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华、陆云、谢灵运、锺嵘、刘勰以至宋代以降的各种诗文批评资料来看，对于陆机文学风格的评价，归纳起来大概有繁缛、典雅、妍丽、宏大、思致巧、多骚韵、尚规矩等数种。这些其实还可以进一步合并，像典雅、妍丽、宏大是就审美特征而言；思致深、尚规矩，是就构思布局而言；多骚韵，则是就句式形式和韵律而言。繁缛与其说是审美风格，不如说历代文论家将前面几种叠加后审美印象的直观把握，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陆机的主要风格特点。

关于陆机繁缛的成因近来多有探讨，^[55]但往往忽略其根植于儒家的知识素养和审美旨趣对这一风格形成的建构作用。《文心雕龙·征圣》说:“《邠诗》联章以积句，《儒行》缛说以繁辞，此博文以该情也。……故知繁略殊形，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适会。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56]《豳风·七月》历数一年的农事活动及农人的心情，《礼记·儒行》列举包括君子之儒在内的十六种儒者的表现，乃是繁缛之文的典范。刘勰认为只要运用恰当，繁缛也是表达的重要方式。当然刘勰在文、质二元对立统一的评判标准下，往往将陆机的辞藻繁缛与文义散碎联系起来，因此多见否定的态度；张华称陆机才“患其多”，^[57]其实也暗含了对他“义少”的批评。主观上，陆机始终努力将自身的儒学文艺观付诸实践，^[58]并力求使其呈现出理想的审美效果，繁缛则代表了他的创作实绩。下面即从陆机儒学文艺观的角度，探讨一下他以繁缛为主的文学风格的成因。

一、陆机儒家文质观及对辞采的偏重

陆机秉持儒家文质得中的文艺观念，又结合王弼以来玄学家的主张，强调义理以一统多、以简驭繁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才肯定文辞繁缛华丽的审美价值，主观上并没有片面追求空洞的形式美。《文赋》说:“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李善注:“《论语》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安国注曰:彬彬，文质见半之貌。”徐复观《陆机文赋疏释》说:“‘丽藻’犹《自序》中之所谓‘盛藻’，指成功之作品。彬彬，指文章之内容与形式，取得均衡而言。”^[59]他主张在广泛借鉴和学习的基础上达到“丽藻彬彬”的审美风格，这种风格基本也是汉人一直在追求的义与辞、理与文的有机统一。他说:“选义按部，考辞就班。……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60]因此，在他看来义理为一篇文章的主脑，文辞如同枝条花叶，最终只是起到辅助和装饰的作用。他说:“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适。极无两致，尽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张凤翼《文选纂注》说:“必以一言为要领，使通篇因之而鼓动，则辞虽多而有条理，皆因此而效其绩。”^[61]由此可见，他对义理以一统多、以简驭繁作用的重视，应该也来自王弼《老子道德经注》“以本统末”、《周易略例》以一统万的方法论认识。然而，尽管有玄学因素的掺入，并不能影响陆机文质观的儒学性质。他《遂志赋序》就说:“崔篆作诗，以明道述志。……崔氏简而有情，《显志》壮而泛滥，《哀系》俗而时靡，《玄表》雅而微素，《思玄》精练而和惠，欲丽前人，而优游清典，漏幽通矣。班生彬彬，切而不绞，哀而不怨矣。崔、蔡冲虚温敏，雅人之属也。衍抑扬顿挫，怨之徒也。岂亦穷达异事，而声为情变乎!余备托作者之末，聊复用心焉。”^[62]可见，他所承继的主要是汉代的文学传统，强调的是文质彬彬的中和美，他的创作观念还是相对保守的。

陆机反对在违背义理、缺乏情感的前提下追求文辞的新异，《文赋》说:“或遗理以存异，徒寻虚以逐微。言寡情而鲜爱，辞浮漂而不归。……徒悦目而偶俗，固高声而曲下。”^[63]这是仅仅追求文辞形式的眩目而致使辞义流荡无归的表现，它们只具有哗众取宠的效果，却免不了媚俗卑下的格调。当然，他也并不片面拔高义理的作用，而谋求辞与义的有机融合。他说:“或辞害而理比，或言顺而义妨。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64]也就是说最初构思时，文辞与义理未必合拍，两者不作调整简单的排放在一起只能造成两伤的局面，反之才能双美。他认为韵味深远、一唱三叹，才是理想的审美境界。他说:“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泛。虽一唱而三叹，固既雅而不艳。”李善注:“言作文之体，必须文质相半，雅艳相资。今文少而质多，故既雅而不艳，比之大羹而阙其余味，方之古乐而同清泛，言质之甚也。”^[65]按照李善的解释，这种审美境界也正是文质彬彬的儒学文艺观的集中反映了。在这种认识的前提下，他对十种文学创作体裁风格面貌做出相应的规定:“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他对这十种文体共同的要求是“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66]集中体现出义理与文辞有机统一的观念，尤其他说“碑披文以相质”就更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

