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之乱以来，西晋文坛的思想宗向更加偏于儒道兼修，尤其张华、潘岳、二陆等著名文士相继殒殁之后，如何于乱世求存日益成为文坛创作的主导性主题。这一时期也有一些文士流露出一定的儒学文艺意识，虽然相对零散纷杂，却对揭示此期儒学与文学的互动关系有积极作用。以下就分别对潘尼、“三张”、挚虞等人加以评述。
一、潘尼儒学思想意趣与创作
在西晋文坛与潘岳并称“二潘”的潘尼，不喜仕进，以勤学著述为念，曾作《安身论》自表心志，具有玄儒并参的印记。他说:“盖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无私，无私莫深乎寡欲。”[242]这种正身去私的观念，与傅玄《傅子·问政》申述的一致，足见这是当时笃守儒学之士的共同观念。当然，在西晋日见变乱的局势中，《安身论》的出现表明了士人探求自保的心态。潘尼认为“君子不妄动也，动必适其道；不徒语也，语必经于理；不苟求也，求必造于义；不虚行也，行必由于正”，[243]可知他从儒家义理正道的原则出发，对自身进退语默加以约束，这也决定了其偏守儒家的文学观，尽管其中也不乏庄老柔退齐物的影响。他认为在去私正行的前提下，就可以实现“止则立乎无私之域，行则由乎不争之途。必将通天下之理，而济万物之性。天下犹我，故与天下同其欲；己犹万物，故与万物同其利”的人生境界，[244]这种境界以民胞物与、无私不争为特征，显然已对《礼记·礼运》“天下为公，是谓大同”观念与《老子》“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夫唯不争，故无咎”、《庄子》齐物说等观念进行了拼合改造，形成玄儒相济的面貌。
当然，潘尼始终持入世的态度，并不否认对富贵权位的争取，他说:“安也者，安乎道者也。进也者，进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国家，进德而不能处富贵，治心而不能治万物者也。”他的进取观是居安思危、用舍行藏式的:“达则济其道而不荣也，穷则善其身而不闷也。用则立于上而非争也，舍则藏于下而非让也。”[245]然而，要真正实现达观去私的理想，又离不开对庄老“物物而不物于物”的借鉴，他说:“以造化为工匠，天地为陶钧，名位为糟粕，势利为埃尘，治其内而不饰其外，求诸己而不假诸人，忠肃以奉上，爱敬以事亲，可以御一体，可以牧万民，可以处富贵，可以安贱贫，经盛衰而不改，则庶几乎能安身矣。”[246]潘尼对理想的安身境界的描绘，融合修齐治平与糠秕万物两种本来相对的价值观，正是西晋士人在进取与退避、荣名与放达之间两可心态的集中体现，而它们又以安身自保的现实需要为转移。
潘尼与潘岳、陆机、傅咸等人都有深入的交往。他对潘岳深表崇敬，在《献长安君安仁诗》十章其四中称其“出不辞难，处不闷滞。望色斯听，温言则厉。志在恤人，损已济代”，又在《赠司空掾安仁诗》十章其六中称其“昔闻颜子，今也吾生。克己复礼，在贵不盈”、其七“温温恭人，恂恂善诱。坐则接茵，行则携手。义惟诸父，好同朋友”，[247]均可见一斑。他对陆机也不吝赞美，在《赠陆机出为吴王郎中令诗》称其为“东南之美”。虽然其在《答陆士衡诗》中以“口咏新诗，目玩文迹。予志耕圃，尔勤王役”，表明两者抱负的不同，却并不吝惜“彼美陆生，可与晤言”的嘉誉，[248]以表现两者高谊。他还与傅咸交往颇深，在《答傅咸诗并序》中担忧其过于刚直的表现说:“长虞性直而行，或有不堪。余与之亲，作诗以规焉。”[249]这也侧面反映出潘尼中庸骑墙的政治心态。
潘尼在太康中举秀才，为太常博士，曾为淮南王司马允镇东参军。他在元康初为太子舍人，上《释奠颂》，旌扬惠帝及悯怀太子劝学之举。他描绘当日的情景说:“是日也，人无愚智，路无远迩，离乡越国，扶老携幼，不期而俱萃。皆延颈以视，倾耳以听，希道慕业，洗心革志，想洙、泗之风，歌来苏之惠。然后知居室之善，著应乎千里之外；不言之化，洋溢于九有之内。于熙乎若典，固皇代之壮观，万载之一会也。”[250]另外，他还作有《释奠诗》说:“敦书请业，研几通理。尊师重道，释奠崇祀。德成教伦，孰云不祉。”[251]其描写多有夸饰之处，却可以看作西晋官方倡导释奠嘉礼的表现，毕竟元康以降这种局面都湮没在铜驼荆棘之中了。潘岳在永康元年(300)与石崇、欧阳建、张华、贾谧、裴頠等人一同被杀，这也殃及潘岳母亲及兄侍御史潘释、弟燕令潘豹、司徒掾潘据、潘据弟潘诜等人，最后潘氏一门除潘释子潘伯武逃难、潘豹妻女获免之外，不分长幼均被害。这对潘尼无疑形成重大冲击，他在赵王司马伦篡位、孙秀秉政期间，托病不出，后在齐王司马冏掌权之际再度出仕，结果迎来他的政治高峰期，历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侍中、秘书监。永兴末，为中书令，依违于诸王征战之中，艰苦备尝。永嘉中，迁为太常卿，后洛阳被石勒攻陷之际，举家返乡，途中病逝。他在《迎大驾》一诗中描写迎接由长安返回洛阳的惠帝说:“世故尚未夷，崤函万崄沚。狐狸夹两辕，豺狼当路立。翔凤婴笼槛，骐骥见维絷。俎豆昔尝闻，军旅素未习。且少停君驾，徐待干戈戢。”[252]体现了对时局的忧虑和渴望战火平息的心情。相对他早年的作品，崇尚隐逸成为新的主调。他《逸民吟》说:“我顾傲世自遗，舒志六合。由巢是追，沐浴池洪迅羽衣。陟彼名山，采此芝薇。朝云叆叇，行露未晞。游鱼群戏，翔鸟双飞。逍遥博观，日晏忘归。嗟哉世士，从我者谁。”《游西岳诗》说:“驾言游西岳，寓目二华山。金楼虎珀阶，象榻瑇瑁筵。中有神秀士，不知几何年。”[253]这与《安身论》中以儒学进取观为主，隐微表达对庄老的向慕已有较大不同，更与“尺璧信易遗，寸晷难可逾。成名非我事，所玩琴与书”的志趣迥异，[254]如何在乱世中求得身心的安适成为他诗中最为关心的话题。因此，在元康以来巨大的政治危机和生存压力之下，潘尼诗中老庄意味渐浓，如《送大将军掾卢晏诗》“赠物虽陋薄，识意在忘言”、《赠荥阳太守吴子仲诗》“老氏喻小鳞，曹参寄狱市”，[255]均为显例。这种文风变化，除了玄学的影响外，又与他充满忧患而寻求解脱的生命体验密不可分。
二、“三张”儒学思想意趣与创作
“三张”即张载、张协、张亢兄弟三人，他们在西晋文坛与“二潘”、“二陆”齐名。张载闲雅博学，富有文才。他曾著《榷论》，强调机遇的重要性，隐约表达了对当朝才路不广的愤懑。他说:“夫贤人君子将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时，曷由致之哉!……故饿夫庸隶，抱关屠钓之伦，一旦而都卿相之位，建金石之号者，或有怀颜、孟之术，抱伊、管之略，没世而不齿者，此言有事之世易为功，无为之时难为名也。”[256]他对颜、孟之术不彰，伊、管之略不用的情况表示不满，表面是在借古事而谈，而正针对当下的实际。他说:“今士循常习故，规行矩步，积阶级，累阀阅，碌碌然以取世资。若夫魁梧俊杰，卓跞俶傥之徒，直将伏死嵚岑之下，安能与步骤共争道里乎!至如轩冕黻班之士，苟不能匡化辅政，佐时益世，而徒俯仰取容，要荣求利，厚自封之资，丰私家之积，此沐猴而冠耳，尚焉足道哉!”[257]这就毫不客气的批判了当政者不以推进人材为务而一味括囊守禄的现实。他们玄谈废公，败坏风教，实与“沐猴而冠”无异，笔调可谓辛辣中肯。正因为在论议之中体现纵横忠耿之气，张载得到了傅玄的认可，并广为之邀誉。张载与傅咸也交往甚深，他在《赠司隶傅咸诗》中就赞傅咸说:“入毗帝猷，翼赞均陶。道殊颜孔，勋拟伊皋。”[258]可见，张载的忠直品性或受到傅咸政治人格的影响。
