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思风力”是西晋文坛承继建安风骨的典型代表，^[204]然而构建两者骨力的时代氛围和精神内核却大不相同。两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首先，汉末乱世是造成建安文风沉郁悲凉、梗概多气的直接动因，左思劲拔健挺的文气却导源于四海一统之后，九品官人法渐成为素族寒士入仕的瓶颈所带来的痛苦；其次，汉末儒学价值体系崩颓，致使形名法术之学成为大量建安文士的精神依托，建安文坛激越进取的创作主题也多以纵横、法、名诸家为根本的思想源泉，西晋中前期进行了声势颇大的儒学复建，加之左思出自儒学世家，这都成为其诗文迥出流辈、昂藏奋动风格形成的精神基础；最后，建安文坛对生命意识、人生价值及家国忧患的抒发多具有群体性、互动性的特点，“左思风力”却几乎是太康至元康文坛独树一帜的创作景观。随着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的相继爆发，类似汉末的历史境况再度出现，以曹摅、杜育、张翰、枣嵩、枣腆叔侄、闾丘冲、卢谌、刘琨、郭璞等为代表的西晋后期文坛，又呈现出悲慨苍劲的审美特色，从而使得“左思风力”由异类变成主流。总之，“左思风力”的价值内涵相比建安风骨有所不同，这也决定了两者的审美风貌必然同中有异。以下即在西晋儒学复建的时代背景下，探讨“左思风力”形成与迁转的过程，以期对“左思风力”的审美构成及在西晋文坛的地位进行新的审视。

一、“左思风力”的儒学意蕴及其审美构成

“左思风力”尽管在左思《杂诗》、《咏史诗》等作品中表现得最为充分，但并不只限于他的诗歌作品，像其《白发赋》就具有鲜明的批判意识。因此，单纯从诗歌语词是否慷慨苍劲的表象来考察“左思风力”，只能导致对“风力”从创作体裁到修辞风格理解的偏狭，并不能有效地洞见其思想意蕴与审美构成。同时，尽管“左思风力”在西晋中前期文坛独步一时，与之有着共同思想怀抱和劲拔文风的文人作品也并非难得一觅，他们为西晋后期文坛由柔靡精工转向旷放粗豪，都具有潜在的引导作用。所以，弄清楚“左思风力”的思想意蕴及其审美构成，对认识西晋文坛文人人格及文风流转都有重要价值。以下试分四方面来分析:

首先，对经今文学政治观独立不渝的坚守，促生“左思风力”阔大雄健的风貌。《晋书》本传称左思将儒学研习与“阴阳之术”结合，实属两汉经今文学的一贯的做法，其《齐都赋》流露出“胜火之木，冲水之草”的五行相克思想，《魏都赋》流露出“乾坤交泰而缊，嘉祥徽显而豫作。是以兆朕振古，萌柢畴昔。藏气谶纬，象竹帛”的谶纬意识，^[205]也就不难理解了。他在《三都赋》中鼓吹魏都在政治、文化乃至军事上的强大声威，并宣扬仁德之政，甚至临了还毫不客气地说:“成都迄已倾覆，建邺则亦颠沛。……览麦秀与黍离，可作谣于吴会。”^[206]这既表现了兼昧攻弱与怀远抚近政策的双重性，又是他秉承公羊学派大一统意识的体现。公羊学创自齐人公羊高，注重阐发《春秋》大义，其主旨为尊王攘夷、大一统、尊君抑臣、知权通变等。尽管锺繇称“《左氏》为太官，而谓《公羊》为卖饼家”，《隋书·经籍志》称两晋时期，“《公羊》、《穀梁》，但试读文，而不能通其义”，^[207]公羊学对三国以降的文学渗透还是不容忽视的。如徐幹就带有齐地公羊学的印记，刘桢也多有兼治经今古文的倾向，左思出自齐地，公羊学又是齐地旧学的典范，自然多受影响。左思《咏史诗》其一“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盻定羌胡”等句，^[208]都是秉承公羊学尊王一统、渴望建功立业的体现。这种儒学价值诉求体现在创作中，就形成了左思“辞藻壮丽”的风格。^[209]当然，由于经今文学在魏晋时期大为衰落，象左思有这样思想抱负的文士寥寥可数，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他在西晋中前期文坛风格独出的原因。