二、陆机政教文艺观与激越、哀婉杂糅的文学主题

陆机崇奉“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的政教文艺观，在作品中注意贯穿功业、德教、讽喻劝化等儒家意识，像其《演连珠》有五十首，《汉高祖功臣颂》涉及三十一位，都以相近形式评述其懿范往行，在宣扬教化伦理方面，颇具组群效应；他宣扬《周易》“天道亏盈而益谦”、《毛诗序》“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的顺变观，既而它们又与其建功立业的价值取向构成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因此关于“天道”与“人道”的感悟、进取与感伤的冲突频频见诸篇中，这又是他情感表现方面繁复凸现失落哀伤的重要原因。

陆机具有非常明确的政教伦常观，《世说新语·赏誉》载:“有问秀才:“吴旧姓如何?”答曰:“……陆士衡、士龙，鸿鹄之裴回，悬鼓之待槌。凡此诸君:以洪笔为耒，以纸札为良田。以玄默为稼穑，以义理为丰年。以谈论为英华，以忠恕为珍宝。著文章为锦绣，蕴五经为缯帛。坐谦虚为席荐，张义让为帷幕。行仁义为室宇，修道德为广宅。”^[67]这可以从侧面反映陆机的思想志趣。元康八年权臣贾谧主持议定晋的开元问题，提出定于泰始元年，试图为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三人立本纪；陆机则在《<晋书>断限议》中说:“三祖实终为臣，故书为臣之事，不可不如传，此实录之谓也。而名同帝王，故自帝王之籍，不可以不称纪，则追王之义。”^[68]尽管陆机的主张没有被采纳，但其维护儒家纲常的立场则异常鲜明。这种观念在他诗文作品中也多有体现，如《遨游出西城》“行矣勉良图，使尔修名立”，《七微》“耸一心以绍(孟)轲，敦四教以承(孔)丘”，^[69]均是显例。陆机在入洛出仕之前曾作《辨亡论》，即蕴涵了阐扬父祖功业的动机。入洛后，卢志故意犯其父祖之讳，他不仅反唇相讥，事后还说:“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70]他作《汉高祖功臣颂》就带有浓厚的功名意识，如其序言说萧何、曹参、张良、陈平、韩信、周勃、陆贾、叔孙通等共三十一人都是“与定天下安社稷者也”。他对陆贾的评价是“抑抑陆生，知言之贯”、“所谓伊人，邦家之彦”，评价王陵是“淑人君子，实邦之基。义形于色，愤发于辞。主亡与亡，末命是期”，评价叔孙通说“汉德虽朗，朝仪则昏。稷嗣制礼，下肃上尊。穆穆帝典，焕其盈门。风睎三代，宪流后昆”，评价纪信说“身与烟消，名与风兴”、“刑可以暴，志不可凌”。在陆机看来不管武将摧廓陷清、忠勇节义，还是文臣制定典礼、垂范后人，都是“同济天网”，也值得“千载是仰”的。^[71]

集中表现陆机的讽喻劝化意识的还有《演连珠》五十首。陆机在大力创作《演连珠》的过程中，更是在相似的谋篇布局中蕴寓了不同的讽劝之旨。如强调举贤，“忠臣率志，不谋其报；贞士发愤，期在明贤”；强调重名，“遁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无怀春之情。是以名胜欲，故偶影之操矜；穷愈达，故凌霄之节厉”；强调时机，“贞女要名于没世，烈士赴节于当年”、“德教俟物而济，荣名缘时而显”；强调风化，“淫风大行，贞女蒙冶容之悔；淳化殷流，盗跖挟曾史之情”；强调恕道，“虚己应物，必究千变之容；挟情适事，不观万殊之妙”，又“在乎我者，不诛之于己；存乎物者，不求备于人”；强调广德，“至道之行，万类取足于世；大化既洽，百姓无匮于心”，“万邦凯乐，非悦钟鼓之娱；天下归仁，非感玉帛之惠”，又“威以齐物为肃，德以普济为弘”；强调达道守信，“是以言苟适事，精粗可施；士苟适道，修短可命”，又“足于性者，天损不能入；贞于期者，时累不能淫”。^[72]虽然《演连珠》篇幅短小，形制简单，却具有言简意赅、寓意深刻、构思巧妙的特点。《文心雕龙·杂文》说:“唯士衡运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广于旧篇，岂慕朱仲四寸之珰乎?夫文小易周，思闲可赡。足使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可称珠耳。”^[73]足见其推陈出新之处。

