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诗教观在魏晋诗歌中大致有三种表现:一，以诗载道、以诗为教，或表现儒、释、道对立及融合的命题，或传达讽谏、训诫、激励、颂善等主题，主要表现为魏晋哲理诗、诫子、悼亡、讽喻及励志酬赠诗等；二，以诗为史，以历史事件、遗址的回顾和凭吊为触媒，体现对一朝、一类人事得失的纵向评述和感发，主要表现为魏晋咏史诗；三，以诗言志、以诗娱情，或以现实中自我人生的遭际为着眼点，重在阐发一人、一时甚或一生的感怀，或以亲情、友情及上下等级情谊等政治伦理情感为讴歌对象，表现对日常生活细节、公宴交游等交往过程，或以自然景物、气象物候、山川田园等为依托，展现内心闲适、奋进、焦躁、悲慨等主题，主要表现为魏晋咏怀诗、游宴诗及咏物寄寓诗等，上述三重功能指向正是先秦两汉儒家诗学观深入发展的结果。^[1]因魏晋儒学兴衰起伏较大，继而导致对诗歌功能的认识上各有偏尚，也进一步促使魏晋不同诗歌风貌的产生。

一、魏晋之前儒家诗教观的传承与演变

春秋时代，诗作为政典史料的特色非常鲜明，一如章学诚所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2]因此，《诗经·大雅·绵》、《文王》、《大明》、《公刘》、《皇矣》、《生民》等篇均为叙述周始祖后稷创业到文、武二王建国的史诗，同时也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另外，在《左传》、《国语》、《墨子》等先秦典籍中引诗、赋诗、用诗，很大程度上也是着眼于诗的历史政治价值而达到以诗证史、以史谏今的目的。《郭店楚墓竹简·语丛一》说:“《诗》，所以会古今之诗者也；……《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3]就将《诗经》与《春秋》这类历史文献等量齐观。孔子删定《诗经》，也非常注重挖掘它的历史政治内涵，《左传·昭公十三年》载孔子评价子产说:“子产于是行也，足以为国基矣。《诗》曰:‘乐只君子，邦家之基。’子产，君子之求乐者也。”^[4]孔子所据为《小雅·鹿鸣》，尽管诗中所言均为颂扬之词，孔子却将其用于评价政治人物的功过得失，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孟子充分发展了孔子的这种解诗路向，如《孟子·万章上》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5]孟子旨在揭示《诗经》艺术夸张之下的历史真实，正是以诗为史的体现。应该说，上述就构成了先秦儒家以诗为史的第一重功能指向。

到汉代，经师为《诗经》篇章的历史断限，文臣贤士在政论奏议中的引《诗》鉴今，都可以看作是先秦儒家以诗为史传统的延续，像扬雄《法言·孝至》“周康之时，颂声作乎下，《关雎》作乎上，习治也”，^[6]探究《关雎》创作的历史背景足可代表。此外，从汉诗的创作来看，韦孟《讽谏诗》、韦玄成《自劾诗》、班固《咏史诗》、傅毅《迪志诗》等都具有浓厚的史诗的意味，《文心雕龙·明诗》所称“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7]即是明证。不止如此，班固《咏史诗》更开创了后世的诗歌的咏史题材创作，深化了《诗经·大雅》追述先祖的史诗传统。从修辞角度来看，《诗经》典事化也成为汉代突出的文学现象。《文心雕龙·事类》载:“扬雄《百官箴》，颇酌于《诗》、《书》，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渐渐综采矣。至于班、崔、张、蔡，遂捃摭经史，华实布濩，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8]因此，以《诗》为典又可看作以《诗》为史的文学化变相体现。