其次，对“诗可以怨”诗学思想的抱持，孕育“左思风力”犀利辛辣的特色。曹魏应璩《百一诗》曾说:“百郡立中正，九州置郡士。州闾与郡县，希疏如马齿。生不相识面，何缘别义理。”^[210]就是对九品官人法弊端的批判。李善注引李充《翰林论》说:“应休琏五言诗百数十篇，以风规治道，盖有诗人之旨焉。”^[211]可见，应璩是对诗教讽喻手法的传承。尽管九品官人法在选官任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有渐为阀阅世家垄断的趋势，某种程度上也成为阻抑寒士入仕的桎梏。为此，晋初国子祭酒刘毅就认为九品中正制有“八损”、“三难”应当废除，他尖锐地指出:“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凭权附党，毁平从亲。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一人之身，旬日异状。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212]左思《咏史诗》其二“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其四“寂寂杨子宅，门无卿相舆”、其七“英雄有迍邅，由来自古昔”、其八“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出门无通路，枳棘塞中途。计策弃不收，块若枯池鱼。外望无寸禄，内顾无斗储”等，^[213]均是寒士不遇的鲜明写照。值得一提的是，左思关于贤愚倒置、瓦釜雷鸣现象的批判，实源自于《诗经·郑风·山有扶苏》。郑玄笺注“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句说:“扶胥之木生于山，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也。荷华生于隰，喻忽置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臣颠倒，失其所也。”注“山有乔松，隰有游龙”句说:“乔松在山上，喻忽无恩泽于大臣也。红草放纵枝叶于隰中，喻忽听恣小臣。此又言养臣，颠倒失其所也。”^[214]晋人孙毓注解《小雅·四月》“匪鹑匪鸢，翰飞戾天。匪鳣匪鲔，潜逃于渊”句说:“贪残之人，而居高位，不可得而治；贤人大德，而处潜遁，不可得而用，上下皆失其所，是以大乱而不振。”^[215]显然左思《咏史诗》中“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的意象安排与《诗经》对贤愚易位的批判，有着神似之处。应该说，“诗可以怨”的诗学原则促使左思严厉抨击九品官人法，也促使其犀利辛辣风格的形成。

再次，温柔敦厚与“情动于中而发于言”的诗教观，促生“左思风力”典雅重情的特质。卫权《三都赋略解》说:“余观《三都》之赋，言不苟华，必经典要，品物殊类，禀之图籍。”^[216]由此可见《三都赋》的典雅博古的特点。这一特点离不开左思浓厚的儒学家风与自身深湛的儒学涵养。左思在《悼离赠妹诗》说:“何以为赠，勉以列图。何以为诫，申以《诗》、《书》。”左芬《感离诗》也说:“何时当奉面，娱目于《书》、《诗》。”^[217]由此可见，兄妹之间以《书》、《诗》自娱、自戒的雅趣。左思对左芬的离赠诗，充满了真挚的亲情。左思说:“《燕燕》之诗，伫立以泣。送尔涉途，涕泗交集。”其借《诗经·邶风·燕燕》表达对出阁的左芬的不舍之意，诗中“伫立以泣”、“涕泗交集”、“瞻望弗及”等句都明显从《燕燕》一诗中化出。清王士祯《分甘余话》说:“《燕燕》之诗，许彦周以为可泣鬼神。合本事观之，家国兴亡之感，伤逝怀旧之情，尽在阿堵中。《黍离》、《麦秀》，未足喻其悲也，宜为万古送别诗之祖。”^[218]左思对《燕燕》的送别特质显然是了然于胸的。另外，以笔墨抒情还是左氏离别诗的特点，如左思说“何以抒怀，告情翰墨”、“咏尔文辞，玩尔手笔。执书当面，聊以永日”，左芬亦说“何以诉辛苦，告情于文辞”，^[219]可知在情感表达方面他们已更自觉的倚重文辞手段，尽管左思依托《燕燕》抒情，还带有汉人借助儒家经典的诵读、摹写寻求理性解脱的意味，但更多的已倾向于感性的内在的情感释放，使诗歌较大的摆脱以文证经式的诗教观，而凸现其抒情性特征。这一特点在左思《娇女诗》中也有体现，如写二女“脂腻漫白袖，烟薰染阿锡。衣被皆重池，难与沈水碧。任其孺子意，羞受长者责。瞥闻当与杖，掩泪俱向壁”，^[220]一个“瞥”字就将其受责罚之际的可爱情态表现出来，在生活化的清浅白描中蕴涵了深深的慈爱之意，与上述借助《诗经》抒怀已更趋圆熟生动。