与上述汲汲于功名的心态相对应的，是他在西晋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形成的天道顺变观。当他无法调和顺变与进取的矛盾时，其诗文作品便呈现出沉郁哀婉的情调。陆机《豪士赋序》中提出“盖世之业，名莫大焉”、“登帝大位，功莫厚焉；守节没齿，忠莫至焉”，显然对功名表现出无限的渴求。但是他又以儒家的谦退、道家的逊避来调节这种急功近利、持盈难久的心理。他说“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认为“借使伊人颇览天道，知尽不可益，盈难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则巍巍之盛，仰邈前贤，洋洋之风，俯冠来籍，而大欲不乏于身，至乐无愆乎旧，节弥效而德弥广，身逾逸而名逾劭。”^[74]他所谓的“天道”在其拟乐府中提到的频率非常高，体现了对人生至道的探索。如《君子行》“天道夷且简，人道险而难。掇蜂灭天道，拾尘惑孔颜”，《门有车马客行》“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长”，《齐讴行》“天道有迭代，人道无久盈”，《长歌行》“慷慨亦焉诉，天道良自然”，《塘上行》“天道有迁易，人理无常全”等。^[75]《庄子·在宥》说:“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陆机这里的天道并不是无为之道，而是自然、社会发展所凭依的客观规律、伦理标准，更接近于《周易》“天道亏盈而益谦”、“天行健”，《荀子·修身》“天行有常”，《左传·哀公六年》“惟彼陶唐，帅彼天常”等所指的内涵；与之相对应的人道，则侧重指个人的处世之道。在陆机看来，天道变动不居，以崇替为宗旨，这决定了人生的短暂性和难以持盈的状态，惟有通权达变才能不为所困。他在《演连珠》中说:“动循定检，天有可察；应无常节，身或难照。”又说:“通于变者，用约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浅而应玄。是以天地之赜，该于六位；万殊之曲，穷于五弦。”他推崇人的生命价值，认为“道系于神，人亡则灭”，但也强调忠义的重要性说:“理之所守，势所常夺；道之所闭，权所必开。是以生重于利，故据图无挥剑之痛；义贵于身，故临川有投迹之哀。”^[76]事实上，陆机并没有很好地将富贵权位和忠义荣名区别开来，所以他重天道，强调轻利守身；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义贵于身”、“但恨功名薄，竹帛无所宣”，^[77]甘为寻求忠义勋名而不避鼎镬。这种悖反性的价值观正是他政治悲剧的深层原因，也成为他诗文中四处弥漫的感伤色彩的重要根源。(www.daowen.com)

还如上面提到的拟乐府诗，他在阐述天道与人道的对立关系之余，却很少能做到通达和释然，因此“慷慨惟平生，俯仰独悲伤”(《门有车马客行》)、“行行将复去，长存非所营”(《齐讴行》)、“伤哉客游士，忧思一何深!”(《悲哉行》)、“人寿几何?逝如朝霜。……来日苦短，去日苦长。今我不乐，蟋蟀在房”(《短歌行》)、“四节逝不处，华繁难久鲜”(《塘上行》)等伤感的表述比比皆是。^[78]当然，一味感伤并无益于当前境况的改变，他就转而倡导及时行乐的消极人生观，如其《拟今日良宴会》“人生无几何，为乐常苦晏。……曷为恒忧苦，守此贫与贱”、《拟青青陵上柏》“戚戚多滞念，置酒宴所欢。遨游放情愿，慷慨为谁叹?”^[79]继而又向慕仙道飞升的逍遥境界，如《招隐诗》其一“驾言寻飞遁，山路郁盘桓。……嘉卉献时服，灵术进朝餐。寻山求逸民，穹谷幽且遐”、其二“富贵苟难图，税驾从所欲”、《前缓声歌》“游仙聚灵族，高会曾城阿”等。^[80]因此，陆机政教文艺观与天道观的调和与冲突，使其文风呈现温润典雅同时，又不可避免地流露出哀婉困顿乃至消沉颓靡的格调。从述祖到仙游，尽管创作主题改换了，却无不体现他的儒学理念与文学实践本身由密合到疏离的过程，其诗文的感伤情调又可看作自我价值陨落过程的间接反映了。

