现，表明诫已成为一种文体。东汉已降杜笃、班昭、荀爽、蔡邕均有《女诫》，诫体还有其他如东汉高彪《清诫》、杜泰姬《戒诸女及妇》、陈惠谦《戒兄子伯思》等；与诫体相近的别体还有东汉杨礼《敕二妇》、李固之女李文姬《敕弟燮》、蔡邕《女训》等。值得一提的是，班昭《女诫》是汉代诫体发展成熟的代表，其分“卑弱”、“夫妇”、“敬惧”、“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章，对女德进行了全面的规定。其中《曲从篇》提到“故《女宪》曰:‘妇如影响，焉不可赏’”句，[165]可知《女宪》亦为类似“女诫”的规约文体。魏晋时期，诫体文的主要形式为家诫，内容多为宣扬人伦教化及慎独自修之旨，显然对汉代诫文多有继承。
箴本与通，即缝制衣物所用之针，后引申有规劝之义。[166]箴在规劝之义的层面上，与诫相通，《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栾武子说:“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不可谓骄。”杜预注:“箴，诫。”[167]《尚书·盘庚上》载盘庚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注曰:“言无有故伏绝小人之所欲箴规上者，戒朝臣。”[168]《经典释文》卷三“箴”字下，陆德明注云:“马云，谏也。”[169]可见，从规劝角度来看，箴、诫两者具有共通性。魏晋箴体文除发挥先秦两汉官方箴文既有的劝谏功能外，其面向家庭及个体自我的自儆自戒意识也非常突出。前者多陈袭旧例，很难有所突破，因此《文心雕龙·铭箴》评价说:“至于潘勖《符节》，要而失浅；温峤《侍臣》，博而患繁；王济《国子》，文多而事寡；潘尼《乘舆》，义正而体芜:凡斯继作，鲜有克衷。”然而，后者却因题材对象与以前不同而呈现出新异特色，刘勰说:“至于王朗《杂箴》，乃置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观其约文举要，宪章武铭，而水、火、井、灶，繁辞不已，志有偏也。”[170]刘勰显然不欣赏王朗箴戒流于琐碎。尽管如此，王朗《杂箴》着眼于家门风训的调教而非笼统的探究齐家之法、治国之道，恰是魏晋儒家政治理想趋于衰歇而家庭伦理观念得以凸现的反映。另外，魏晋箴体文个体自我的自省意识日益增强，如庾敳《幽人箴》、周祗《执友箴》、苏彦《语箴》等均是其例。魏晋箴作的文学化色彩也较此前明显，傅玄《矫情赋序》说:“我太宗文皇帝命臣作《西征赋》，又命陈、徐诸臣作箴，皆含玉吐金，烂然成章。”又陆机《文赋》称:“箴顿挫而清壮。”[171]这些均为魏晋士人越发注重箴的文学性的表现。
铭与箴相近，魏晋时期其生活化特色鲜明，因此放到这里与箴一起讨论。铭的本义为刻镂，与“名”通。《说文解字·口部》说:“名，自命也。”段注:“《祭统》曰:夫鼎有名。铭者，自名也。此许所本也。……按死者之铭，以缁长半幅，末，长终幅，广三寸，书名于末曰:某氏某之柩。此正所谓自名。其作器刻铭，亦谓称扬其先祖之德，著己名于下，皆只云名已足，不必加金旁，故许君于‘金部’不录‘铭’字。……郑君注经，乃释铭为刻，刘熙乃云:铭，名也，记名其功也。吕恍乃云:铭，题勒也。”[172]段玉裁在注中提到，铭有作为死者铭旌和刻镂铭功的两重意义。[173]可知，从丧葬角度来讲，铭具有识别死者身份的作用。司马孚于魏景初元年《皇后铭旌议》“魏明悼后崩，议书铭旌”，晋武帝泰始中《赐刘廙葬钱诏》“今当殡葬，其给廙车铭旌”，张华《元皇后哀策文》“铭旌树表，翣柳云敷”，束晳《吊卫巨山文》“遥望子弟，铭旌丛立”，[174]足见铭这一意义在魏晋时期的流传。
另外，铭还借助金石起到旌扬名德的效果。铭在儒家经典文献中，其称美孝德的一面得以深化，相关论述集中在《礼记·祭统》中。[175]《礼记·祭统》不仅充分认识到了铭的物质功用、持久属性，还对其伦理价值及铭体撰写等方面都有说明。如此篇中就对卫孔悝鼎铭加以分析，指出“子孙之守宗庙社稷者，其先祖无美而称之，是诬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传，不仁”，[176]这为后世铭体创作确立了批评的原则。汉代对铭体发展历史的认识也趋于清晰，蔡邕《铭论》即从黄帝、孔甲开始，追溯铭的起源，又历数商汤、周武王、吕尚、正考父、魏颗等人铭作，最终指出:“近世以来，咸铭之于碑。德非此族，不在铭典。”[177]这说明东汉中后期铭与碑结合的事实。魏晋禁碑，碑铭的创作受到限制，但文人案头创作却未被影响。刘勰说:“张载《剑阁》，其才清采。迅足骎骎，后发前至。勒铭岷汉，得其宜矣。”[178]可见，张载《剑阁铭》是魏晋铭作的代表。
吊辞发展成为文体，贾谊《吊屈原赋》、司马相如《吊秦二世文》为较早的代表。汉代吊文骚体化、赋化的特征明显，完全改变了先秦时期寥寥数语、形制短小的情况，其陈事摛文、致以哀思的文学性日益增强。魏晋吊文在形式上多保留骚体痕迹，但在标题上已刻意与赋相区别，体现出清绮哀艳的特色，《文心雕龙·哀吊》说:“胡、阮嘉其清，王子伤其隘，各其志也。祢衡之吊平子，缛丽而轻清；陆机之吊魏武，序巧而文繁。”[179]足见阮瑀、王粲、祢衡、陆机等人的吊文各有其值得称道之处。
哀与吊本义接近，蕴含着对于人、事依恋怀想的浓厚情感。[180]哀辞原本也像吊辞一样较为简单，两者均为丧礼前后哀辞的具体表达方式，哀辞的礼仪功能同样胜过言志抒情的要求，[181]因此与吊辞相仿，简约明了，不尚铺陈。[182]哀辞因其临丧致哀的特点，多将其作为诔文的别体。挚虞《文章流别论》说:“哀辞者，诔之流也。……哀辞之体，以哀痛为主，缘以叹息之辞。”又“今所□哀策者，古诔之义。”[183]哀辞作为文人文体，以班固为早。[184]然而，东汉哀辞作品留存较少，挚虞《文章流别论》说:“崔瑗、苏顺、马融等为之，率以施于童殇夭折不以寿终者。”刘勰又说:“降及后汉，汝阳主亡，崔瑗哀辞，始变前式。……至于苏顺、张升，并述哀文。”另外，通过《后汉书》中苏顺、张升等人本传所载作品亦可找到哀辞这一文体。魏晋哀辞创作较为繁盛，艺术成就也较高。刘勰评价说:“建安哀辞，惟伟长差善，《行女》一篇，时有恻怛。及潘岳继作，实钟其美。”[185]由此可见一斑。
书可以说是魏晋应用文体中生活性最强的一种。先秦书的定义有多种，如公府文书、盟辞、书册、文字、书写等。[186]作为书信来讲，较早可见《左传·昭公六年》所载羊舌肸书谏子产一事。羊舌肸以《尚书》、《诗经》为依据，层层递进，对比论述，阐发了王道思想，而子产在复信中也接受了叔向的谏诫，这可以看作在书信中高扬儒家政治教化观的较早代表。春秋时期书信无论在情感力度，还是在思想内涵等方面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尤其书信中对于德政的强调，某种程度上与后来儒家的政教观念相吻合，在思想层面也为后世书信树立了典范。战国已降，书信佳作层见不鲜，其中不乏体现仁厚、忠义观念的作品。[187]秦汉以来，书信多不胜举，已经成为展现作者内心信念追求、情感波澜以及学术观点的重要载体，像李斯《谏逐客书》、司马迁《报任安书》、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扬雄《答刘歆书》等，均可代表。东汉以来，书信的生活情趣增强。[188]魏晋书信体创作在上述基础上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刘勰评价说:“魏之元瑜，号称翩翩；文举属章，半简必录；休琏好事，留意词翰，抑其次也。嵇康《绝交》，实志高而文伟矣；赵至叙离，乃少年之激切也。至如陈遵占辞，百封各意；祢衡代书，亲疏得宜:斯又尺牍之偏才也。”[189]可见，魏晋书信体创作以阮瑀、孔融、应璩、嵇康、赵至、祢衡等人为代表。
以上大致将魏晋生活性应用文体的儒学文体渊源揭示出来，从思想层面来看，上述应用文体多以儒家立身处世之道和道德伦理原则作为立论的依据，从而具有较为丰富的儒学内涵。然而，这些文体从开始并不尽都体现出生活性的特征，如箴、铭就带有很强的官方色彩，东汉中后期已降其个体性、情感性才渐渐明显。诫、哀辞、书信，从先秦开始多应用于国与国、君与臣、父与子及朋友之间，其私人性的意味颇为浓厚。如李充《起居诫》就说:“床头书疏，亦不足观:或他事私密，不欲令人见之，纵能不宣，谁与明之?若有泄露，则伤之者至矣。”[190]这就突出了书疏文体的私密性特点。魏晋时期承续东汉以来重情感的风气，外加门阀政治下士大夫们普遍移忠作孝的处世原则，诫、哀辞及书信中对于修身齐家、人伦日用、田园情趣以及亲情关护的关注，较之以往有了更大的提高。下面即以魏晋书、箴、哀辞等文体为例，来看一下它们的创作特色与自身的儒学蕴涵。
魏晋书信从内容来看，既有寒暄问候的温情，又有切磋问学的论难，亦有对文人才情的评骘，还有对游览见闻的描绘，林林总总，不一而足。魏晋许多信中，家人、友朋之间的情感交流得以充分体现，儒家伦理价值观念也得以彰显。如曹丕《又报锺繇书》说:“得报，知喜南方。至于荀公之清谈，孙权之妍媚，执书嗢噱，不能离手。若权复黠，当折以汝南、许邵月旦之评。权优游二国，俯仰荀、许，亦已足矣。”[191]就充分体现出曹丕与锺繇融洽和谐的关系。曹植《与丁敬礼书》说:“顷不相闻，覆相声音亦为怪，故乘兴为书，含欣而秉笔，大笑而吐辞，亦欢之极也。”[192]也透露出他与丁仪的亲密友情。虞翻《与某书》说:“此中小儿，年四岁矣，似欲聪哲。虽虾不生鲤子，此子似人，欲为求妇，不知所向。君为访之，勿怪老痴誉此儿也。”[193]表现了对稚子的喜爱之情。陆景《与兄书》说:“自寻外役，出入三年，缘兄之笃睦，必时存之。宝录兄书，积之盈笥，不得新命，无以自慰，时辄温故，以释其思。有信忘数字，每见手迹，如复暂会。”[194]陆景对兄长书信的珍视可以反观两人亲情的深挚。王献之《杂帖》说:“不审尊体复何如?昨夜眠多少?愿尽宽喻理，忧驰可复言，若得消息者。献之。”此信虽寥寥数语，其对亲人的关护之情已跃然纸上。[195]魏晋书信往来的论难之作，也多有关于礼制问题的辩争与讨论，如戴逵《答范宁问马郑二义书》、徐邈《与范宁书问告定用牲否》、《答徐乾书》、孔严《与王彪之论蔡谟谥书》等均是其例。在魏晋品鉴时人创作的书信中，不乏文论名篇，如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与吴质书》、吴质《与魏太子笺》、《在元城与魏太子笺》、《答东阿王书》、[196]曹植《与吴季重书》、《与杨德祖书》、杨修《与临淄侯笺》、陆云《与兄平原书》等，它们集中反映了写信者的创作观和批评观，其中也不乏儒学文艺观的内涵。
魏晋书信还是表达心志抱负的重要载体，如臧洪《答陈琳书》中说:“吾闻之也，义不背亲，忠不遗君，故柬宗本州，以为亲援，中扶郡将，以安社稷，一举二得，以徼忠孝，何以为非?而足下欲使吾轻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于我也，年为吾兄，分为笃友，道乖告去，以安君亲，可谓顺矣。”又“足下徼利于境外，臧洪授命于君亲；吾子托身于盟主，臧洪策名于长安。子谓余身死而名灭，仆亦笑子生死而无闻焉。”[197]就充分表现了臧洪忠于旧主和坚守节操的意志，流露出与陈琳截然相反的人生志趣和价值取向。董昭《与袁春卿书》说:“盖闻孝者不背亲以要利，仁者不忘君以徇私，志士不探乱以徼幸，智者不诡道以自危。……苟不逞之与群，而厥父之不恤，不可以言孝；忘祖宗所居之本朝，安非正之奸职，难可以言忠；忠孝并替，难以言智。……能翻然易节，奉帝养父，委身曹公，忠孝不坠，荣名彰矣。”[198]此信为董昭规劝袁绍同族袁春卿归顺曹操而作，毋论其政治立场如何，忠孝荣名等儒家价值准则都得到了极大的推扬。另外，在《法书要录》所载王羲之四百六十五帖中，也不乏表现忠义的主题。王羲之《杂帖》说:“若治风教可弘，今忠著于上，义行于下，虽古之逸士，亦将眷然，况下此者，观倾举厝，君子之道尽矣。今得护军还君，屈以申时，玄平顷命，朝有君子，晓然复谓有容足地，常如前者，虽患九天不可阶，九地无所逃，何论于世路万石?仆虽不敏，不能期之以道义，岂苟且?岂苟且?若复以此进退，直是利动之徒耳，所不忍为，所不以为。”[199]“古之御世者，乃志小天下。今封域区区，一方任耳，而恒忧不治，为时耻之。但今卿重熙之徒，必得申其道，更自行有余力相弘也。”[200]上述均体现了王羲之弘扬风教、推崇王道的政治观念和价值追求，信中的儒学意识可谓醇厚。