先秦儒家以诗为教，是历来经学阐释与文论探讨的重点，它自然是儒家诗论至关重要的功能指向之一。因相关论述汗牛充栋，这里不必展开。以诗为教对汉代的文学观念及创作影响深远，如汉初陆贾《新语·本行》称:“《诗》、《书》、《礼》、《乐》，为得其所，乃天道之所立，大义之所行也。”^[9]贾谊《新书·容经》也说:“《诗》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缘之以自成也。……《乐》者，《书》、《诗》、《易》、《春秋》、《礼》五者之道备，则合德矣。”^[10]汉武帝将儒学定于一尊之后，以诗为教更成为解诗的主流。前言汉代《诗经》典事化的现象，也是以诗为教渗透到文学创作中的体现。

以诗言志(情)，是先秦儒家诗论的第三重功能指向。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第一简“孔子曰:‘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言’”，明确交待了《诗》与“志”、“乐”与“情”、“文”与“言”三者的对应表达关系，人的心志、情感以及内心要说出的话，这些本属人内心情蕴的东西得到了重视，可以说是儒家文艺观的发展过程的一次飞跃。上博《孔子诗论》着重探讨的是情、礼和合统一的问题，如第十简说:“《关疋》之改，……《绿衣》之思，《燕燕》之情……《关疋》以色俞于礼。”^[11]无独有偶，马王堆帛书《德行》也称:“‘茭(窈)芍(窕)【淑女，寤】眛(寐)求之’，思色也。……繇(由)色榆(喻)于礼，进耳。”^[12]上述称扬《关雎》能“色寓于礼”，正代表了先秦儒家以礼节情、情礼相合的立场。荀子也发展了情礼中和的论断，《荀子·儒效》说:“《诗》言是其志也，……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毕是矣。”^[13]汉初陆贾仍强调以诗言志中的情感因素，他说:“故隐之则为道，布之则为文，《诗》在心为志，出口为辞，……而情得以利，而性得以治。”^[14]此后，扬雄还提出言为心声、画为心画、在心为师等强调语言对表达人的主体情感的作用。然而，总体上汉儒在解诗过程中片面发挥诗教观，以诗言志中“志”所包含的情感因素遭到忽视和贬低，进而导致文学创作中情感抒发陷入经典化、概念化的窘境。

二、魏晋咏史诗由知识性价值向个体批判性精神的转变

魏晋儒学中衰，促进了魏晋士人批判继承汉代既有文化成果的同时，又跨越秦汉，在先秦时代寻求相应的精神资源，先秦儒家诗论的三重功能指向也得到了变革性的回应，时代特色愈加鲜明。首先来看魏晋咏史诗的情况。

魏晋重史，如左思、张华、潘岳、陆机曾为贾谧讲《汉书》，陆机《讲<汉书>诗》、潘岳《于贾谧座讲<汉书>诗》均较清楚的写出了众僚友共讲《汉书》的场景。另外，魏晋清谈之中品鉴和褒贬历史人物也是其重要内容。如葛洪《抱朴子·外篇·清鉴》就历评张飞、关羽、孔融、边让、邓禹、马援、萧何、曹参，王羲之《杂帖》也有对荀彧、诸葛亮优劣得失的看法。加之魏晋时期撰史之风颇盛，都促进了魏晋咏史诗的繁兴。如陶渊明《读史述九章》就说:“余读《史记》，有所感而述之。”^[15]另外，他的《七十二弟子》一诗即基本采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简括而成。他非常重视咏史的知识价值，其《赠羊长史》说:“得知千载外，正赖古人书。”《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说:“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16]这与左思《咏史诗》称“遗烈光篇籍”而推崇史籍的知识与思想价值是一致的。^[17]正因魏晋咏史诗具有学术性内涵，它又具备史料性质。如潘岳奉诏作《关中诗》，总结晋惠帝六年平定氐族首领齐万年、杨茂的关中之乱和元康七年七月雍州大旱饿殍遍野的史实，其中既体现了对关中生民命运的关注和对晋祚的忧虑，也具有察补史阙的功用。

