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自然观与魏晋山水诗的对应与表现，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相关著述也非常丰富。^[37]魏晋儒学衰落、玄学大兴，因此从老庄山水自然观出发探讨魏晋山水诗发生、演变的过程，也成为学界目前最主要的视角。然而，魏晋山水自然观中儒家的思想资源也值得重视，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指出，在曹魏及晋初嵇康、阮籍叔侄代表了越名教而求自然的一派，何曾代表了名教一派，山涛、王戎代表的是名教、自然并举的一派，而陶渊明则创为融含儒道的“新自然说”。^[38]景蜀慧进一步认为，“陶渊明表面上崇尚玄学，但思想深处对儒学有坚定而空灵的信仰，且在知行两方面都达到很高的层次”。^[39]事实上，从三曹父子到陶渊明，儒家山水自然观深刻的融汇在魏晋自然观的演进过程中，而陶渊明的“新自然说”融合儒道、陶然自适，将自我生命价值与山川田园的超功利、无目的的审美特质完满结合，从而使其安贫乐道与进德修业为主旨的儒家自然观充满了艺术化的气息，可谓魏晋儒家山水自然观最突出的时代反映。

从魏晋山水诗的实际进程着眼，儒家山水自然观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引导作用，如清人吴淇评陆机说:“每篇中非家破国亡之感，则忧谗畏讥之意，……孰能抉肾剔髓，从缠绵壹郁中察其耿介之怀耶?”评张华亦云:“晋人崇老庄，喜清谈，而茂先独志存圣贤之业，可谓不染流俗。其能以风骚之笔，运学修之理。”^[40]有鉴于此，葛晓音已颇为公允的指出:“晋宋以前，景物描写主要为表现人物活动和抒情言志服务，除了少数公宴诗以外，写景不忘兴谕仍是普遍现象。”^[41]只是其并未对魏晋山水诗的兴谕内涵作进一步的阐发。以下拟从四个方面说明儒家山水自然观的内涵及对魏晋诗歌尤其山水诗发展、演进的重要作用。

一、儒家山水自然观的内涵及在魏晋时期的演化

与老庄侧重阐发自在自然的审美意蕴不同，儒家偏重阐释人化自然的道德伦理内蕴，顺承先秦两汉儒家山水自然观，魏晋时期也多有发展，归纳起来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层次:

首先，将自然山水人格化、道德化，在观山临水过程中体味人生智慧与从政技巧。如《周易·大畜卦》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左传·宣公十五年》说:“高下在心，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天之道也。”就赋予山川积识蓄德、隐忍包容的人格象征。再如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赋予山水以智慧、仁德的内涵，成为儒家山水自然意识的典型概括；孟子多以水性譬喻人性，《孟子·告子上》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荀子更是对水与人格德行作了综合的比附，《荀子·宥坐》说:“夫水，大偏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埠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切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洁，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这可以说是先秦山水德化意识的集大成式的展示。

魏晋士人也多能从这个角度出发，揭示山水的人格与道德蕴含。如《周易·困卦》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王弼注:“泽无水，则水在泽下。水在泽下，困之象也。处困而屈其志者，小人也。君子固穷，道可忘乎?”《周易·蹇卦》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王弼注:“山上有水，蹇难之象。除难莫若反身修德。”^[42]虞翻注:“‘君子’谓《观》乾、坤为‘身’，《观》上反三，故‘反身’。阳在三，‘进德修业’，故‘以反身修德’。孔子曰:‘德之不修，是吾忧也。’”^[43]从王弼、虞翻的注解可以看出，他们强调在山与水、泽与水等不同卦象的措置中，着力把捉固穷守道、反身修德等道德要求。此外，晋人李轨在注扬雄《法言·学行》说:“水满坎而后进，人学博而后仕。……止于下者，根本也；渐于上者，枝条也。士人操道义为根本，业贵无亏；进礼学如枝条，德贵日新。”^[44]也凸显出对水盈科后进与人博学积德进行类比的思维特点，他们均为魏晋山水比德意识的集中体现。