除了儒学意识的渗透外，魏晋书信抒情性、状物性、辞赋化的艺术水准也有较大提高。如繁钦的书信就写的富艳华美、刻画细致。他在《与魏太子书》中描述了车子“能喉啭引声，与笳同音”的曼妙之美:“潜气内转，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细不幽散，声悲旧笳，曲美常均。及与黄门鼓吹温胡，迭唱迭和，喉所发音，无不响应。曲折沉浮，寻变入节。……遗声抑扬，不可胜穷。优游转化，余弄未尽。暨其清激悲吟，杂以怨慕，咏北狄之遐征，奏胡马之长思，凄入肝脾，哀感顽艳。”对此，曹丕《叙繁钦》加以评价说:“上西征，余守谯，繁钦从。时薛访车子能喉啭，与笳同音。钦笺还与余，盛叹之。虽过其实，而其文甚丽。”[201]其富艳精工之美，可见一斑。魏晋书信虽散句占主导，但亦呈现出骈偶化特征。《世说新语·雅量》载:“郗嘉宾钦崇释道安德问，饷米千斛，修书累纸，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损米。’愈觉有待之为烦。”余嘉锡案:“嘉宾之书，填砌故事，言之累牍不能休。而安公答书，乃直陈其事，不作才语。读之言简意尽，愈觉必待辞采而后为文者，无益于事，徒为烦费耳。由此观之，骈文之不如散文便于叙事，六朝人已知之矣。”[202]尽管余氏侧重散文强于骈文实用性而论，亦反衬出东晋书信骈化的特点。不仅如此，魏晋书信生活性、艺术性趣味增强，使之更具有可读性。车永《答陆士龙书》说:“即日得报，披省未竟，欢喜踊跃。辄于母前，伏诵三周。举家大小，豁然忘愁。足下此书，足为典诰，虽《山海经》、《异物志》、《二京》、《南都》，殆不复过也。恐有其言，能无其事耳。虽尔犹足息号泣，欢忭笑也。”[203]车永以《山海经》、《异物志》、《二京赋》、《南都赋》与陆云书信相比，就充分展现了后者的趣味性。
魏晋书信继承了汉代调笑赋的创作传统，多有充满谐趣甚至戏弄的作品，如陈琳《为曹洪与魏太子书》说:“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贼，情爽意奢，说事颇过其实。得九月二十日书，读之喜笑，把玩无厌，亦欲令陈琳作报。琳顷多事，不能得为。念欲远以为欢，故自竭老夫之思，辞多不可一一，粗举大纲，以当谈笑。”[204]此信明为陈琳代笔，而曹洪偏称独自为之，其欲盖弥彰之举，令人忍俊不禁。王弼《戏答荀融书》说:“夫明足以寻极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颜子之量，孔父之所豫在，然遇之不能无乐，丧之不能无哀。又常狭斯人，以为未能以情从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虽已定乎胸怀之内，然而隔逾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于颜子，可以无大过矣。”[205]王弼认为孔子、颜子作为圣人亦有五情，只是不能为常情所累。他又以荀融自身的情感表现论证上述观念，逻辑不甚严密，却使人解颐之余多有启发。范宁因患目疾，向张湛求助，后者趁机以短札嘲笑说:“古方，宋阳里子少得其术，以授鲁东门伯，鲁东门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也上传。及汉杜子夏郑康成、魏高堂隆、晋左太冲，凡此诸贤，并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损读书一，减思虑二，专内视三，简外观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气簁，蕴于胸中七日，然后纳诸方寸。修之一时，近能数其目睫，远视尺捶之余。长服不已，洞见墙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206]张湛以处方的形式劝诫范宁多休息，短札中充满善意的调侃。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交际》中对嘲戏之作的艺术水准加以分析说:“其有才思者之为之也，犹善于依因机会，准拟体例，引古喻今，言微理举，雅而可笑，中而不伤，不张人之所讳，不犯人之所惜。”[207]这显对谐趣书信的价值多有肯定。
魏晋书信还涉及许多景物描写，体现出浓厚的自然审美风情。如应璩《与从弟君苗君胄书》就对山川风物、舞乐场景等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画，从而一扫书信文体固有的呆板程式和滞重文风，其称:“登芒济河，旷若发蒙。风伯扫途，雨师洒道。案辔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凉过大夏。扶寸肴修，味逾方丈。逍遥陂塘之上，吟咏菀柳之下。结春芳以崇佩，折若华以翳日。弋下高云之鸟，饵出深渊之鱼。蒲且赞善，便嬛称妙，何其乐哉!……幸赖先君之灵，免负担之勤，追踪丈人，畜鸡种黍，潜精坟籍，立身扬名，斯为可矣。……郊牧之田，宜以为意，广开土宇，吾将老焉。”[208]应璩用书信体描绘田园风光，无意雕琢，而自清新秀美。其以坟籍自娱、躬耕自养的价值追求，又对陶渊明具有潜在的垂范作用，锺嵘指后者“源出于应璩”[209]，确实非常中肯。应璩另有《与满公琰书》，也对漳渠周边风景进行描绘，然而在此后较长的时间内很少出现状物优美的书信。东晋时期，有所改观。如王羲之《杂帖》说:“省足下别疏，具彼土山川诸奇，扬雄《蜀都》，左太冲《三都》，殊为不备，悉彼故为多奇，益令其游目意足也。”[210]王献之《杂帖》说:“镜湖澄澈，清流泻注，山川之美，使人应接不暇。”[211]从中不难看出应璩对魏晋书信山水题材创作的开启作用。应璩面在描绘山川风物时，秉持的儒学价值观不容忽视。他在《与尚书诸郎书》中坦然面对秋雨连绵带来的艰苦处境说:“流潦浸于北堂，隙漏沾于衣服。藁蒸单竭，檐石倾罄，中馈告乏，役者莫兴，饭玉炊桂，犹尚优泰。……想诸夫子，亦斯困也。夫否泰潜升，盖由昏明。”[212]另外，他还在《答韩文宪书》中强调勤学的重要说:“昔公孙宏皓首入学，颜涿聚十五始涉师门。朝闻道夕殒，圣人所贵。”[213]可以说，这些才是掩藏在他田园风物描写之下的真实心态。他以曲肱饮水的淡然心境看待贫居生活，并由此萌发出乐对山水的审美态度，从而赋予其书信优美洒脱又儒风淳厚的双重意蕴。
魏晋书信体创作数量较多，类型也较丰富，其重要原因在于它与其他文体进行了有机融合，促进了交叉文体的出现，魏晋诫书即为其例。诫书主要分家诫、遗诫、自诫、君臣谏诫等多种，但均以书信的形式阐述告诫和儆醒之义。就家诫而言，主要为父亲告诫子侄在立身行事等方面所需要坚守的原则，其言之谆谆的同时，也蕴涵了深厚的期许与关护之意。如司马徽《诫子书》说:“闻汝充役，室如悬磬，何以自辨?论德则吾薄，说居则吾贫，勿以薄而志不壮，贫而行不高也。”司马徽告诫儿子毋以贫穷放松品节的修养。曹操《戒子植》说:“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欤!”曹操现身说法，对曹植的未来寄予厚望。曹丕《诫子》说:“父母于子，虽肝肠腐烂，为其掩避，不欲使乡党士友闻其罪过。然行之不改，久矣人自知之。用此任官，不亦难乎?”曹丕则从父母因亲情而全护子女罪过的真实心境出发，告诫曹叡任人唯贤而非唯亲的道理。诸葛亮《戒外生》说:“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戒子》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慆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岁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214]诸葛亮告诫外甥与儿子志存高远、勤学广识的重要性，其多用反问句，耳提面命、循循善诱的姿态如在眼前。嵇康《家诫》也说“人无志，非人也”，又“若夫申胥之长吟，夷齐之全洁，展季之执信，苏武之守节，可谓固矣!”又“若临朝让官，临义让生，若孔文举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节”，又“立身当清远，若有烦辱，欲人之尽命，托人之请求，当谦言辞谢”，又“或时逼迫，强与我共说，若其言邪险，则当正色以道义正之，何者?君子不容伪薄之言故也。”[215]嵇康大到立身原则，小到日常待人接物的技巧，都不厌其烦的交代给家人，饱含了拳拳舐犊之情。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载:“郑康成自为书戒子益恩，其末曰:‘若忽忘不识，亦已焉哉!’此正《孟子》所谓‘父子之间不责善’也。盖不责善，非不示于善也，不责其必从耳。陶渊明《命子诗》曰:‘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用康成语也。”[216]从郑玄到陶渊明，都体现出望子成龙又不忍求全责备的心态。
从上可知，施诫者或以自身为榜样，或以儒家道德标准为价值导向，对子女的修身和发展关怀备至。尤其嵇康诫书中流露出来的谨小慎微、修德砺行的意趣，与其个体实践可谓大相径庭，其诫书中融入了人生甘苦，又从反面证明了他不愿子辈重演自身不容于世的命运。可以说，魏晋诫子书承载了父亲对子辈的期冀与关爱，其中不乏感人肺腑之作，如魏奉常王修《诫子书》说:“自汝行之后，恨恨不乐。何者?我实老矣，所恃汝等也，皆不在目前，意遑遑也。人之居世，忽去便过。日月可爱也，故禹不爱尺璧，而爱寸阴。时过不可还，若年大不可少也。欲汝早之，未必读书，并学作人。汝今逾郡县，越山河，离兄弟，去妻子者，欲令见举动之宜，效高人远节，闻一得三，志在善人，左右不可不慎。善否之要，在此际也。行止与人，务在饶之；言思乃出，行详乃动，皆用情实道理，违斯败矣。父欲令子善，唯不能杀身，其余无惜也。”[217]此信将父亲思念儿子的内心世界和盘托出，王修没有强加给后者任何价值观念，只有“未必读书，并学作人”简单而朴素的想法，他深感父子分离的痛苦，最终竟发出“父欲令子善，唯不能杀身，其余无惜”的心声，令人宛然动容。
魏晋家诫是家学承继与传播的重要表现，王昶曾在《家诫》中提出“人为子之道，莫大于宝身全行，以显父母”的人生原则，他强调躬行仁义，反对浮伪说:“孝敬仁义，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则宗族安之，仁义则乡党重之，此行成于内，名著于外者矣。人若不笃于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华焉，以成朋党焉；浮华则有虚伪之累，朋党则有彼此之患。”他标举儒学门风，希望能历代延续说:“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虚为名，欲使汝曹顾名思义，不敢违越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义为名，守慎为称，孝悌于闺门，务学于师友。吾与时人从事，虽出处不同，然各有所取。”[218]王昶开创的门风享誉魏晋，其曾孙王述年老，于太和二年(367)上书求致仕说:“臣曾祖父魏司空昶白笺于文皇帝曰:‘昔与南阳宗世林共为东宫官属。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励，恐见废弃，时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寿，致仕之年，不为此公婆娑之事。’情旨慷慨，深所鄙薄。虽是笺书，乃实训诫。……乞奉先诫，归老丘园。”[219]由此足见王昶家诫影响之深。
魏晋家诫中蕴涵了勖勉与训示的两重内容，前者重在家风家学的建设，后者则重在维护，这都统一到促进儒学思想文化传统在魏晋基层社会传播的方面来。尽管魏晋玄风较盛，但却绝少在家诫中颂扬庄老放诞之风的作品，儒家的道德伦理准则始终是其主导因素。如曹魏殷褒在《戒子书》中强调对天道的把握说:“夫道也者，易寻而难穷，易知而难行也。……若朝益暮习，先人后己，恂恂如也。则吾闻音而识其曲，食旨而知其甘，永终吾余年矣，复何恨哉?古人有言:‘思不出其位。’尔其念之，尔其念之!”虽然殷褒倡导天道，却不是老庄之流，像“先人后己”以及出自《论语·宪问》的“思不出其位”，都不难看出他对儒学宗旨的固持。吴人姚信在《诫子》中强调为善说:“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务，非人之为，心自甘之，以为己度，险易不亏，始终如一，进合神契，退同人道，故神明佑之，众人尊之，而声名自显，荣禄自至，其势然也。……顾真伪不可掩，褒贬不可妄，舍伪从实，遗己察人，可以通矣；舍己就人，去否适泰，可以弘矣。贵贱无常，唯人所速。苟善，则匹夫之子可至王公；苟不善，则王公之子反为凡庶。可不勉哉!”[220]他以为善保身、为恶失位的现象，告诫儿子行善的必要性，从根本上体现了对《周易·坤卦·文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推崇。李充在《起居诫》中，更规定日常生活的细节说:“温良恭俭，仲尼所以为贵；小心翼翼，文王所以称美。圣德周达无名，斯亦圣中之目也。中人而有斯行，则亦圣人之一隅矣。而末俗谓守慎为拘吝，退慎为怯弱，不逊以为勇，无礼以为达，异乎吾所闻也。”[221]李充坚持儒家温良恭俭的人格要求，并对放诞无礼之风提出批评，这自然增进了儒学原则对家庭生活的约束力。
