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儒学文艺观由政教化向文学化渐进演变，《汉书·艺文志》便是这一进程发生质变的重要标志。^[1]自刘向父子、班固以至东汉末年的较长岁月里，儒家六艺观在政教化和文学化层面的演进方式基本奠定，只是随着汉势日微以及经学日趋琐碎、僵化，儒家六艺观的教化功能已失去了原有的活力。因此，关于六艺政教风化大义的议论往往见于魏晋儒臣的奏疏或私撰著述中，如葛洪就说:“六艺备，则卑鄙化为君子。”^[2]其重视六经的化育作用，但谈论的腔调和旨趣不出秦汉范围。另外，作为名教纲领的六艺也往往成为仲长统、嵇康、何晏、荀粲等激进之士抨击的对象，如史载何晏“尤好《老》、《庄》之书，与夏侯玄、荀粲及山阳王弼之徒，竞为清谈，祖尚虚无，谓《六经》为圣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争慕效之，遂成风流，不可复制”，^[3]即是显例。

虽然儒学对魏晋文学的束缚进一步松弛，但两者的互动关系仍潜在保留着。^[4]六艺经典的文学化之路，在魏晋期间也日趋宽广。随着汉代经学体系的完结，魏晋六艺并称的情况已较少见，《诗经》、《周易》、《春秋》三《传》等文学性较强的经典尤其得到推崇，如前述杜预、葛洪、范宁分别对《春秋》三《传》以及五经各自语言特点的分析，陆机、傅咸、潘岳、夏侯玄、陶渊明等人诗文引经、化用的情况，均说明魏晋文士无论对儒家经典的语词风格、微言大义，还是上古典故、意象意境，都得到较为全面的吸收。当然，魏晋引经、化经，乃至结合经典，又与古诗、古乐府等体裁进行融通改造，赋予经典语句新的时代内涵，又可说明这一时期文学题材选取的范围更广。尽管陆云、束晳等拟经、补亡诗的创作还流露出生涩、拘滞的缺陷，但儒家六艺经典已无法限制魏晋作家的眼界了。在他们的文学实践的基础上，才使得文学与六经的关系，在后世趋于通达。宋人王观国《学林》说:“诗人押韵，不出于六经者多矣，若必欲六经中取字为韵，则诗人何其拘拘耶?”^[5]因此，魏晋文学对六艺经典的接受与改造有力地促进了文学创作在此后博通而非泥古的发展趋势。

【注释】

[1]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一文指出:“刘向等人之所以把传统的六经专门列‘经传’或‘六艺’一类，并非不知道六经中包括了哲学、政治、历史、文学、艺术等不同门类，而是为了尊重六经在当时的重要地位。……但既把包括《楚辞》在内的诗赋单列为一类，说明他们在文学观念上和先秦相比已经有很大的发展，认识到了文学(尤其是诗赋)有其不同于其他学术和文章的特点。”他还将此作为汉代文学独立和自觉最终完成的标志，可备一说。其文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2]《抱朴子·外篇》卷三十八，《诸子集成》本，第169页。(www.daowen.com)

[3]《资治通鉴》卷七十五，第2381页。按，魏晋以儒家经典自娱的现象也不容忽视。如曹丕《与吴质书》“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全三国文》卷七，页1089上A)，《晋书·曹志传》载:“志在郡上书，以为宜尊儒重道，请为博士置吏卒。迁章武、赵郡太守。虽累郡职，不以政事为意，昼则游猎，夜诵《诗》、《书》，以声色自娱，当时见者未能审其量也。”(见《晋书》卷五十，第1389—1390页。)余例甚多，兹不备举，上述均代表了魏晋士人以六经自娱的心态。

[4]汪祚民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完全弃绝六经的学人并不多见；以经学形态倡扬儒家经典的士人虽然有一些，但在时代学术风潮面前已是无能为力；而最常见的是以儒家经典作为娱情悦性的精神工具，作为玄学阐发和魏晋风流的学术资源和知识资源，两汉经学所赋予的伦理教化功能与王道政治的意识形态功能大大弱化。”见《诗经文学阐释史(先秦－隋唐)》，第212页。

[5]《学林》卷八“饧糕”条，第2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