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层面上来说，魏晋统治者为了稳定政局，或屯田备战，或安抚流亡，大多推行重农政策。曹操具有较浓厚的民本思想，注重推行减轻赋敛徭役、存恤阵亡兵士的政策。他有《存恤从军吏士家室令》称:“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8]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司马懿也是屯田备战、珍惜民力的典范，《晋书》本纪载“初，魏明帝好修宫室，制度靡丽，百姓苦之。帝自辽东还，役者犹万余人，雕玩之物动以千计。至是皆奏罢之，节用务农，天下欣赖焉”，[9]亦是显例。司马炎继承了司马懿的重农政策，分别于泰始二年下《诏议通籴法》、泰始四年下《耕籍诏》、太康六年下《诏定皇后躬蚕礼》。另外西晋平吴之后颁布占田、课田制，同时对小农征税作出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10]当然，这也是大战之后无主荒地较多的缘故。晋祚南迁后，大批氏族地主、官僚、普通民户涌进江南，他们聚居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11]总之，重农政策、诏令以及北人南迁，促进了魏晋农业的发展、社会的安定，这为此间士人的田园情怀提供了最基本的政策保障。
重农在魏晋也渐成为一种文人意识，如葛洪即重视躬耕田亩，他在《抱朴子·外篇·广譬》中说:“儒者虽多贫贱，而坟典不可谓非进德之具也。播种有不收者矣，而稼穑不可废。仁义有遇祸者矣，而行业不可惰。”[12]就把稼穑之事与儒业结合起来。葛洪具有重农思想，但又不将农事经营作为求利的手段，如他在《抱朴子·外篇·守塉》中就表现了“锐精艺之文，意忽学稼屡失”的特点，有人劝其广开良田以保丰衣足食，他则借“潜居先生”之口反驳说:“吾子苟知老农之小功，未喻面墙之巨拙。……夫收微言于将坠者，周孔之遐武也。情孜孜以为利者，孟叟之罪人也。造远者莫能兼通于岐路，有为者莫能并举于耕学。”[13]他在《抱朴子·外篇·博喻》中也说:“桑林郁蔼，无补柏木之凄冽。膏壤带郭，无解黔敖之蒙袂。然茧绨纨绮，此之自出。千仓万箱，于是乎生。故识远者贵本，见近者务末。”[14]可见，葛洪表面上反对农事，实质上则是对重利忽道的否定。
文人重农意识向文学领域扩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魏晋藉田赋、郊庙歌辞、嘉禾时雨颂诗等篇什的撰制。如潘岳《藉田赋》，就表现了泰始四年晋武帝藉田一事。魏晋诗歌中表现重农思想的作品很多，曹植《应召》“芒芒原隰，祁祁士女。经彼公田，乐我稷黍”、《嘉禾诗》“猗猗嘉禾，惟谷之精。其洪盈箱，协穗殊茎。昔生周朝，今植魏庭。献之庙堂，以昭厥灵”、《时雨讴》“于穆圣皇，仁畅惠渥。辞献灭膳，以服鳏独。和气致祥，时雨渗漉。野草萌变，化成喜谷”，均是借谷物丰熟、风雨应时来赞颂当朝的贤政，与其《灵芝篇》所言“圣皇君四海，德教朝夕宣。万国咸礼让，百姓家肃虔。庠序不失仪，孝悌处中田。户有曾闵子，比屋皆仁贤”的颂美如出一辙。[15]另外，魏鼓吹曲《太和》说:“惟太和元年，皇帝践阼。圣且仁，德泽为流布，灾蝗一时为绝息。上天时雨露，五谷滋田畴。四民相率遵轨度，事务澄清。天下狱讼察以情，元首明，魏家如此，那得不太平?”晋郊庙歌辞《食举东西厢歌》说:“不显宣文，先知稼穑。克恭克俭，足教足食。既教食之，弘济艰难。上帝是佑，下民所安。”[16]也都体现了君主重农仁政、德泽流布的主题。上述政治意识在魏晋文人农事题材的创作中得到了较好体现，如束晳《补亡诗·华黍》就有政治意识学术化的倾向，其诗曰:“靡田不播，九谷斯丰。奕奕玄霄，濛濛甘溜。黍发稠华，禾挺其秀。靡田不殖，九谷斯茂。无高不播，无下不植。芒芒其稼，参参其穑。稸我王委，充我民食。玉烛阳明，显猷翼翼。”[17]他采用拟经的手法，通过展现禾黍之美体现了对丰年的企盼和对王政的赞颂。陶渊明还有《劝农诗》，则又有兼顾学术化与生活化的内涵。