另外，魏晋家诫也有其明确反对的方面，如慎言、戒骄、戒酒等均是其重要内容。魏晋诫书强调慎言慎行，如三国魏杜恕《体论·言第三》说:“束修之业，其上在于不言，其次莫如寡辞。谚曰:‘使口如鼻，至老不失。’”[222]东晋殷康《明慎》说:“奔车之上无仲尼，覆舟之下无伯夷，盖言慎也。”[223]就都体现出这一点。魏晋士人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中，尤其注重慎言的处世之道。傅玄《口诫》说:“勿谓何有，积怨致咎。勿曰不传，伏流成川。蚁孔溃河，溜穴倾山。”[224]李秉《家诫》也说:“昔侍坐于先帝，时有三长吏俱见。临辞出，上曰:‘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上曰:‘……然天下之至慎者，其惟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事，臧否人物，真可谓至慎矣。’吾每思此言，亦足以为明诫。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轻论人，勿轻说事，如此则悔吝何由而生，祸患无从而至矣。”[225]傅玄的《口诫》类似谣谚格言，李秉的《家诫》则纯为叙事，虽然风格不同，但均从自身丰富的从政经验和人生阅历出发，阐发了对祸从口出的道理。
魏晋审慎人生观在诫书中，还体现为对骄盈心态的戒惕。这种心态在魏晋时期较为普遍，如曹丕《戒盈赋》序就说:“避暑东阁，延宾高会，酒酣乐作，怅然怀盈满之戒，乃作斯赋。”赋中又云:“信临高而增惧，独处满而怀愁。愿群士之箴规，博纳我以良谋!”[226]在诫书方面，可以吴人陆景《诫盈》为例。其云:“富贵，天下之至荣；位势，人情之所趋。……盖居高畏其危，处满惧其盈，富贵荣势，本非祸始，而多以凶终者，持之失德，守之背道，道德丧而身随之矣。是以留侯、范蠡，弃贵如遗；叔敖、萧何，不宅美地。此皆知盛衰之分，识倚伏之机，故身全名著，与福始卒。”[227]陆景以史实为据，反映出持盈保泰的心态。魏晋时期出于节省粮食、确保军需的实用目的，频频颁布戒酒令。此期家诫中对于酒的排斥，则体现出较强的道德理性批判的因素。王肃《家诫》说:“夫酒，所以行礼、养性命欢乐也。过则为患，不可不慎，是故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备酒祸也。凡为主人饮客，使有酒色而已，无使至醉。若为人所强，必退席长跪，称父戒以辞之，敬仲辞君，而况于人乎?为客又不得唱造酒史也。若为人所属，下坐行酒，随其多少；犯令行罚，示有酒而已，无使多也。祸变之兴，常于此作，所宜深慎。”[228]王肃指出了酒既可成礼，又能乱德的双重效用，并提出适度原则。葛洪则在《抱朴子·外篇》列《酒诫》一篇，专论酒的危害说:“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无毫分之细益，有丘山之巨损。君子以之败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惑之，鲜不及祸。……小大乱丧，亦罔非酒。然而俗人，是酣是湎。……用剡锋乎器物，炽火烈于室庐，掊宝玩于渊流，迁威怒于踞人，加暴害于士友。亵严主以夷戮者有矣，犯凶人而受困者有矣。”除了揭示饮酒招祸外，接着又揭示酗酒对人体的伤害说:“夫风经腑脏，使人惚恍。及其剧者，自伤自虞。或遇斯疾，莫不忧惧。吞苦忍痛，欲其速愈。至于醉之病性，何异于兹。”他还列举古今酒祸，以引起人们的警醒说:“糟丘酒池，辛癸以亡。丰侯得罪，以戴尊衔杯。景升荒坏，以三雅之爵。刘松烂肠，以逃暑之饮。郭珍发狂，以无日不醉。信陵之凶短，襄子之乱政，赵武之失众，子反之诛戮，汉惠之伐命，灌夫之灭族，陈遵之遇害，季布之疏斥，子建之免退，徐邈之禁言，皆是物也。世人好之、乐之者甚多，而戒之、畏之者至少。彼众我寡，良箴安施?且愿君子，节之而已。”[229]可以说，葛洪思路层层递进、细密周详，并大量运用铺排、对比、博喻等修辞手法，笔调生动而不乏辛辣。东晋庾阐《断酒戒》采用了辞赋常见的对话体的形式，以与一名“醉夫”对答的形式阐发戒酒的观点。“醉夫”认为酒是“达人畅而不壅，抑其小节而济大通”的触媒，而庾阐则针锋相对，不仅主张“椎金罍，碎玉碗。破兕觥，捐觚瓒。遗举白，废引满。使巷无行榼，家无停壶。剖樽折杓，沉炭销炉。屏神之竹叶，绝缥醪乎华都”，还认为“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物之感人无穷，而情之好恶无节，故不见可欲，使心不乱”，[230]可以说这基本就是《礼记·乐记》中相关论述的翻版。酒在魏晋时期往往与五行散相配伍，为名士风流的重要标志，进而也成为纵欲狂放的催化物，因此对酒诫文的存在从深层意义上也反映了儒学礼教观念与玄学的对立。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傅玄、葛洪、庾阐等人引入四言谣体、辞赋对话体及铺排手法，使诫书较大程度上摆脱了呆板说教、质木无文的面目，其中蕴涵的儒家中庸适度、以礼节情的观念也得到了更充分地传达。
临终遗诫也是魏晋诫书的重要形式，就内容来看，主要分为施诫者对丧葬规格的要求和对子女须注重的人生法则两种。魏晋遗诫多体现施诫者的薄葬意识，如曹魏沐并遗诫说:“夫礼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者则为君子，不务者终为小人……阳虎玙璠，甚于暴骨，桓魋石椁，不如速朽。此言儒学拨乱反正，鸣鼓矫俗之大义也。……大教陵迟，竞于厚葬，谓庄子为放荡，以王孙为戮尸，岂复识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狐狸之胔乎哉?……顾尔幼昏，未知臧否，若将逐俗，抑废吾志，私称从令，未必为孝。”[231]沐并对儒家丧礼持肯定态度，尤其赞同孔子对阳虎、桓魋厚葬的批判。当然，他更欣赏庄子齐万物与汉代杨王孙裸葬的做法，力求葬礼节俭。曹魏郝昭也在《遗令戒子凯》中说:“吾为将，知将不可为也。吾数发冢取其木以为攻战具，又知厚葬无益于死者也。汝必敛以时服，且人生有处所，死复何在耶?今去本墓远，东西南北，在汝而已。”[232]杜预《遗令》也说:“君子尚其有情，小人无利可动，历千载无毁，俭之致也。”[233]晋安平王司马孚在泰始八年作《临终遗令》说:“有魏贞士河南温县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当以素棺单椁，敛以时服。”庾峻《遗敕子珉》说:“朝卒暮殡，幅巾布衣，葬不择日。”[234]杜夷《遗命》说:“吾少不出身，顷虽见羁录，冠舄之饰，未尝加体。其角巾素衣，敛以时服。殡葬之事，务从简俭，亦不须苟取矫异也。”[235]郝昭径从自身的军旅经验出发认为厚葬无益，杜预看重养生送死的情感表达，司马孚则以平民心态来面对丧葬，庾峻主张速葬，杜夷则要求俭葬却不一味追求矫俗，可以说上述集中表现出魏晋士人守礼又豁达的人生态度。
遗诫还具有训导子弟的内容，如向朗《遗言诫子》说:“《传》称师克在和不在众，此言天地和则万物生，君臣和则国家平，九族和则动得所求，静得所安，是以圣人守和，以存以亡也。吾，楚国之小子耳，而早丧所天，为二兄所诱养，使其性行不随禄利以堕。今但贫耳。贫非人患，惟和为贵，汝其勉之。”[236]向朗临终之际，以儒家中庸和合观念教导子弟，并将“和”提升到事关家国兴衰、个人荣辱的地位。另外，遗诫还是施诫者自我人生抱负的展示。陆绩《自知亡日为辞》说:“有汉志士，吴郡陆绩，幼敦诗书，长玩《礼》、《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遭命不幸，呜呼悲隔。从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车同轨，书同文，恨不及见也。”[237]就体现了陆绩对于国家一统局面的渴望之情。孔坦《临终与庾亮书》说:“修短命也，将何所悲!但以身往名没，朝恩不报，所怀未叙，即命多恨耳!足下以伯舅之尊，居方伯之重，抗威顾盼，名震天下，榱椽之佐，常愿下风。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统，封京观于中原，反紫极于华壤，是宿昔之所味咏，慷慨之本诚矣。今中道而毙，岂不惜哉!若死而有灵，潜听风烈。”[238]孔坦抱有恢复中原的宏愿，临终将希望寄托在庾亮身上，更体现出赍志而殁的悲慨。
上述所举诫书的施诫者和受诫者多为父子关系，魏晋诫书还涉及君臣、上下级之间以及自诫的内容。如曹叡青龙二年作《诫诲赵王幹玺书》，严申禁止曹氏诸王私相交通的政令，并大量援引《周易·师卦》上六爻辞、《诗经·小雅·无将大车》、《小雅·棠棣》、《小雅·采菽》以及《礼记·中庸》等经典内容，以佐证谨慎用贤的观点。另外，曹叡景初元年《与彭城王玺书》亦为惩戒彭城王违禁交通而作。其给予彭城王削县三千户的处罚，并以《尚书·周书·多方》为据，训导其须知过能改。从论证逻辑来看，曹叡恩威并用，理据分明，无懈可击。然而，与魏晋家诫相比，其中儒家经典的征引也只起到证明法理与君权不容置疑的作用，儒典本来所含的伦理温情却已荡然无存。
魏晋属吏对上司的谏书也有许多，如崔琰《谏世子书》说:“盖闻盘于游田，《书》之所戒，鲁隐观鱼，《春秋》讥之，此周、孔之格言，二经之明义。殷鉴夏后，《诗》称不远，子卯不乐，《礼》以为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况公亲御戎马，上下劳惨，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经国之高略，内鉴近戒，外扬远节，深惟储副，以身为宝，而猥袭虞旅之贱服，忽驰骛而陵险，志雉兔之小娱，忘社稷之为重，斯诚有识所以恻心也。”[239]崔琰在谏书中对曹丕耽于田猎提出批评，告诫其吸取袁氏兄弟不加检束而最终败亡的教训，又要以《尚书》、《春秋》、《诗经》、《春秋》等经典中所载训诫为念，体现出一位忠耿老臣的忧国之心。刘桢也有《谏平原侯植书》说:“家丞邢颙，北土之彦，少秉高节，弱静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桢诚不足同贯斯人，并列左右。而桢礼遇殊特，颙反疏简，私惧观者将谓君侯习近不肖，礼贤不足，采庶子之春华，忘家丞之秋实。为上招谤，其罪不小，以此反侧。”[240]刘桢名义上推荐邢颙，其实也对曹植好尚浮华而沉溺于诗酒宴饮的行为提出含蓄的批评。魏晋时期，还有自诫这一类型。如曹植经历了多番政治挫折之后，于黄初六年作《自诫令》说:“富而不吝，宠至不骄者，则周公其人也。孤小人尔，深更以荣为感，何者?将恐简易之尤，出于细微，脱尔之愆，一朝复露也。故欲循吾往业，守吾初志，欲使皇帝恩在摩天，使孤心常存人地，将以全陛下厚德，究孤犬马之年，此难能也。然孤固欲行众人之所难，《诗》曰:‘德如毛，人鲜克举之。’此之谓也。故为此令，著于宫门，欲使左右共观志焉。”[241]曹植的自诫，更多有自我激励的作用。他坚持“循吾往业，守吾初志”，“欲行众人之所难”，追求一直以来立功垂名的价值理想，自诫令中反用《诗经·大雅·烝民》的诗句，却赋予其积极的人生意义。
魏晋书信与哀吊文也有融合的现象，如曹操《与荀彧书追伤郭嘉》说:“郭奉孝年不满四十，相与周旋十一年，险阻艰难，皆共罹之。又以其通达，见世事无所疑滞，欲以后事属之。何意卒尔失之?悲痛伤心!今表增其子满千户，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242]此信纯为抒发对郭嘉去世的悲恸，并不拘泥于哀悼文四言整饬的句式，其哀悼之意却毋须多言。也有藉众人逝世抒发人生感慨的，如建安二十二年冬曹丕作《与王朗书》说:“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243]此年冬因瘟疫流行，包括建安七子在内的邺下文人病逝甚多，曹丕正由此而激发出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思考，并将讲论儒典大义、著述《典论》诗赋作为人生价值所在。