其次，将自然山水作为儒家自我精神独立的象征，赋予其永恒不竭、奋发自强及遁世无闷的超功利的内涵。《论语·子罕》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孟子·离娄下》说:“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上述两则均通过水流不止的自然属性象征时间永恒与自强不息的精神境界。山水自在永恒的特点，还引起儒家对自我精神独立的追求。孔子曾在《论语·述而》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表现出对追求富贵的通达态度，然而追求富贵又是以维护自身精神原则为前提的，是以又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公冶长》中也说:“道不行，乘桴于海。”此外，《周易·大过卦》象辞还说:“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上述均对后世士人保持遗世独立的精神立场提供了依据，而未必尽是受到老庄出尘高蹈言论的影响。某种程度上，也对魏晋隐逸诗歌的兴起具有潜在的引导作用。

就魏晋隐者思想类型而言，大致分为三种，即儒者之隐、道者之隐、释者之隐。《文选集注·招隐》题下注曾说:“隐有三种:一者，求于道术，绝弃喧嚣，以居山林；二者，无被征召，废于业行，真隐人；三者也，求名誉，诈在山林，望大官职，召即出仕，非隐人也，徼名而已。”^[45]除了“诈隐”之士，学界一般多关注释道之士的方外之隐而忽略避世不出、明哲保身的儒者之隐。葛洪是魏晋儒隐之士的代表，他推崇“山林之儒”，^[46]并自述其志向说:“执经衡门，渊渟岳立。宁洁身以守滞，耻胁肩以苟合。乐饥陋巷，以励高尚之节。藏器全真，以待天年之尽。非时不出，非礼不动。”^[47]可见，他将退隐山林作为修德保真的必要途径，甚至坦然面对遁隐山林的艰险。他说:“入山而无术，必有患害。或被疾病及伤刺，及惊怖不安；或见光影，或闻异声；或令大木不风而自摧折，岩石无故而自堕落，打击煞人；或令人迷惑狂走，堕落坑谷；或令人遭虎狼，毒虫犯人。”又说:“衣不辟寒，室不免漏，食不充虚，名不出户，不能忧也。……洪尤疾无义之人，不勤农桑之本业，而慕非义之奸利。”^[48]上述说明即使生活困顿、甚至时有野兽袭击的危险，葛洪仍保持了对“无义”现象的批判立场。葛洪之外，如管宁、戴逵、皇甫谧等人也均为一时名儒，他们不以仕进为意而以进德修业为务。如西晋唐彬《临雍州下教聘处士》说:“此州名都，士人林薮。处士皇甫申叔、严舒龙、姜茂时、梁子远等，并志节清妙，履行高洁。”^[49]即是对这一群体的集中写照。

