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地儒士之中出色的文士不多，兹以秦宓、郤正为例。
秦宓字子勅，广汉绵竹人，素有才学，推崇孔子、严君平、司马相如、扬雄，学宗儒道。著有《春秋然否论》、《论皇帝王霸养龙之说》等，具有融通经史的特点，诸葛亮称他为“益州学士”，[362]蜀地大儒谯周即其弟子。秦宓有辨捷之才，陈寿评价说:“秦宓始慕肥遁之高，而无若愚之实。然专对有余，文藻壮美，可谓一时之才士矣。”卢弼引刘咸炘之论说:“陈寿师谯周，而宓乃周所严事，从闻其文，论而载之耳。其文皆佳，载之可代《文苑传》。”[363]由此可见秦宓的文学水准之高。
秦宓具有较高的儒学修养，又能通过卓越的辩才表现出来。《三国志·蜀书》本传载:“(张)温问曰:‘君学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学，何必小人!’温复问曰:‘天有头乎?’宓曰:‘有之。’温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诗》曰:乃眷西顾。以此推之，头在西方。’温曰:‘天有耳乎?’宓曰:‘天处高而听卑，《诗》云: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若其无耳，何以听之?’温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诗》云:天步艰难，之子不犹。若其无足，何以步之?’”[364]张温为东吴使者，秦宓在接对过程中多有春秋时代赋诗言志的意味，但两人对话内容则杂以嘲戏有失庄重，反映了当时的士风。在创作方面，秦宓并不片面反对藻饰，更着眼于抒发自然天性。他说:“仆文不能尽言，言不能尽意，何文藻之有扬乎!昔孔子三见哀公，言成七卷，事盖有不可嘿嘿也。接舆行且歌，论家以光篇；渔父咏沧浪，贤者以耀章。此二人者，非有欲于时者也。夫虎生而文炳，凤生而五色，岂以五采自饰画哉?天性自然也。盖河、洛由文兴，六经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伤!”[365]在秦宓这里“文”是广义的，既可以看作自然界的纹理符号，也可看作文采修辞甚至德操品行，但其基本意义则是文辞。在他看来，为了达到文以尽言、言以尽意的目的，较多的遣运文辞也是必要的，像孔子“三见哀公，言成七卷”就是代表。他认识深刻的地方表现在认为《河图》、《洛书》源自符号，儒家六经也来自文辞，这样就为摛藻为文找到了最坚实的理论依据，自然也反映出他通达的儒学文艺观。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他作有《远游篇》，其称:“远游何所见，所见邈难纪。岩穴非我邻，林麓无知己。虎则豹之兄，鹰则鹞之弟。困兽走环冈，飞鸟惊巢起。猛气何咆厉，阴风起千里。远游长太息，太息远游子。”卢弼引康发祥之论说:“其辞之环颖，大都如是。”[366]所谓“环颖”，与秦宓诗中运用顶针手法造成重章复沓的效果有关。显然秦宓的命意来自屈原《远游》、淮南小山《招隐士》，甚至与曹植的《远游篇》也多有暗合之处，而“远游”又似乎是他宦海浮沉的写照。他曾一度拒绝刘焉父子的征召，刘备用武力接管益州之后，又被广汉太守夏侯纂举荐为师友祭酒，领五官掾，并尊称为“仲父”，但他一贯称病不起，并对夏侯纂说:“愿明府勿以仲父之言假于小草民!”[367]可见他避祸不出的心态。后来他又被刘备征为从事祭酒，却因谏阻攻打东吴而下狱，尽管后被诸葛亮重用，官至大司农，但由隐而仕的经历不能不使之心有余悸。诗中“岩穴”、“林麓”、“虎”、“豹”、“鹰”、“鹞”、“困兽”、“飞鸟”、“猛气”、“阴风”，无一不是对严峻的政治环境的暗喻。临了的“太息”，也表明了无可奈何的态度。通过此诗，可见到蜀地本土儒士在乱世下仕与隐之间的艰难选择，又因此诗为蜀汉今存惟一的文人五言诗，其重要价值自不待言了。[368]
郤正字令先，河南偃师人。少好学，博览群籍，弱冠之年即有文名。他在蜀汉供职三十年，位不过六百石。炎兴元年(263)，随刘禅入洛阳，泰始八年(272)以忠节官至巴西太守，咸宁四年(278)卒，著述诗、论、赋，近百篇，陈寿评价说:“郤正文辞粲烂，有张、蔡之风，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369]他在晋不过十六年，他的代表作《释讥》就作于蜀汉时期，因此把他归为蜀汉作家的是恰当的。《三国志·蜀书》本传载:“性澹于荣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马、王、扬、班、傅、张、蔡之俦遗文篇赋，及当世美书善论，益部有者，则钻凿推求，略皆寓目。”[370]应该说，他是蜀汉时期较有意识进行文学创作的儒者。
《释讥》一文陈寿全录，卢弼引梁章钜之论说:“承祚书以辞多劝戒语，能简质称于世。若如此传之全载《释讥》，则似可以已矣。”刘咸炘则反驳说:“载此以存一朝之文，不为芜也。他处芜者尚多，梁氏不知摘而摘此，亦浅矣。”[371]此文取法崔骃《达旨》。《达旨》揭示了庸俗的儒家功利观与修道自守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在崔骃看来，理想的人生状态应该是“险则救俗，平则守礼，举以公心，不私其体”。[372]在当前“处士山积，学者川流，衣裳被宇，冠盖云浮”的一统局面之下，崔骃认为“暴智耀世，因以干禄，非仲尼之道也”，又“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夸毗以求举”，因而决不随波逐流。他有“臧否在予”的价值判断意识，认为“彼采其华，我收其实。舍之则藏，己所学也。故进动以道，则不辞执珪而秉柱国；复静以理，则甘糟糠而安藜藿。”相对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而言，崔骃所体现的是一种更为纯粹的儒家道德境界的追求，他甚至也没有对文山事业的价值寄托，而专以“诵上哲之高训”、“俟性命之所存”为归趣了。郤正以《达旨》为范本，主要辩驳“名之与事，前哲之急务”、“今三方鼎跱，九有未乂，悠悠四海，婴丁祸败，嗟道义之沈塞，愍生民之颠沛，此诚圣贤拯救之秋，烈士树功之会”的观点。郤正认为从三皇五帝至战国时代，诸家兴起，异说纷纭，“或饰真以雠伪，或挟邪以干荣，或诡道以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崇邪，弃直就佞，忠无定分，义无常经”，在这样的条件下取得的功名荣耀都昙花一现，而“贤人君子，深图远虑，畏彼咎戾，超然高举，宁曳尾于涂中，秽浊世之休誉。