张载作有较多的咏物赋，其中蕴涵了丰富的道德寓意。如《羽扇赋》“故《易》称可以为仪，《诗》美肃肃之容。是以停之如栖鹄，挥之如惊鸿”，[259]可见他将羽扇挥舞的优雅闲适与《周易》、《诗经》的鸿雁兴象联结起来；《酃酒赋》揭示美酒佐欢娱情的实用功能，又强调礼仪的限制说:“礼仪攸序，是献是酬。赭颜微发，溢思凯休。德音晏晏，弘此徽猷。咸得志以自足，愿栖迟于一丘。于是欢乐既洽，日薄西隅。主称《湛露》，宾歌《骊驹》。”[260]显然，张载提倡上古礼仪规范下的行酒之道，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体现酒在泄导情志方面的中和之美。他认为酒是历史上诸多罪恶萌生的催化剂，而采取了汲取历史教训的态度说:“反衡门以隐迹，览前圣之典谟。感夏禹之防微，悟仪氏之见疏。鉴往事而作戒，罔非酒而惟愆。哀秦穆之既醉，歼良人而弃贤。嘉卫武之能悔，著屡舞于初筵。察成败于往古，垂将来于兹篇。”[261]这就在酒的日用娱情功能之外，赋予了它察览史鉴、谨慎自持的道义蕴涵。张载在八王之乱期间，为长沙王司马乂记室督，拜中书侍郎，复领著作，但他无意仕途，“见世方乱，无复进仕意，遂称疾笃告归，卒于家”，[262]在此期间他有许多反映战乱中生民流离的诗作。如《七哀诗》其一以洛阳汉代皇陵在战乱中遭到盗掘为题材，表达了国器沦亡、铜驼荆棘的悲愤之情说:“季世丧乱起，贼盗如豺虎。毁壤过一抔，便房启幽户。……昔为万乘君，今为丘中土。感彼雍门言，凄怆哀今古。”[263]他借桓谭《新论·琴道篇》所载雍门周弹琴感泣孟尝君的典故，抒发亡国之痛，字字白描，痛彻肺腑，感人至深；《七哀诗》其二首则重在揭示时节变易带来的悲秋之感，也渗透进人生无常的悲凄情怀说:“仰听离鸿鸣，俯闻蜻蛚吟。哀人易感伤，触物增悲心。丘陇日已远，缠绵弥思深。忧来令发白，谁云愁可任。徘徊向长风，泪下沾衣襟。”[264]正因为融入了目击时艰、时势动荡的切身感受，才使得咏怀之作沉痛淋漓，令人击节慷慨，这显然与太康、元康之际的绮靡文风形成鲜明对照。
相对张载而言，张协兼宗老庄的思想更加明显，但仍可看到积极进取的一面。张协许多作品，应归于八王之乱以前，如《洛禊赋》中描写都人士女上巳节出游的情景，就充满和乐景象。此赋云:“顾新服之初成兮，将禊除于水滨。于是缙绅先生，啸俦命友。携朋接党，冠童八九。主希孔墨，宾慕颜柳。”[265]颇有沂水舞雩的遗味。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其在西晋乱局中的作品，如《登北芒赋》即是其例。其对北芒汉代皇陵在战乱中遭到盗掘的情况亦义愤填膺说:“壮汉氏之所营，望五陵之嵬峨。丧乱起而启壤，僮竖登而作歌。”[266]这与张载《七哀诗》所描绘的场景类似，更充满了“何天地之难穷，悼人生之危浅。叹白日之西颓兮，哀世路之多蹇”的消极意绪。[267]此外，张协的《杂诗》也是西晋乱局中的代表作。《杂诗》共有十首，以感叹时节变迁、物候荣衰、人生易逝等为主题，其中既有向慕圣贤、励志进取，又有遗名出世、自求多福，思想驳杂，当非一时所作。然而，却可以看出玄儒思想在张协身上的交织互融的状态，深重的现实灾难无疑是其思想主旨变转的促动因素。
张协以儒家圣贤为宗，强调惜取时间、进业修德、谋求功名。他说:“人生瀛海内，忽如鸟过目。川上之叹逝，前修以自勖。”又说:“畴昔怀微志，帷幕窃所经。何必操干戈，堂上有奇兵。折冲樽俎间，制胜在两楹。巧迟不足称，拙速乃垂名。”[268]他以庄老出世为念，强调养性保真、怡情翰墨，这种情怀在《杂诗》中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如“案无萧氏牍，庭无贡公綦。闲居玩万物，离群恋所思。高尚遗王侯，道积自成基。至人不婴物，余风足染时”，又“重基可拟志，回渊可比心。养真尚无为，道胜贵陆沉。游思竹素园，寄辞翰墨林”。[269]这些均是张协追求不缨世务、无为慕道的表现，但他并没有泯除安贫乐道的理念，如“环堵自颓毁，垣闾不隐形。尺烬重寻桂，红粒贵瑶琼。君子守固穷，在约不爽贞。虽荣田方赠，惭为沟壑名。取志於陵子，比足黔娄生。”[270]他所描述的大概正是退隐之后的生活场景，虽然残垣陋瓦、筚门圭窦，但他仍保持君子固穷的独立人格，不接受施舍，也不射利邀名，始终以陈仲子、黔娄子等清廉名士为修养目标，甚至面对“阳春无和者，巴人皆下节。流俗多昏迷，此理谁能察!”[271]也在所不惜。这里需要说明得是，张协后期尽管宗奉庄老的退隐思想，其中也融合儒家慎独自修的内涵，像他描绘日常的生活场景并未运用《七命》中对“冲漠公子”神游宇宙的笔法，正代表他的庄老意识已较少浪漫清虚的色彩，更多转化为一种调节现实与精神冲突的思想工具，其潜在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张亢是“三张”中年龄最小的一位，永嘉乱后，随司马睿渡江。他精通音乐律历，论才藻却不如张载、张协，因此作品流传不多。他在无题诗中说:“昔我好坟典，下帷慕董氏。吟咏仿余风，染轴舒素纸。”[272]足见崇儒的心迹。应该说，“三张”不同程度均受到儒学的影响，并在作品中有鲜明的反映。张载和张协身上都有关心时政甚至批判现实的一面，前者如《榷论》、《酃酒赋》、《七哀诗》，后者如《登北芒赋》、《杂诗》等，都有对时局的深切关注和对儒家理想人格的向往情怀。正因儒学思想的渗透，他们的作品才呈现出厚重苍凉的风貌；不止如此，张协还在儒家安贫自守与道家清静无为之间找到了两者的契合点，从而在追寻高洁清逸的人格理想过程中赋予了作品淡泊清新之气。这种思想融合不同于太康、元康之际文士们在身名俱泰前提下的儒道兼宗，后者崇尚儒家清名，又向慕道家萧散，同时还奔竞于权势富贵之间，因此只能片面夸大儒家重视功名事业的价值观，却忽略最基本的政治立场和道德原则，其作品呈现的也只能是绮靡浮华的风貌和个体理想与现实背离的痛苦。“三张”在西晋后期战乱环境下，更加倚重庄老自存之道和儒家个体修养的内涵，深重的生命忧患意识充溢于诗文间，读来令人动容。
三、挚虞儒学思想意趣与创作