再次，山水自然纳入文学表现的范畴，由侧重以自然山水作为兴谕媒介向以之为表现主体的审美意趣转变。《诗经》多有对山水景物的片段描绘，它们的作用一般分为四类:一，与下文所言内容无关，只具有在篇首引领起兴的作用，这在《诗经》中俯拾即是；二，与所言内容为譬喻关系，如《小雅·白华》通篇运用八处比譬句诉说思人之痛即是显例；三，富含一定的道德象征寓意，如孔颖达注《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句，说:“观泌水之流，洋洋广大，君可以乐道忘饥。”^[50]四，较为纯粹的景物描写，如《卫风·硕人》说:“河水洋洋，比流活活。施罛濊濊，鳣鲔发发，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其对庄姜出嫁时沿途的风光的描绘，已具有将风景作为独立客体加以欣赏的倾向，以至清人姚际恒评价说:“描摹极工，有珠玑错落之妙。”^[51]另外，《卫风·竹竿》说:“淇水滺滺，桧楫松舟。驾言出游，以写我忧。”以淇水兴起对卫国的思念的同时，还通过出游排遣内心烦闷，这对魏晋士人常常借助山水之游化解忧思的做法具有重要作用，如张华《答何劭诗》其三“驾言归外庭，放志永栖迟”、陶渊明《酬丁柴桑诗》“载言载眺，以写我忧”、《归去来兮辞》“世与我而相遗，复驾言兮焉求”，^[52]均为其例。至如阮籍每每驾车至无路处恸哭而返，又是这种借景遣情的极端表现了。当然，《诗经》纯写自然山水的地方并不多，涉及的自然状貌也多打上人工化的痕迹，如《小雅·甫田》、《大田》、《豳风·七月》均着力描写农事耕作，人工协作之乐显然掩盖了田园野趣。然而，《诗经》涉及山水的描写往往为后世开辟新的写作范式，如方玉润评《七月》说:“无体不备，有美必臻。晋、唐后，陶、谢、王、孟、韦、柳田家诸诗，从未见臻此境界。”评《郑风·溱洧》说:“每值风日融和，良辰美景，竞相出游，以至兰、勺互赠，播为美谈。……在《三百篇》中别为一种，开后世冶游艳诗之祖。”^[53]清王士祯评价《豳风·东山》说:“写闺阁之致，远归之情，遂为六朝唐人之祖。”^[54]《孔丛子》载孔子说:“吾于《考槃》，见士之遁世而不闷也。”^[55]程俊英推论说:“隐逸诗至六朝始盛，至渊明始大，然推其始，则在《考槃》。”^[56]均可见一斑。

除了《诗经》之外，孟子也揭示了山水对人的愉悦功能和滔滔永逝的壮美品格，如《孟子·尽心上》说:“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又曰:“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虽然孟子仍多有以水比德的倾向，其对水的描述本身也极具雄浑激越的艺术特点。扬雄还将学习活动与登山临水的览胜探幽结合起来，《法言·吾子》说:“观书者譬诸观山及水，升东岳而知众山之逦迤也，况介丘乎?浮沧海而知江河之恶沱也，况枯泽乎?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57]扬雄的比喻别开生面，体现出汉人的山水意识已由原生态概念到德化概念再到学识化概念的转变。基于这种认识，他又将圣人之言赋予山水的浩瀚博大的美学特质，如《法言·问神》说:“圣人之辞浑浑若川。顺则便，逆则否者，其惟川乎!”又说:“惟圣人得言之解，得书之体，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涤之，灏灏乎其莫之御也!”这种认识对晋人李轨多有启发，他注解说:“有所发明，如白日所照；有所荡除，如江、河所涤，灏灏洪盛，无能当之者。”^[58]李轨充分发挥扬雄将圣人言、书比作江河的做法，揭示出“圣人之辞”的雄浑气质和“灏灏洪盛，无能当之”的审美特色。这就将自然山水的意象表征文辞化和审美化了，从而为东晋时期以江海山川为题材的诗赋作品的大量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魏晋儒家山水自然观的政教内涵与山水意象的忧悯指向

接下来首先从魏晋山水意象的德教内涵角度，看儒家山水自然观的渗透与影响。

经今文学在魏晋期间势力大衰，但仍余绪不绝。魏晋士人多将山崩水竭等现象与王祚兴衰联结，干宝《山亡论》就立足京房《易传》、《尚书·金縢》解释当时会稽出现琅邪东武山、交州脆山移至青州等怪异现象，认为“山徙者，人君不用道士，贤者不兴，或禄去公室，赏罚不由君，私门成群，不救，当为易世变号。”^[59]这正是魏晋士人强调山川政治寓意的表现。《世说新语·言语》说:“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又“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60]上述两例，又说明山河变改、江水茫茫在南渡晋人这里成为国祚迁转最直接的信号。不止如此，与山林川流联系最为密切的士人隐逸出处也被赋予了预测国家兴衰的含义。《晋书·殷浩传》载:“(殷浩)遂屏居墓所，几将十年，于时拟之管、葛。王濛、谢尚犹伺其出处，以卜江左兴亡，因相与省之，知(殷)浩有确然之志。既反，相谓曰:‘深源不起，当如苍生何!’”^[61]无独有偶，《世说新语·排调》载谢安归隐东山后，众人多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62]杰出士人的出山被看作国运隆兴的标志，隐士入山也被看作政治清平的征兆，甚至不惜人为的加以炮制，如桓玄资助皇甫希“充隐”、郗超为戴逵、傅约建立别墅、桓温命伏滔为隐逸名士瞿硎先生作铭赞，均是东晋官方对隐逸之风大加提倡的表现，自不能排除其中粉饰升平的政治动机。