彼岂轻主慢民，而忽于时务哉?盖《易》著‘行止’之戒，《诗》有‘靖恭’之叹，乃神之听之而道使之然也”。可见，郤正认可儒家知行知止与道家无为求存的观念，并不在意功名与荣耀本身，而更加关注追求过程中的潜在风险与惨重代价。他又历观汉代到蜀汉的时势演变，认为蜀汉当前“縻好爵于士人，兴五教以训俗，丰九德以济民，肃明祀以礿祭，几皇道以辅真”，为士人入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他甘于久居下秩则由于“闻仲尼之赞商，感乡校之益己，彼平仲之和羹，亦进可而替否……进退任数，不矫不诬，循性乐天，夫何恨诸”!至此可见，郤正完全采取顺其自然的人生态度，他不会矫情自饰谋求升迁，也不会高自标置特立独行，对屈原的清醒、渔父的迷醉、柳下惠的贪位、叔齐的高洁均不以为意，而是“合不以得，违不以失，得不克诎，失不惨悸；不乐前以顾轩，不就后以虑轾，不鬻誉以干泽，不辞愆以忌绌”。这似与东方朔和光同尘、陆沉金马的人生观相一致，但他并不像后者充满抱怨和自负，而是坦然面对平庸的现实。
当然，与外在平庸相对的是他内心以儒家修身理念为终极目标的崇高追求，他说:“行止有道，启塞有期。我师遗训，不怨不尤，委命恭己，我又何辞?辞穷路单，将反初节。综坟典之流芳，寻孔氏之遗艺。缀微辞以存道，宪先轨而投制。韪叔肸之优游，美疏氏之遐逝。收止足以言归，泛皓然以容裔。欣环堵以恬娱，免咎悔于斯世。顾兹心之未泰，惧末途之泥滞。仍求激而增愤，肆中怀以告誓。”[373]正是在这种精神追求中，他达到了与现实的平衡。这篇赋作很好地解释了郤正身为秘书令，“自在内职，与宦人黄皓比屋周旋，经三十年，皓从微至贵，操弄威权。正既不为皓所爱，亦不为皓所憎。是以官不过六百石，而免于忧患”的原因，[374]也揭示了在蜀汉“朝士山积，髦俊成群”的表面景象下普通儒士的基本生存心态。《释讥》与秦宓的《远游篇》可以看作蜀汉文人生活的真实写照，而郤正以“综坟典之流芳，寻孔氏之遗艺，缀微辞以存道，宪先轨而投制”应对平庸的方式，又可以看作是儒学对文人的人格修养、价值理念以及典雅文风产生深远影响的典型代表了。
【注释】
[2]《曹植集校注》卷一，第42页。
[3]【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六，中华书局，2003年11月，第352页。
[4]《中论校注》，第4页。
[5]章炳麟著、徐复注《訄书详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第98—99页。
[6]许结《徐幹<中论>及其文艺观索解》，《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第58页。
[7]汪春泓《“徐幹时有齐气”新解》，蒋寅、张伯伟主编《中国诗学》第5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26页。
[8]《中论校注》，第97页。
[9]《中论校注》，第99页。
[10]《中论校注》，第102、103页。
[11]《中论校注》，第95页。
[12]《中论校注》，第126、305页。
[13]《中论校注》，第95页。
[14]《中论校注》，第2、3页。
[15]《中论校注》，第86页。
[16]《中论校注》，第1、75、205页。
[17]《全三国文》卷十五，页1136上B－下A。
[18]《全三国文》卷三十，页1219上B。
[19]《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95、476页。
[20]《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第1025页。
[21]《全晋文》卷一百一十七，页2132上B。
[22]《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896页。
[23]《中论校注》，第1页。
[24]《中论校注》，第13页。
[25]《中论校注》，第108页。
[26]《中论校注》，第108页。
[27]《中论校注》，第115页。
[28]曹丕《又与吴质书》，《全三国文》卷七，页1089下A。
[29]《中论校注》，第1页。
[30]《中论校注》，第327页。
[31]《中论校注》，第156页。
[32]《中论校注》，第146页。
[33]《中论校注》，第150页。
[34]【清】刘熙载著、薛正兴点校《刘熙载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10月，第68页。
[35]《中论校注》，第167页。
[36]《中论校注》，第217页。
[37]《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376页。
[38]《郭店楚简校释》，第88页。
[39]【汉】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7月，第503页。
[40]《全后汉文》卷九十三，页975下A。
[41]《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第105页。
[42]《中论校注》，第167—168页。
[43]《全三国文》卷八，页1097下B。
[44]《中论校注》，第3页。
[45]《中论校注》，第1页。
[46]《文心雕龙义证》，第470页。
[47]【清】陈祚明撰、《采菽堂古诗选》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99页。
[48]《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378页。
[49]《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376—377页。
[50]《中论校注》，第126、263、145页。
[51]就单篇论文而言，有关其生平著述考辨的，以刘运好《王肃行状与著述考论》(《文献》2002年第2期)为代表；有关其经学贡献及历史影响考述的，近十年来学界相关成果主要有杨华《论<开元礼>对郑玄和王肃礼学的择从》(《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王肃礼学初探》(《孔子研究》2004年第1期)、张焕君《从郑玄、王肃的丧期之争看经典与社会的互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郝桂敏《王肃<诗经>文献失传时间及原因考述》(《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6期)、《三重视角下的王肃反郑:学术史、思想史和知识史》(《史学月刊》，2012年第4期)，等等。就著作而言，则以李中华《中国儒学史·魏晋南北朝卷》第七章第一节“王肃的经学思想”的相关论述为代表，见其书第353—39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版。