挚虞师从晋初名儒皇甫谧，学识通博，以儒礼为宗，入仕之前，就在《思游赋》中感慨世风硗薄说:“景三后之在天兮，叹圣哲之永终。谅道修而命微兮，孰舍盈而戢冲。……孔挥涕于西狩兮，臧考祥于娄句。跖肆暴而保乂兮，颜履仁而夙徂。何否泰之靡所兮，眩荣辱之不图?”[273]此赋运用《离骚》开启的神游察览的方式，以纵观古今的视角历数贤良失路、奸愚得志的不公现象。挚虞认为这与时机运命有关，而选择委命任化的态度说:“运可期兮不可思，道可知兮不可为。求之者劳兮欲之者惑，信天任命兮理乃自得。……承明训以发蒙兮，审性命之靡求。将澄神而守一兮，奚飘飘而遐游!……修中和兮崇彝伦，大道繇兮味琴书。乐自然兮识穷达，澹无思兮心恒娱。”[274]它们突出了守道静守的主题，体现出儒道兼容的思想风貌。
挚虞入仕之后，其复古立场日见鲜明，如将作大匠陈勰曾得到出土古尺，挚虞认为应以古尺为标准校定当下的尺度说:“今尺长于古尺几于半寸，乐府用之，律吕不合；史官用之，历象失占；医署用之，孔穴乖错。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征，皆挂阂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从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训，谨权审度。今两尺并用，不可谓之同。”[275]上述并不意味着他泥古不化，如他在与杜预争论太子除服的问题上就较为通达，他说:“丧服者，以服表丧。今帝者一日万机，太子监抚之重，以宜夺礼，葬讫除服，变制通理，垂典将来。何必附之于古，使老儒致争哉!”[276]他还因为汉末以来族谱损失严重，世人多数典忘祖，作《族姓昭穆》十卷强化宗族观念。在八王之乱期间，曾扈从惠帝至长安。返回洛阳后，历任光禄勋、太常卿。“时怀帝亲郊。自元康以来，不亲郊祀，礼仪弛废。虞考正旧典，法物粲然。”[277]可见他在整顿礼制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然而在乱世之中，兵盗纵横，人饥相食，挚虞竟于永嘉五年(311)饿死。就挚虞的一生来说，儒学思想贯彻始终，这在他的文学创作方面也有明确体现。
挚虞曾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辅决录》，又撰《文章流别集》三十卷。他不但给前代作品分门别类，还按体裁立论，详明源流功用，评判创作得失，在当时就有盛名。其《文章流别论序》说:“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祝史陈辞，官箴王阙。”[278]可见，挚虞“文章”的范围基本囊括了当时主要的文学体裁，同时它们自身的政治教化功能也得到了空前的强调。他从文体流变的角度来看待《周礼》太师所掌风、赋、比、兴、雅、颂等六种诗教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体现出文学宗经意识。如他认为古颂为颂美君主圣德，辞尚简约庄重，鲁颂开始重辞藻铺排，对东汉班固《安丰戴侯颂》、史岑《出师颂》、《和熹邓后颂》的赋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于扬雄《赵充国颂》与雅诗相近，傅毅《显宗颂》则与《周颂》相似；像马融《广成》、《上林》等颂，已经纯粹采用赋的手法，仅仅保留颂美的形式罢了。再如对赋的认识，他继承《汉书·艺文志》的说法，认为赋是古诗的衍生文体，而他对古诗“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旨，须事以明之”的论断，[279]显然又是对《诗大序》诗教观念的重申。他强调赋中情义的核心价值，而将辞藻修饰及物像刻画放到次要地位。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对当下忽略情义价值的咏物赋提出批评说:“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当而辞无常矣。文烦省烦，辞之险易，盖由于此。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280]挚虞今存的几篇咏物赋，均较为突出地体现了他的这种观点，如《槐赋》说:“爰表庭而树门，膺论道而正位。……乐双游之黄鹂，嘉别挚之王雎。春栖教农之鸠，夏憩反哺之乌。”[281]《观鱼赋》说:“既欢豫而不倦，愿穷昼则兼夜。独临川而慷慨，感逝者之不舍。惟修名之求立，恋景曜之西谢。惧留连之败德，遂收欢而命驾。”[282]两篇就分别挖掘了“槐树”及“观鱼”的政教内涵。关于诗歌的句式演变，挚虞推尊《诗经》四言为正体，至于三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则认为或为郊庙乐歌，或为俳谐倡乐，或为乐府，都不在此列。他说:“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283]从他现存诗歌作品来看，全部都是四言之作，说明他正有意识的推行自己的批评主张。挚虞还在荀悦、桓谭之后评述谶纬之辞的文学价值说:“图谶之属，虽非正文之制。然以取其纵横有义，反覆成章。”[284]他认为谶纬之辞在逻辑组织和繁富用辞方面深具文学特征，这对刘勰在《文心雕龙·正纬》中更为详明的阐释谶纬的文学性有一定的铺垫作用。[285]
挚虞与杜育交好，据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品藻》引《晋诸公赞》说:“杜育字方叔，襄城邓陵人，杜袭孙也。育幼便岐嶷，号神童。及长，美风姿，有才藻，时人号曰‘杜圣’。累迁国子祭酒。洛阳将没，为贼所杀。”[286]杜育有《赠挚仲洽诗》，频繁征引《诗经·周南·汉广》、《大雅·韩奕》、《小雅·六月》、《小雅·白驹》、《周易·乾卦·文言》等，具有浓厚的儒风雅韵。挚虞《答杜育诗》说:“赖兹三益，如琢如切。好以义结，友以文会。岂伊在高，分定倾盖。其人如玉，美彼生刍。钟鼓匪乐，安用百壶。老夫灌灌，离群索居。怀恋结好，心焉怅如。”[287]作为答诗，不难看出挚虞也尽可能使用相同的典故来对应，最明显的就是《小雅·白驹》“生刍一束，其人如玉”纳入诗中，其他如对《礼记·檀弓上》“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论语·季氏》“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等加以化用，其创作手法虽多模仿，但较前者更显灵活。挚虞与杜育诗中大量征用儒典，正是永嘉乱后玄学中衰而儒学趋盛的直接反映。
总之，西晋自建朝至刘曜攻陷长安俘获愍帝亡国，不过五十年左右的时间，其中统一安定的局面仅有太康至元康二十多年，大部分都在征讨四方、诸王争权、五胡乱华的局面下度过。尽管西晋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崇儒政策，其持续性、有效性都不甚理想；中央官学的不景气，与当政者倡导重玄轻儒的时代风气密不可分，也充分体现出晋廷内部在思想教化的问题上，从立法至行政之间所处的脱节或悖反状态。西晋时期所取得的经学研究的成果，更多应归功于地方一级儒学的兴办和儒者个体的探讨。地方官员采取的兴学劝教政策，客观上促进了儒学的广泛传播；儒者个体则在或战乱频仍或浮华躁竞的时代背景下，怀着不能或不愿入世的心态著书立说，从而取得丰硕的创获。