山河的政治寓意也向魏晋诗歌渗透，并体现出浓厚的忧患意识。刘琨《答卢谌诗》说:“忠损于国，孝愆于家。斯罪之积，如彼山河。斯衅之深，终莫能磨。”^[63]刘琨值永嘉之乱，孤军戍守北地，父母亦遭匈奴杀害，在他看来忠孝两方面自己都没有做好，其以罪过与山河相比，折射出凝重的家国意识。陶渊明《拟古诗》其九称:“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王叔岷引清人郑文焯语说:“傅咸《桑树赋》……陆机《桑赋》……潘尼《桑树赋》……但咏皇晋兴起之端，陶公此作，寓意典据，自然分明，盖遡想皇晋建国之初，而俯仰古今，而发桑田碧海之叹耳。”^[64]可以说，“山河改”一词正将陶渊明易代之际的兴亡感表达出来。当然，山河本身还具有政权稳固、四海一统的寓意，如东晋宗庙歌辞中曹毗作《歌显宗成皇帝》一诗就有“迈德蹈仁，匪礼弗过。……同规放勋，义盖山河”之语，^[65]然而这种谀颂之句只是晋室一厢情愿的自我欣赏，既不符合事实，艺术水准也不高。客观地说，魏晋诗歌尤以山水意象宣扬德教内涵的作品数量较少，总体成就非常有限，这正与魏晋山水已渐成为独立的审美客体而非德教符号的诗坛风气密切相关。

三、魏晋儒道山水自然观的融合与招隐题材的诗歌创作

魏晋期间，儒家出处之心已趋于通达。《抱朴子·外篇·逸民》说:“在朝者，陈力以秉事；山林者，循德以厉贪清浊。殊途同归，俱人臣也。……夫山之金玉，水之珠贝，虽不在府库之中，不给朝夕之用，然皆君之财也。退士不居肉食之列，亦犹山水之物也，岂非国有乎?”仕则尽忠，隐则养德，正是儒家隐处与仕宦观念的集中反映。葛洪甚至认为，有些儒者隐居要比出仕的教化作用更大。他说:“令大儒为使，不必切事。肆之山林，则能陶冶童蒙，阐弘礼敬。何必服巨象，使捕鼠鸾也?”^[66]辛谧《遗冉闵书》也说:“贤人君子虽居庙堂之上，无异于山林之中，斯穷理尽性之妙，岂有识之者邪!”^[67]即使晋简文帝下诏说:“夫肥遁穷谷之贤，滑泥扬波之士，虽抗志玄霄，潜默幽岫，贪屈高尚之道，以隆协赞之美，孰与自足山水，栖迟丘壑，徇匹夫之洁，而忘兼济之大邪?”^[68]他自己仍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69]这又体现了他结合山水之乐、庙廊之尊及济世之用的心态。