[52]参见乐胜奎《王肃易学刍议》(《周易研究》2002年第4期)、郝虹《魏晋儒学盛衰之辨——以王肃之学为讨论的中心》(《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3期)两文所论，兹不赘。
[53]【魏】王朗《论语王氏说》，《魏晋全书》第一册，第337页。
[54]【魏】王朗《论语王氏说》，《魏晋全书》第一册，第337页。
[55]《周书·金縢》注，《魏晋全书》第二册，第198—199页。
[56]《毛诗问难》，《魏晋全书》第二册，第238页。
[57]《毛诗王氏注》卷一，《魏晋全书》第二册，第216页。
[58]《毛诗王氏注》卷二，《魏晋全书》第二册，第218页。
[59]《毛诗正义》卷三之二，《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9月，页321下。
[60]《毛诗正义》卷二之一，《十三经注疏》本，页300上。
[61]《毛诗王氏注》卷一，《魏晋全书》第二册，第214、214、216页。
[62]《毛诗王氏注》卷三，《魏晋全书》第二册，第226页。
[63]《周易正义》卷一，《十三经注疏》，页17中。
[64]《毛诗王氏注》卷三，《魏晋全书》第二册，第226、227页。
[65]《毛诗王氏注》卷三，《魏晋全书》第二册，第227页。
[66]《宋书》卷十九《乐志一》，第535页。
[67]【唐】徐坚等撰《初学记》卷十三，中华书局，2004年2月第2版，第325页。
[68]《尚书正义》卷十八，《十三经注疏》本，页237上。
[69]《毛诗正义》卷十九之二，《十三经注疏》本，页589上。
[70]王肃所用“薄言”句式，可见《周南·芣苡》“薄言采之”、“薄言有之”、“薄言掇之”、“薄言捋之”、“薄言袺之”、“薄言之”、《小雅·出车》“薄言还归”、《小雅·南有嘉鱼之什·采芑》“薄言采芑”、《小雅·采绿》“薄言归沐”、“薄言观者”、《周颂·臣公之什·有客》“薄言追之”、《周颂·清庙之什·时迈》“薄言震之”、《鲁颂·》“薄言者”等；而王肃所用“伊何”句式，则见于《小雅·小弁》“我罪伊何?”《小雅·节南山之什·巧言》“尔勇伊何?”《小雅·甫田之什·弁》“实维伊何?”等。分见《诗经正义》卷一之三，页281下；卷九之四，页416下；卷十之二，页425下；卷十五之二，页494中、495上；卷十九之三，页597中；卷十九之二，页589上；卷二十之一，页609下；卷十二之三，页452中；卷十二之三，页454下；卷十四之二，页481中。均为《十三经注疏》本。
[71]《初学记》卷十三，第325页。
[72]分见《周易正义》卷二，《十三经注疏》本，页28中；同前，卷一，页14上、中。
[73]分见《文选》卷八，页130上B；同前，卷四十八，页679下A－B。
[74]分见《文选》卷四十八，页678上A；同前，卷十一，页172上A；同前，卷八，页125下B；同前，卷一，页31下A。
[75]《毛诗王氏注》卷三，《魏晋全书》第二册，第229页。
[76]《全三国文》卷二十三，页1176下B、下A。
[77]《王子正论》，《魏晋全书》本，第377—378页。
[78]《全三国文》卷二十三，页1176上A。
[79]《三国志》卷十三《魏书·王朗传》，第409页。
[80]《全汉文》卷十三，页194上B、下A。
[81]《孟子注疏》卷二上，《十三经注疏》本，页2673下。
[82]《全汉文》卷十三，页194下A。
[83]《三国志》卷二十三《魏书·杨俊传》，第664页。
[84]《毛诗王氏注》卷一，《魏晋全书》第2册，第211页。
[85]《毛诗王氏注》卷二，《魏晋全书》第2册，第219页。
[86]简博贤著《今存三国两晋经学遗籍考》，三民书局，1986年版，第164页。
[87]《文选》卷六，页105下A－B。
[88]《初学记》卷十三，第325页。
[89]《今存三国两晋经学遗籍考》，第383—384页。
[90]《文心雕龙义证》，第681—683页。
[91]《三国志》卷九《魏书·何晏传》，第293页。按，这是以《周易·系辞上》中所言“唯神”自况；“吾闻其言，未见其人”句则出自《论语·季氏》孔子所说“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由他自诩的这段话足以看出他糅合《易》、《论》的为学特点。
[92]【清】钱大昕撰、陈文和点校《潜研堂文集》卷二，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九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第28—29页。
[93]【清】马国翰辑《玉函山房辑佚书》第一册，广陵书社，2004年11月，页189上B－下A。
[94]《今存三国两晋经学遗籍考》，第387—389页。
[95]有关何晏的玄学思想，余敦康《魏晋玄学史》第三章有详论，可参见其书第81—108页。
[96]《论语集解·原序》，《魏晋全书》第一册，第454页。
[97]《论语集解》，《魏晋全书》第一册，第456页。按，类似的字义训诂与文义串讲结合起来的例子还有很多，兹不遍举。
[98]分见《论语集解》，《魏晋全书》第一册，第457页；【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8月，第622页。按，《论语集解》与《论语释疑》的成书先后现在尚缺乏足够的史料加以证实，因此很难说明何晏与王弼之间的影响关系如何。这里仅将两者相似的观点列出，以见当时学术视角的共通性特点，下同。
[99]分见《论语集解》，《魏晋全书》第一册，第474页；《王弼集校释》，第34页。
[100]分见《论语集解》，《魏晋全书》第一册，第468页；《王弼集校释》，第624页。
[101]《论语集解》，《魏晋全书》第一册，第455、476、480、486页。
[102]《论语集解》，《魏晋全书》第一册，第457、501、470页。
[103]分见《三国志》卷二十九《魏书·方技传》，第819页；同前，卷二十八《魏书·王弼传》，第795页。