三、陆机复古的儒学文艺心态与隶事文风

陆机坚持文艺复古与创新结合的立场，立足儒家经典，对诸子百家及文学遗范兼综约取，加以变创吸收。他往往将分布在经、史、子、集不同部类的语言素材，一同撷取而出，或交互组合，或颠倒次序，或对局部进行同义、近义替代，或袭用固定句式加入新的内容，以致自己不同篇章中出现重复用典的情况，这也使其作品呈现出逞才炫博的繁缛感。他在《文赋》中多次提到“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或袭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又《吴王郎中时从梁陈作》“感物多远念，慷慨怀古人”，《猛虎行》“眷我耿介怀，俯仰愧古今”，《讲<汉书>诗》“税驾金华，讲学秘馆”，《失题》“玄冲慕懿文，虚无承先师”，《七微》“演八代之洪旨，统先圣之遗训”，潘尼在《赠陆机出为吴王郎中令》一诗也说他“婆娑翰林，容与坟丘”。^[81]上述均体现了陆机立足儒学及诸子百家的学风。他注重复古博学，并力求使之成为诗文创新的基石和途径，尤其“或袭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句，更是他点铁成金式创作的重要法门。张凤翼《文选纂注》评价此句说:“袭与沿皆因也。……袭故弥新，沿浊更清，所谓神奇臭腐者也。”李全佳《文赋义证》参证以《文心雕龙·物色》“因方以借巧，即势以会奇”句说:“因方、即势，袭故也。借巧、会奇，创新也。殆即推陈出新之义。”^[82]陆机诗文中能够非常容易地找到用儒典的依据。如《文赋》中较为明显的用典，“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李善注:“《论语》，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尚书·毕命》曰:彰善瘅恶，树之风声”；较为隐蔽的用典，如“伊兹事之可乐，固圣贤之所钦”。李善注:“兹事，谓文也。《左氏传》，仲尼曰:志有之，言足以志，文足以言，不言谁知其志，言而不文，行之不远。”^[83]此外，他诗歌中更是不乏其例。如《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赋诗》“自昔哲王，先天而顺”句，李善注:“《尚书》曰:在昔殷先哲王。《周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弗违。又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乃眷斯顾，祚之宅土”句，李善注:“《毛诗》曰:乃眷西顾，惟此与宅。《左氏传》，众仲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尚书》曰:降丘宅土。”“时文惟晋，世笃其圣”句，李善注:“《周礼》，栗氏量铭曰:时文思索。……《尚书》曰:世笃忠贞。”“钦翼昊天，对扬成命”句，李善注:“《尚书》曰:钦若昊天。……《毛诗》曰:对扬王休。又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84]可以说，陆机有的作品几乎到了无一字无来历、无一语无出处的地步。

当然，频繁的用典、化典固然可以显示渊博的学识素养和宽厚的文思储备，但总难免步入赝古甚至自我重复的窘境。如仍以上面所举《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赋诗》“乃眷斯顾，祚之宅土。时文惟晋，世笃其圣。钦翼昊天，对扬成命”数句为例，他在《赠冯文罴迁斥丘令诗》说:“于皇圣世，时文惟晋。受命自天，奄有黎献。……乃眷北徂，对扬帝祉。”^[85]两相对照几乎就是略变顺序，改换个别字词，加以重复使用。《赠冯文罴迁斥丘令诗》、《汉高祖功臣颂》中还有直接运用《诗经》成句的，如“人亦有言”、“嗟我怀人”、“无竞维人”、“淑人君子”、“所谓伊人”、“永言配命”都是其例。另《答贾谧》“靡邦不泯”、《于承明作与士龙》“明发遗安寐，寤言涕交缨”、《汉高祖功臣颂》“柔远镇迩”、“邦家之彦”、“穷神观化”则稍作改换与拼接，^[86]如《诗经》分别作“靡国不泯”、“明发不寐”、“独寐寤言”、“柔远能迩”、“邦之彦兮”《周易》作“穷神知化”等。在上述例子当中，陆机不乏征引组合之际的独到用心，也算是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或袭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但是相对于他“必所拟之不殊，乃暗合乎曩篇。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苟伤廉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的去取标准来说显然差距很远，^[87]即使他的拟古乐府的作品时见新意，但又表现出“尚规矩”的特点，在追求口吻、神气毕肖的过程中，反而失去率尔操觚的真趣，与他“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的认识背道而驰，^[88]这正是他大多作品博古而不能超古、繁缛又难免繁芜的症结所在。

