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的思想虽然丰富驳杂，却以儒学为宗。^[3]其儒家思想集中体现在《抱朴子·外篇》，这也是下文讨论其儒学文艺观的主要基础。^[4]葛洪的儒家思想分为政治观、人生观以及文学观等几个部分，它们相互关联，密不可分。

一、葛洪儒家政治观与人生观

先来看一下葛洪的儒家政治观。葛洪以《春秋》为据，持尊君抑臣之义，《抱朴子·外篇·良规》说:“君，天也，父也。君而可废，则天亦可改，父亦可改也。……方策所载，莫不尊君卑臣，强干弱枝。《春秋》之义，天不可雠，大圣著经，资父事君，民生在三，奉之如一。”^[5]为了贯彻宗法礼制，他主张刑德兼用，《抱朴子·外篇·用刑》说:“德教者，黼黻之祭服也。刑罚者，捍刃之甲胄也。若德教治狡暴，犹以黼黻御剡锋也；以刑罚施平世，是以甲胄升庙堂也。故仁者养物之器，刑者惩非之具。”当然两者的地位并不均等，刑罚对于维系国家安危来说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他说:“仁者，为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辔策。脂粉非体中之至急，而辔策须臾不可无也。”又在《抱朴子·外篇·审举》中说:“虎狼见逼，不挥戈奋剑而弹琴咏《诗》，吾未见其身可保也；燎火及室，不奔走灌注而揖让盘旋，吾未见其焚之自息也。”^[6]他显然认为空谈儒术难以解决实际问题。他反对当下无原则赦刑免罪的做法，说:“世人薄申韩之实事，嘉老庄之诞谈。然而为政，莫能错刑。杀人者原其死，伤人者赦其罪。……道家之言，高则高矣。用之则弊，辽落迂阔。”^[7]葛洪重视礼制的作用。《抱朴子·外篇·讥惑》说:“人之有礼，犹鱼之有水矣。……人之弃礼，虽犹腼然，而祸败之阶也。”^[8]但他反对繁文缛节，主张简化礼仪。《外篇·省烦》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人伦虽以有理为贵，但当令足，以叙等威，而表情敬，何在乎升降揖让之繁重，跽拜俯伏之无已邪!”同时，他不满章句之儒皓首穷经的治学方式说:“曲儒寻案，犹多所滞。驳难渐广，异同无己。……修之华首不立，妨费日月，废弃他业。愁困后生，真未央矣。长致章句，多于本书。”他认为应当删繁就简，减少儒者争议，增强礼仪的可操作性:“可命精学洽闻之士，才任损益，免于拘愚者，使删定三礼，割弃不要，次其源流，总合其事，类集以相从。其烦重游说，辞异而理同者存之，不可常行除之。无所伤损，卒可断约而举之，勿令沉隐复有凝滞。”^[9]他还批判株守不变的腐儒的做法，说:“吾每见俗儒碌碌，守株之不信至事者，皆病于颇有聪明，而偏枯拘系，以小黠自累，不肯为纯在乎极暗，而了不别菽麦者也。”^[10]上述均可以看出他尊儒而非俗儒的治学倾向。