[104]《论语集解》，《魏晋全书》第一册，第476页。
[105]《论语集解》，《魏晋全书》第一册，第458、461、462、464、469、491页。
[106]按，此文从“‘道不可体’与‘虚中’之义非必出自《老》、《庄》”、“何晏不取郑玄《注》处多与《易传》有关”两方面分析，得出《论语集解》以《易传》而非庄老为思想工具的结论，这对纠正历来认为何晏以老庄入儒的判断有积极意义。另外，该文也指出何晏《论语集解》对王弼《论语释疑》有理论上的先导作用。然而，文中对《论语集解》的撰定时间并不明确，而并不能确定两书孰先孰后，因此何晏影响王弼虽具有启发意义，而仍待更多直接史料证明。蔡氏一文见《台大中文学报》2001年总第15期，第41—60页。
[107]徐芹庭著《魏晋南北朝四十三家易学》，中国书店，2011年2月，第203—204页。
[108]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卷三，中华书局，1993年12月，第186页。
[109]《文心雕龙义证》，第199页。
[110]《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68页。
[111]《王弼集校释》，第486页。
[112]《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330、338、69页。
[113]【宋】洪兴祖补注、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3月，第228、229、237页。
[114]《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23页。
[115]《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88页。
[116]《全三国文》卷十四，页1129下B－1130上A。
[117]《楚辞补注(修订本)》，第323页。
[118]《三国志》卷十一《魏书·邴原传》，第353页。
[119]《论语集解》，《魏晋全书》第一册，第474页。
[120]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卷九，中华书局，1987年3月，第194页。
[121]参见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卷下，中华书局，1987年10月，第332页。按，阮籍《咏怀诗》中的飞鸟意象非常丰富，所代表的含义也多不同，对此学界多有探讨，如钱志熙《魏晋诗歌的飞翔意象》(《文学遗产》1989年第5期)、魏耕原《飞鸟意象穿翔魏晋诗赋的衍变历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均可参见。
[122]关于这一点，徐公持《魏晋文学史》有详论，参见其书第171页。另外，韩国学者金镇宇《何晏诗考》进一步指出，何晏此诗还对曹植《朔风诗》、《九愁赋》、《失题》、《怨歌行》有所吸收。见《黄山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第107页。
[123]《全三国文》卷三十九，页1275上B。
[124]《全三国文》卷三十九，页1275上B－下A。
[125]按，《史记·宋微子世家》载景公三十七年，司星子韦对景公说:“天高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荧惑宜有动。”(《史记》卷三十八，第1631页)《艺文类聚》卷二十一所录《吕氏春秋》有“天处高而听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赏君”句，(【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二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5月第2版，第376页)或为何晏“居高听卑”的直接出处。
[126]《全三国文》卷三十九，页1275下A。
[127]《礼记正义》卷二十二，《十三经注疏》本，页1425上－下。
[128]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卷六，中华书局，1992年12月，第157—158页。
[129][汉]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7月，第454页。
[130]《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十八，《十三经注疏》本，页2352下－2353中。
[131]傅亚庶撰《孔丛子校释》卷五，中华书局，2011年6月，第97页。
[132]按，魏明帝兴建景福殿，何晏《景福殿赋》是与韦诞、卞兰、夏侯景等同时所作各篇中最完整的。另外其“温房承其东序，凉室处其西偏”句下李善注:“卞兰《许昌宫赋》曰:‘则有望舒凉室，羲和温房。’然卞、何同时，今引之者，转以相明也。他皆类此。”又“开建阳则朱炎艳，启金光则清风臻”句李善注:“韦仲将《景福殿赋》曰:昭刚义于金光，崇柔惠于建阳。”又“眺三市，孰有谁无?”李善句下注:“韦仲将《景福殿赋》曰:‘践高昌以北眺，临列队之京市。’”(见《文选》卷十一，页175下A、页177下B)上述均说明他们同题共作或分题共作难免有趋同性的特点，通过分析何晏此赋的艺术性及思想性，应该能对其他赋作甚至已亡佚的作品起到一斑窥豹的作用。
[133]《文选》卷十一，页176上B、177下B、178上A、179上A。
[134]《三国志》卷十三《魏书·王肃传》，第412—413页。
[135]《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刘劭传》，第618页。
[136]分见《全三国文》卷三十，页1223下B；同前，卷三十二，页1235下B。
[137]《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王粲传》，第604页。
[138]《全三国文》卷五十三，页1350下A。
[139]曹丕《寡妇诗》序云:“友人阮元瑜早亡，伤其妻子孤寡，为作此诗。”(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03页)《寡妇赋》序云:“陈留阮元瑜与余有旧，薄命早亡。每感存其遗孤，未尝不怆然伤心。故作斯赋，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并作之。”(见《全三国文》卷四，页1073下A)另外，王粲亦作《寡妇赋》、《阮元瑀诔》等。