四、陆机对儒家比物起兴观的阐发与应用

陆机服膺儒家赋、比、兴观念，在理论上吁求在命意为主的前提下进行有选择的表达，却又在实际的文学创作中遣词唯恐其不足，因此诗文显得繁复。他在《演连珠》中说:“弦有常音，故曲终则改；镜无畜影，故触形则照。是以虚己应物，必究千变之容；挟情适事，不观万殊之妙。”《淮南子·诠言训》说:“镜不设形，故能形也。”高诱注说:“镜不豫设人形貌，清明以待人形，形见则见之。”^[89]可知，陆机这种“机械反映论”的观念来自《淮南子》的启发。陆机希望能够较为全面的描摹事物的情态，“抱景者咸扣，怀响者必弹”决定了无论怎样铺张笔墨都不会过分的创作心态。当然，他也并不是对外在事物不加区别的纳入笔端，他借鉴道家遗形取神、得意忘言的方法，关注更为精微的意蕴，他说:“鉴之积也无厚，而照有重渊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眡周天壤之际。何则?应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90]从理论上讲，陆机的观点是合理的，但在当时重绮艳的文风的情况下，可行性却不大。他一方面要兼顾儒家经义或道家精义，使遣词用语具有丰厚的经典韵味；另一方面又需要寻求可观、可感的现实景物使表述变得生动、新丽。纠缠于两者的结果只能是表面上赋予后者以物起兴、比物连类的比兴效果，却使前者在意蕴传达方面流入铺张散碎的境地。因此，诚如他《陇西行》所说“我静如镜，民动如烟。事以形兆，应以象悬”，^[91]在他的诗文中并不缺乏物像，但却往往呈现镜子观物的平面化特点，与其期望中的审美效果有较大的距离。

兹以其《赠从兄车骑》一诗为例。此诗说:“孤兽思故薮，离鸟悲旧林。翩翩游宦子，辛苦谁为心?仿佛谷水阳，婉娈昆山阴。营魄怀兹土，精爽若飞沈。寤寐靡安豫，愿言思所钦。感彼归途艰，使我怨慕深。安得忘归草，言树背与衿。斯言岂虚作，思鸟有悲音。”^[92]本诗情感真挚，哀婉动人，然而也有明显不足之处。他以“孤兽”、“离鸟”作为起兴对象，表现“游宦子”旅途的孤寂及对从兄陆士光的依恋之情，其实从起句至“使我怨慕深”句，诗的主旨已经阐述完毕。他紧接着又用萱草忘忧的典故，并在诗的末尾再次提到鸟的哀鸣，本意在深化离别的感伤，却带来了意象重复与过度阐释的负面效果。他以物兴感的用法非常多，如《赴洛道中作》“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园葵》“丰条并春盛，落叶后秋衰。庆彼晚凋福，忘此孤生悲”、《吴王郎中时从梁陈作》“感物多远念，慷慨怀古人”、《赠尚书郎顾彦先》其一“感物百忧生，缠绵自相寻”等。^[93]其中《赴洛道中作》二首堪称情景交融的佳作，然而很多作品却不只是用典，甚至在遣句用辞、展开情节方面也依赖经典所传达的意蕴，意象则呈现熟典化、虚拟化。如其诗中“幽谷”、“四牡”、“川阅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等并非真实的自然景物，而来自于案牍文本，因此并没有使这些意象真正发挥出比兴的作用，诗文意境往往不能拓展反而有虚假的嫌疑。^[94]挚虞《文章流别论》说:“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当而辞无常矣。文烦省烦，辞之险易，盖由于此，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95]陆机的诗文确实有挚虞所说的过于依赖“事形”而显得芜杂的弱点，从而使“情义”不能清晰集中的表达，这自然是他不想看到的结果。

陆机儒学文质观、复古的儒学文艺心态、有益政教的诗学观和比物起兴手法的自觉运用，赋予其作品斐然的文采与繁复的风格。尽管某种程度上儒学修养影响了陆机才情的更大的发挥，他却是东吴文士甚至西晋文坛上将两者结合的典范。建功立业的儒宗或武将才是陆机的价值定位，而非“终朝理文案，薄暮不遑眠”的文士身份，^[96]他的文学创作受到政治环境与价值理念的左右是很自然的。因此在政治生活中他表现出出处进退的复杂心态，思想上呈现儒道杂糅又对立难调的状貌，它们反映到文学创作中来就成了典雅与哀婉并存、沉郁与繁芜兼具的风格特色。这种文风具有深厚的思想内涵，而他的儒学文艺观则又是推动其文学实践与审美取向的根本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