这种儒道相融的价值取向对魏晋士人怡情山水具有重要作用。潘岳因文名遭忌，外放任河阳令达十年，他栖迟东山，躬耕田亩，却只是藏器待时的手段，他以《周易·谦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与《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居利思义，在约思纯”为人生准则，因此《河阳县作》其一“幽谷茂纤葛，峻岩敷荣条。落英陨林趾，飞茎秀陵乔”与“日夕阴云起，登城望洪河。川气冒山领，惊湍激严阿。归雁映兰畤，游鱼动圆波。鸣蝉厉寒音，时菊耀秋华”等山川景物描写，^[70]都成为他怀才不遇、渴盼入京的衬托和象征。然而河阳令任满，他又转任怀县令，原本积极的心态转而消极。他《在怀县作》其二说:“宠辱易不惊，恋本难为思。……小国寡民务，终日寂无事。”这里已用《老子》“宠辱不惊”与“小国寡民”来作宽慰，“白水过庭激，绿槐夹门植。信美非吾土，只搅怀归志。卷然顾巩洛，山川邈离异”等句中关于山水的描写，^[71]则充满了落寞与感伤的色彩。潘岳由儒入道的心态转换，均通过诗中山水意象所赋予的情感蕴涵展现出来，亦折射出儒家进取意识与山水自然观结合互渗的情况。这在其他士人那里也非常明显，如石崇《答曹嘉诗》说:“孔不陋九夷，老氏适西戎。逍遥沧海隅，可以保王躬。世事非所务，周公不足梦。玄寂令神王，是以守至冲。”其《赠枣腆诗》亦说:“久官无成绩，栖迟于徐方。寂寂守空城，悠悠思故乡。恂恂二三贤，身远屈龙光。携手沂泗间，遂登舞雩堂。”陆机《赠顾交趾公真诗》说:“远绩不辞小，立德不在大。高山安足凌，巨海犹萦带。惆怅瞻飞驾，引领望归旆。”^[72]石崇以孔、老并提，陆机以立德与蹈虚同举，“沧海”、“沂泗”、“高山”、“巨海”等意象中既有儒家春服舞雩的价值理想，又有道家挟山超海的出尘之志，在精神寄托和文学表现方面达到了充分的融合。

就魏晋山水自然观中寄托的儒家退隐意识来看，它也推动了此期招隐与反招隐题材诗歌的创作。魏晋招隐诗当肇自汉代《招隐士》，此赋通过描写山林险恶，表现了广招贤才的意图。魏晋招隐诗或顺延其意，或反用其旨，集中体现出此期士人进退语默的价值观念。如陆机《招隐诗》说:“踯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朝采南涧藻，夕息西山足。轻条象云构，密叶成翠幄。激楚伫兰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冷冷，飞泉漱鸣玉。……富贵苟难图，税驾从所欲。”另外，他还有两首《招隐诗》，其一曰:“驾言寻飞遁，山路郁盘桓。芳兰振蕙页，玉泉涌微澜。嘉卉献时服，灵术进朝餐。”其二曰:“寻山求逸民，穹谷幽且遐。”^[73]第一首体现出孔子“如不可求，从吾所欲”的富贵观，后两首中山林幽谷、玉泉嘉卉，在其笔下熠熠生辉，同时也流露出求仙慕道之气。张载《招隐诗》亦有出世之想，其云:“山林有悔恪，人间实多累。……隐显虽在心，彼我共一地。……去来捐时俗，超然辞世伪。得意在丘中，安事愚与智。”^[74]此诗表达了“超然辞世伪”的志趣，隐显在心、彼我一地的心态在当时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如西晋中后期闾丘冲《招隐诗》说:“经世有险易，隐显处存心。嗟哉严岫士，归来从所钦。”^[75]其“隐显处存心”与“隐显虽在心”可谓同调。

在魏晋玄风大盛的影响下，老庄思想对士人隐逸行为及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但儒家思想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尤其儒家伦理情感的制约作用值得重视。如陶渊明《和刘柴桑》说:“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弱女虽非男，慰情良胜无。”又《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一说:“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途。”^[76]正因有对家人亲情的留恋，陶渊明才没有像“浔阳三隐”之一刘遗民那样选择绝世出尘的隐居方式，其诗中也因儒家伦理内涵的存在而充满融融温情，这与魏晋一些几乎为仙道诗别体的《招隐诗》截然不同。另外，湛方生《后斋诗》也展现了儒家伦理温情的一面，其称:“解缨复褐，辞朝归薮。门不容轩，宅不盈亩。茂草笼庭，滋兰拂牖。抚我子侄，携我亲友。茹彼园蔬，饮此春酒。开棂攸瞻，坐对川阜。心焉孰托，托心非有。素构易抱，玄根难朽。即之匪远，可以长久。”^[77]诗中描写了解褐归田、乐对山川、共享天伦的情景，自应属于广义“招隐诗”的范畴，但与绝少烟火气的“招隐诗”思想宗旨和诗美特色均不同。儒家重伦理情感、重德化比物的影响，自是造成不同的原因。