西晋儒学从政治价值观、道德人格、审美价值判断等方面对文人产生直接的影响。“身名俱泰”是西晋中前期士人价值理想的集中反映，他们往往怀有孔孟兼济天下的志向，又津津乐道于老庄不缨世务的逍遥，虽然儒学宗旨一般掩盖在谈玄姿态之下，而就其立足点来看，他们始终以现实功利为目标，仍还属于积极进取的儒家范畴，一方面此间文士对生活充满欣赏与享受的态度，另一方面则是片面发展了儒家文质观中对于“文”的要求，由此穷情尽貌、擘肌析理的精致文风也相机产生。作为他们的对立面，一部分宗儒文士则力推复古质朴的风格，如以《七经诗》为代表的集句诗的产生就是矫枉过正的例子。相对而言西晋善谈之士多不善文，再加上他们骨子里固名守禄的价值目标，此间体现庄老出尘蹈虚本旨的文风仍属少见。西晋中后期，玄儒结合的士人心态由前期外玄内儒向以儒批玄或玄儒互融发展，玄学对文学产生的作用日益显著。不过，西晋末期国势危亡带来的玄学反思和批判，促使劲健悲慨的文风再度兴起。因此，即使在永嘉以降文学玄化日盛的背景下，儒学对文坛的潜在影响仍值得重视。
【注释】
[1]《文心雕龙·明诗》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见《文心雕龙义证》第202—203页。
[2]《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第1026页。
[3]《全晋文》卷四十三，页1705下A。
[4]《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第1026页。
[5]《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第1031—1032页。
[6]【宋】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1月，第52页。
[7]《今存三国两晋经学遗籍考》，第536—537页。
[8]《全晋文》卷四十三，页1701上A。
[9]《全晋文》卷四十三，页1702上B－1703上A－B。
[10]《全晋文》卷四十三，页1702上B。
[11]《全晋文》卷四十三，页1702上B。
[12]《全晋文》卷四十三，页1702下A。
[13]《全晋文》卷四十三，页1702下A。
[14]《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七，《十三经注疏》本，页1913下。
[15]《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三，《十三经注疏》本，页2126下—2127上。
[16]《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一，《十三经注疏》本，页2020中。
[17]《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第1032页。
[18]《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四，《十三经注疏》本，页1971中。
[19]《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一，《十三经注疏》本，页1788上、中。
[20]《春秋左传正义》卷十四，《十三经注疏》本，页1807下、1808上。
[21]《春秋左传正义》卷十四，《十三经注疏》本，页1811上。
[22]《春秋左传正义》卷十八，《十三经注疏》本，页1837下。
[23]《春秋左传正义》卷十八，《十三经注疏》本，页1840上。
[24]《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六，《十三经注疏》本，页1904下。
[25]《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八，《十三经注疏》本，页1997上。
[26]《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二，《十三经注疏》本，页1954下。
[27]《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十三经注疏》本，页1938中。
[28]《春秋左传正义》卷十六，《十三经注疏》本，页1822下。
[29]《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五，《十三经注疏》本，页1895中。
[30]《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九，《十三经注疏》本，页1932中。
[31]《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十三经注疏》本，页1938中－下。
[32]《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一，《十三经注疏》本，页2108下。
[33]《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二，《十三经注疏》本，页2119下。
[34]《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八，《十三经注疏》本，页1998上。
[35]《春秋左传正义》卷十八，《十三经注疏》本，页1840中。
[36]《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二，《十三经注疏》本，页1959下。
[37]《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四，《十三经注疏》本，页1969下。
[38]《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五，《十三经注疏》本，页1813下。
[39]《春秋左传正义》卷十八，《十三经注疏》本，页1838下。
[40]《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五，《十三经注疏》本，页2143下。
[41]《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五，《十三经注疏》本，页1816上。