魏晋咏史诗在数量和艺术成就方面均超逸前代，它们往往突破汉代咏史诗较为固定的知识性价值和借古事谏政的模式，转向自我情志的抒发，并以个体遭际反映时代弊政，从而既能引起读者共鸣，又具有强劲的批判力度。魏晋咏史诗以左思《咏史诗》八首为代表，其超胜前代的原因正在于立足《风》、《雅》言志的理念，故而王夫之《古诗评选》说:“《风》、《雅》之道，言在而使人自动，则无不动者；……太冲一往全以结构养其深情，三国之降西晋，文体大坏，古度古心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18]因此，左思将咏史诗由单一的历史叙述功能中解脱出来，而转向主体内在心志的抒发。清何焯认为:“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栝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摅胸臆，乃又其变。”左思《咏史诗》虽非正格，却为这一题材创作注入了清劲的风气，何焯评价张协《咏史诗》的时候，也不得不承认张协“自写胸臆，故其词亦潇洒可爱”。^[19]其实，汉末蔡琰《悲愤诗》中就颇多对董卓之乱的当代史实的追述，诗中化用《诗经·小雅·巧言》“悠悠昊天，曰父母且。无罪无辜，乱如此”，悲慨苍凉，感人至深，已开启了魏晋借鉴变风、变雅抒怀言志叙述历史事件的先河。建安时期，曹操《短歌行》(“周西伯昌”)，推崇周公、古公亶父、齐桓公、晋文公等上古贤君的功业；曹植《三良诗》、王粲《咏史诗》、阮瑀《咏史诗》等均借《诗经·秦风·黄鸟》所载秦穆公以三位良臣殉葬的史事寄托忠义之叹；西晋傅玄《惟汉行》还复现鸿门宴的历史场景，表达了“健儿实可慕，腐儒安足叹”的英雄情结。^[20]上述诗中不难看出诗人主观情绪的投射，但还没有独立于史事之外表达主体自我的批判精神。此外，魏晋之初均有大量记述开国历程的史诗，如魏鼓吹曲《楚之平》、《占荥阳》、《获吕布》、《克官渡》、《定武功》、《屠柳城》、《平荆南》、《平关中》、《帝应期》等，晋也有鼓吹曲《灵之祥》、《宣受命》、《征辽东》、《宣辅政》等，它们可谓继承雅颂及汉代郊庙曲辞顺美王室的传统，但缺乏感动人心的力度。左思、张协则将咏史诗的重心前移到“咏”上，史事反而成了印证他们主体价值判断的背景和理据，诗歌的情蕴色彩和主体批判精神异常鲜明。

东晋咏史诗在推扬个体生命价值、思考自我命运规律、假托古题批判当下政治等方面，又有了较大进展。此期咏史诗多在在对历史纵览中为当下的人生寻求处世策略，达到超然于艰难现实之外的目的。如袁宏《咏史诗》其二“无名困蝼蚁，有名世所疑。中庸难为体，狂狷不及时”、陶渊明《归田园居》其四“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还旧居》“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饮酒》其八“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21]均是其例。由上可知，尽管魏晋咏史诗中有曹植、王粲等《三良诗》、《咏史诗》、潘岳《关中诗》或叹美忠义、或悲悯民生的作品，但在魏晋战乱频仍、庄老盛行的时代背景下，儒家的务实进取往往转为对现实民生深切的忧患意识，进而又会让位于道家的虚化齐物，以满足个体求得解脱的精神需要。另外，儒家高扬的群体价值观念也会转向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弘扬，或为慎独自修、安贫乐道，或为固精养生、怡情艺苑，而体现出内倾化、个人化的趋势。这种趋势与东晋咏史诗中个体批判精神相得益彰，如陶渊明就多借古题暗含对当下政局的批判。许学夷《诗源辩体》说:“靖节《拟古》九首，略借引喻，而写己怀。”又“靖节诗，惟《拟古》及《述酒》一篇，中有悼国伤时之语”。^[22]陶渊明咏史诗中的个体批判精神与左思、张协等人是一致的，故而锺嵘称其“协左思风力”，^[23]洵为的论。