四、魏晋儒家山水自然观的审美特征与诗歌山水意境的建构

魏晋士人生活中，山水游观已成为重要内容，有的甚至赋予其不朽的生命寓意，以山水自然为题材的诗歌则体现出寄托情志、追求不朽、放达自由、清新空灵的价值旨向和审美特质。如《晋书·羊祜传》载:“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尝慨然叹息，顾谓从事中郎邹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闻令望，必与此山俱传。’”^[78]王羲之《杂帖》说:“要欲及卿在彼，登汶岭、峨眉而旋，实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驰于彼矣。”^[79]《晋书·谢安传》载:“(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安出镇广陵之步丘，筑垒曰新城以避之。帝出祖于西池，献觞赋诗焉。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80]由上可知，山川因其嵯峨恒久，在魏晋人眼中便具有了生命不朽的象征，同时以山水投射生命感怀的诗歌也大量产生，如羊祜、邹湛等人“置酒言咏”，谢安、王羲之、支遁、许询“言咏属文”，晋孝武帝在西池“献觞赋诗”给谢安送行等，均为显证。

以山水寄托情志，源自儒家诗教中登高必赋的观念。如陶渊明《移居》其二“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句，^[81]显源自《诗经·鄘风·定之方中》“卜云其吉，终然允臧”句，毛传:“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此外，像《归去来辞》“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嵇康《琴赋》“若夫三春之初，丽服以时，乃携友生，以遨以嬉。涉兰圃，登重基。背长林，翳华芝。临清流，赋新诗”句，^[82]均是这种意识的反映。在观照山水过程中寄托情思、纾解忧愤，在魏晋士人这里已是惯常的手法。如陆机《赠顾令文为宜春令诗》“三川既旷，江亦永矣。悠悠我思，托迈千里”、《赠冯文罴诗》“悲情临川结，苦言随风吟”、《赠弟士龙诗》“我若西流水，子为东峙岳。慷慨逝言感，徘徊居情育”、孙楚《之冯翊祖道诗》“举翮抚三秦，抗我千里目。念当隔山河，执觞怀惨毒”、陶渊明《答庞参军诗》“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83]均是其例。魏晋士人登山临水、酣饮吟咏的过程，也成了体验生命、发抒忧念、净化与提升心志的过程。反映到诗歌中，陶渊明《游斜川》“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日乐，明日非所求”的欢悦与《拟古诗》“山河满目中，平原独茫茫。古时功名士，慷慨争此场。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的感慨，^[84]董京《答孙楚诗》“清流可饮，至道可餐。……动如川之流，静如川之渟。……万物皆贱，惟人为贵。动以九州为狭，静以环堵为大”，^[85]突出了对川思道、物贱人贵的主旨，又把人与山水相对的自我价值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步。正因为山水具有生命感发价值，诗文中是否体现山水“神情”和自由灵性，也成为魏晋士人评价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标准。《世说新语·赏誉》载:“孙兴公为庾公参军，共游白石山，卫君长在坐。孙曰:‘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庾公曰:‘卫风韵虽不及卿诸人，倾倒处亦不近。’孙遂沐浴此言。”^[86]魏晋士人能够深得山水深蕴的评价，也受到时论的赏鉴和推崇。如《世说新语·容止》载:“桓征西治江陵城甚丽，会宾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赏。’顾长康时为客，在坐，目曰:‘遥望层城，丹楼如霞。’桓即赏以二婢。”又“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87]顾恺之因对江城的品目得当，受到桓温的重赏，又因对会稽的赏誉充满生趣，被时人推为格言。应该说，魏晋士人对山水的赏鉴从根本上反映的是以自然价值观为核心的生命情趣，山水意象也往往带有了儒家入世的比德色彩和释、道出世的超然姿态。