除了日常亲情的流露外，“左思风力”表现最突出的莫过于对沉抑下僚的愤慨。他采取三种方式排遣内心愤懑:其一，以上古隐逸贤士自比，通过他们提升人格境界，摆脱世俗烦扰，追求出世的释然:“俯仰生荣华，咄嗟复凋枯。饮河期满腹，贵足不原余。巢林栖一枝，可为达士模。”与这种归隐心态相应的还有其《招隐诗》，其中“爵服无常玩，好恶有屈伸。结绶生缠牵，弹冠去埃尘”，^[221]集中表达了他不慕夷齐而自求闲适的意愿。其二，以前代先蹇顿后腾达的名臣自期，持以席珍待聘的心态:“主父宦不达，骨肉还相薄。买臣困采樵，伉俪不安宅。陈平无产业，归来翳负郭。长卿还成都，壁立何寥廓。”^[222]其三，以儒士著述为人生归趣，追求文山事业的不朽声名:“寂寂杨子宅，门无卿相舆。寥寥空宇中，所讲在玄虚。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223]这三种混杂心态本身就表明，左思具有积极入仕的意愿而迫于现实不得不进行相应的调整，从《晋书》本传称其为避八王之乱“退居宜春里，专意典籍”来看，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第三种方式，这又可算西晋由治入乱的政治背景下士人由兼综儒、道、纵横、兵家到归一于儒的代表了。换言之，“左思风力”尽管重情感抒发，却始终没有超出儒学诗教观的范畴。因此，其作品就呈现出慷慨而不狂狷，沉郁又不失典重的风貌。

复次，“君子于其言，无所苟”的创作观与裴秀制图六法，对“左思风力”中无征不信的特点具有深刻影响。《三都赋》承继两汉京都大赋的传统而来，同时也将京都大赋推向了崇尚典实精工而不求敏思逞才的高峰，这也与当下的经学风气息息相通。西晋裴秀以《尚书·禹贡》为基础的制图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他提出制图六法:“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224]这在中国制图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并对崇实文风多有影响。裴秀在《禹贡地域图序》中说:“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访吴蜀地图。蜀土既定，六军所经，地域远近，山川险易，征路迂直，校验图记，罔或有差。”^[225]由此可见，制定吴蜀地图从司马师平定西蜀之际就已经开始，其中蕴涵的战略目的无疑是首要的，其次才是学术性质的研寻。裴秀死于泰始七年(271)，故这种征实之风向左思《三都赋》中渗透完全可能。^[226]左思《三都赋序》说:“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皇甫谧《三都赋序》说:“作者又因客主之辞，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图而校。体国经制，可得案记而验。”^[227]从左思《三都赋》本身来看，他认为司马相如、扬雄甚至班固、张衡等人的游猎赋及京都赋均“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且夫玉卮无当，虽宝非用；侈言无验，虽丽非经”，^[228]从而表达了重义轻辞、崇实轻丽的创作原则。如《魏都赋》有对许昌官署的描写，刘逵注解说:“当司马门南出，道西最北东向相国府，第二南行御史大夫府，第三少府卿寺。道东最北奉常寺，次南大农寺。出东掖门正东，道南西头太仆卿寺，次中尉寺。出东掖门，宫东北行北城下，东入大理寺。宫内大社西郎中令府。城南有五营。”^[229]左思的叙述基本与刘逵的注一致，就如同将一幅比例放大的政区规划图摆在读者面前。总之，《三都赋》本身体现了提倡一统、采诗观风的经学意识与征实文风的有机融合，显然就是裴秀制图意识的文学化翻版。(www.daowen.com)