[140]具体分析参见高晨阳著《阮籍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3月，第76—77页。
[141]刘师培撰、程千帆、曹虹导读《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第32页。
[142]《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367、368页。
[143]《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380、380、381页。
[144]《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368页。
[145]逯钦立在《琴歌》一首前引《文士传》载:“太祖雅闻瑀名，辟之，不应，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太祖时征长安，大延宾客，怒瑀，不与语，使就技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抚弦而歌。为曲既捷，音声殊妙。太祖大悦。”(《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379页)《三国志》阮瑀本传亦载此文字，裴松之辩其或诬。(见《三国志》卷二十一，第600页。)然而曹操将其视为“技人”，自是阮瑀不得其所的抑郁所在。
[146]余敦康认为，玄学发展到竹林名士的阶段，“自我意识与精神境界的问题变得突出了。嵇康、阮籍的自然论哲学与何晏、王弼的贵无论的玄学不同，不去探讨世界的本体是什么，而把自觉的意识对本体的关系作为研究的中心。换句话说，他们以人的问题取代了宇宙的问题，以主体自身的问题取代了世界本源的问题，以人生哲学取代了政治哲学。由于他们把自身的处境以及对异化的感受带进了玄学思维，切合当时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忧患意识和人生追求，对社会风尚的影响要远远大于贵无论的玄学。”(见此书第309页。)这无疑抓住了嵇、阮等名士最普遍的价值观念和生存心态。
[147]《阮籍集校注》，第60页。
[148]《阮籍集校注》，第61—62页。
[149]《阮籍集校注》，第60、61页。
[150]《三国志》卷十《魏书·荀彧传》，第319页。
[151]《三国志》卷十《魏书·荀彧传》，第320页。
[152]按，阮籍自幼失怙，径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这与其对父亲的观念淡薄不无关系。另外，他称“礼岂为我设邪!”不仅与归宁的嫂子道别，还去吊唁邻家去世的有美色的少妇；其侄阮咸中意其姑之婢女，在其返归之际，又借马将其追回。这些都是其“外坦荡内淳至”的表现，除了个性使然外，时代影响也不容忽视。见《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第1360—1363页。
[153]《阮籍集校注》，第47页。
[154]《全三国文》卷六十二，页1389上B。
[155]徐公持认为“二鸠子”与“弱子”暗指魏少帝曹芳、曹髦，可参见《魏晋文学史》第190页。
[156]《曹植集校注》卷二，第269页。
[157]按，《鸠赋》引文出自《阮籍集校注》卷上，第47—49页。
[158]《全三国文》卷五十三，页1350下A。
[159]《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第2123页。
[160]按，《首阳山赋》全文见《阮籍集校注》卷上，第25—27页。
[161]《阮籍集校注》卷上，第53页。
[162]《晋书》本传载:“会帝让九锡，公卿将劝进，使(阮)籍为其辞。籍沈醉忘作，临诣府，使取之，见籍方据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书案，使写之，无所改窜。辞甚清壮，为时所重。”(见《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第1360—1361页。)由此可见，阮籍羝羊触藩般的矛盾处境。
[163]《阮籍集校注》卷上，第28—29页。
[164]按，《东平赋》引文见《阮籍集校注》卷上，第3、5—7、9、11页。
[165]《阮籍集校注》卷上，第16页。
[166]《阮籍集校注》卷上，第20、21、23页。
[167]《阮籍集校注》卷上，第29页。
[168]《阮籍集校注》卷上，第31、33、35、38—39页。
[169]《阮籍集校注》卷上，第163、170、170、161、186页。
[170]王晓毅《嵇康哲学新论》，《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1期，第76页。
[171]《文选》卷四十三《与山巨源绝交书》，页601下B。
[172]按，席作载于《江淮论坛》1982年第5期。另外，可参杜洪泉《嵇康是“儒”还是“道”——评嵇康音乐美学思想的影响与贡献》(《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巴晓津、巴新生《嵇康的忠君观念探析》(《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巴晓津《试论嵇康思想中的儒家素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等。另外，还有吴晶《论嵇康的儒家思想和现实关怀》，2006年南京大学硕士论文，等等。
[173]《文心雕龙义证》卷二，第199、200页。
[174]《文心雕龙义证》卷九，第1707页。
[175]《后汉书》卷六十八《许劭传》，第2234页。
[176]《三国志》卷二十三《魏书·常林传》，第660页。
[177]《晋书》卷八十八《孝友·许孜传》，第2280页。
[178]《诗品集注》卷中，第210页。
[179]《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嵇康传》，第605页。
[180]《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82—483页。