总之，魏晋诗歌山水意象中思想内涵的差异，反映出魏晋士人生活方式和价值选择的分野，这种对立在当时也颇为鲜明。如王坦之就对谢安多有非议，温峤也曾问郭文说:“苟世不宁，身不得安。今将用先生以济时，若何?”郭文答:“山草之人，安能佐世!”^[88]温峤侧重人伦责任、事功理想，郭文则表明顺应自然、鸥鹭忘机的超然心态，这自然与他们宗奉的儒、道信念有关。另外，山水意象的客观属性在魏晋士人这里有所弱化，而伦理情感化、审美化色彩大为增强，它所承担的修辞功能已不仅为起兴言事，而渐渐成为诗人主体感发的一部分。葛洪说:“登峻则望远以忘百忧，临深则俯揽以遗朝饥。……知足者则能肥遁勿用，颐光山林。纡鸾龙之翼于细介之伍，养浩然之气于蓬荜之中。”^[89]足见山水怡情养德之用。湛方生《入南湖诗》说:“此水何时流，此山何时有。人运互推迁，兹器独长久。悠悠宇宙中，古今迭先后。”又《还都帆诗》说:“水无暂停流，木有千载贞。寤言赋新诗，忽忘羁客情。”^[90]也集中体现了以山水寄托人生不朽、追慕古木坚贞、赋诗娱情的儒家旨趣和审美风貌，既体现了魏晋儒家山水自然观的时代新变，也使此期诗歌山水意象的内涵更加丰富而深厚，最终为晋宋之交山水诗的大兴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创作的基础。

【注释】

[1]《礼记正义》卷五十三，《十三经注疏》本，页1632中。

[2]《列子》卷四，《诸子集成》本，第44页。

[3]《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799页

[4]《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86页

[5]李春青《儒家人格境界向文学价值范畴的转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

[6]《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831、835页

[7]按，这里魏晋山水诗、田园诗的义界，采取广义的理解。如诗中吟咏对象涉及山川、田园、农事等内容的均划入观照范围，关于山水诗和田园诗广义、狭义的界定情况，可参见刘怀荣等著《二十世纪以来先秦至唐代诗歌研究》一书“关于田园诗的内涵研究”(第96—99页)和“关于山水诗定义的探讨”(第140—142页，齐鲁书社，2006年12月)，兹不赘。

[8]《全三国文》卷二，页1062下B－1063上A。

[9]《晋书》卷一《宣帝纪》，第13—14页。

[10]《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第790页。

[11]高敏主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第640页。

[12]《抱朴子·外篇》卷三十八，《诸子集成》本，第178页。

[13]《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五，《诸子集成》本，第161—162页。

[14]《抱朴子·外篇》卷三十八，《诸子集成》本，第168页。

[15]《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47、444、428页。

[16]《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530、816页。

[17]《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640页。

[18]《尚书正义》卷十二，《十三经注疏》本，页189上。

[19]龚斌撰《陶渊明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第35页。

[20]《全三国文》卷十五，页1134下A。

[21]《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54、451、450页。

[22]《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03、396页。

[23]《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24、579、732页。

[24]《全三国文》卷三十，页1219上A。

[25]《陶渊明集校笺》，第205页。

[26]《陶渊明集校笺》，第303页。

[27]《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618页。

[28]【唐】张彦远撰、范祥雍点校《法书要录》卷十，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5月，第375—376页。

[29]《陶渊明集校笺》卷二，第80、125、128页。

[30]《陶渊明集校笺》卷二，第84页。

[31]《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53页。

[32]《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15页。

[33]《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1054页

[34]《抱朴子·内篇》卷一，《诸子集成》本，第2页。(www.daowen.com)

