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人，是西晋著名的政治家和经学家。历来关于他的研究也多集中在这两个方面，而忽略了他作为文学家的身份，这当由其文学作品传世不多有关。《诗品》将他与王济、孙绰、许询等人列在下品，《北堂书钞》卷一百四十二、一百四十四分别载有《七规》残篇，可知他至少在南朝萧梁时期还有较多诗赋作品流传，到隋末唐初已日见散轶，迄今为止更难觅全帙了。杜预在以《春秋左传》为核心的经学研究过程中，许多注解语言流露出丰富的儒家文艺观，代表了西晋初期的文学审美要求，而且他还能将它们自觉应用于自身的创作中，具有一定的成就，并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杜预的儒家修养与《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中的文艺思想

杜预自幼博学通识，有大志，曾说:“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几也。”^[2]他“少而好学，在官则勤于吏治，在家则滋味典籍”，^[3]因此具有儒法兼综的学术特点。他曾与贾充制定法律，在注解律文的过程中强调后者必须简明有效说:“法者，盖绳墨之断例，非穷理尽性之书也。故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4]显然，他认为法律条文不是儒家“穷理尽性之书”，简括实用才是第一要务，这种原则其实也贯彻到他的《左传》学研究中。杜预生平最大的政治功绩，在于继任于羊祜之后平定东吴。在立功之余，研习《左传》则集中体现他对立言的追求，这或有可能是受到《左传·襄公十九年》臧武仲所说“铭其功烈，以示子孙，昭明德而惩无礼”观念的影响。《晋书》本传载:“既立功之后，从容无事，乃耽思经籍，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谱第，谓之《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比老乃成。……唯秘书监挚虞赏之，曰:‘左丘明本为《春秋》作传，而《左传》遂自孤行。《释例》本为《传》设，而所发明何但《左传》，故亦孤行。’”^[5]不止如此，陈振孙更是说他“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后世以为左氏忠臣者也。其弊或弃经而信传，于传则忠矣，如经何?”^[6]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杜预在王肃之后大力推崇古文经学，使《春秋》研究中的谶纬之学一扫而空，从而呈现出新的学术风气。对此简博贤加以总结评价说:“夫自元凯手定《左传》，而《春秋》之学一变。错传分经，一也；说古经以分新旧之例，二也；而注说经例，尤多立异先儒，三也。……虽间见敷衍之失，固有功于先论矣。若夫推步长历，辨明舆地，尤有功于《春秋》也。”^[7]然而从语言修辞角度来看，“文义质直”、不加润饰则是杜预为文的显著特点，其《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就集中体现了他对言辞以简要、详明、质朴、通达为主的要求。

首先，他注重叙事井井有条，简洁详明。他在《<春秋左氏>传序》中说:“《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8]他认为《左传》依托《春秋》，其叙事体例又分为三类，即凡例、变例、非例，而凡例又分为五十凡，变例则包括“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非例最多，即“直言其归趣”而谈不上有固定的体例。事实上杜预是将这些叙事体例与周公制定礼典相附会的，不管这种附会是否合理，单从其文学意义来考察，他无疑对《左传》的叙述原则做了详尽地辨析，体现出他一贯对叙事简洁详明的要求。

其次，他对《春秋》与《左传》的语言特点进行对比，认为传因经立，经略而义深，传详而文明。他归纳《春秋》的特点在于:“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诫。……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来。情见乎辞，言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此理之常，非隐之也。”^[9]也就是说《春秋》体现了周公以来的法教精神和孔子的劝诫意识，鲁史材料经孔子删削编排又呈现出“言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的基本特点。《左传》在内容上与《春秋》有依附关系:“《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之而发其例之所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修之要故也。”^[10]这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详尽叙事的必要，他说:“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11]在他看来《左传》呈现详备明晰的特点亦是顺理成章的了。