此诗堪称中国农业简史，他从上古生民时代开始回溯，凸显了后稷、舜、禹等先哲在农事方面的开创之功，特别《尚书·周书·洪范》记载“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18]将“食”列为诸政之首，亦是“民以食为天”之始，诗中称“远若周典，八政始食”，正是对它的化用。陶渊明没有一般文士轻视农事的通习，其不止对农业发展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在他笔下士女春耕的景象被赋予了更多的诗意和画面感:“熙熙令德，猗猗原陆。卉木繁荣，和风清穆。纷纷士女，趋时竞逐。桑妇宵兴，农夫野宿。”陶渊明潜意识里以往代高隐冀缺、沮溺自拟，“相彼贤达，犹勤陇亩。矧伊众庶，曳裾拱手”，这更为自己归耕强化了精神依据。除了理性的认识层面，陶渊明还从感官角度为“劝农”立论:“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宴安自逸，岁暮奚冀?儋石不储，饥寒交至。顾尔俦列，能不怀愧。”[19]以自食其力为荣，以尸位素餐、率兽食人为耻，便是陶氏对待农事的基本立场。通过对《劝农》诗的分析，陶渊明的重农思想融入了道家遁隐避世的情愫，这使其不耽于混世功名的谋求，又为自我的隐栖状态赋予更多自觉和知性的色彩。
二、魏晋田园意识与农事生活题材的诗歌创作
从社会生活角度，魏晋士人多从悯农意识出发，对社会现实及人生苦难进行伤悼、批判与反思。如曹植《乞田表》就说:“乞城内及城边好田，尽所赐百年力者。臣虽生自至尊，然心甘田野，性乐稼穑。”[20]这体现出曹植对农事的重视。他还特别关注农业荒歉现象，在《送应氏诗》中揭示战乱给中原地区造成的严重摧折说:“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其中对农业凋敝的描写，可谓触目惊心。曹植还涉及天灾给农业造成的影响，其《赠丁仪诗》说:“朝云不归山，霖雨成川泽。黍稷委畴陇，农夫安所获。在贵多忘贱，为恩谁能博。狐白足御冬，焉念无衣客。”此诗揭示了雨灾给农夫带来绝收的情况，表达了深切的悯伤之情。另外，其又针对“太和二年，大旱。三麦不收，百姓分为饥饿”，而后突降霖雨，为作《喜雨诗》曰:“天覆何弥广，苞育此群生。弃之必憔悴，惠这则滋荣。庆云从北来，郁述西南征。时雨中夜降，长雷周我庭。嘉种盈膏壤，登秋毕有成。”[21]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曹丕也具有悯农立场。他《黎阳作诗》说:“东济黄河金营，北观故宅顿倾。中有高楼亭亭，荆棘绕蕃业生。南望果园青青，霜露惨凄宵零，彼桑梓兮伤情。”他也揭示征乱对农事的破坏作用，其《令诗》说:“丧乱悠悠过纪，白骨从横万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将以时整理，复子明辟致仕。”更将饿殍遍野、生民无依的惨状凸显出来。基于这种悲悯意识，曹丕还体现出一定的批判意识。其《上留田行》说:“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富人食稻与粱，上留田。贫子食糟与糠，上留田。贫贱亦何伤，上留田。禄命悬在苍天，上留田。今尔叹息将欲谁怨，上留田。”[22]显然，他对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控诉，与曹植“在贵”而能“念贱”可谓殊途同归。(www.daowen.com)