二、永嘉文坛以儒批玄思潮与“左思风力”的传播、深化

上述分析了“左思风力”的儒学意蕴与审美构成，虽然这种风格在西晋中前期并不是文坛的主流，却随着永嘉乱后日渐兴起的玄学反思和批判之风得到了深刻的继承与传播。西晋后期既有的政治价值体系的坍塌使得士人或无奈或自觉地放弃了功名追求，反而使之更加切近地理解了老庄玄学对自身的意义，这样饱含忧患而辞旨清新的文风也随之出现。在两晋之交这样的历史阶段，玄儒两家在乱世中如何存身立命的问题上找到了契合点，也即老庄的柔退静守与颜孔的安贫乐道合而为一。此期文人多以白描手法揭示战乱带来的创痛，更以儒道交融的心态展示出无为慕道、独善其身的精神状态，其文风则去绝浮华，以平实简易为主，《诗经》、《周易》及史汉载记都成为他们抒怀咏志的素材和范本，它们在情感深度和批判力度等方面都积极地发扬了“左思风力”的审美范畴。这至少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反思祸乱、以儒批玄、弘扬忠义、追求公正等主题。王衍临终之际承认清谈的恶果，间接肯定了儒学在匡正风教、凝聚士心方面的重要作用，集中代表了玄谈之士的反思。山简在永嘉乱后出镇襄阳，酒宴之间感叹:“社稷倾覆，不能匡救，有晋之罪人也，何作乐之有!”^[230]则可以看做永嘉文士忠义情怀的代表。刘琨更多运用儒学价值观对玄风进行批判，其《答卢谌书》所附八首赠卢谌的诗，均为其例。西晋后期一些诗歌作品，还交织着流离之痛与批判之思。如王赞《杂诗》说:“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胡宁久分析，靡靡忽至今。王事离我志，殊隔过商参。昔往鸧鹒鸣，今来蟋蟀吟。人情怀旧乡，客鸟思故林。师涓久不奏，谁能宣我心?”^[231]此诗可与张华、张协、左思等人的《杂诗》相参看，其中流露出国势败亡、心志颓唐的意绪正是西晋末期的真实写照。值得一提的是，苏伯玉妻《盘中诗》还对西晋男女伦理地位的不均等提出批判，其云:“吏人妇，会夫希。出门望，见白衣。谓当是，而更非。还入门，中心悲。……君忘妾，天知之。妾忘君，罪当治。妾有行，宜知之。……姓为苏，字伯玉。作人才多智谋足，家居长安身在蜀。……今时人，智不足。与其书，不能读。”^[232]此诗对错认他人和有信不能识读的两个生活细节的刻画，将苏伯玉妻盼夫独守的心境充分烘托出来。诗中还揭示了西晋“君忘妾，天知之。妾忘君，罪当治”不公正的法律现象，这又是此类社会问题层出不绝的重要原因。总之，西晋后期兴起的反思风气以崇儒批玄为内容，同时渗透了黍离之悲、丧亲之痛、出处安危、社会不公等多重悲慨，文风趋于苍劲悲壮。