最后，他认为《左传》除了三条叙事体例之外，还有五种表达方式或风格，即:“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义起在彼。……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12]不管表达方式为幽微含蓄，还是详尽直白，它们均与阐明“例”、“义”、“意”为指归，他继而说:“推此五体以寻经传，触类而长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13]这就将他文以尽意、意在王道人伦的立场袒露无遗了。

二、杜预立足六经的文艺观及其阐释

上述是《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中杜预儒家文艺观的集中体现，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注文中又可看到杜预引用《诗经》、《尚书》、《周易》并加以评论的情况，尤其对《诗经》的阐释又是他这种文艺观的深化。

首先，杜预对《春秋》微言大义的评价贯彻在具体章节的注释中，既重视《春秋》简约而深微的修辞手法，又重视《左传》对其一字褒贬内涵的挖掘，甚至还将人生出处的切实体验融入其中。如《左传·成公十四年》九月载:“《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杜注:“辞微而义显……约言以记事，事叙而文微。……屈曲其辞，有所辟讳，以示大顺，而成篇章。……善名必书，恶名不灭，所以为惩劝。”^[14]再如《左传·昭公三十一年》载:“《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杜注:“文微而义著，辞婉而旨别。”^[15]可以说《左传》所载均是其《春秋左氏传序》立论的基础，而他在注解中的阐发又是他“推此五体以寻经、传，触类而长之”的具体表现。他不止把《左传》看作辅翼经典的历史文献，更从中吸取人生经验，如《左传·昭公元年》“《小旻》之卒章”句杜注:“《小旻》，《诗·小雅》。其卒章义取非唯‘暴虎冯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16]这也可以解释《晋书》本传所载“预在镇，数饷遗洛中贵要。或问其故，预曰:‘吾但恐为害，不求益也’”的心态。^[17]《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知也”句下杜注:“《诗·小雅》。言君子优游于衰世，所以辟害，卒其寿，是亦知也。”^[18]又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在平定东吴之后不骄功自伐而沉浸于《左传》学的研究著述之中了。因此，杜预对《左传》的注解建立在深刻玩味与体悟的基础之上，透露出一定的忧患意识。

其次，他在注解《左传》引用《尚书》和《周易》语例的过程中，多注重阐发其中隐喻和反讽的手法。这又与他继承《毛诗序》所宣扬的怨刺观念相一致，如《左传·闵公二年》“许穆夫人赋《载驰》”句杜预注:“《载驰》，《诗·卫风》也。许穆夫人痛卫之亡，思归唁之，不可，故作诗以言志。”又“郑人为之赋《清人”句杜预注:“《清人》，《诗·郑风》也，刺文公退臣不以道，危国亡师之本。”^[19]《左传·僖公十五年》“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职竞由人”句杜预注:“《诗·小雅》。言民之有邪恶，非天所降。僔沓面语，背相憎疾，皆人竞所主作，因以讽谏惠公有以召此祸也。”又“隐恶，非法所得；尊贵，罪所不加，是以圣人因天地之变，自然之妖，以感动之。知达之主，则识先圣之情以自厉，中下之主，亦信妖祥以不妄。神道助教，唯此为深”。^[20]《左传·僖公二十年》“岂不夙夜，谓行多露”句杜注:“《诗·召南》。言岂不欲早暮而行，惧多露之濡己，以喻违礼而行，必有污辱，是亦量宜相时而动之义。”^[21]《左传·文公元年》杜注《诗·大雅·桑柔》:“周大夫芮伯刺厉王。言贪人之败善类，若大风之行，毁坏众物，所在成蹊径。……言昏乱之君，不好典诵之言，闻之若醉；得道听途说之言，则喜而答对。”^[22]《左传·文公三年》“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句杜注:“《诗·国风》。言沼沚之蘩至薄，犹采以共公侯，以喻秦穆不遗小善。”^[23]《左传·成公八年》“女也不爽”等句杜注:“《诗·卫风》。妇人怨丈夫不一其行，喻鲁事晋，犹女之事夫，不敢过差，而晋有罔极之心，反二三其德。”^[24]《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杜注《诗经·鄘风·鹑之贲贲》:“卫人剌其君淫乱，鹑鹊之不若。义取‘人之无良，我以为兄，我以为君’也。”^[25]《左传·襄公十三年》“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句杜注:“《诗·小雅》。剌幽王役使不均，故从事者怨恨。称己之劳，以为独贤，无让心。”^[26]《左传·襄公七年》“弗躬弗亲，庶民弗信”句杜注:“《诗·小雅》。言讥在位者，不躬亲政事，则庶民不奉信其命。言已有疾，不能躬亲政事。”^[27]上述对《诗经》篇目章旨的解释大多沿袭《毛诗序》的说法，但杜预能够结合《左传》所涉及的具体历史事件探讨《诗》的内涵，更加注重发挥其现实针对性和批判性，这无疑对进一步认识《诗经》中隐喻和反讽的政治意图有所帮助。