[42]《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九上，《十三经注疏》本，页1844上。
[43]《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九，《十三经注疏》本，页2008中。
[44]《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四，《十三经注疏》本，页2052中。
[45]《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三，《十三经注疏》本，页1882上。
[46]《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十三经注疏》本，页2015中。
[47]《全晋文》卷四十二，页1701下A－B。
[48]《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第1033—1034页。
[49]《诗品集注》卷下，第385、388—389页。
[50]《诗品集注》卷下，第386页。
[51]《春秋左传正义》卷九，《十三经注疏》本，页1771中。
[52]《春秋左传正义》卷十四，《十三经注疏》本，页1807下。
[53]《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293页。
[54]《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461—462页。
[55]如刘跃进《陆机创作之“繁”》一文中认为，刘勰对陆文之繁分三个方面来理解:一，著作之繁；二，文情之繁；三，词藻之繁。他又从《昭明文选》所选陆机诗文为视角，论证了他著作之繁。另外，陆机的“情繁”，表现在对仗繁富、比喻别致、分析细密等方面。(参见《文学遗产》2001年第3期。)胡遂《陆机诗文风格繁缛成因论》一文则认为，繁缛成因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对前代文学继承与受同时代文风影响；二，与陆机对审美特性的认识有关；三，陆机的过人才华；四，以炫才方式干名取誉，获致官职；五，与陆机“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创作心理有关。(其文参见《求索》2003年第3期)
[56]《文心雕龙义证》，第41—45页。
[57]《晋书》卷五十四《陆机传》，第1480页。
[58]按，儒学价值观是陆机的思想旨归，曹道衡《陆机的思想及其诗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6年第1期)、周国林《陆机、陆云思想趣向探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孙明君《陆机<文赋>创作论中的士族意识》(《文学遗产》2008年第4期)三文均具有代表性。其实，陆机同样有着较为完整的儒学文艺观的批评体系，详见文中所述。
[59]陆机著、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注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20、27页。
[60]《文赋集释》，第61页。
[61]《文赋集释》，第146、169页。
[62]金涛声点校《陆机集》，中华书局，1982年1月，第15页。
[63]《文赋集释》，第183页。
[64]《文赋集释》，第145页。
[65]《文赋集释》，第183页。
[66]《文赋集释》，第99页。
[67]《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256—257页。
[68]《陆机集·补遗》，第181页。
[69]《陆机集》卷五，第39页；《补遗》，第170页。
[70]《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162页。
[71]《陆机集》卷九，第107—109页。
[72]《陆机集》卷九，第95—101页。
[73]《文心雕龙义证》，第517—518页。
[74]《陆机集》卷九，第109页。
[75]《陆机集》卷八，第95—97页。
[76]《陆机集》卷八，第100页。
[77]《陆机集》卷六，第71页。
[78]《陆机集》卷六，第67、68、74、74、73页。
[79]《陆机集》卷六，第56、59页。
[80]《陆机集》卷五，第41、43页；同前，卷六，第70页。
[81]分见《文选》卷十七，页240上、下、242下；《陆机集》卷五，第44页；同前，卷六，第62页；同前，《补遗》，第166页；《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36页。
[82]《文赋集释》，第214—215页。
[83]分见《文选》卷十七，页244上A、240下B－241上A。
[84]《文选》卷二十，页284上B、下A。
[85]《文选》卷二十四，页344下A－345上A。
[86]分见《陆机集》卷五，第47、43页；同前，卷九，第107、109、108页。
[87]《文选》卷十七，页242上A。
[88]《文选》卷十七，页243下B。
[89]《文选》卷五十五，页765下A－B。
[90]《陆机集》卷八，第92页。
[91]《陆机集》卷七，第88页。
[92]《陆机集》卷五，第60页。
[93]《陆机集》卷五，第41、42、44、49页。
[94]常为群《“缘情”的追求与困境:论陆机的抒情诗》，《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95]《全晋文》卷七十七，页1905下A。
[96]《陆机集》卷五，第61页。
[97]分见《兰州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1992年第4期、《史学集刊》2005年第2期。
[98]分见《傅玄思想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版；《傅玄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版；《傅玄及其诗文研究》，文津出版社，1997年6月版；《中国历代思想家——傅玄》，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年2月版；《中国儒学史·魏晋南北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版。此外还有台湾师范大学庄耀郎硕士论文《傅玄思想研究》，均标志着傅玄个案研究达到详尽而深入的程度。