因为作者与友人空间上的距离，不但导致吊文无法在友人去世之际及时撰制，而且作者亦可能因为客观原因难以亲临吊唁，这就成为吊书产生的重要前提。陆云可以说是将书信与吊文结合较好的例子，其有七篇《与杨彦明书》，其有云:“永耀已葬，冥冥远矣。存想其人，痛切肝怀，奈何奈何!闻伯华善佳，深慰存亡。人生有终，谁得免此?且使继嗣克胜，堂构自绍，亦存亡之愿也。朋类丧索，同好日尽，如此生辈，那可复多邪?临书酸心。”此信亦采取吊文四言形式，对友人的逝世深表哀悼，充满百身难赎之意。另外，陆云还有《吊陈永长书》五首，其云:“义在奔驰，牵役万里。至心不叙，东望贵舍，雨泪沾襟。令遣吏并进薄祭，不得临哀，追赠切裂，幸损至念。书重不知所言。”又有二篇《吊陈伯华书》，其有云:“远闻讣问，若丧四体，拊心恸楚，肝心如割，奈何奈何!岂况至性，当何可言。今遣吏恭集薄祭，不得临丧，以叙悲苦。”[244]陆云吊书采用书信的开头与结语，主体却纯为吊文的四言形式，情感悲郁，朴实真挚。除了陆云之外，王献之《杂帖》中也多有吊文性质的书信，如其有云:“相过终无服日，凄切在心，未尝暂掇。一日临坐，目想胜风，但有感恸，当复如何?常谓人之相得，古今洞尽，此处殆无恨于怀，但痛神理与此而穷耳。尽此感深，殆无置处，常恨。况相遇之难，而乖其所同。省告，不觉灌流。既已往矣，亦复何言。献之。”[245]其文不如陆云整饬，但却发挥散句宜于叙述的功能，产生了如泣如诉的效果。
总之，魏晋书信不乏崇论闳议与经术研讨之作，更有充满温情与谐趣的作品，这就使其在浓郁的儒学意识氛围中，体现出文人生活的朴实、真挚、鲜活的面貌。魏晋文人在书信中充分借鉴辞赋、诫、吊辞等文体的写作范式，既有文体间的互融，又有笔法技巧的改进，其自身的艺术水准也出现较大提升，尤其关于歌舞娱乐及山水田园景物的描写，刻镂精工、辞采妍丽与清新优美、恬淡自然的风格面貌各有呈现，与先秦两汉的书信作品呈现出较大的不同。当然，在这些华美笔调背后所隐含的魏晋文人的人生心态也值得重视，儒家富贵浮云、饮水饭菽的生命意趣，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审美情怀，均不同程度构成了这些作品的精神内蕴和艺术境界，体现出儒学意识与书信艺术创作风格的有机融合。
下面再来讨论一下魏晋箴体文创作与儒学内涵的关系。魏晋箴体文的兴盛，与此间重刑名、重自省的意识密不可分。仲长统曾在《昌言》中立《法诫篇》，主张加强相权与法制，节制外戚与宦官专权。傅玄也在《傅子》中立《戒言》，强调循名责实。桓范尤其强调谏诤的监督作用，他在《世要论·谏争》中说:“夫谏争者，所以纳君于道，矫枉正非，救上之谬也。……扶之之道，莫过于谏矣。故子从命者，不得为孝；臣苟顺者，不得为忠。是以国之将兴，贵在谏臣；家之将盛，贵在谏子。……逆人主之鳞，及罪而弗避者，忠也!义也!深思谏士之事，知进谏之难矣。”[246]此外，高堂隆《答卞兰难取钟》说:“圣王乐闻其阙，故有箴规之道；忠臣愿竭其节，故有匪躬之义也。”晋段灼《上表陈五事》说:“置箴谏之官，赫然宠异谔谔之臣，以明好直言之信，恐陈事者知直言之不用，皆杜口结舌，祥瑞亦曷由来哉!”[247]上述均为魏晋文臣自身对于谏诤督察重要性的认识。
就魏晋统治上层而言也不例外，如曹植《答崔文始书》就说:“临江直钓，不获一鳞，非江鱼之不食饵，其所饵之者非也。是以君子慎举擢。”[248]曹丕也非常重视臣僚的劝谏，他在《报王朗书》中说:“览表，虽魏绛称虞箴以讽晋悼，相如陈猛兽以戒汉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将帅远征，故时入原野，以习戎备，至于夜还之戒，已诏有司施行。”[249]孙权同样也重视谏言的补察作用，他《报陆逊书》说:“近臣有尽规之谏，亲戚有补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明忠信也。《书》载‘子违汝弼，汝无面从’，孤岂不乐忠言以自裨补邪?……若小臣之中，有可纳用者，宁得以人废言而不采择乎?”[250]晋武帝《择立谏官诏》亦说:“古者百官，官箴王阙。然保氏特以谏诤为职，今之侍中、常侍实处此位。择其能正色弼违匡救不逮者，以兼此选。”[251]政治层面的谏诫意识自然向文学创作领域渗透，其突出表现箴作的兴盛与文人自省意识的增强。如《傅子·镜总叙》说:“古之人目短于自见，故以镜观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己。”傅咸《镜赋》说:“君子知貌之不可以不饰，则内省而自箴。既见前而虑后，则祗畏于幽深。”张华《相风赋》说:“既在高而想危，又戒险而自箴。虽回易之无常，终守正而不淫。永恪立以弥世，志淹滞而愈新。”[252]上述均为魏晋士人自省意识的集中体现，这也成为他们创作箴体文的内在动力。
魏晋箴体文具有他律与自律的双重作用，如傅咸《御史中丞箴序》说:“百官之箴，以箴王阙。余承先君之踪，窃位宪台，惧有忝累垂翼之责，且造斯箴，以自勖励。不云自箴，而云御史中丞箴者，凡为御史中丞，欲通以箴之也。”[253]即是其集中表现。魏晋箴体文具有传统一面，即从题材到体式，多沿袭扬雄、崔骃、崔寔、崔瑗、胡广、蔡邕等人的箴作，如繁钦《尚书箴》、《威仪箴》、傅幹《皇后箴》、傅玄《太子少傅箴》、《吏部尚书箴》、陆机《丞相箴》、张华《大司农箴》、《尚书令箴》、李秉《吏部尚书箴》、司马攸《太子箴》、挚虞《尚书令箴》、潘尼《乘舆箴》、嵇荀录《大师箴》、王廙《保傅箴》、温峤《侍臣箴》等，多集中对百官职能及操守立论，其思想宗旨也不出忠义廉洁、克尽厥职的范围。如陆机《丞相箴》就说:“夫导民在简，为政以仁；仁实生爱，简亦易遵。……故人不可以不审，任不可以不忠。”温峤《侍臣箴》说:“故傅敬德义，臣思尽忠。或稽古训导，惟道之不融。或造膝诡辞，惧咎之蕴崇。惴惴兢兢，思二雅之遗风。鉴乎九三，天禄永终。”[254]陆机、温峤代表了魏晋箴文的主体思想面貌，尤其温峤的箴言在当时还起到了积极的劝谏效果。《晋书·温峤传》载:“及在东宫，深见宠遇，太子与为布衣之交。数陈规讽，又献《侍臣箴》，甚有弘益。时太子起西池楼观，颇为劳费，峤上疏以为朝廷草创，巨寇未灭，宜应俭以率下，务农重兵，太子纳焉。”[255]这说明箴言的匡谏作用值得重视。
先秦两汉箴文多简约凝练，至魏晋有渐趋烦冗的迹象，甚至还有以颂代箴的情况，潘尼《乘舆箴》就是集中反映。“乘舆”为君王代称，其箴文分序与正文两部分，正文标以“颂曰”，体现了对君王的颂美之心。他在序中追溯箴文产生的历史渊源，强调其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说:“箴规之兴，将以救过补阙，然犹依违讽喻，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先儒既援古义，举内外之殊，而高祖亦序六官，论成败之要，义正辞约，又尽善矣。自《虞人箴》以至于《百官》，非唯规其所司，诚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春秋传》曰‘命百官箴王阙’，则亦天子之事也。……至于箴规，谏之顺者，曷为独阙之哉?”虽然潘尼标举箴的规谏功能，但纵观全文，潘尼从太初生民之世，揭示君主产生的历史，对尧、舜、禹等上古贤王的功绩加以颂扬，只是详古而略今，惟有“禅代非一姓，社稷无常主”、“王者无亲，唯在择人”句，具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其余则为“若九德咸受，俊乂在官，君非臣莫治，臣非君莫安。故《书》美康哉，而《易》贵金兰”式的颂美，[256]鲜有批判箴规意味。正因如此，《文心雕龙·铭箴》称“潘尼《乘舆》，义正而体芜”，[257]就很自然了。
魏晋箴体文虽然总体创新不多，也还有其时代特色。《晋书·陆玩传》载:“王导、郗鉴、庾亮相继而薨，朝野咸以为三良既没，国家殄瘁。以玩有德望，乃迁侍中、司空，给羽林四十人。玩既拜，有人诣之，索杯酒，泻置柱梁之间，咒曰:‘当今乏材，以尔为柱石，莫倾人梁栋邪!’玩笑曰:‘戢卿良箴。’既而叹息，谓宾客曰:‘以我为三公，是天下为无人。’谈者以为知言。”[258]从中不难看出魏晋士人赋予箴言自身的清谈特质。另外，魏晋隐逸之风也影响到箴体文创作。陆云、江逌均作有《逸民箴》，庾敳还作有《幽人箴》，都对“逸民”、“幽人”的人格风范加以颂扬。“幽人”与“逸民”义同，“逸民”一词出自《论语·微子》:“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259]上述亦为陆云等人取资之本。陆云《逸民箴》序说:“余昔为《逸民赋》，大将军掾何道彦，大府之俊才也。作《反逸民赋》，盛称官人之美，宠禄之华靡，伟名位之大宝，斐然其可观也。夫名者实之宾，位者物之寄，穷高有必颠之吝，溢美有大恶之尤，可不慎哉。故为《逸民箴》，以戒反正焉。”由此可见，陆云《逸民箴》为《逸民赋》的姊妹篇，同时又是对以何道彦《反逸民赋》鼓吹利禄荣华的反拨。他说:“人皆知存之为存，而莫知得之为丧。……慎微如显，乃保身以终。……天明既畏，神道无亲。善在求己，庆由积仁。无念尔本，聿修厥谆。执盈如虚，乃反天真。”[260]相对陆云较强的匡俗意识，江逌、庾敳更加侧重对逸人精神人格的自我追求，而且其中老庄遗落荣华、逍遥出世的意味更强，体现出东晋玄风日见深入的事实。如江逌《逸民箴》说:“至人应务，是统是营，乃制上下，以牧群生，君位孰在，匪圣伊明，贤愚相奉，臣主以成。……凡厥后来，顺乃所往，鉴兹俗累，戒于颠荡，无殉外物，心烦技养，无弃恬旷，忧勤是掌。”[261]庾敳《幽人箴》也说:“人徒知所以进，而忘所以退。……盈挹之分，自然之规。悠悠庶人，如何弗疑。幽人守虚，仰钻玄远。敢草斯箴，敬咨黻冕。”[262]两人箴作体现出鲜明的安分静守、避祸保真的意识，这自与东晋战乱频仍的社会现实以及玄风盛行的思想背景密不可分。
魏晋箴作多选择现实生活题材，如成公绥《市长箴》说:“贸迁有无，市朝有处。人以攸资，货以攸叙。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曹参相齐，清净以义。奸不可扰，顾托有寄。市臣掌肆，敢告执事。”就反映出规范商业交易活动的意识。挚虞《新婚箴》说:“今在哲文，遭家不造。结发之丽，不同偕老。既纳新配，内芬外藻。厚味腊毒，大命将夭。色不可耽，命不可轻。君子是惮，敢告后生。”[263]潘岳《答挚虞新婚箴》说:“先王制礼，随时为正。俯从企及，岂乖物性。女无二归，男有再聘。女实存色，男实存德。德在居正，色在不惑。故新旧兼弘，义申理得。然性情之际，诚难处心。君子过虑，爰献明箴。防微测显，文丽旨深。敬纳嘉诲，敢酬德音。”[264]上述两文显然作于潘岳妻亡再娶之际，挚虞与潘岳一诫一答，均体现出对于德、礼的尊崇。东晋周祗《执友箴》针对重利轻义的世风而作，其云:“交缘利昵，用因伪情。谷风兴哀，繁霜夏零。道之末尽，弘焉由人。自室有回，过门则亲。微言绵邈，清谈辍响。……人亦有言，贵则易交。利重太山，道轻鸿毛。”[265]其对时弊的批判，可谓字字诛心。李充《学箴》还劝诱为学之道，旨在纠正当世后学“越礼弃学而希无为之风，见义教之杀而不观其隆”的弊端，体现出“引道家之弘旨，会世教之适当”的玄儒共参的特点。他在序中说:“先王以道德之不行，故以仁义化之，行仁义之不笃，故以礼律检之；检之弥繁，而伪亦愈广，老庄是乃明无为之益，塞争欲之门。……圣教救其末，老庄明其本，本末之途殊而为教一也。”由此可见，李充认为儒道一源，均为有益世教而作。这也化解了时人儒道对立的观念，继而他又表露出崇儒的思想说:“道不可以一日废，亦不可以一朝拟。礼不可为千载制，亦不可以当年止。非仁无以长物，非义无以齐耻。仁义固不可远，去其害仁义者而已。力行犹惧不逮，希企邈以远矣。室有善言，应在千里。况乎行止，复礼克己。”[266]由上可以看出，李充《学箴》的真正目的在于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