[181]《文选》卷二十三，页327下B－328下B。
[182]《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89页。
[183]《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90—491页。
[184]《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86、484页。(www.daowen.com)
[185]《嵇康集校注》卷一，第77页。
[186]《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84页。
[187]《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83页。
[188]《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82页。
[189]《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82页。
[190]《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86页。
[191]《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88页。
[192]《采菽堂古诗选》卷八，第231页。
[193]《古诗评选》卷二，第88页。
[194]《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83页。
[195]《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82—483页。
[196]《古诗评选》卷二，第84、87页。
[197]《采菽堂古诗选》卷八，第218页。
[198]《全晋文》卷七十二，页1876下A－1877上A。
[199]《世说新语笺疏(修订版)》，第24页。
[200]《后汉纪》卷二十六，《两汉纪》下册，第509页。
[201]《嵇康集校注》卷四，第174页。
[202]《嵇康集校注》卷四，第175页。
[203]《嵇康集校注》卷四，第176页。
[204]《嵇康集校注》卷六，第234页。
[205]余英时著《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330页。
[206]《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90页。
[207]《嵇康集校注》卷四，第171页。
[208]《嵇康集校注》卷七，第263页。
[209]《嵇康集校注》卷七，第262页。
[210]《嵇康集校注》卷六，第235页。
[211]《嵇康集校注》卷六，第237页。
[212]《嵇康集校注》卷四，第172—173、174页。
[213]《嵇康集校注》卷五，第221—222页。
[214]《嵇康集校注》卷六，第242页。
[215]《嵇康集校注》卷十，第315、316页。
[216]《嵇康集校注》卷十，第321页。
[217]《嵇康集校注》卷五，第200、204页。
[218]《嵇康集校注》卷五，第224—225页。
[219]《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题辞注》，第223页。
[220]《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91页。
[221]《嵇康集校注》卷五，第197页。
[222]《嵇康集校注》卷四，第176页。
[223]《嵇康集校注》卷三，第135—136页。
[224]牛贵琥《<声无哀乐论>礼乐批评的再探讨》，《文艺研究》2004年第2期，第127—131页。
[225]《嵇康集校注》卷五，第222—224页。
[226]《文选》卷十八，页259上A－下A。
[227]《文选》卷十八，页257下B。
[228]【宋】王楙撰、王文锦点校《野客丛书》卷八，中华书局，1987年7月，第91页。
[229]按，童强《嵇康评传》“生平一·《春秋左传音》”一节有详明的考述，可参其著第146—15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典藏版)。郑伟在此基础上颇多申论，认为家世儒学之熏陶、河东学术之影响、摹写石经之训练等三方面因素，增进了嵇康《左传》古音韵学的修养，并断定《春秋左传音》完成于嵇康洛阳写经时期，与童说完成于河东访学时期不同。参见其文《嵇康与<春秋>左氏学》，《孔子研究》2012年第3期，第12—15页。
[230]《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74页。
[231]《嵇康集校注》卷七，第262—263页。
[232]《嵇康集校注》卷五，第197页。
[233]《嵇康集校注》卷五，第209页。
[234]《嵇康集校注》卷五，第214页。
[235]《嵇康集校注》卷六，第245页。
[236]《嵇康集校注》卷六，第245—246页。
[237]《嵇康集校注》卷六，第246—247页。
[238]《嵇康集校注》卷六，第235—236页。
[239]《嵇康集校注》卷六，第237页。
[240]《嵇康集校注》卷六，第239页。
[241]《嵇康集校注》卷六，第240页。
[242]《嵇康集校注》卷十，第311—312页。
[243]《嵇康集校注》卷十，第312页。
[244]《嵇康集校注》卷十，第313—314页。
[245]《嵇康集校注》卷二，第133页。
[246]《嵇康集校注》卷二，第132页。
[247]《嵇康集校注》卷六，第250页。
[248]《文选》卷二十三，页327下A—328上B。
[249]《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79页。
[250]《嵇康集校注》卷十，第314页。
[251]崔富章《屈原<卜居>与嵇康<卜疑>》，《云梦学刊》1997年第2期，第8—9页。
[252]《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79页。
[253]《嵇康集校注》卷九，第296页。
[254]《嵇康集校注》卷八，第275页。
[255]《嵇康集校注》卷八，第274页。