另外，食禄进取和躬耕隐退也是魏晋士人重要的人生命题，如曹植在《豫章行》中就将躬耕田亩作为人生困顿的一种表现，他说:“穷达难豫图，祸福信亦然。虞舜不逢尧，耕耘处中田。太公未遭文，渔钓终渭川。不见鲁孔丘，穷困陈蔡间。周公下白屋，天下称其贤。”此诗体现了对仕进的渴望和通权达变的意识。李密《赐饯东堂诏令赋诗》说:“官无中人，不如归田。”就表现了对寒族对仕进蹇难的失望心态。左思《咏史诗》八首其一说:“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23]则表达了豁达的人生态度。应璩在《与从弟君苗君胄书》说:“历观前后，来入军府，至有皓首，犹未遇也。……幸赖先君之灵，免负担之勤，追踪丈人，畜鸡种黍，潜精坟籍，立身扬名，斯为可矣。无或游言，以增邑邑。郊牧之田，宜以为意，广开土宇，吾将老焉。”[24]上面这段话征引了《左传》、《论语》、《孝经》、《尔雅》等经典语句，突出了归隐田居“潜精坟籍，立身扬名”的人生价值。正基于此，其《百一诗》进一步将弃官归田作为自我修养的途径说:“前者隳官去，有人适我闾。田家无所有，酌醴焚枯鱼。问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庐。所占于此土，是谓仁智居。文章不经国，筐箧无尺书。用等称才学，往往见叹誉。”他并不以贫居乡里为念，而以仁智兼修作为价值追求。像应璩这样，自觉选择乡居务农为生活方式的莫过于陶渊明。他在诗中描写农耕生活，如义熙六年作《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云“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常如此，躬耕非所叹”，[25]可知陶渊明已年届不惑，体力大不如以前，不仅如此家无余储，耕作成为其谋生的唯一手段。即使如此，他也不愿再次步入是非纷乱的名利场，为谋篡、变节、杀戮、忧生等问题而焦虑。他在《杂诗》中称:“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粗以应阳。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26]足以看出他甘于贫居、砥砺廉节的人生态度。
三、魏晋田园意识与田园生活的诗学化与审美化
从审美化、道德化、艺术化人生境界的追求角度来看，乡隐自耕在魏晋士人这里既是生活方式，又是价值选择，还反映了自身的道德旨向、审美情趣，体现到他们的作品中又外显为艺术化的精神意蕴。张华《答何劭诗》其一说:“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缨为徽，文宪焉可逾。……自昔同僚寀，于今比园庐。衰疾近辱殆，庶几并悬舆。散发重阴下，抱杖临清渠。属耳听莺鸣，流目玩鯈鱼。从容养余日，取乐于桑榆。”诗中通过“吏道”与“园庐”的对比，体现出对幽静、恬适、愉悦、从容等生活意趣的赞叹。《答何劭诗》其三说:“驾言归外庭，放志永栖迟。相伴步园畴，春草郁郁滋。荣观虽盈目，亲友莫与偕。悟物增隆思，结恋慕同侪。援翰属新诗，永欢有余怀。”[27]张华一方面继承了《诗经·邶风·泉水》“驾言出游，以写我忧”、《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等以出游寄托情思的情物交感论，另一方面又体现出对“荣观虽盈目，亲友莫与偕”而感伤的伦理内涵，从而使其对田园风景的描写具有了浓厚的道德化色彩。
张华之外，在田园风光中寄托伦理美感的还有很多。如王羲之《与谢万书》说:“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虽植德无殊邈，犹欲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或以轻薄，庶令举策数马，仿佛万石之风。君谓此何如?比遇重熙，去当与安石东游山海，并行田视地利，颐养闲暇。衣食之余，欲与亲知时共欢宴，虽不能兴言高咏，衔杯引满，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耶!常依陆贾、班嗣、杨王孙之处世，甚欲希风数子，老夫志愿尽于此也。”[28]由此可知，山川田壤的秀美丰沃令人流连，体现出王羲之对待生活的审美态度。相比之下，王羲之对伦理和谐的追求显然超过了自然景物本身。