魏晋箴体文中还有许多表现女德的内容，侧面反映出女子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受到关注。陶渊明《圣贤群辅录》引杜预《女诫》载东汉汝南六孝廉之事，并对汝南太守李伥之妻深明大义而加以表彰，潘重规《圣贤群辅录新笺》说:“《隋志》子部儒家类有诸葛武侯《集诫》二卷，《众贤诫》十三卷，《女篇》一卷，《女鉴》一卷，《妇人训诫集》十一卷，《妇姒训》一卷……重规案:《四八目》所引杜元凯《女诫》，疑在《隋志》《七录》所载《妇人训诫集》或《重贤诫集》中。《目》又引《善文》，疑亦《隋志》著录之杜预《善文》。规又案:《隋志》杂类有《女记》十卷，杜预撰。伥妻事或在《女记》中。诫，或‘记’字之误。”[267]由于材料所限，潘氏只能作一番推测性的判断，然而魏晋期间类似“训诫集”之类的著作必不在少数，其宣扬风教的意识强烈，发挥的政治道德功能也值得重视。如三国魏程晓《女典篇》说:“丈夫百行，以功补过；妇人四教，以备为成。妇德阙则仁义废矣，妇言亏则辞令慢矣，妇工简则织纴荒矣。是以《礼》有‘功宫’、‘宗室’之教，《诗》有‘牖下’、‘苹藻’之奠，然后家道谐允，仪表则见于内。若夫丽色妖容，高才美辞，貌足倾城，言以乱国，此乃兰形棘心，玉曜凡质，在邦必危，在家必亡。”[268]其中以三《礼》、《诗经》等关于女德的记载用于约束女子德言工容等各项表现，这种礼教意识在箴体文创作中也多有体现。如张华、裴頠均作有《女史箴》，王廙作有《妇德箴》，都着重考量女子的德行。如王廙经历永嘉之乱，后渡江辅佐晋元帝，其《妇德箴》说:“天地犹有盈亏，况华艳之浮孽?是以淑女鉴之，战战乾乾。相彼七出，顺此话言。惧兹屋漏，畏斯新垣。在昧无愧，幽不改虔。”[269]他同样提到盛极必衰的道理，要求女子应当以“七出”为戒，强化人伦规范的意识显然非常浓厚。当然，魏晋还有通过颂扬妇德以达到阐扬风教的作品，如谢承《三夫人箴》即是其例。就其仅存“降及三代，创业之君。亦赖贤妃，用佐厥勋。涂山翼夏，有莘赞殷”数句，[270]还是不难看出其中寓颂于箴的用意。
最后来探讨一下魏晋哀吊文的创作及其儒学内涵。魏晋哀吊文是哀辞和吊文、祭文的合称，哀辞侧重对当前尊者、亲友及宠爱事物的悼念；吊文则不仅凭吊古人，亦包括当前人物，其中凸显出对历史变迁、人事兴衰的思索；祭文主要用于祭奠、缅怀、祀奉亲友、天地、猛兽、自然灾害等方面，仪式性更强。魏晋哀吊文与两汉相比，其对象不止为王室贵胄及权豪人物，与作者本人关系密切的友朋、亲人甚至宠物也大量进入其创作视野，其对人伦温情的抒发占有相当比重，生活性特征更趋明显。如挚虞《文章流别论》说:“建安中，文帝与临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刘桢等为之哀辞。”孙惠《三马哀辞序》说:“余于物特所留心，而所服三马，一时离羁。感田子之爱，遂作哀文云尔。”[271]就是典型例证。魏晋哀吊文的兴盛除了时势动荡、人命危浅的客观因素外，魏晋文人感时伤逝的哀伤气质也颇为关键。《晋书·袁山松传》载:“旧歌有《行路难》曲，辞颇疏质，山松好之，乃文其辞句，婉其节制，每因酣醉纵歌之，听者莫不流涕。初羊昙善唱乐，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难》继之，时人谓之‘三绝’。时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而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谓‘湛屋下陈尸，山松道上行殡。’”[272]某种程度上说，哀伤作为魏晋士人的普遍情愫，也使哀吊文的抒情性大大超越先秦两汉时期，而成为显著的时代特征。
三国哀辞以曹植《金瓠哀辞》为代表。其为悼念出生只有一百九十天就夭折的大女儿而作，其云:“信吾罪之所招，慧弱子之无愆。去父母之怀抱，灭微骸于粪士。天地长久，人生几时?先后无觉，从尔有期。”他将女儿的去世当作是上天对自己的惩罚，结尾称当与女儿相会于泉下，其悲恸之情可以想见。曹植还有《行女哀辞》，其为存活不足一年的次女所作。他说:“或华发以终年，或怀妊而逢灾。感前哀之未阕，复新殃之重来。方朝华而晚敷，比晨露而先晞。感逝者之不追，情忽忽而失度。天盖高而无阶，怀此恨其谁诉?”三年之内，连丧二子，不由引起他对人生无常的感慨，内心充满无可倾诉的苦楚。曹植还为曹丕三月生而五月亡的次子曹喈作《曹仲雍哀辞》说:“哀绵绵之弱子，早背世而潜形。且四孟之未周，将何愿乎一龄。阴云回于素盖，悲风动其扶轮。临埏闼以歔欷，泪流射而沾巾。”[273]由上可以看出，曹植在对夭折的女儿、侄儿的哀辞中灌注了极大的悲恸，尤其引咎自责的情怀折射出人生的无奈和悲凉。
潘岳是晋代哀吊文创作的代表，其多有为夭子、亡妹及亡友而作的哀辞。如《伤弱子辞》序详细记述儿子夭亡的经过:“惟元康二年春三月壬寅，弱子生。夏五月，余之长安。壬寅，次于新安之千秋亭。甲辰而弱子夭，越翼日乙巳，瘗于亭东，感赢、博之哀。”这里他引用《礼记·檀弓下》所载“延陵季子适齐，于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赢、博之间”的典故，既勾画出亡子短暂的人生轨迹，又感慨古今的相似。哀辞以“兮”、“之”字作句腰，显用骚体句式，哀辞基调也抑郁悲凉。他说:“伊遂古之遐胄，逮祖考之永延。咨吾家之不嗣，羌一适之未甄。仰崇堂之遗构，若无津而涉川。叶落永离，覆水不收。赤子何辜?罪我之由。”[274]潘岳从无后不孝的观念看待儿子的亡逝，对家业无人继承表现出强烈的自责意识。潘岳还为亡女作《金鹿哀辞》，他赞美女儿俊秀聪颖，难以接受其一朝溘逝的现实，同时又将她与儿子的夭折联系起来，恸诉上苍的不公说:“呜呼上天，胡忍我门?良嫔短世，令子夭昏。既披我干，又翦我根。”无疑，他将两者的夭逝看作自身精神支柱的崩摧，用喻自然而触目惊心。最后，潘岳又写葬毕返程的表现说:“捐子中野，遵我归路。将反如疑，回首长顾。”[275]这种生死永诀、精神恍惚的状态，非亲历者而不能道。除了对于子女的哀悼，潘岳还有《阳城刘氏妹哀辞》、《妹哀辞》、《悲邢生》、《哭弟文》等哀悼亲友的作品，但他最为人称道的还是祭奠亡妻的《哀永逝文》。他从傍晚时分亲人送葬的情形写起:“嫂侄兮慞惶，慈姑兮垂矜。闻鸣鸡兮戒朝，咸惊号兮抚膺。”在这种悲凄氛围中，潘岳回顾妻子“逝日长兮生年浅，忧患众兮欢乐鲜”的一生，其愧疚怜惜之心溢于言表。潘岳始终在对妻子生前的印象与已逝的事实之间徘徊挣扎:“想孤魂兮眷旧宇，视倏忽兮若仿佛”、“停驾兮淹留，徘徊兮故处”、“思其人兮已灭，览余迹兮未夷。昔同途兮今异世，忆旧欢兮增新悲”、“是乎非乎何皇，趣一遇兮目中。既遇目兮无兆，曾寤寐兮弗梦”等，均是这种失落情怀的反映。潘岳能够有效地将哀戚情感，投射到送葬途中的自然景物上，从而使无形的情绪具体化、形象化、色彩化，如“谓原隰兮无畔，谓川流兮无岸。望山兮寥廓，临水兮浩汗。视天日兮苍茫，面邑里兮萧散”，就用苍茫灏瀚的河水与内心难以抑止的悲情对比，用落日余晖的惨淡揭示黯然神伤的心境，从而使人感同身受。在哀文乱辞中，潘岳称:“已矣!此盖新哀之情然耳。渠怀之其几何?庶无愧兮庄子。”[276]这种故作豁达的姿态，更加突出了他对亡妻的悼怀之情。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潘岳在《哀永逝文》中极力宣陈悲悼之意，某种程度上已突破了儒家哀而不伤的要求，但儒家孝道对潘岳的影响仍根深蒂固。一方面，他在儿女吊文中凸现了对后继无人的戒惧心态；另一方面，他在《答挚虞新婚箴》中也明言“女无二归，男有再聘”，又为自己再婚寻求礼教依据。因此，潘岳在《哀永逝文》中旌扬夫妻情感价值的同时，其潜在的儒家夫妇道德伦理规范的制约也不容忽视。
以上均为魏晋士人抒发自身哀悼之思的哀辞，此外还有代人哀悼之作。如陆机《吴大司马陆公少女哀辞》、潘岳《京陵女公子王氏哀辞》、《为任子咸妻作孤女泽兰哀辞》、孙楚《胡母夫人哀辞》、《和氏外孙道生哀文》、《和氏外孙小同哀文》等，均以自身口吻言他人丧痛，同样哀感顽艳、悲郁顿挫。像陆机《吴大司马陆公少女哀辞》所云“晔晔芳华，凋芳落秀。遵堂涉室，仿佛兴想。人皆有声，尔独无响”，[277]就令人读后缅怀不已。另外，哀辞也有与碑赞、祝文融合的情况，如蔡邕《议郎胡公夫人哀赞》“追惟考君存时之命，迎棺旧土，同穴此城。孤心摧割，靡所底念，仰瞻二亲，或有神诰灵表之文，敢曰亮暗，叙我忧痛，作哀赞，书之于碑”，[278]先追述生平，然后再作碑赞，先为四言赞体，最后为“七言(含兮字，兮作句尾)＋六言”的骚体句式，体现出哀辞的多样性和融合性的特点。只是这一混融文体在魏晋时期没有得到继承，这当与此期禁碑政策有关。另外，潘岳《为杨长文作弟仲武哀祝文》又是哀辞与祝文融合的表现，尤其后者纯以四言为句，体现出祝文的庄重整饬，又贯穿着“无父何怙，无弟何友?茕茕此身，哀哀慈母”的悲恸。[279]总之，魏晋哀辞具有与其他体裁相兼容的特点，风格哀戚沉郁，又凸现亲情、友情的伦理价值，是生活性、思想性与文学性较好结合的文体。
再来看魏晋吊文的情况。魏晋吊文多以历史上的贤哲为对象，如祢衡《吊张衡文》、王粲《吊夷齐文》、阮瑀《吊伯夷文》、糜元《吊夷齐文》、潘岳《吊孟尝君文》、陆机《吊蔡邕文》、《吊魏武帝文》、庾阐《吊贾生文》、李充《吊嵇中散》、袁宏妻李氏《吊嵇中散文》等均是其例。像王粲《吊夷齐文》说:“览首阳于东隅，见孤竹之遗灵。……望坛宇而遥吊，抑悲古之幽情。”[280]这可以说代表了魏晋吊文发千古幽思的感情基调。魏晋吊文均着眼于被哀吊者的品节、人格、智慧谋略等方面，在凭吊过程中又多夹杂着个人道德衡量与理性评判，与论体文有相似之处，陆机《吊魏武帝文》就是例子。其分为序言和正文两部分，序言采取主客问答的赋体结构，吊文则采用“于”、“之”、“以”、“而”、“乎”等字为句腰，虽无“兮”字，但基本沿袭骚体“六言＋六言”的句式。他列举了曹操的大量遗令，回顾了曹操从汉末起家至建安二十四年去世的一生，颂扬了他“咨宏度之峻邈，壮大业之允昌。思居终而恤始，命临没而肇扬”的业绩，表达了对曹操“顾命冢嗣，贻谋四子，经国之略既远，隆家之训亦弘”的钦敬之情，然而也流露出“惜内顾之缠绵，恨末命之微详”的遗憾，表现出对有史以来“雄心摧于弱情，壮图终于哀志”的悲慨讽谏之义。[281]
吊文的对象并不限于古人，像束晳就多为已故友人而作。其《吊萧孟恩文》序说:“东海萧惠字孟恩者，父昔为御史，与皙先君同僚。孟恩及皙，日夕同游，分义蚤著。孟恩夫妇皆亡，门无立副；皙时有伯母从兄之忧，未得自往。致文一篇，以吊其魂，并修薄奠。”又《吊卫巨山文》说:“元康元年楚王玮矫诏举兵，害太保卫公及公四子三孙。公世子黄门郎巨山与皙有交好；时自本郡来赴其丧，作吊文一篇，以告其柩。”[282]吊文还有为飞禽而作，如湛方生作《吊鹤文》说:“余以玄冬修夜，忽闻阶前有鹤鸣。溯寒风而清叫，感凄气而增悲。属听未终，余有感焉。乃为文以吊之。”吊文中他对鹤“辞丹穴之神友，与鸡鹜而同庭”及“资冲天之俊翮，曾不殊于鸟雀”的处境表示哀悼，[283]多有对贤愚倒置、怀才不遇现象的讽喻之义。另外，许多吊文还凭依古人画像而作，如庾阐《吊贾生文》说:“中兴二十三载，余忝守衡南，……临贾生投书之川，慨以永怀矣。及造长沙，观其遗象，喟然有感，乃吊之云。”他对贾谊的政治才干推崇备至，然而对他抑郁而终的结局略带微词说:“道来斯通，世往斯圮。吾哀其生，未见其死。敢不敬吊，寄之渌水。”[284]这体现出他的人生价值观和独立思考的意识。嵇含《吊庄周图文》序说:“帝婿王弘远华池丰屋，广延贤彦，图庄生垂纶之象，记先达辞聘之事，画真人于刻桷之室，载退士于进趣之堂，可谓托非其所，可吊不可赞也。”就显然针对王弘远在厅堂中悬挂庄子像而作，并对其掩盖躁竞进取之义加以批判说:“借玄虚以助溺，引道德以自奖。户咏恬旷之辞，家画老庄之象。今王生沉沦名利，身尚帝女，连耀三光，有出无处。池非岩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驰屈产于皇衢，画兹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迹何局?生处岩岫之居，死寄雕楹之屋，托非其所，没有余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285]可知，此文名为哀吊庄子，实则对王弘远之流的矫伪做法加以讽谏，俨然是一篇措词严厉的箴诫文了。