当然，葛洪儒学政治观中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其批判性因素。他批判礼法败坏的社会弊端，在《抱朴子·外篇·疾瘳》说:“世故继有，礼教渐颓。故让莫崇，傲慢成俗。俦类饮会，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体。盛务唯在摴蒱、弹棋，所论极于声色之间。举口不踰绮纨袴之侧，游步不去势利酒客之门。不闻清谈讲道之言，专以丑辞嘲弄为先。”^[11]他还对闺范沦失的情况加以批判:“今俗妇女，休其蚕织之业，废其玄之务……寻道亵谑，可憎可恶。或宿于他门，或冒夜而反。游戏佛寺，观视渔畋。登高临水，出境庆吊。开车褰帏，周章城邑。杯觞路酌，弦歌行奏。转相高尚，习非成俗。坐致因缘，无所不肯。”另外，他还批判贵游少年的轻薄说:“背礼判教，托云率任，才不逸伦，强为放达，以傲兀无检者为大度，以惜护节操者为涩少。……入他堂室，观人妇女，指玷修短，评论美丑。……于是要呼愦杂，入室视妻。促膝之狭坐，交杯觞于咫尺。弦歌淫冶之音曲，以文君之动心。载号载呶，谑戏丑亵，穷鄙极黩，尔乃笑乱男女之大节，蹈相鼠之无仪。……汉之末世，……蓬发乱鬓，横挟不带。或亵衣以接人，或祼袒而箕踞。……诬引老庄，贵于率任。大行不顾细礼，至人不拘检括。啸傲纵逸，谓之体道。”^[12]可以说，他把汉晋时期礼法松弛、玄风大盛下士人畸形的生活面目揭露出来，笔触形象入微，谈锋遒劲辛辣，展现了深重的反思情怀。

就人生价值取向来看，他以学识作为立身的根本，儒学则无疑是他兼宗百家的首选。《抱朴子·外篇·勖学》说:“夫学者，所以清澄性理，……察往知来，博涉劝成，仰观俯察，于是乎在，人事王道，于是乎备。进可以为国，退可以保己。……岂以有求于当世哉?诚乐之自然也。”《外篇·崇教》说:“治之术，莫良乎学。学之广，在于不倦。不倦，在于固志。”《外篇·审举》说:“且令天下诸当在贡举之流者，莫敢不勤学，但此一条，其为长益风教亦不细矣。若使海内畏妄举之失，凡人息侥幸之求，背竞逐之末，归学问之本，儒道将大兴，而私货必渐绝，奇才可得而役，庶官可以不旷矣。”^[13]可知他认为崇学不仅可陶冶性灵、明哲自保，还可用以察举、淳化风教。为此，葛洪甚至提出“兴辟雍之庠序，集国子，修文德，发金声，振玉音。……使夫含章抑郁穷览洽闻者，申公、伏生之徒，发玄，登蒲轮，吐结气，陈立素，显其身，行其道”，^[14]表现出对儒家仁政的向往。相反，对于不学无术者他也给予辛辣的批评。《抱朴子·外篇·崇教》说:“行为会饮之魁，坐为博弈之帅。省文章既不晓，睹学士如草芥。口笔乏乎典据，牵错引于事类。剧谈则方战而已屈，临疑则未老而憔悴。虽菽麦之能辩，亦奚别乎瞽聩哉!”^[15]又《外篇·疾瘳》说:“不才之子也，若问以坟索之微言，鬼神之情状，万物之变化，殊方之奇怪，朝廷宗庙之大礼，郊祀禘祫之仪品，三正四始之原本，阴阳律历之道度，军国社稷之典式，古今因革之异同，则怳悸自失，喑呜俛仰。……盖是穷巷诸生，章句之士，吟咏而向枯简，匍匐以守黄巷者，所宜识不足以问吾徒也。”^[16]上述均为他对游谈无根的讽刺。

他还针对当下儒学不兴的事实痛心地说:“世道多难，儒教沦丧，文武之轨，将随凋坠。或沉溺于声色之中，或驱驰于竞逐之路。……此川上所以无人，子衿之所为作，愍俗者所以痛心而长慨，忧道者所以含悲而颓思也。”^[17]葛洪不仅对儒风衰颓表示忧虑，还对儒士不为颓风所容充满愤慨，他说:“盘旋之仪，见憎于裸踞之乡。绳墨之匠，获忌于曲木之肆。贪婪饕餮者，疾素丝之皎洁。比周实繁者，雠高操之孤立。犹贾竖之恶同利，丑女之害国色。”^[18]这种现象背后，是众人背弃儒学追求实用之学的事实，他说:“纯儒释皇道而治五霸之术，硕生弃四科而恤月旦之评。……请托薄者，龙骏弃林垧。党援多者，偕惊飙以凌云。交结狭者，侣跛鳖以沉泳。”葛洪不为上述风气所侵扰，更加坚定地将儒道百家之学作为人生理想，他说:“无少伯之奇略，专锐思乎六经。忽绝粮之实祸，慕不朽之虚名。……以三坟为金玉，五典为琴筝。讲肄为钟鼓，百家为笙簧。使味道者以辞饱，酣德者以义醒。超流俗以高蹈，轶亿代而扬声。方长驱以独徃，何货贿之秽情?”^[19]这正可以看出他将儒学政治观与儒学人生观紧密结合的特点。