陶渊明田园诗中也体现出明显的伦理向度，《归田园居》其四“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酬刘柴桑》“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和郭主簿》其一“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等，[29]均为其例。此外，还有与邻里同游的。如其《游斜川诗序》说:“辛酉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临长流，望曾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若夫曾城，傍无依接，独秀中皋。遥想灵山，有爱嘉名。欣对不足，率尔赋诗。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30]其中流露着对《论语·阳货》“日月逝矣，岁不我与”的感念，也包含了与邻曲同游的喜悦。
魏晋诗歌将田居生活审美化和道德化，还表现在将游观景物主体化与人格化。曹摅《赠欧阳建》其四说:“汤汤洪川，朝宗于海。芒芒甫田，稼穑攸在。瞻彼南亩，勤恤无殆。鉴此长流，朝夕莫改。念兹在兹，非孰肯□。慎终如始，令问遂倍。”[31]显然在曹摅这里，“洪川”与“南亩”成为勤勉如一、慎终如始的象征；陆云《失题》也说:“有渰萋萋，甘雨未播。黍稷方华，中田多稼。庭槐振藻，园桃阿那。薄言观物，在堂知化。”[32]诗中“黍稷”、“庭槐”、“园桃”如同一幅充满生机与和谐气息的图卷，亦被赋予了“观物知化”的思想蕴涵。再如，晋王廞《长史变歌》其二说:“日和狂风扇，心故清白节。朱门前世荣，千载表忠烈。”其三说:“朱桂结贞根，芬芳溢帝庭。陵霜不改色，枝叶永流荣。”[33]此诗赋予傲寒凌霜的朱桂以忠烈品节，表达了誓死不渝的情怀，可以说达到了魏晋士人以自然景物比德的极致。魏晋田园诗总体上呈现了隐逸求真的主题，具有浓郁的艺术化气息。如葛洪《抱朴子·内篇·畅玄》说:“弃赫奕之朝华，避偾车之险路。吟啸苍崖之间，而万物化为尘氛。怡颜丰柯之下，而朱户变为绳枢。握耒甫田，而麾节忽若执鞭。啜荈漱泉，而太牢同乎藜藿。泰尔有余欢于无为之场，忻然齐贵贱于不争之地。”[34]从中可以看出，“朱户”、“太牢”的华贵不如“绳枢”、“藜藿”的质朴，游宦的险恶更不如“握耒甫田”的愉悦，葛洪在儒家安贫乐道的宗旨中引入了老庄齐物无为的思想，代表了魏晋士人儒道共参、追求审美人生趣味的趋向。陶渊明则堪称体现儒家田园意识最为突出的魏晋诗人，儒家宣扬中和、淡雅的审美意气有机地融入了他的诗文创作中。对此宋人陈善评道:“文章以气韵为主，气韵不足，虽有辞藻，要非佳作也。乍读渊明诗，颇似枯淡，久久有味。……予亦谓渊明‘蔼蔼远人村，依依嘘(案，应为‘墟’)里烟。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当与《豳风·七月》相表里，此殆难与俗人言也。”[35]由此，足见儒家田园意识对魏晋田园诗从思想意旨到艺术情味的深刻影响。
总之，儒家田园意识，根植于儒家历来的重农思想。农本思想源自三代的经典著作中，《礼记·月令》便有国君每年上辛郊祀，亲耕三推以示重农的规定。[36]《诗经》中大量的农事诗，又可看作重农思想向文学层面渗透的产物。儒家田园意识包含人与天地彼此顺应和谐的内涵，也包含了人在共同劳作中的情感体验、勤劳品质的彰显以及不同阶层间的对抗与调和等社会化因素。它们渗透到文学作品中，一方面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面貌，如吟咏田园风光、描写土壤膏沃、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愉悦等，这对魏晋田园诗中频频流露的勤于农事、陶然自足、怡情悦性的心态神采具有深远影响；再则表现为控诉农人劳作艰辛、征役频繁、怒斥统治者尸位素餐等不和谐的一面，这在魏晋战火不断、农事凋敝的社会环境中，又促生了悯农、恋乡、归隐、批判混乱等创作主题。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