三、魏晋诗歌以诗为教向以诗言志、娱情的递迁

先秦时期已对情与志、情与理、情与性、情与言、志与言等论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只是两汉时期解诗走向重礼轻情的道路，偏离了既有的诗以言志(情)的轨道。东汉中后期以降，赋作中生活化、个人化、抒情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建安文坛更是将这种趋势牵引到五言诗的创作中来，如陈琳诗中颇多自我哀婉的词藻，阮瑀《七哀诗》、《杂诗》、《苦雨》等诗多展示内心的困惑、哀戚和苦痛等，均是其例。“诗言志”的文艺观也多见诸魏晋诗作，如曹操《秋胡行》、《步出夏门行》均以“歌以咏志”为一解终了标志，既有重章复沓之效，又体现曹操以诗歌抒发时光流逝、功业难成的感慨意识。另外，曹丕《秋胡行》其二称“歌以咏言，诚不移易”，嵇康《代秋胡歌》七首均以“歌以言之”作结，潘岳《悼亡诗》“赋诗欲言志，此志难具纪”，^[24]也表明了对诗言志观念的继承。变相推崇诗言志的例子也很多，如东晋湛方生“寤言赋新诗，忽忘羁客情”、义熙诗人羊徽“言念斯盈，告劳惟诗”、何瑾“增沉怀于远情，叹授衣之《豳诗》”、陶渊明“何以写心，贻此话言”、“乃陈好言，乃著新诗。一日不见，如何不思?”^[25]等均是其例。

情感价值为魏晋人所重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魏晋诗歌宣扬的情感主题主要围绕个体生命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矛盾纠葛展开，即使那些凭依田园山水、自然景物等对象寄托娱情之思的作品中也不乏对社会人生的关怀，这与南朝纯粹展现声色、描摹景物的作品不同。如清方东树评阮籍《咏怀诗》说:“阮公之时与世，真《小雅》之时与世也，其心则屈子之心也。以为骚，以为《小雅》，皆无不可。而其文之宏放高迈，沉痛幽深，则于骚、雅皆近之。”^[26]这揭示了《诗经》与《楚辞》为魏晋抒情诗提供范本的事实。其实，尽管魏晋玄学兴盛，士人对庄老的认同却多体现在哲学思辨层面，现实生活中他们关切的是个体身、名、利、遇等问题，极少真正祛除情累、去绝功利。反映到文学创作中来，就出现了轻礼而重情、重荣名又珍视生命等相反相成的创作命题。诗骚创作传统也为魏晋抒情诗树立了创作的标杆，使其抒发个体生命情怀的同时，又不遗落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从而使这种个体情感得到提升。因此，魏晋抒情诗中由个体迁移到群体、社会的忧患、悲悯以及批判意识也比比皆是。如李善注引张方贤《楚国先贤传》说:“汝南应休琏作《百一篇诗》，讥切时事，遍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为应焚弃之。”^[27]如将《百一诗》与应璩《杂诗》“秋日苦促短，遥夜邈绵绵。贫士感此时，慷慨不能眠”的诗句结合起来看，^[28]更不难发现他绝非只因自我不遇而忧戚。再如阮籍《咏怀诗》也充满了对现实人生的关怀与批判，《咏怀诗》其四十七说:“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清陈祚明评价说:“礼固人生所资，岂可废乎?自有托礼以文其伪售其奸者，而礼乃为天下患。观此诗，知嗣宗之荡轶绳检，有激使然，非其本意也。”^[29]由之亦可见阮籍《咏怀诗》的批判性所在。