[256]《嵇康集校注》卷五，第200页。
[257]《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79页。
[258]《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81页。
[259]《嵇康集校注》卷四，第168页。
[260]《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89页。
[261]《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83页。
[262]《嵇康集校注》卷八，第273—274页。
[263]《文选》卷四十三，页601上B。
[264]《文选》卷四十三，页601下A。
[265]《嵇康集校注》卷四，第172页。
[266]《嵇康集校注》卷六，第249页。
[267]《嵇康集校注》卷五，第198页。
[268]《嵇康集校注》卷四，第181页。
[269]《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81页。
[270]《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89页。
[271]《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90页。
[272]《嵇康集校注》卷五，第203—204页。
[273]《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80页。
[274]《嵇康集校注》卷三，第134、135页。
[275]《嵇康集校注》卷三，第138、138、141页。
[276]《嵇康集校注》卷四，第171—172页。
[277]《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90页。
[278]《嵇康集校注》附录，第408页。
[279]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三卷《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12月，第504页。
[280]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6月，第203—205页。
[281]如范宁指出，嵇康代表魏末世家大族的利益，思想更加“保守而顽固”，在反抗中央天子集团的统治秩序时，呈现出“行为放浪而思想保守的人格的分裂”，“嵇康思想本深染道流习气”，其反对何晏及礼教，“纯粹是党派的偏见”。(参见范宁《论魏晋时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及其社会根源》，《历史研究》1955年第4期，第124页)霍松林则立足嵇康《释私论》、《太师箴》、《声无哀乐论》、《养生论》等作品，既分析其批判礼教的思想变革性的历史成因、政治根源，又客观的指出:“嵇康早年，毋宁说是更多地接受了儒家思想的。……嵇康自己也‘常以为忠信笃敬，直道而行之，可以居九夷，游八蛮’，也分明是接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表现。”(参见霍松林《论嵇康》，《人文杂志》1959年第3期，第19页)
[282]《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第61页。
[283]《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傅嘏传》，第623—624页。
[284]《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阮籍传》，第604—605页。
[285]《太平御览》卷八百二十“布帛部”，页3650下B。
[286]《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734页。
[287]《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嵇康传》，第606页。
[288]《三国志》卷九《魏书·夏侯玄传》，第295—296页。
[289]《嵇康集校注》卷六，第240页。
[290]《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205页。
[291]《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671页。
[292]见《嵇康集校注》卷八戴明扬考证，第265—266页。
[293]《嵇康集校注》卷八，第272页。
[294]《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77页。
[295]《晋书》卷四十五《任恺传》，第1286页。
[296]《文心雕龙义证》卷二，第199页。
[297]《六朝选诗定论》卷七，第146—147页。
[298]《嵇康集校注》卷十，第319页。
[299]《嵇康集校注》卷六，第242—243页。
[300]《文选》卷四十三，页602下A。
[301]《采菽堂古诗选》卷八，第218页。
[302]《三国志》卷十三《魏书·王朗传》，第409页。
[303]《三国志》卷四《魏书·高贵乡公纪》，第146页。
[304]《三国志》卷四十八《吴书·三嗣王纪》，第1177页。
[305]《三国志》卷三十八《蜀书·秦宓传》，第972页。
[306]《三国志》卷六十《吴书·张承传》，第1386页。
[307]《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550页。
[308]《全三国文》卷七十五，页1458下b。
[309]《三国志》卷十一《魏书·管宁传》，第354页。
[310]《三国志》卷十一《魏书·管宁传》，第356页。
[311]《三国志》卷十一《魏书·管宁传》，第358页。
[312]《艺文类聚》卷三十七，第665页。
[313]《三国志》卷十一《魏书·管宁传》，第359页。
[314]《文选》卷四十二，页596上B。
[315]《艺文类聚》卷二十三，第422页。
[316]《全三国文》卷三十九，页1275上A。
[317]《三国志》卷三十八《蜀书·秦宓传》，第973—974页。
[318]《初学记》卷二十九，第699页。