再次，《左传》中引用儒家经典之处他多能引发开来，突出其中的礼法教义，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夏书》曰”云云杜注:“《尚书·虞夏书》也。赋纳以言，观其志也；明试以功，考其事也；车服以庸，报其劳也。”^[28]《诗经》是诸经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部，杜预在引《诗》、论《诗》的过程中，无形中也体现出其正统的儒家诗教观:(www.daowen.com)

宣扬忠信孝义观念的，如《左传·成公二年》“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句杜注:“《诗·大雅》。言孝心不乏者，又能以孝道长赐其志类。”^[29]《左传·襄公四年》杜注《小雅·皇皇者华》说:“君遣使臣之诗。言忠臣奉使，能光辉君命，如华之皇皇然。又当谘于忠信，以补己不及。忠信为周，其诗曰:‘周爰谘诹，周爰谘谋，周爰谘度，周爰谘询。’言必于忠信之人，谘此四事。”^[30]《左传·襄公七年》“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句杜注:“《诗·小雅》。言君子当思不出其位，求正直之人，与之并立。如是，则神明顺之，致大福也。”^[31]《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句杜预注:“在君为政，在臣为事，民功曰庸，治功曰力，行其德教，务其时要，礼之本也。”^[32]《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句杜注:“《诗·大雅》。永，长也。言能长配天命，致多福者，唯忠。”^[33]

宣扬勤政求贤意识的，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杜注《诗经·大雅·既醉》说:“‘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君子万年，介尔景福。’以美晋侯，比之太平君子也。”^[34]《左传·文公三年》“子桑有焉”句杜注:“《诗·大雅》，美武王能遗其子孙善谋，以安成于孙。言子桑有举善之谋。”^[35]《左传·襄公十五年》“嗟我怀人，置彼周行”句杜注:“《诗·周南》也。……诗人嗟叹，言我思得贤人，置之徧于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为急。”^[36]

宣扬家国伦理观念的，如《左传·襄公二十年》“赋《常棣》之七章以卒”句，杜注:“武子赋也。七章以卒，尽八章。取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尔室家，乐尔妻帑’。言二国好合，宜其室家，相亲如兄弟。”^[37]《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协比其邻，婚姻孔云”句杜注:“《诗·小雅》，言王者为政，先和协近亲，则昏姻甚相归附也。”^[38]《左传·文公二年》“毋念尔祖，聿修厥德”句杜注:“《诗·大雅》。言念其祖考，则宜述修其德以显之。”^[39]

当然，因为过于强调政教观念，杜预也难免流于牵强。如《左传·定公九年》“《静女》之三章，取彤管焉”句，杜注:“《诗·邶风》也。言《静女》三章之诗，虽说美女，义在彤管。彤管，赤管笔。女史记事规诲之所执。”^[40]这显然又是讲不通的。