魏晋祭文在内容题材方面，既有祭奠亲人、友人之作，又有自祭、代祭之作。不止今人可祭，古人先哲亦可祭。另外，除了日常人伦的内容外，还有军事性质的祭牙文、祭金鼓文等。因此，相对哀辞和吊文而言涉及对象更加宽泛。从魏晋祭文对亲友的悼念来看，可以王沈《祭先考东郡君文》、殷阐《祭王东亭文》、陶渊明《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等为代表。王沈《祭先考东郡君文》说:“孝子沈敢昭告烈考东郡君:沈亡母郭氏，恪勤妇道，齐孝之节，克顺于先姑。天降氛气，雁门太夫人遘疾历旬，郭时又遇笃疾，弗获尝祷。夫人不幸，遂至殒没。烈考卒承大变，忧恸荒迷，未详听察，谓郭供养有阙，遂载疾大归，寻便殒亡。”[286]王沈祖母、母亲、父亲三人相继去世，其母因奉养婆母而病终，其父则因忧念奔丧而陨逝，贯穿其中的都是深挚的孝礼之思。陶渊明在义熙三年五月妹妹去世两周年之际作《祭程氏妹文》，其文回顾兄妹两人患难与共的经历说:“慈妣早世，时尚孺婴。我年二六，尔才九龄。爰从靡识，抚髫相成。”继而称:“谁无兄弟，人亦同生。嗟我与尔，特百常情。……寻念平昔，觞事未远。书疏犹存，遗孤满眼。如何一往，终天不返。”可见，陶渊明睹物思人，对亡妹的思念更为深切。陶渊明强调亡妹的德行与节操说:“咨尔令妹，有德有操。靖恭鲜言，闻善则乐。能正能和，惟友惟孝。行止中闺，可象可效。我闻为善，庆自己蹈。”正因如此，他才发出“彼苍何偏，而不斯报!”的质问，足见悲恸之心。陶渊明亦有《祭从弟敬远文》，其序称:“感平生之游处，悲一往之不返，情恻恻以摧心，泪愍愍而盈眼。”亦见其手足情深。祭文称:“惟我与尔，匪但亲友。父则同生，母则从母。相及龆齿，并罹偏咎。斯情实深，斯爱实厚。念彼昔日，同房之欢。冬无缊葛，夏渴瓢箪。相将以道，相开以颜。岂不多乏，忽忘饥寒。余尝学仕，缠绵人事。流浪无成，惧负素志。敛策归来，尔知我意。常愿携手，置彼众意。每忆有秋，我将其刈。与汝偕行，舫舟同济。三宿水滨，乐饮川界。静月澄高，温风始逝。抚杯而言，物久人脆。奈何吾弟，先我离世。”[287]陶渊明详尽细致的描述了自己与从弟的交往过程，可以看出除了亲情之外，陶敬远更是他意趣相投的知己，其逝世自然令陶渊明痛悼不已。陶渊明还有自祭之作，其《自祭文》称:“天寒夜长，风气萧索。鸿雁于征，草木黄落。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故人凄其相悲，同祖行于今夕。羞以嘉蔬，荐以清酌。候颜已冥，聆音愈漠。呜呼哀哉!”其想像自己离世之际亲友故人前来吊唁的场景，虽套用一般祭文的写法，亦别开生面。他强化自己“人”的身份说:“茫茫大块，悠悠高旻。是生万物，余得为人。”从而体现出较高的个体独立意识和本体价值观念。他以调侃的口吻应对“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的人生处境，呈现出“乐天委分，以至百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的乐天精神与“捽兀穷庐，酣饮赋诗”的艺术化生活态度。[288]陶渊明祭文均用四言，用语清浅，换韵自然，笔调流畅，情感真醇，洵为魏晋祭文的典范。
魏晋祭文还有代人祭奠之作，潘岳《为诸妇祭庾新妇文》可为代表。其“伏膺饮泪，感今怀昔。怀昔伊何?祁祁娣姒。感今伊何?冥冥吾子。形未废目，音犹在耳”等句，[289]连用顶针、设问、间隔反复等修辞手法，有效的深化了哀悼的主题。祭奠古人先哲也是魏晋祭文的重要题材，如周祗《祭梁鸿文》、殷允《祭徐孺子文》、王珣《祭徐聘士文》、孙楚《祭介子推文》等。此以王珣《祭徐聘士文》为例，其称:“豫章徐先生，陶精太和，诞膺一德，藏器高栖，确尔特立。贞一足以制群动，纯本足以息浮末。宣尼有言:‘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若先生者，抑亦当之矣。限兹遐路，无由造敬。系伫灵宇，乃情依依。故贡薄祀，昭述宿心。神而有灵，傥垂尚飨。”[290]此文以简洁的笔调颂扬了徐聘士的高尚人格，并以《周易·蛊卦》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作为其最高的价值判定，体现出无限敬仰之意。魏晋祭文还有用于出征之时的情况，如孙惠《祭金鼓文》、王诞《伐广固祭牙文》、袁宏《祭牙文》、顾恺之《祭牙文》等即是。金、鼓分别为军队撤退与进攻的象征，牙旗则为将军威严的化身，以它们为题材的祭文，旨在弘扬军威，激发士气，与一般祭文的用途不同。如袁宏《祭牙文》说:“赫赫晋德，乃武乃文，中世不竞，王度暂屯。戎狄滑夏，虔刘生民，蠢尔东胡，被发左衽。……侵我神畿，隔我嘉惠。哀彼黎民，婴此凋残。况荷大宠，任其艰难。慨然发愤，抚剑忘餐。敢建高牙，烈烈桓桓。”[291]顾恺之《祭牙文》说:“维某年某月日，录尚书事豫章公裕敢告黄帝、蚩尤五兵之灵，两仪有政，四海有王。晋命在天，世德重光。烈烈高牙，阗阗伐鼓。白气经天，简扬神武。”[292]这两篇均借祭祀牙旗之际，对东晋的国势与军威极力鼓吹，气势昂扬雄健，笔调顿挫有力，体现出魏晋祭文刚健的一面。
可以说，魏晋时期生活性应用文体门类众多，题材丰富，又与其他文体有机互融，成为记录魏晋社会生活最为直观的载体。魏晋生活性应用文体较其他政治、军事、学术性文体，更具有人性化、情感化、灵趣化的特点，魏晋士人重人伦亲情、自然和谐等特质也得到突出体现。这些源自内心的真挚情怀和灵动的意趣，往往与儒家因情制礼的原则相暗合，即使魏晋士人在作品中并不刻意强化礼教观念，其儒家观念特征亦非常明显，如赞、论、哀辞、祭文等，就多有融合情感价值与道德理性评判的因素，它们对于亲情的颂扬与缅怀，对于旧主的尊奉与效忠，对于贪秽公行、瓦釜雷鸣的讽谏，都与孝礼、忠义、贞德、仁智等儒家的道德范畴相吻合。
总之，魏晋时期的应用文体创作，相对诗、赋等纯文学文体而言，更显庞杂繁富。上述所论，亦仅着眼于它们自身的儒学文体渊源和儒学内涵进行的简单梳理。毫无疑问，儒学思想具有维系风教纲常的关键作用，魏晋应用文体的实用性、政教性功能则最突出，因此儒学意识在魏晋应用文体中占据主导地位也不足为奇。总体而言，魏晋应用文体语言平实，简练通达，与诗赋的华美绮靡风尚形成较大反差，这正是其实用功能所决定的。杜恕《体论·政第五》中就说:“天下大恶有五，而盗窃不豫焉:一曰心达而性险，二曰行僻而志坚，三曰言伪而辞辩，四曰记丑而喻博，五曰循非而言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可以不诛，况兼而有之!”[293]就非常反对浮华虚美的文风。魏晋应用文体的创作无形中还是贯彻了杜恕的这种批评观念的。儒学意识在这些文体中有着深入的体现，一方面它作为价值观念和道德衡量标准，成为这些文体立论、驳论的依据；另一方面又作为文学创作资源、艺术审美原则，深深促动了这些文体或健拔宏阔，或缱绻哀婉，或顺美而泽，或调侃批判等多样风格的形成。
【注释】
[1]王先谦著《荀子集解》卷十三，《诸子集成》本，第246、250页。
[2]案，此统计主要根据《后汉书》(涉及汉末尤其建安文士作品部分)、《三国志》、《晋书》、《华阳国志》，以及参考严可均《全后汉文》、《全三国文》、《全晋文》中因文命题的篇目。
[3]分别参见傅刚著《<昭明文选>研究》第56、18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郭英德著《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73—74页。
[4]【唐】苏鹗撰、张秉戍校点《苏氏演义》卷下，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第16页。
[5]《全晋文》卷一百二十五，页2177下B。
[6]《中论校注》，第62页。
[7]《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第3256页。
[8]《文心雕龙义证》，第743页。
[9]《后汉书》卷四十四《胡广传》，第1507页。
[10]《全晋文》卷三十一，页1638下A－B。
[11]《全晋文》卷五十三，页1767上B。
[12]《文心雕龙义证》，第854、859页。
[13]《晋书·王导传》载:“自汉魏已来，赐谥多由封爵，虽位通德重，先无爵者，例不加谥。导乃上疏，称‘武官有爵必谥，卿校常伯无爵不谥，甚失制度之本意也’。从之。自后公卿无爵而谥，导所议也。”见《晋书》卷六十五，第1750页。
[14]《晋书》卷六十五《王珣传》，第1756—1757页。
[15]《文心雕龙义证》，第754、743页。
[16]《全晋文》卷五十三，页1767上B。
[17]《文心雕龙义证》，第895页。
[18]《晋书》卷七十一《孙惠传》，第1883—1884页。
[19]《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277页。
[20]《晋书》卷九十九《桓玄传》，第2599—2600页。
[21]【日】遍照金刚著、卢盛江汇校汇考《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中华书局，2006年4月，第1458页。
[22]《全三国文》卷二，页1063上B－1064上A。
[23]《全三国文》卷二，页1065上A。
[24]《全三国文》卷三，页1066下B。按，这与曹操不持威仪的禀性有关，《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引《曹瞒传》称:“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俳优在侧，常以日达夕。……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见《三国志》卷二十一，第604页。
[25]《全三国文》卷三，页1067上A。
[26]《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卷六七〇，第376页。
[27]《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卷六七〇，第377页。
[28]《全三国文》卷十五，页1134上A－B。
[29]《全三国文》卷十五，页1135上A－下B。
[30]《全晋文》卷四十一，页1695上A－B。
[31]《文心雕龙义证》，第832—839页。
[32]《全晋文》卷五十二，页1756上A－下A。
[33]《全晋文》卷五十一，页1751下B。
[34]《文心雕龙义证》，第865页。
[35]《全晋文》卷九十七，页2017上B。
[36]《全晋文》卷一百二十八，页2199上A。
[37]《全晋文》卷二十一，页1575上B。
[38]《全三国文》卷六，页1083上B。
[39]《全三国文》卷十二，页1119下A。
[40]《晋书》卷七十六《王彪之传》，第2011页。
[41]《全晋文》卷六十三，页1820上B。
[42]【汉】刘熙撰、【清】毕沅疏证、王先谦补、祝敏彻、孙玉文点校《释名疏证补》卷四，中华书局，2008年6月，第132页。
[43]《文心雕龙义证》，第384页。
[44]《后汉书》卷五十八，第1886页；《艺文类聚》卷三十三，第589页；《文心雕龙义证》，第381页。
[45]【清】高均儒辑《蔡中郎外集·独断》，《丛书集成续编》第98册，页420下B。
[46]【唐】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中华书局，2005年11月，第30页。
[47]王先谦撰《汉书补注》卷二十一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7月，页384上B。
[48]《文心雕龙义证》，第785—786页。
[49]《文心雕龙义证》，第774—778页。
[50]《礼记·曾子问》说:“袷祭于祖，则祝迎四庙之主。”郑玄注:“祝，接神者也。”(《礼记正义》卷十八，页1393中)《左传·昭公十八年》载:“郊人助祝、史除于国北。”孔颖达疏:“祝史，掌祭祀之官。”(《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八，页2086上)《说文解字·示部》说:“祝，祭主赞词者。一曰从兑省，《易》曰:‘兑为口，为巫。’”(【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2月第2版，页6下A－B)
[51]《礼记正义》卷二十六，《十三经注疏》本，页1453下－1454上。
[52]【明】吴讷著、于北山点校《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8月，第155—156页。
[53]《文心雕龙义证》，第371页。
[54]《周礼注疏》卷二十五，《十三经注疏》本，页808下。
[55]《文心雕龙义证》，第372页。
[56]《全三国文》卷三，页1070下B。
[57]《全晋文》卷五十三，页1767上B。
[58]《三国志》卷七《魏书·臧洪传》，第232页。
[59]《三国志》卷七《魏书·臧洪传》，第234页。
[60]《三国志》卷五十四《吴书·周胤传》，第1266页。
[61]《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孙权传》，第1134—1135页。
[62]《三国志》卷六十二《吴书·胡综传》，第1414页。
[63]《晋书》卷六十二《祖逖传》，第1695页；同前，卷九十九《庾阐传》，第2600页。
[64]《晋书》卷六十七《郗鉴传》，第1799页。
[65]《晋书》卷六十七《温峤传》，第1792页。
[66]《晋书》卷六十七《温峤传》，第1793页。