[319]《三国志》卷二十三《魏书·常林传》，第661—662页。
[320]《三国志》卷三十八《蜀书·秦宓传》，第972—973页。
[321]《文选》卷三十四，页485上A。
[322]《艺文类聚》卷三十五，第622页。
[323]《文选》卷四十三，页601上B、下B。
[324]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外一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299页。
[325]《中论校注》，第157页。
[326]《中论校注》，第180页。
[327]《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第84页。
[328]《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第79页。
[329]《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第94页。
[330]《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第97页。
[331]《三国志》卷二十八《魏书·诸葛诞传》，第769页。
[332]《三国志》卷二十二《魏书·卢毓传》，第651—652页。
[333]《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傅嘏传》，第623页。
[334]《嵇康集校注》卷六，第235页。
[335]《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90页。
[336]《文心雕龙义证》，第1498、1807页。
[337]《文选》卷二十三，页327下A。
[338]《三国志集解》卷五十三，页1005上B。
[339]《三国志集解》卷四十二，页831上A－下A。
[340]《礼记正义》卷三十四，《十三经注疏》本，页1508中。
[341]《礼记正义》卷三十四，《十三经注疏》本，页1508上。
[342]【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七十三，中华书局，1988年12月，第1991—1992页。
[343]郑玄在注《礼记·丧服》“庶子王亦如之。别子为祖”等句时说，“世子有废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祭天立庙，亦如世子之立也。……诸侯之庶子，别为后世为始祖也。谓之别子者，公子不得祢先君”，见《礼记正义》卷三十二，《十三经注疏》本，页1495中。
[344]《通典》卷七十三，第1992页。
[345]郑玄在注《礼记·丧服》“有五世而迁之宗，其继高祖者也”句说:“小宗有四，或继高祖，或继曾祖，或继祖，或继祢，皆至五世则迁。”见《礼记正义》卷三十二，《十三经注疏》本，页1495中。
[346]《今存三国两晋经学遗籍考》，第306页。
[347]《文选》卷三，页52下B。
[348]《文选》卷二，页36下A－B。
[349]《文心雕龙义证》卷九，第1550—1551页。
[350]《文选》卷三，页57上B。本文引薛综注均以《文选》李善注，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版为据，恕不备注。
[351]按，“中黄”见《尸子》“中黄伯曰:余左执太行之獶而右搏虎”，乌获、夏育见《战国策·秦策三》“范雎说秦王曰:乌获之力焉而死，夏育之勇焉而死。”薛综对《老子》的引用，如注《东京赋》“却走马以粪车，何惜褭与飞兔”句说:“却，退也。《老子》曰: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河上公曰:粪者，粪田也。兵甲不用，却走马以务农田。然今言粪车者，言马不用，而车不败，故曰粪车也。”可见，只是将其作为单纯的训诂材料来用。薛综死于赤乌六年(243)，亦即曹魏正始四年，正是中原玄风大盛之际。虽然薛综注《二京赋》的具体时间难以确定，但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东吴学术的保守面貌。
[352]见《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句下注，《十三经注疏》本，页1625中。
[353]【汉】班固撰《汉书》卷二十六《天文志》，中华书局，1964年11月，第1280、1281、1282、1284页。
[354]以上三颂均出自《全三国文》卷六十六，页1411下B。
[355]《全三国文》卷六十六，页1412上A。
[356]《三国志集解》卷五十三，页1005上B。
[357]《三国志集解》卷五十三，页1007上B。
[358]《全三国文》卷七十一，页1437上B。
[359]《三国志集解》卷五十三，页1006下A。
[360]《三国志集解》卷五十三，页1007上B－下A。
[361]《三国志集解》卷五十三，页1006上A。
[362]《三国志集解》卷三十八，页803下B。
[363]《三国志集解》卷三十八，页804上B。
[364]《三国志集解》卷三十八，页803下B。
[365]《三国志集解》卷三十八，页802上A－上B。
[366]《三国志集解》卷三十八，页802上A。
[367]《三国志集解》卷三十八，页802下B。
[368]徐公持认为秦宓《远游篇》主要写途中见闻，可备一说。徐氏对此诗的艺术价值评价颇高:“此诗遣词结句相当成熟，中间四韵词义相对，属对工整；首尾二韵则用连句体，甚见民歌风；全诗完整性颇突出，在当时五言诗中实属少见。……此类整饬篇章，七子作品中稀有，唯曹植笔下可见，显示秦宓五言诗造诣甚精。”见《魏晋文学史》第226页。
[369]《三国志集解》卷四十二，页845下B。
[370]《三国志集解》卷四十二，840下A－B。
[371]《三国志集解》卷四十二，页840下B。
[372]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第302页。以下出自本赋恕不备注。
[373]按，文中所引《释讥》一文见《三国志集解》卷四十二，页840下B－842下B。
[374]《三国志集解》卷四十二，页840下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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