[99]分见《晋书》卷四十七《傅玄传》，第1319、1318页。
[100]《全晋文》卷四十九，页1740上B。
[101]《全晋文》卷四十九，页1739上A。
[102]《全晋文》卷四十六，页1725下B、1724下B、1726上A；《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809、813、836—837页。
[103]相关论述见《傅子·礼乐》，《全晋文》卷四十七，页1730下A。
[104]《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816页。
[105]《全晋文》卷四十六，页1724下B。
[106]《全晋文》卷四十六，页1725上B－下A、1725下B。
[107]《全晋文》卷四十八，页1732下B。
[108]《全晋文》卷四十九，页1737下A－B。
[109]《全晋文》卷四十九，页1737下A－B。
[110]《全晋文》卷四十八，页1734上A－B。
[111]《全晋文》卷五十，页1748上B。
[112]《全晋文》卷四十九，页1740下B。
[113]《全晋文》卷四十五，页1718下A；同前，卷四十六，页1725上B、1725下B。
[114]《全晋文》卷四十九，页1740下B、1737上B、1738上A。
[115]《全晋文》卷四十九，页1737下A。
[116]《全晋文》卷四十六，页1724上B。
[117]《全晋文》卷四十九，页1740上B、下A。
[118]《全晋文》卷四十六，页1725上A。
[119]《全晋文》卷四十五，页1714下B。
[120]《全晋文》卷四十五，页1715上A－B。
[121]《全晋文》卷四十五，页1717下B。
[122]《全晋文》卷四十五，页1718下B－1719上A。
[123]《全晋文》卷四十六，页1723下A。
[124]《全晋文》卷四十六，页1724上A。
[125]《全晋文》卷四十六，页1724上A。
[126]《全晋文》卷四十六，页1721上B－下A。
[127]《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556、557、565—566页。
[128]《全晋文》卷四十七，页1727下B－1728下A。
[129]《全晋文》卷四十九，页1739下B。
[130]《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558页。
[131]《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828、829、830—831页。
[132]《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563页。
[133]《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574页。
[134]《全晋文》卷四十八，页1732下A－B。(www.daowen.com)
[135]《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554页。
[136]《全晋文》卷四十六，页1724下A。
[137]《全晋文》卷四十九，页1742下A。
[138]《全晋文》卷四十七，页1728下B。
[139]分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570页；《全晋文》卷四十五，页1725上A。
[140]分见《全晋文》卷四十七，页1730上A；同前，卷四十八，页1733上A－B；同前，卷四十九，页1740下B。
[141]《全晋文》卷四十七，页1726上A。
[142]《全晋文》卷四十七，页1725上B。
[143]《全晋文》卷四十六，页1724下A。
[144]《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554、556、563—564、555页。
[145]《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557页。
[146]《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555—556页。
[147]程咸在《已出女不从坐议》中就对出嫁女子无论娘家还是夫家犯罪均遭受株连的规定提出质疑，认为:“于防则不足惩奸乱之源，于情则伤孝子之心；且男不得罪于他族，而女独戮于二门，非所以哀矜女弱，蠲明法制之本分也。”见《全晋文》卷四十四，页1709下A。
[148]《全汉赋》，第746—747页。
[149]《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553—554、558、559页。
[150]《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第138页。
[151]胡大雷《论西晋诗人的逆反式抒情》，《中州学刊》，1997年第5期，第101—104页。
[152]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2版，第218页。
[153]《全晋文》卷四十五，页1716上B、1714上B。
[154]《全晋文》卷二十八，页1619上A。
[155]《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第165页。
[156]《后汉书》卷二十五《刘宽传》，第886页。
[157]《后汉书》卷五十八《傅燮传》，第1874、1875页。
[158]《全后汉文》卷八十一，页910上B－下A。
[159]《全晋文》卷五十一，页1752下B。
[160]《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603页。
[161]《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605页。
[162]《全晋文》卷四十七，页1729下A。
[163]分见《全晋文》卷四十六，页1724下B、1726上A。
[164]《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604页。
[165]分见《全晋文》卷四十八，页1733上A－B；同前，卷四十七，页1732下A。
[166]《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604页。
[167]《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603页。