其二，希慕儒家理想人格，吸纳儒家经典故实，志高言深，典重沉郁。兹以曹摅为例。其元康末为洛阳令，曾与左思俱为齐王司马冏记室督，惠帝末为襄城太守，永嘉二年(308)为征南司马，讨流人王逌，败死。他以孝节得到太尉王衍的器重，以吏才见称于世。他《述志赋》以孔子、颜渊、伯夷、叔齐、沮溺、接舆、舜等圣贤为人格榜样，以夫差与伍员、楚怀王与屈平对举，事例明晰，层叠铺排，揭示了兴亡盛衰与贤哲前仆后继的壮丽图景。在圣哲贤士的激励下，他虽有“悲盛衰之递处，情悠悠以纡结，揽萱草以掩泪，曾一欢而九咽”的悲慨，却也有“承圣哲而砥砺，奋羽仪而翱翔”的志向。^[233]他的诗歌作品以四言为主，取则《诗经》之处较明显，但譬喻简明，行文流畅，义脉清新。如《赠韩德真诗》说:“时不久留，日月其除。……惜此寸阴，念彼白驹。”又“《谷风》遗旧，《伐木》敦友。嗟嗟人间，一薄一厚。”^[234]即是借用《诗经·唐风·蟋蟀》“今我不乐，日月其除”、《小雅·白驹》“皎皎白驹，在彼空谷。……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小雅·谷风》“将安将乐，弃予如遗”、《小雅·鹿鸣之什·伐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等篇，来表现依依惜别之情。他在诗中往往体现儒家高洁的人格追求，又蕴涵着批判现实的意图。如《赠王弘远诗》说:“道贵无名，德尚寡欲。俗牧其华，我执其朴。人取其荣，余守其辱。穷巷湫隘，环堵浅局。肩墙弗暨，茅室不刘。潦必陵阶，雨则浸桷。仰惧濡首，俯惟途足。妻孥之陋，如彼隶仆。布裳不衽，韦带三续。将乘白驹，归于空谷。”^[235]他自觉选择了这种清苦的生活，以寡欲返朴来增进德业，这与其《答赵景猷诗》所言“道有夷险，遇有通否。骥不称力，士贵所履。识归要会，岂嫌途轨。苟非德义，于我糠秕”一致；^[236]另一方面也对势族恣意享乐提出批判，他说:“隐士良苦，乐哉势族。尔乐伊何，志逸乐深。太府堂堂，闲房暗暗。旱不厌日，水不患霖。入欢卓氏，出玩秦针。……嬿婉之求，一笑千金。忽彼苦诫，甘此所钦。言往不酬，秘其德音。”^[237]这就将隐士的贫苦与势族的豪奢相对比，并对后者玩物丧志、玩人丧德的生活方式提出批判，这在西晋诗作中实为罕见。

另外，杜育、张翰、枣嵩、枣腆叔侄、闾丘冲等诗中也蕴涵了浓厚的玄儒交融的情味。以杜育为例。他著有《易义》，诗歌具有浓厚儒风。其《赠挚仲洽诗》说:“之子于归，言秣其驹。矧乃斯人，乃迈乃徂。虽非显甫，饯彼百壶。虽非张仲，将脍河鱼。人亦有言，贵在同音。虽曰翻飞，曾未异林。顾恋同枝，增其慨心。望尔不遐，无金玉音。”^[238]就多出自《诗经·周南·汉广》(“之子于归，言秣其驹”)、《大雅·韩奕》(“显父饯之，清酒百壶”)、《小雅·六月》(“侯谁在矣，张仲孝友”)、《小雅·白驹》(“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至于“人亦有言”为《诗经》中常见语例，“贵在同音”则化自《周易·乾卦·文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样看来此诗处处体现出对经典的拼接和化用，有点类似集句的味道了。

当然，发言玄远同样是永嘉士人全身远祸的生存方式，如晋末张韩《不用舌论》、庾敳《意赋》均强调缄默自守的重要性。西晋乱局中名爵利禄对士人的吸引力已大为降低，相反如何逍遥适意、自保于户牖之下却成为他们的不二之选，如张翰《赠张弋阳诗》就说:“时道玄旷，阶轨难寻。散缨放冕，负剑长吟。昆弟等志，托兹幽林。玄墨澄气，虚静和心。”^[239]永嘉文士多从官方政治体系及价值体系中挣扎出来，转而崇尚家庭孝亲观念与个体人格修养。棘嵩《赠杜方叔(育)诗》说:“达节无累，贵彼修身。不求善己，而务得人。进替惟意，与时屈申。万物云云，飘若埃尘。”^[240]此诗充满了慎微修身、与世偃仰的处世之道。这种风格尽管与左思《咏史诗》其五“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招隐诗》其二“相与观所尚，逍遥撰良辰”等句揭示的绝尘高蹈的出世之思相吻合，然而却溢出了儒学价值理念范畴，并非“左思风力”的显现。永嘉南渡之后，郭璞尚有《登百尺楼赋》、《南郊赋》、《游仙诗》等感慨乱离、讴歌一统、感叹不遇的作品，但已无法阻抑文坛玄言化的趋势，“左思风力”的儒学内核消失了，它在东晋文坛的影响也就趋于式微。只有到晋宋之交玄言告退、儒风重振之时，才在陶渊明那里得到再度发扬，这也正是《诗品》称陶诗“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的原因。^[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