二、葛洪儒学文艺观

葛洪的政治观和人生观深深影响了他的文学观。他有经学著作《丧服变除》一卷、《周易杂占》十卷，抄《五经》、《史》、《汉》、百家之言、方技杂事三百一十卷等，而文学创作也颇丰，有碑、诔、诗、赋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晋书》本传说他“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辩玄赜，析理入微”，^[20]充分体现了他学识与文才兼具的特点。其文学观深深植根于崇实黜虚、有益风教的观念，他强调文章需反映现实政治内容，《抱朴子·外篇·应嘲》说:“君臣之大，次于天地。思乐有道，出处一情。隐显任时，言亦何系?大人君子，与事变通。老子无为者也，鬼谷终隐者也，而著其书咸论世务，何必身居其位，然后乃言其事乎?”^[21]因此，他认为并不能因为在野的社会地位就没有议论时政的权利，反而君臣大节、世务治乱均是学者应当关注的问题。他还提到君主好文的问题，认为君主首要的是“必修诸己以先四海，去偏党以平王道，遣私情以标至公，拟宇宙以笼万殊。……匠之以六艺，轨之以忠信，蒞之以慈和，齐之以礼刑，扬仄陋以伸沈抑，激清流以澄臧否，使物无诡道，事无非分”，否则“不居乎大而务方其细，滞乎下人之业而暗元本之端也”。^[22]由此可见，他认为君主的本务是居安思危、拯乱兴治，心诵口辩和缀文之才则是“下人之业”而已，这更可以看出他对政治价值的优先推崇。^[23]

在提倡文学辅政功能的前提下，《抱朴子·内篇·遐览》借他人之口说出对时人专务浮虚文辞的不满:“鄙人面墙，拘系儒教，独知有五经三史百氏之言，及浮华之诗赋，无益之短文，尽思守此，既有年矣。既生值多难之运，乱靡有定，干戈戚扬，艺文不贵，徒消工夫，苦意极思，攻微索隐，竟不能禄在其中，免此垄亩；又有损于精思，无益于年命。”^[24]《抱朴子·外篇·应嘲》也对文章虚浮之风提出批判说:“立言者，贵于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誉为高。若徒阿顺谄谀，虚美隐恶，岂所匡失弼违，醒迷补过者乎?……君子之开口动笔，必戒悟蔽，式整雷同之倾邪，磋砻流遁之暗秽，而著书者徒饰弄华藻，张磔迂阔，属难验无益之辞，治靡丽虚言之美。”^[25]他推崇经典著述的不朽价值，如称:“孔郑之门，耳听口受者，皆已灭绝。唯托竹素者，可为世宝也。”又“仲尼经成，紫微降光。”正因如此，他对二陆兄弟不尚虚浮的文风赞赏有加说:“陆君之文，犹玄圃之积玉，无非夜光。吾生之不别陆文，犹侏儒测海，非所长也。却后数百年，若有干迹如二陆，犹比肩也，不谓疏矣。”^[26]可见，他的政治人生观直接影响了他的文艺批评观。(www.daowen.com)