[168]《全晋文》卷五十一，页1754下A－B。
[169]《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604页。
[170]《全晋文》卷五十一，页1754下A－B。
[171]《全晋文》卷四十七，页1730下A。
[172]《晋书》卷四十七《傅咸传》，第1326页。
[173]《晋书》卷四十七《傅咸传》，第1324—1325、1327页。
[174]《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606页。
[175]《全晋文》卷五十一，页1755上B。
[176]《全晋文》卷四十九，页1740下A。
[177]《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第30页。
[178]《宋书》卷五十五《谢灵运传论》，第1552—1553页。
[179]《全晋文》卷五十二，页1761上B－下A。
[180]《四溟诗话》卷一，第14页。
[181]【清】赵翼撰《陔余丛考》卷二十三，中华书局，1963年4月，第467—468页。
[182]分见裴普贤著《集句诗研究续集》，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2月初版，第248—249页；吴承学著《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增订本)》，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新1版，第182页。
[183]【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二《文学传论》，中华书局，1972年1月，第908页。
[184]《陔余丛考》卷二十三，第468页。
[185]《四溟诗话》卷一，第14页。
[186]《全汉赋》，第371页。
[187]《全三国文》卷十四，页1130下A－B。
[188]【晋】陆云撰、黄葵点校《陆云集》卷八，中华书局，1988年8月，第142页。
[189]《陆云集》卷一，第21、22—23页。
[190]《全晋文》卷四十六，页1721上B。
[191]《全晋文》卷五十一，页1755上A－B。
[192]分见《全晋文》卷九，页1512上A；同前，卷八十，页1912上A；同前，卷一百二十一，页2155下B。
[193]《全晋文》卷五十一，页1752上B－下A。
[194]《全晋文》卷五十一，页1752下A。
[195]《全晋文》卷五十一，页1753下B。
[196]《全晋文》卷五十一，页1753上A。
[197]《全晋文》卷五十一，页1753上B。
[198]《全晋文》卷五十一，页1755下A－B。
[199]《全晋文》卷五十一，页1755下A。
[200]《全晋文》卷五十一，页1753上B。
[201]《全汉赋》，第67、118、129、233、256、259—262、274、293、344、398、468、488、547、593、601—602、743页。
[202]《建安七子集》，第34、46、125页。
[203]王伊同著《五朝门第》，中华书局，2006年3月，第5页。
[204]按，这基本成为目前学界的共识，可参张全生《试论左思的文学创作》(《天津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第40页)、刘文忠《建安文学对六朝文学的影响》(收入刘著《中古文学与文论研究》一书，学苑出版社，2000年6月，第55页)、顾农《说“左思风力”及其背景》(《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第3页)、徐公持《魏晋文学史》(第354、386—387页)等相关论述。
[205]分见《全晋文》卷七十四，页1882上A；【梁】萧统编、【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卷六，中华书局，1987年8月，页122下A－B。
[206]《六臣注文选》卷六，页138上A－B。
[207]分见《三国志》卷二十三《魏书·锺繇传》，第675页；《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第932页。
[208]《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32页。
[209]《晋书》卷九十二《左思传》，第2376页。
[210]《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71页。
[211]《六臣注文选》卷二十一，页398下B。
[212]《全晋文》卷三十五，页1663下A－B。
[213]《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32—734页。
[214]【晋】孙毓撰《毛诗异同评》，【清】马国翰辑《玉函山房辑佚书》，广陵书社，2005年11月，页589下A。
[215]【晋】孙毓撰《毛诗异同评》，《玉函山房辑佚书》本，页596下B。
[216]《晋书》卷九十二《文苑传》，第2376页。
[217]《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30、732页。
[218]【清】王士祯撰、张世林点校《分甘余话》卷三，中华书局，1989年2月，第62页。
[219]《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30—732页。
[220]《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36页。
[221]《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34、735页。
[222]《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33页。
[223]《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33页。
[224]《晋书》卷三十五《裴秀传》，第1040页。
[225]《晋书》卷三十五《裴秀传》，第1040页。
[226]按，姜亮夫《陆平原年谱》认为《三都赋》作于惠帝元康元年(291)，傅璇琮《左思<三都赋>写作年代质疑》认为作于太康元年(280)平吴之前，左芬泰始八年(272)入宫左思不久迁居洛阳之后。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基本从傅说，(见其书第166—168页，中华书局，2003年7月版。)因此，无论何种对《三都赋》作年的界定，左思都是很有可能受到裴秀主张的影响的。