四、魏晋诗歌对《诗经》由经典化向文学化的借鉴与改造

上述三点主要从诗学观念角度，探讨了魏晋诗歌如何继承先秦两汉儒家诗论的三重功能指向和演变。从创作角度来看，作为诗论载体的《诗经》，从辞句、典故以及意象各个方面对魏晋诗歌产生深远影响。如曹操《苦寒行》“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句，^[30]将建安十一年率兵亲征途中经过太行山羊肠坂道的艰辛与《诗经·豳风·东山》相比，两诗的意境与情感基调得以贯通。曹丕也受《诗经》的影响，不过他还多借鉴民间乐府及楚辞的创作手法，着意对悲伤情调的营造，从而使《诗》的典雅与骚的哀婉暗含在诗句之中，读来浑然不觉。如《秋胡行》其二以“朝与佳人期，日夕殊不来”开始，以“佳人不来，何得斯须”作结，^[31]即明显套用了《九歌·湘君》、《湘夫人》的结构模式，他在“二湘”充满失落感伤的框架之内再嵌入《诗经·郑风·野有蔓草》“有美一人，婉如清扬”之句，就生发出他凄美而清丽的诗风。魏晋诗歌除征引《诗经》外，还吸纳、化用其他儒家经典、子书史籍等内容，从而赋予诗作丰富的思想内涵。如曹摅《感旧诗》说:“富贵他人合，贫贱亲戚离。廉蔺门易轨，田窦相夺称。晨风集茂林，栖鸟去枯枝。今我唯困蒙，群士所背驰。乡人敦懿义，济济荫光仪。对宾颂有客，举觞咏露斯。临乐何所叹，素丝与路歧。”^[32]此诗以廉颇、蔺相如及田蚡、窦婴门客的去就，呈现当世背信弃义、攀附权贵的丑态，他用《周易·蒙卦》六四爻辞“困蒙，吝”象征不得志的现状，并征引《诗经·秦风·晨风》“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国语·晋语二》优施语“暇豫之吾吾，不如鸟乌。鸟皆集于苑，己独集于枯”，表现亲旧疏远的处境，又用《诗经·周颂·有客》“有客宿宿，有客信信”、《小雅·湛露》“湛湛露斯，匪阳不晞；厌厌夜饮，不醉无归”，来赞扬乡人对待自己的真挚情谊，对比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憎之情。曹摅此诗既温雅敦厚，又体现出强烈的批判色彩，其对儒家经典自然化用，意象简明，体现出西晋后期崭新的文坛风貌。

魏晋诗歌在继承《诗经》言志抒情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扬了比兴手法，尤其在意象情感内涵的开拓方面更加个人化、人性化、多元化。一方面，譬物连类、以他物起兴成为魏晋咏怀诗寄托情思和展现内心世界的重要渠道，如司马彪《赠山涛诗》说:“苕苕椅桐树，寄生于南岳。上凌青云霓，下临千仞谷。处身孤且危，于何托余足。……中夜不能寐，抚剑起踯躅。感彼孔圣叹，哀此年命促。卞和潜幽冥，谁能证奇璞。冀愿神龙来，扬光以见烛。”^[33]此诗以绝壁梧桐为兴象，先述其危绝的自然状况，再述其不为匠人、琴师垂青的处境，继而才过渡到自身不遇彻夜难眠的心境，最终表达出向山涛求仕的目的。其用来作起兴过渡的部分就占了三分之二的篇幅，足见这一手法的重要。另一方面，拓展起兴之物的情感、思想内涵，使之具有阐释模糊性、不可确定性发展，从而使《诗经》起兴之物与所咏之事之间或无关或内在相通的简单关系趋于复杂，这与魏晋士人的哲学修养、生平历练、政治环境、个性特质等方面密切相关，同时又是魏晋个体自我意识日趋独立和完善的体现，这以阮籍《咏怀诗》为代表。阮籍对《诗经》文学手法的吸收之处很多，如四言《咏怀诗》其三“鸣鸟求友，《谷风》刺愆”，为讽谏之法；其四“何用写思，啸歌长吟。谁能秉志，如玉如金。处哀不伤，在乐不淫”，^[34]为中和之法，这种方法使得阮籍没有像嵇康一样偏激刚烈，然而也赋予了其诗赋欲言又止、讳莫如深的特色。