尽管他推崇儒家经典的思想性价值，却对它们的文学水准有着清醒的认识。从诗赋角度来看，他认为从质朴简约到富丽摛藻是必然规律，而反对贵古贱今。他强调今人的主观能动性，应将其进行采掘开发。《抱朴子·外篇·钧世》说:“古书虽质朴，而俗儒谓之堕于天也。今文虽金玉，而常人同之于瓦砾也。然古书者，虽多未必尽美。要当以为学者之山渊，使属笔者得采伐渔猎其中。……今诗与古诗，俱有义理而难于兼美。……若夫俱论宫室，而奚斯路寝之颂，何如王生之赋灵光乎?同说游猎，而叔田、卢令之诗，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并美祭祀，而《清庙》、《云汉》之辞，何如郭氏南郊之艳乎?等称征伐，而《出车》、《六月》之作，何如陈琳武军之壮乎?……时移世改，理自然也。”^[27]这些观点充分体现出他对文学独立价值的深刻判断，其从文学作品的角度审视儒家经典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更体现出通儒的宏阔眼界和识力。他主张文学创新，而不是因袭泥古，其在《抱朴子·外篇·辞义》中认为“义以罕觌为异，辞以不常为美”的观点，主张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说:“清音贵于雅韵克谐，著作珍乎判微析理。……是则总章无常曲，大庖无定味。夫梓豫山积，非班匠不能成机巧；众书无限，非英才不能收膏腴。何必寻木千里，乃构大厦；鬼神之言，乃著篇章乎?”^[28]在著述与创作方面，他显然推崇创新出奇，而对迷恋冢中枯骨的做法嗤之以鼻。

葛洪喜评论当世文学人物，关注作家个性与其文风形成之间的关系，如“友人腾永叔问曰:‘嵇君道何如人?’余答曰:‘一代伟器也。’摛毫英观，难与并驱也。”又“嵇君道问二陆优劣，抱朴子曰:‘吾见二陆之文百许卷，似未尽也。朱淮南尝言二陆重规沓矩，无多少也。一手之中，不无利钝。方之他人，若江汉之与潢污。及其精处妙绝，汉魏之人也。’”^[29]他从学识、品性、论辩等角度，展现了对嵇绍、二陆兄弟人品与文风的评价。在关于作家才性问题上，他肯定自然之质，否定随俗跟风。他认为戴良、阮籍的疏放为自然天性的流露，而世俗则一味效仿，只能是邯郸学步。《抱朴子·外篇·刺骄》说:“世人闻戴叔鸾、阮嗣宗傲俗自放，见谓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学之。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或停客而独食，或行酒而止所亲，此盖化外之所为，非域中之快事也。……今世人无戴阮之自然，而效其倨慢，亦是丑女暗于自量之类也。”^[30]上述主要针对当下效仿戴良和阮籍狂放不羁一事而发，也揭示了作家才性天成、难以复制的问题。

在他看来，不同才性造就不同文风，而不可违逆造作。《抱朴子·外篇·辞义》说:“夫才有清浊，思有修短，虽并属文，参差万品。或浩而不渊潭，或得事情而辞钝。违物理而言工，盖偏长之一致，非兼通之才也。暗于自料，强以兼之，违才易务，故不免嗤也。”^[31]他的“才有清浊”说，无疑是对曹丕《典论·论文》的引申，不过更深入地探讨了才性不同与创作的关系。他认为创作表达是才性展现的重要途径，《抱朴子·外篇·博喻》说:“怀逸藻于胸心，不寄意于翰素，则未知其有别于庸猥。”^[32]进而，他又探讨才性表现的问题说:“属笔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则患乎譬烦言冗，申诚广喻，欲弃而惜，不觉成烦也。其浅者，则患乎妍而无据，证援不给，皮肤鲜泽，而骨鲠迥弱也。”^[33]才思的拙妙与成就的高低往往体现在对辞采与事义两者的调配与把握上，葛洪则更倾向于后者，《抱朴子·外篇·喻蔽》说:“数千万言，虽有不艳之辞，事义高远，足相掩也。”^[34]显然，即使牺牲华艳的可读性，只要其中有深远事义，在他看来仍然是佳作。他突出文学的宣政功能，认为古诗有讥刺劝谏之效，并对晋代绮靡无力的诗风提出批判。他说:“文章之体，尤难详赏。苟以入耳为佳，适心为快，鲜知忘味之九成，雅颂之风流也。……文贵丰赡，何必称善如一口乎?不能拯风俗之流遁，世途之凌夷，通疑者之路，赈贫者之乏，何异春华不为肴粮之用，茝蕙不救冰寒之急?古诗刺过失，故有益而贵；今诗纯虚誉，故有损而贱也。”^[35]由此可见，葛洪仍有坚持汉代儒家诗教观的一面，与其强调文学创新的观念形成鲜明对比。