最后，杜预在引诗、论诗的过程中，沿袭之中有创变，如对《秦风·黄鸟》的章旨就不乏新意，他还注意还原《诗》最初文化环境中的本义，不以今非古。他除了发挥《毛诗序》的说《诗》路数之外，特别关注赋诗现象。《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公赋《六月》”句杜注:“《六月》，《诗·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还晋，必能匡王国。古者礼会，因古诗以见意，故言赋《诗》，断章也。其全称《诗》篇者，多取首章之义。”^[41]这样就解决了“断章取义”与原诗本身意趣不符的矛盾，继而也维护了《左传》引《诗》以辅翼《春秋》恰当而得体的形象。杜预绝非食古不化者，他还能自出新意。如《左传·文公六年》载秦伯以子车氏之三子为殉，国人为之赋《黄鸟》，杜注:“《黄鸟》，《诗·秦风》。义取黄鸟止于棘桑，往来得其所。伤三良，不然。”^[42]这种解释于义可通，但与曹魏时期的以“三良”为题材的咏史诗大异其趣，也可说是惊人之谈。他还评价季札评乐一事，申明了儒家乐教观念。《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吾不敢请矣”句杜注:“鲁用四代之乐，故及《韶箾》而季子知其终也。季札贤明才博，在吴虽已涉见此乐歌之文，然未闻中国雅声，故请作周乐，欲听其声。然后依声以参时政，知其兴衰也。闻《秦》诗，谓之夏声；闻颂曰‘五声和，八风平’，皆论声以参政也。舞毕，知其乐终，是素知其篇数。”^[43]杜预认为季札先识“乐歌之文”再得乐歌之声，也就意味着他将《诗》分作文本与乐谱两部分，而晋代补亡诗的兴起正在于此，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杜预为补亡派作了理论铺垫。

杜预还能以《左传》为依据，解释《诗经》的最初面貌，而不迷信流行的权威说法。如《左传·昭公八年》杜注《诗经·小雅·雨无正》说:“不能言，谓不知言理。以僭言见退者，其言非不从舌出，以僭而无信，自取瘁病，故哀之。……‘巧言如流’，谓非正言而顺叙，以听言见答者。言其可嘉，以信而有征，自取安逸。师旷此言，缘问流转，终归于谏，故以比巧言如流也。当叔向时，《诗》义如此，故与今说《诗》者小异。”^[44]由此，可以看出杜预在以《诗》证《左传》的同时，又能借助后者揭示其本义，可以说产生相得益彰的效果。另外，杜预注解《左传》训诂材料绝不仅限于儒家经典，其中也包括汉人文学作品，如《左传·宣公十二年》“楚人惎之脱扃”句，杜预注:“《西京赋》云‘旗不脱扃’，薛综云:‘扃，所以止旗也。’”^[45]这也多少体现出他对文学本身的关注。