魏晋感怀诗对儒家价值准则、诗教传统、比兴手法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沿承，其突出个体情感价值、个性独立思辩和批判意识，发扬秦汉以来情物交感论，体现出创作视野由外在向内在转化的特征。对此，《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说:“曹操作诗必说周公，……又《苦寒行》云:‘悲彼《东山》诗。’他也是做得个贼起，不惟窃国之柄，和圣人之法也窃了。”^[35]“和圣人之法也窃”，正体现了以曹操为代表的魏晋文人对诗教比兴传统的深入继承。当然，《诗经》在提供创作范本和思想资源之余，虽已无法限制魏晋文士的思维触角和情蕴漫延，但它在营造魏晋诗歌雅奥、古朴、闲静、澹定等风格气度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仍不容忽视。明胡应麟就说:“迨夫建安、黄初，云蒸龙奋。陈思藻丽，绝世无双，揽其四言，实《三百》之遗；参其乐府，皆汉氏之韵。盛唐李杜，气吞一代，目无千古。然太白《古风》，步骤建安；少陵《出塞》，规模魏晋。惟歌行律绝，前人未备，始自名家。是数子者，自开堂奥，自立门户，庸讵弗能?乃其流派根株，灼然具在。”^[36]可以说，魏晋继承先秦诗教与两汉古风形成了崭新的文学品格，继而又对盛唐诗歌的繁荣起到奠基作用，儒家诗学观对魏晋诗歌历史性价值建构的意义值得重视。

【注释】

[1]按，郑杰文《上博藏战国楚竹书<诗论>作者试测》一文提出，先秦存在以诗为史和以诗为教两种诗学系统的观点(见《文学遗产》2002年第4期)；继而又在《先秦<诗>学观与<诗>学系统》一文中进行详尽的论述，认为西周至春秋中期通行的是以诗为史的诗学观，春秋后期至汉则为以诗为史与以诗为教并行的诗学观，由此而形成儒家解诗的两大诗学系统。(见其《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笔者认同上述论断，同时又认为以诗言志、以诗娱情也是先秦儒家重要的解诗方向，从而构成先秦儒家诗论的三重功能指向。

[2]【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内篇》卷一，中华书局，1985年5月，第1页。

[3]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第194页。

[4]《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六，《十三经注疏》本，页2073中。

[5]《孟子注疏》卷九上，《十三经注疏》本，页2735下。

[6]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卷十九，中华书局，1987年3月，第645页。

[7]《文心雕龙义证》，第122页。

[8]《文心雕龙义证》，第1415—1417页。

[9]王利器撰《新语校注》卷下，中华书局，1986年8月，第142—145页。(www.daowen.com)

[10]【汉】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7月，第327—328页。

[11]于茀著《金石简帛诗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59页。

[12]魏启鹏著《简帛文献<五行>笺证》，中华书局，2005年12月，第117页。

[13]王先谦著《荀子集解》卷四，《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12月，第84—85页。

[14]《新语校注》卷下，第97—98页。

[15]杨勇撰《陶渊明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7月，第289页。

[16]《陶渊明集校笺》，第101、124页。

[17]《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34页。

[18]《古诗评选》卷四，第174页。

[19]【清】何焯著、崔高维点校《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中华书局，1987年6月，第893页。

[20]《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26、554页。

[21]分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920页；《陶渊明集校笺》，第61、128、158页。

[22]【明】许学夷著、杜维沫校点《诗源辨体》卷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04页。

[23]《诗品集注》卷中，第260页。

[24]《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390、479—480页。

[25]《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944、940、949、972、973页。

[26]【清】方东树著、汪绍楹点校《昭昧詹言》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10月，第80—81页。

[27]《六臣注文选》卷二十一，页396下B。

[28]《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73页。

[29]《采菽堂古诗选》卷四，第252页。

[30]《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352页。

[31]《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390页。

[32]《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56页。

[33]《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28页。

[34]《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94、494页。

[35]《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第3324页。

[36]【明】胡应麟撰《诗薮续编》卷一，周维德集校《全明诗话》，齐鲁书社，2005年6月，第27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