三、葛洪儒学文艺观在创作中的表现

虽然葛洪当时创作了大量的诗赋作品，但所存无几，如诗歌仅存《洗药池诗》、《法婴玄灵之曲》二首、《四非歌》、《上元夫人步玄之曲》四题五首，且全部表现仙道主题；其赋则有严可均所收《遐观赋》残篇，但就行文来看类似序言而绝非正文。徐公持认为:“葛洪文章，虽散佚甚多，然《抱朴子》内外篇，基本完整，足以展示其文章风采。”又“《抱朴子》作为一部子书，本身写法亦有特色，凝重沉着，少雕琢，为其文章基本风格。其说理部分，文字平易通达，不故作艰深奇崛，平铺直叙，不尚藻采，不务雕饰，唯以说理透彻为目标。……然而《抱朴子》中亦有少数篇章，颇以精心结撰、辞采繁丽见胜，尤以《博喻》、《广譬》二篇为甚。”^[36]上述论述颇为精到，这里则进一步认为《抱朴子》中许多篇章的撰写采取了对话体的赋体创作形式。

如《抱朴子·外篇·嘉遁》虚拟了“怀冰先生”与“赴势公子”；《守塉》虚拟“潜居先生”、《安贫》虚拟“乐天先生”、《重言》虚拟“玄泊先生”，它们或与“门生”或与“或曰”对话；还有《应嘲》一篇，径以“客”与“余”对答。尽管葛洪出于破题、立论和驳论的需要而设定对话体格局，在辨析过程中还运用了许多同义铺排、博喻对比等赋中常见的笔法。以《嘉遁》为例，“怀冰先生”以“绝躅于金张之闾，养浩然于幽人之伍。谓荣显为不幸，以玉帛为草土”为志向，“赴势公子”则以“明哲以保身，宣化以济俗……藏器者珍于变通随时，英逸者贵于吐奇拨乱”为信条，批评前者“洁身而忽大伦之乱，得意而忘安上之义”，而后者抗辩说:“七尺之骸，禀之所以生，不可受全而归残也。方寸之心，制之在我，不可放之于流遁也。”表现出强烈的自我独立意识和生命观念。他认为“至人无为，栖神冲漠不役志于禄利，故害辱不能加也。不踌躇于险途，故倾坠不能为患也”，“厚禄者责重，爵尊者神劳。故漆园垂纶而不顾卿相之贵，柏成操耜而不屑诸侯之高”，崇尚至人无为，而拒绝爵禄荣名的诱惑。赴势公子强调“达者以身非我有，任乎所值”的社会价值的实现，认为乱世可隐退，治世则应效力，怀冰先生自以“拥经著述，可以全真成名，有补末化”为心，而不以治政为能，最终得到了赴势公子的认同，后者说:“先生立言助教，文讨奸违，标退静以抑躁竞之俗，兴儒教以救微言之绝。非有出者，谁叙彝伦?非有隐者，谁诲童蒙?”^[37]此篇从思想交锋到达成劝学兴教的一致认同，展现了葛洪缜密的思辨力，同时例证丰富，对比、反问、对仗、譬喻等手法运用精熟，如将其冠以赋名，亦不失为一篇出色的问答体赋作。

总之，通过葛洪儒学观念和文学创作，可以大致看到东晋儒士自身政治观、人生观、文艺观与自身创作相互关联的情况。葛洪将创作作为其政教观念的辅翼，在凸显文学独立性价值的同时，其将文学创作当作“下人之业”的定位亦根深蒂固。另外，葛洪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他的经学意识与文学观念都深受其益，更充分地体现出文学与儒学发展的共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