三、杜预儒学文艺观的实践及影响

杜预有一残篇作品《七规》存世，藉此可以看出他将上述文艺观应用于创作实践的情况。《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叔向说:“《诗》曰:‘辞之辑矣，民之协矣。辞之绎矣，民之莫矣。’”杜注:“《诗·大雅》。言辞辑睦则民协同，辞说绎则民安定。”^[46]由此可知，杜预重视《诗经》文辞的平和风格与政教和谐的关系，当然也反衬出他对平和典雅文风的崇尚，而《七规》基本反映了这一点。《七规》一作《七矫》，就篇名来看应该属于枚乘肇端的“七体”的范畴。“七体”具有较固定的模式，即一般采用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对话体形式，铺陈饮食、畋猎、服饰、居处、美色、音乐等种种享乐的诱惑，最后再以王道仁义相规劝，从而达到使人神形发越、翻然悔悟的讽谏效果，从杜预的儒家文艺观来看他自不能跳出这个范围。就杜预残存的《七规》来看，基本都是有关饮食的描写，如“重酝醴醇，沃土名清。甜甘无常，五味相并”。又“酌以雕觚，盛以彝器。腾波传觞，托水班类”。又“庶羞既□，异味代臻。糅以丹橘，杂以芳鳞”。又“太羹生华，兰椒馥芬。孤粮雪累，班脔锦文。馨香播越，气干青云”。又“农父进菰粱之精稗，虞官贡飞禽之群□。伊尹爨以五熟之鼎，易牙投以犀象之器”。“膳夫骋伎，飘忽若仙。披素面之挥霍，若将绝而复连。”“飞刀覆切，解发杂叠。……咸酸得适，和味应宜。”^[47]它们主要针对厨师神乎其技和膳食成品色、香、味的特点加以铺叙，句式整饬，措辞明丽，华赡而不失典雅，只可惜不是完篇，只能初步体现杜预对雅丽平和文风的崇尚之意，而不能更为深入的透视他在本篇所寄寓的思想内涵了。《晋书》本传传论说:“杜预不有生知，用之则习，振长策而攻取，兼儒风而转战。孔门称四，则仰止其三；《春秋》有五，而独擅其一。不其优欤!”^[48]应该说，杜预将学术、军政、文学三者较好结合在晋代实属难得，魏晋南北朝期间曹操与萧衍庶几可与之比肩，而余例不多，杜预作为太康文治武功的突出代表自是当之无愧的。

杜预在《诗品》中与王济、孙绰、许询等人被列为下品，可知其应有大量诗作，惜今已不见。锺嵘评价说:“王武子辈诗，贵道家之言。”曹旭注引杨祖聿之论称:“元凯诗今不传，武子诗仅存四言一首。然杜善左氏传，王好《易》及《庄》、《老》，复以时尚虚谈，锺氏所评，殆亦可信。”^[49]因此，杜预诗歌显然受到了谈玄风气的影响。锺嵘评价说:“永嘉以来，清虚在俗。……爰自江表，玄风尚备。真长、仲祖、桓、庾诸公犹相袭。世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50]当然，杜预的主体思想属于儒家的范畴，从锺嵘把他与王济看作孙绰、许询这些玄言诗名手的先导来看，其诗歌当较玄远且有一定的水准。这与他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中对《周易》甚至《尚书》中微言之旨的推求密不可分，如《左传·庄公十四年》“妖由人兴”句，杜预注:“《尚书·洛诰》:‘无若火始焰焰。’未盛而进退之时，以喻人心不坚正。”^[51]《僖公十五年》“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虚”句杜预注:“凡筮者用《周易》，则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则临时占者或取于象，或取于气或取于时日王相，以成其占。若尽附会以爻象，则构虚而不经，故略言其归趣。”又“龟以象示，筮以数告，象数相因而生，然后有占，占所以知吉凶，不能变吉凶。故先君败德，非筮数所生，虽复不从史苏，不能益祸”。^[52]上述以火势喻心志，又强调迷信卜筮不如修养明德，均是《左传》对《尚书》与《周易》语例的具体运用，而具备了隐喻和反讽的修辞效果。另《世说新语·方正》载:及“杜预拜镇南将军，朝士悉至，皆在连榻坐，时亦有裴叔则。”^[53]可知杜预亦与清流之列。杜预的儿子杜锡、孙子杜乂均为名士，尤其杜乂，字弘治，在东晋与褚裒齐名，世称:“杜弘治标鲜，季野穆少。”又“标鲜清令，盛德之风，可乐咏也”。^[54]其中自可反衬杜预与名士清谈的风范。杜预诗歌今已不可得见，但他阐释《周易》及《尚书》的意外之旨的做法，对西晋永嘉以降的玄言诗深具指导意义。后者的重要特征正在于阐述三玄义理、寻求象外之意，杜预对于三玄之一《周易》的诠解及在诗中的表现无疑成为东晋玄言诗较近的源头。杜预立足儒家经典的阐释，却对玄学发展产生推动，又折射出两晋期间玄儒融合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