[35]《扪虱新话》上集卷一“文章以气韵为主”条，《儒学警悟》卷三十二，第653页。

[36]《礼记正义》卷十四，《十三经注疏》本，页1356下－1357上。

[37]1960年《文学评论》第6期朱光潜《山水诗与自然美》一文，涉及山水诗的阶级性、山水诗的产生与发展以及山水诗的历史评价等几个方面，引起了学界激烈的讨论，形成一时热潮。日本学者小尾郊一1962年出版《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和自然观——以魏晋南北朝文学为中心》一书第一章《魏晋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涉及“行旅与自然”、“仙境和行旅中的自然”、“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等多个重要的文学命题，对揭示魏晋山水诗产生与发展的缘由大有助益。从上世纪80年代前后开始，有关山水诗的专题研究著作层出不穷，如林文月《山水与古典》(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王国璎《中国山水诗研究》(台北联经出版社1986年版)、丁成泉《中国山水诗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李文初《中国山水诗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德国学者顾彬《中国文人的自然观》(韩树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王力坚《由山水到宫体》(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章尚正《中国山水文学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版)、陶文鹏、韦凤娟主编《灵境诗心——中国古代山水诗史》(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以及2006年浙江大学何国平博士论文《山水诗前史——以<古诗十九首>到玄言诗的审美经验变迁为中心》等等。

[38]陈寅恪著《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6月，第228—229页。

[39]景蜀慧《陶渊明的新自然观刍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第2页。

[40]分见《六朝选诗定论》卷十，第229页；同前，卷八，第170页。

[41]葛晓音著《山水田园诗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1月，第16页。

[42]《王弼集校注》，第454、411页。

[43]李道平撰、潘雨廷点校《周易集解纂疏》卷五，中华书局，1994年3月，第364页。

[44]《法言义疏》，第24页。

[45]《唐钞文选集注汇存》第一册，卷四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7月，页220。

[46]《抱朴子·外篇》卷十八，《诸子集成》本，第134页。

[47]《抱朴子·外篇》卷二十，第137页。

[48]《抱朴子·内篇》卷二，第3页；同前，卷十七，第76页；《抱朴子·外篇》卷五十，第200、201页。

[49]《全晋文》卷四十四，页1708上A。

[50]《毛诗正义》卷七—一，《十三经注疏》本，页377上。

[51]【清】姚际恒撰《诗经通论》卷四，《诗经要籍集成》第26册，中国诗经学会编，学苑出版社，2002年12月，页407上。

[52]《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618、973、987页。

[53]【清】方玉润撰、李先耕点校《诗经原始》，中华书局，1986年2月，第307、226页。

[54]【清】王士祯撰《渔阳诗话》第86则，《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6月，第181页。

[55]【清】姜兆锡撰《孔丛子正义》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一册，页187下。

[56]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10月，第160页。

[57]《法言义疏》，第67页。

[58]《法言义疏》，第163、159—160页。

[59]《全晋文》卷一百二十七，页2193上A。

[60]《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92、94页。

[61]《晋书》卷七十七《殷浩传》，第2044页。

[62]《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801页。

[63]《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851页。

[64]王叔岷撰《陶渊明诗笺证稿》卷四，中华书局，2007年6月，第400—402页。

[65]《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1072—1073页。

[66]《抱朴子·外篇》卷二，第109、108页。

[67]《全晋文》卷一百二十六，页2184上A。

[68]《晋书》卷九《简文帝纪》，第222页。

[69]《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120—121页。

[70]《潘岳集校注(修订版)》，第244、247页。

[71]《潘岳集校注(修订版)》，第249、250页。

[72]《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644—645、681页。

[73]《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689—690页。

[74]《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40页。

[75]《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50页。

[76]《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977—978、982页。

[77]《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943—944页。

[78]《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第1020页。

[79]《法书要录》卷十，第319页。

[80]《晋书》卷七十九《谢安传》，第2072、2076页。

[81]《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994页。

[82]《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988页；《全三国文》卷四十七，页1320上。

[83]《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670、679、680、977页。

[84]《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975、1004页。

[85]《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601页。

[86]《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478页。

[87]《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141、143页。

[88]《晋书》卷九十四《隐逸传》，第2441页。

[89]《抱朴子·内篇》卷一，第1—2页。

[90]《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9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