[67]《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陈琳传》，第601页；《全晋文》卷一百十七，页2129下B；同前，卷一百二十六，页2182上B。
[68]《全晋文》卷五十三，页1766上A。
[69]《三国志》卷二十八《魏书·锺会传》，第788—789页。
[70]《三国志》卷四十三《蜀书·吕凯传》，第1047页。
[71]《三国志》卷四十三《蜀书·吕凯传》，第1048页。
[72]《全晋文》卷十五，页1543下B；同前，卷一百十五，页2121上B。
[73]《全晋文》卷十，页1520下A。
[74]《全晋文》卷八十九，页1978下A。
[75]《全晋文》卷一百一十四，页2112下A－B。
[76]《全晋文》卷一百三十八，页2260上A。
[77]《全晋文》卷五十八，页1791下B。
[78]《全晋文》卷三十二，页1644下A。
[79]《全晋文》卷九十五，页2007上B。
[80]《全晋文》卷七十九，页1915上B。
[81]《三国志》卷六十四《吴书·薛综传》，第1432页。
[82]《晋书》卷六十七《温峤传》，第1790—1792页。
[83]《晋书》卷六十七《温峤传》，第1794页。
[84]《文心雕龙义证》，第705页。
[85]赵翼《廿二史札记·各史例目异同》说:“古书凡记事立论及解经者，皆谓之传，非专记一人事迹也。其专记一人为一传者，则自迁始。”(【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1月，第5页)又在《陔余丛考》卷五“史记一”中加以详述说:“惟列传叙事，则古人所无。古人著书，凡发明义理、记载故事，皆谓之传。《孟子》曰，‘于传有之’，谓古书也。左、公、谷作《春秋传》，所以传《春秋》之旨也。伏生弟子作《尚书大传》，孔安国作《尚书传》，所以传《尚书》之义也。《大学》分经传，《韩非子》亦分经传，皆所以传经之义也。故孔颖达云:大率秦汉之际，解书者多名为传。又汉世称《孝经》、《论语》并谓之传。……是汉时所谓传，凡古书及说经皆名之，非专以叙一人之事也。其专以之叙事而人各一传，则自史迁始，而班史以后皆因之。”(《陔余丛考》卷五，第85—86页)由上可见，司马迁在传由解经之体向史传之体过渡的重要作用。
[86]《释名疏证补》卷六，第212页；《文章辨体序说》，第49页。
[87]《说文解字·心部》说:“志，意也。”段注:“《周礼·保章氏》注云:志，古文识。识，记也。《哀公问》注曰:志读为识，识，知也。……古文作志，则志者，记也、知也。”《说文解字注》，页502上B。
[88]《汉书》卷一百下《叙传》，第4235页。
[89]《文心雕龙义证》，第594页。
[90]《释名·释典艺》说:“叙，杼也，杼洩其实，宣见之也。”(《释名疏证补》卷六，第217页)吴讷《文章辨体序说》称:“《尔雅》云:序，绪也。序之体，始于《诗》之《大序》，首言六义，次言风雅之变，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谓之序也。东莱云:‘凡序文籍，当序作者之意；如赠送燕集等作，又当随事以序其实也。’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语，善叙事理为上。”见《文章辨体序说》，第42页。
[91]《全晋文》卷六十一，页1808下A。
[92]《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卷四五七，第182页。
[93]《全晋文》卷七十一，页1873下A。
[94]【宋】马永卿撰《懒真子》卷三，《儒学警悟》卷十九，第436页。
[95]《全晋文》卷一百二十四，页2172上B。
[96]《说文解字·言部》说:“说，说释也。一曰谈说。”段注:“说释，即悦怿。……说释者，开解之意，故为喜悦。”(《说文解字注》，页93下A)《文心雕龙·论说》亦同此说云:“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资悦怿；过悦必伪。”《文心雕龙义证》，第707页。
[97]《文心雕龙义证》，第719页。
[98]《释名疏证补》卷四，第113页；《论语注疏》卷三，《十三经注疏》本，页2468上；《汉书》卷一百上《叙传》，第4198页；《汉书》卷五十三《河间献王刘德传》，第2410页。
[99]《释名·释典艺》说:“论，伦也，有伦理也。”(《释名疏证补》卷六，第217页)《说文解字·言部》说:“论，议也。”段注:“凡言语循其理，得其宜，谓之论。故孔门师、弟子之言，谓之《论语》。……《王制》‘凡制五刑，必即天论’、《周易》‘君子以经论’、《中庸》‘经论，天下至、之大经’，皆谓言之有伦、有经者。”《说文解字注》，页91下B－92上A。
[100]《文心雕龙义证》，第665—666页。
[101]《文心雕龙义证》，第669、673—674页。
[102]《全晋文》卷五十三，页1767上B。
[103]《文心雕龙义证》，第683、687页。
[104]《说文解字·贝部》说:“赞，见也。”段注:“《士冠礼》赞冠者、《士昏礼》赞者，注皆曰:‘赞，佐也。’《周礼·太宰》注曰:‘赞，助也。’”《说文解字注》，页280上A。
[105]《周易正义》卷九，《十三经注疏》本，页93中。
[106]《释名疏证补》卷六，第217页。
[107]《文章辨体序说》，第47—48页。
[108]《文心雕龙义证》，第342—347页。
[109]《全晋文》卷五十三，页1767上B。
[110]据郝润华统计，六朝史学家可考的有六十余人，其中不乏陆机、傅玄、张华、袁宏这样的文学名士。他们既有丰硕的史学著作，又有享誉一时的别集行世，构成了史传文学化的主体性因素。另外，魏晋史书不仅继承《史记》、《汉书》大量收录文人诗赋作品的传统，许多传论如干宝《晋武帝革命论》、《晋纪总论》等，本身也是文学名篇，至于史书在笔法修辞方面的可观之处则更多。参见郝润华著《六朝史籍与史学》，中华书局，2005年3月，第274—281页。
[111]《文心雕龙义证》，第591、596、598页。
[112]【清】黄叔琳撰《史通训故补》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4月，页466下A。
[113]《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第735页。
[114]《全三国文》卷二十五，页1190下B。
[115]《陶渊明集校笺》卷六，第284页。
[116]《全三国文》卷五十二，页1346下B。
[117]《魏晋文学史》，第229页。
[118]《全晋文》卷五十，页1749下B。
[119]《全晋文》卷五十七，页1786上A。
[120]《全三国文》卷十八，页1151上B。
[121]《全三国文》卷十八，页1150上A－B、1150下A。
[122]《全晋文》卷九十九，页2025上A－2026上B。
[123]《全晋文》卷九十八，页2022下B。
[124]《全三国文》卷四十三，页1295上B－1296下A。
[125]《全三国文》卷十八，页1151上B。(www.daowen.com)
[126]《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诸葛亮传》，第912页。
[127]《全三国文》卷三十七，页1263下B。
[128]《全三国文》卷十七，页1148上B。
[129]《全三国文》卷十八，页1149上A。
[130]《全晋文》卷八十九，页1974下A－1975上A。
[131]《晋书》卷九十二《文苑传》，第2383页。
[132]《全晋文》卷五十九，页1798上A。
[133]《全晋文》卷一百一十三，页2106下B－2107上B。
[134]《全晋文》卷六十二，页1811下B、1182下B。
[135]《全晋文》卷六十三，页1816下B－1817上B。
[136]《文心雕龙义证》，第679—694页。
[137]《野客丛书》卷八，第91页。
[138]《全晋文》卷六十九，页1857下A。
[139]《全三国文》卷十八，页1150上B－下A。
[140]《全三国文》卷六十九，页1429下A。
[141]《全晋文》卷五十七，页1786下A、1787下A、1787下B、1786下A。
[142]按，有关《五孝传赞》是否为陶渊明之作，历来争议颇多。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经过详密考证，认为:“《五孝传》及《四八目》皆渊明平日之札记，原非具备完整构思之文章也。作者信手条录，本不求严谨，读者更不必以严谨之文章强求之。”兹从袁说，见其著第597—600页。
[143]《陶渊明集校笺》卷八，第313—321页。
[144]《陶渊明集校笺》卷八注引，第314页。
[145]《全晋文》卷六十一，页1809下B。
[146]《全晋文》卷九十八，页2022上A。
[147]《全三国文》卷三十七，页1263上B－下A。
[148]《全晋文》卷六十一，页1809上A。
[149]《全晋文》卷六十九，页1856下B。
[150]《全晋文》卷六十九，页1857上B－下A。
[151]《全晋文》卷一百二十一，页2153下B－上A。
[152]《文心雕龙义证》，第163页；《全晋文》卷一百二十一，页2153上A。
[153]《全晋文》卷一百二十一，页2155上B－下A；《全晋文》卷一百二十三，页2166上A、2169下A。
[154]《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276页。
[155]《全晋文》卷一百二十九，页2203下A。
[156]《全晋文》卷五十八，页1792上B。
[157]《全晋文》卷一百二十一，页2153上A。
[158]《全晋文》卷一百二十一，页2153上B。
[159]【宋】洪迈著《容斋随笔·容斋五笔》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3月，第850—851页。
[160]《全晋文》卷一百二十一，页2155下A、2156上B、2156下A。
[161]《全晋文》卷一百二十三，页2166上A、2169上A。
[162]关于碑、诔文体功能的渊源及演变，可参见黄金明《汉魏晋南北朝诔碑文研究》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3月版)以及徐国荣《先唐诔文的职能变迁》一文，见《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
[163]《说文解字·言部》说:“诫，敕也。”又《攴部》说:“敕，诫也。”段注:“二字互训，《小雅》毛传曰:敕，固也。此谓敕即饬之假借，饬，致坚也。”《说文解字注》，页92下A、124上A。
[164]《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元年九月)辛未诏曰”句下，李贤注曰:“《汉制度》曰:帝之下书有四:一曰诏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诫敕。……诫敕者，谓敕刺史、太守，其文曰有诏敕某官，它皆仿此。”《后汉书》卷一上，第24页。
[165]《全后汉文》卷九十六，页989下A。
[166]《说文解字·竹部》说:“箴，缀衣箴也。”段注:“缀衣，联缀之也，谓签之使不散，若用以缝，则从金之针也。《尚书》赘衣，即缀衣也。引申之义为箴规，古箴、通用。”《说文解字注》，页196下B。
[167]《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三，《十三经注疏》本，页1880中－下。
[168]《尚书正义》卷九，《十三经注疏》本，页169上。
[169]【唐】陆德明撰、黄焯汇校、黄延祖重辑《经典释文汇校》，中华书局，2006年7月，页96上A。
[170]《文心雕龙义证》，第417—419页。
[171]《全晋文》卷四十五，页1715下B；同前，卷九十七，页2013下A。
[172]《说文解字注》，页56下B。
[173]此义见于《周礼·春官·小祝》“设煞，置铭”句下郑玄引郑司农注，其云:“铭，书死者名于旌，今谓之柩。《士丧礼》曰:‘为铭，各以其物。亡则以缁，长半幅；赪末，长终幅，广三寸。书名于末，曰某氏某之柩。竹杠长三尺，置于西阶上。’”又引杜子春注云:“《檀弓》曰:铭，明旌也。以死者为不可别，故以其旗识之，爱之斯录之矣，敬之斯尽其道焉尔。”《周礼注疏》卷二十五，《十三经注疏》本，页812上。