[227]分见《全晋文》卷七十四，页1882上；《六臣注文选》卷四十五，页860上A。
[228]《全晋文》卷七十四，页1882上。
[229]《六臣注文选》卷六，页128上B－下A。
[230]《晋书》卷四十三《山简传》，第1230页。
[231]《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60页。
[232]《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76页。
[233]《全晋文》卷一百七，页2074下A。
[234]《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50页。
[235]《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52页。
[236]《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53页。
[237]《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52页。
[238]《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57页。
[239]《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36—737页。
[240]《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73页。
[241]《诗品集注》卷中，第260页。
[242]《晋书》卷五十五《潘尼传》，第1507页。
[243]《晋书》卷五十五《潘尼传》，第1507页。
[244]《晋书》卷五十五《潘尼传》，第1508页。
[245]《晋书》卷五十五《潘尼传》，第1509页。
[246]《晋书》卷五十五《潘尼传》，第1510页。
[247]《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62、763页。
[248]《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63、764页。
[249]《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64页。
[250]《晋书》卷五十五《潘尼传》，第1511页。
[251]《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66页。
[252]《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69页。
[253]《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69—770、771页。
[254]《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71页。
[255]《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70、768页。
[256]《晋书》卷五十五《张载传》，第1517—1518页。
[257]《晋书》卷五十五《张载传》，第1518页。
[258]《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39页。
[259]《全晋文》卷八十五，页1949下B。
[260]《全晋文》卷八十五，页1950上A。
[261]《全晋文》卷八十五，页1950上A。
[262]《晋书》卷五十五《张载传》，第1518页。
[263]《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41页。
[264]《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41页。
[265]《全晋文》卷八十五，页1951下A。
[266]《全晋文》卷八十五，页1952上A。
[267]《全晋文》卷八十五，页1951下B。
[268]《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45、746页。
[269]《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45、747页。
[270]《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47页。
[271]《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46页。
[272]《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854页。
[273]《晋书》卷五十一《挚虞传》，第1420—1421页。
[274]《晋书》卷五十一《挚虞传》，第1421—1422页。
[275]《晋书》卷五十一《挚虞传》，第1425页。
[276]《晋书》卷五十一《挚虞传》，第1426页。
[277]《晋书》卷五十一《挚虞传》，第1426页。
[278]《全晋文》卷七十七，页1905上B。
[279]《全晋文》卷七十七，页1905下A。
[280]《全晋文》卷七十七，页1905下A。
[281]《全晋文》卷七十六，页1897下A。
[282]《全晋文》卷七十六，页1897下B。
[283]《全晋文》卷七十七，页1905下B。
[284]《全晋文》卷七十七，页1906上B。
[285]刘勰说:“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后来辞人，采摭英华。”又“神宝藏用，理隐文贵”。(见杨明照校注《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8月，第41页。)因为谶纬之学向来作为经学的辅翼，挚虞对其文学性的探讨，无疑标志着经学与文学关系探讨的深入化发展。
[286]《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507页。
[287]《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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