[174]《全晋文》卷十四，页1541上A；同前，卷四，页1486下B；同前，卷五十八，页1793下B；同前，卷八十七，页1965下B。
[175]《礼记·祭统》说:“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唯贤者能之。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显扬先祖，所以崇孝也。……夫铭者，壹称，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观于铭也，既美其所称，又美其所为。为之者，明足以见之，仁足以与之，知足以利之，可谓贤矣。贤而勿伐，可谓恭矣。”郑玄注:“铭，谓书之刻之以识事者也。自名，谓称扬其先祖之德，著己名于下。”(《礼记正义》卷四十九，《十三经注疏》本，页1606下－1607上)从《礼记·祭统》本文及郑玄注，都可以看出鼎铭旌德崇孝之义。
[176]《礼记正义》卷四十九，《十三经注疏》本，页1607上。
[177]《全后汉文》卷七十四，页876上A。
[178]《文心雕龙义证》，第407页。
[179]《文心雕龙义证》，第485、482页。
[180]《说文解字·口部》说:“哀，闵也。”段注:“闵，吊者在门也。引申之，凡哀者，皆曰闵。”(《说文解字注》，页61上A－B)哀也有爱恋之义，《释名·释言语》说:“哀，爱也，爱乃思念之也。”(《释名疏证补》卷四，第121页)
[181]如《仪礼·士丧礼》载葬丧之前，命巫师选择墓地就说:“哀子某，为其父某甫筮宅。度兹幽宅兆基，无有后艰?”下葬之时，“命曰:‘哀子某，来日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无有近悔。’”(《仪礼注疏》卷三十七，《十三经注疏》本，页1142下、1143下)《仪礼·士虞礼》载祭奠之时，巫祝说:“哀子某，哀显相，夙兴夜处不宁。敢用絜牲刚鬛、香合、嘉荐、普淖、明齐溲酒，哀荐祫事，适尔皇祖某甫。飨!”丧终卒哭之际，“卒辞曰:‘哀子某，来日某，祔尔于尔皇祖某甫。尚飨!’女子，曰:‘皇祖妣某氏。’妇，曰:‘孙妇于皇祖姑某氏。’其他辞，一也。飨辞曰:‘哀子某，圭为而哀荐之。飨!’……用嗣尸。曰:‘孝子某，孝显相，夙兴夜处，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宁。用尹祭、嘉荐、普淖、普荐、溲酒，适尔皇祖某甫，以祔尔孙某甫。尚飨!’”郑玄注:“卒辞，卒哭之祝辞。”又“飨辞，劝强尸之辞也。”(同前，卷四十三，页1174上－中、1175下－1176上)
[182]按，这里所指哀辞针对其先秦的萌生状态而言，并非指其作为一种成熟的文体形式。哀辞成为文人创作的文体，较早见于东汉时期。可参黄金明《汉魏晋南北朝诔碑文研究》，第164、165页，兹不赘。
[183]《全晋文》卷七十七，页1906上B。
[184]《太平御览》卷五百九十六载:“车骑将军顺文侯马仲都，明帝舅也。从车驾于洛水，浮桥马惊，入水溺死。帝顾谓侍御史班固，为马上三十步哀辞。”(见其书页2687上B)
[185]《全晋文》卷七十七，页1906上B；《文心雕龙义证》，第467、470、471页。
[186]如《释名·释书契》说:“书，庶也，纪庶物也。亦言著之简纸，永不灭也。”(《释名疏证补》卷六，第207页)就侧重书作为书籍之义而言。
[187]如乐毅《献书报燕王》就表达了忠义之思，燕王喜《与乐间书》，引古语“仁不轻绝，智不轻怨”、“论不修心，议不累物，仁不轻绝，智不简功”和古谚“厚者不毁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安名”，表达了对“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过者，仁者之道”的推崇。荀况《为书谢春申君》以《春秋》为戒，警示废长立少的弊端，尤为奇特的是信以“赋曰”作结，全为四言韵语，铺排而下，“赋曰”之末又引《诗经·小雅·菀柳》“上天甚神，无自瘵也”句收束全篇。因此，这封信既在句式方面涵容散句、四言韵语，又体现出春秋时代赋诗言志的遗风。见《全上古三代文》卷九，页71上A。
[188]如徐淑《答夫秦嘉书》、《又报秦嘉书》，(见《全后汉文》卷九十六，页990下B－991上B)其面对秦嘉赠物，以《诗经·卫风·伯兮》为典，表现了执著等待的心志，后亦以手巾、金错盌、琉璃盌回赠，殷殷叮咛，备见关护。
[189]《文心雕龙义证》，第929页。
[190]《全晋文》卷五十三，页1765下B－1766上A。
[191]《全三国文》卷七，页1089上A。
[192]《全三国文》卷十六，页1141上B－下A。
[193]《全三国文》卷六十八，页1421上B。
[194]《全三国文》卷七十，页1431上A－B。
[195]《全晋文》卷二十七，页1616下A－B。
[196]学界对于《文选》卷四十二所载曹丕与吴质、锺繇的书信，以及《文选》卷四十所载吴质给曹丕的回信均有所探讨，如朱晓海《读<文选>之<与朝歌令吴质书>等三篇书后》(见《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汪春泓《吴质<答魏太子笺>笺说》(见)、俞绍初《“南皮之游”与建安诗歌创作——读<文选>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见《文学遗产》2007年第5期)，三篇论文所论重心不同，但均由曹丕与吴质的书信揭示出建安邺下文士交往互动的历史场景。信中流露出对“南皮之游”的怀念，折射出曹丕与众文士关系的密切，间接反映出“诗可以群”的文艺功能。
[197]《三国志》卷七《魏书·臧洪传》，第234—235页。
[198]《全三国文》卷二十五，页1193上B。
[199]《法书要录》卷十，第374页。
[200]《法书要录》卷十，第377页。
[201]《全后汉文》卷九十三，页977下A；《全三国文》卷七，页1091上A。
[202]《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372页。
[203]《全晋文》卷一百九，页2085下A。
[204]《建安七子集》卷二，第54—55页。
[205]《全三国文》卷四十四，页1304上A。
[206]《晋书》卷七十五《范宁传》，第1988—1989页。
[207]《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五，《诸子集成》本，第147页。
[208]《全三国文》卷三十，页1218下B—1219上A。
[209]《诗品集注》，第260页。
[210]《法书要录》卷十，第319页。
[211]《全晋文》卷二十七，页1617上B。
[212]《全三国文》卷三十，页1219下B。
[213]《全三国文》卷三十，页1220下B－1221上A。
[214]《全后汉文》卷八十六，页938下B；《全三国文》卷三，页1071上A；同前，卷七，页1091上A－B；同前，卷五十九，页1374下B。
[215]《嵇康集》卷十，《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四卷，第125、126、128页。
[216]【宋】陆游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老学庵笔记》卷八，中华书局，1979年11月，第101页。
[217]《全后汉文》卷九十四，页982上B。
[218]《全三国文》卷三十六，页1255下A－1256下A。
[219]《晋书》卷七十五《王述传》，第1964页。
[220]《全三国文》卷四十三，页1298下A－B；同前，卷七十一，页1436下A。
[221]《全晋文》卷五十三，页1765下B。
[222]《全三国文》卷四十一，页1289下B。
[223]《全晋文》卷一百二十九，页2201上B。
[224]《全晋文》卷四十六，页1726上A。
[225]《全晋文》卷五十三，页1763上A－B。
[226]《全三国文》卷四，页1073上A。
[227]《全三国文》卷七十，页1431上B。
[228]《全三国文》卷二十三，页1181上B－下A。
[229]《抱朴子·外篇》卷二十四，《诸子集成》本，第144—145页。
[230]《全晋文》卷三十八，页1681下B－1682上A。
[231]《全三国文》卷十五，页1249上B－下A。
[232]《全三国文》卷三十六，页1257上B－下A。
[233]《全晋文》卷四十三，页1750上B。
[234]《全晋文》卷三十六，页1667上A。
[235]《晋书》卷九十一《杜夷传》，第2354页。
[236]《全三国文》卷六十二，页1387上A。
[237]《全三国文》卷六十八，页1424上A。
[238]《全晋文》卷一百二十六，页2186下A。
[239]《全后汉文》卷九十四，页981上B－下A。
[240]《建安七子集》卷七，第207页。
[241]《全三国文》卷十四，页1132上B－下A。
[242]《全三国文》卷三，页1069上B。
[243]《全三国文》卷七，页1090上A。
[244]《全晋文》卷一百三，页2048上A、2049下B、2050上A。
[245]《全晋文》卷二十七，页1614上B。
[246]《全三国文》卷三十七，页1262下B－1263上A。
[247]《全三国文》卷三十一，页1230下A；《全晋文》卷六十六，页1838下B。
[248]《全三国文》卷十六，页1141下A。
[249]《全三国文》卷七，页1088上A。
[250]《全三国文》卷六十四，页1400下A－B。
[251]《全晋文》卷二，页1476下A。
[252]《全晋文》卷四十八，页1736上B；同前，卷五十一，页1752下B；同前，卷五十八，页1789下B。
[253]《全晋文》卷五十二，页1761上B。
[254]《全晋文》卷九十九，页2028上B；同前，卷八十，页1924上A。
[255]《晋书》卷六十七《温峤传》，第1786页。
[256]《全晋文》卷九十五，页2004上B、2005上A。
[257]《文心雕龙义证》，第417页。
[258]《晋书》卷七十七《陆玩传》，第2026页。
[259]刘宝楠著《论语集解》卷二十一，《诸子集成》本，第395—397页。
[260]《全晋文》卷一百四，页2055下A－B。
[261]《全晋文》卷一百七，页2074上B。
[262]《全晋文》卷三十六，页1668上B。
[263]《全晋文》卷七十七，页1904下A。
[264]《潘岳集校注(修订版)》，第143页。
[265]《全晋文》卷一百四十二，页2277下A－B。
[266]《全晋文》卷五十三，页1766上B－下A。
[267]《陶渊明集校笺》卷九注引，第353页。
[268]《全三国文》卷三十九，页1271下A。
[269]《全晋文》卷二十，页1572下A。
[270]《全晋文》卷六十六，页1412下B。
[271]《全晋文》卷七十七，页1906上B；同前，卷一百一十五，页2121下A。
[272]《晋书》卷八十三《袁山松传》，第2169页。
[273]《全三国文》卷十九，页1158上A－B。
[274]《全晋文》卷九十三，页1997上A－B。
[275]《全晋文》卷九十三，页1997上B。
[276]《全晋文》卷九十三，页1998上A－B。
[277]《全晋文》卷九十九，页2029上B－下A。
[278]《全后汉文》卷七十九，页898上A－下B。
[279]《潘岳集校注(修订版)》，第156页。
[280]《全后汉文》卷九十一，页966上B。
[281]《全晋文》卷九十九，页2029下A－2030下A。
[282]《全晋文》卷八十七，页1965上B－下A；同前，页1965下A。
[283]《全晋文》卷一百四十，页2270下A－B。
[284]《全晋文》卷三十八，页1682上B－下A。
[285]《全晋文》卷六十五，页1831下A。
[286]《全晋文》卷二十八，页1619上B。
[287]《陶渊明集校笺》，第305、307－308页。
[288]《陶渊明集校笺》，第310—311页。
[289]《潘岳集校注(修订版)》，第167—168页。
[290]《全晋文》卷二十，页1568上A。
[291]《全晋文》卷五十七，页1788下B。
[292]《全晋文》卷一百三十五，页2236下B－2237上A。
[293]《全三国文》卷四十二，页1190下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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