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经学研究代表了三国儒学学术发展的最高成就，其首推人物自然是王肃。历来王肃为人所重的也是其经学家的身份，^[51]他在经学阐释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儒家文艺观，以及在此指导下的文学创作却多为人忽视。当然，王肃思想中也融入诸多玄学因素，这主要体现在其易学著作中。^[52]以下主要从王肃的经学造诣与创作实绩的互联关系角度，揭示其文学观念的构成及对曹魏文坛的重要影响。

一、王肃儒家文艺观的渊源及构成

王肃儒家文艺观的形成，一方面有其家学渊源，其父王朗著有《易传》、《春秋左氏传注》、《春秋左氏释驳》、《孝经传》、《周官传》及《论语王氏说》等。《论语王氏说》是马国翰据皇侃《论语义疏》辑出王朗注《论语》的四条，从中可以看出王朗对“立言”及《周易》的重视。如他注《论语·为政》“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句说:“鄙意以为立言之谓乎?《传》言:‘太上立德，其次立言。’明君子之道，言必可则，今后世准而从之。”^[53]无疑，这对王肃甚至曹丕重“立言”的思想有一定的影响；他注《论语·述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句说:“鄙意以为《易》盖先对之精义，后圣无间然者也。是以孔子即而因之，少而诵习，恒以为务。称五十而学者，明重《易》之至。欲令学者专精于此书，虽老不可以废倦也。”^[54]这些又对王肃推崇《周易》的文艺原则具有潜在作用。另一方面，则基于王肃自己丰厚的经学著述。在王肃全面而众多的经学著述中，很多也体现出一定的文学意识，对当时文学观念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首先，以历史的眼光考察作品产生年代，与《孟子》知人论世的观念暗合。在注《周书·金縢》过程中，他以周公生平事件为线索，确定《大诰》、《康诰》、《召诰》、《洛诰》四篇作品的创作时间，这对理解它们各自的内容也极具参考作用。他说:“文王年十五而生武王，九十七而终，时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矣。十三年伐纣，明年有疾，时年八十八矣。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称元年。周公摄政，遭流言，作《大诰》。而东征二年，克殷，杀管、蔡。三年而归，制礼作乐。出入四年，至六年而成，七年营洛邑，作《康诰》、《召诰》、《洛诰》，致政成王。然则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岁。武王八十而后有成王，武王崩，成王已十三。周公摄政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55]尽管《尚书》中对四篇作品制作的背景均有所涉及，但如此清晰的确定年份并纳入周公一生作一概观，却又是王肃的独到之处。另外，他在《毛诗问难》中也清晰的流露出这种理清周公作品创作时间线索的能力。他说:“周公以公刘、太王能忧念民事，成此王业。今管、蔡流言，将绝王室，故陈豳公之德，言己摄政之意，必是摄政元年作此《七月》。《左传》季札见歌《豳》，曰:‘其周公之东乎!’则至东居乃作也。居东二年，既得管、蔡，乃作《鸱鸮》。三年而归，大夫美之，而作《东山》也。大夫既美周公来归，喜见天下平定，又追恶四国之破毁礼义，追刺成王之不迎周公，而作《破斧》、《伐柯》、《九罭》也。”^[56]正因能清楚地了解周公创作各篇的时代背景，王肃注解《诗经·豳风》《鸱鸮》、《狼跋》及《小雅·常棣》等作品更能深入的体会周公的心态。王肃注《豳风·鸱鸮》说:“尽力劳病，以成攻坚之巢，而为风雨所漂摇，则鸣音哓哓而惧。以言我周累世积德，以成笃固之国，而为凶人所振荡，则己亦哓哓而惧。”^[57]另外，他解释《小雅·常棣》的创作缘起说:“《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周公诛管、蔡之后，而在文、武治内之篇，何也?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文王之行也。闵管、蔡之失道，陈兄弟之恩义，故内之于文、武之正雅，以成燕群臣、燕兄弟、燕朋友之乐歌焉。”^[58]应该说，王肃以上阐述正是孟子“知人论世”观的具体应用。他考索系年的解读方式更利于发挥《诗经》作为儒家经典、历史文献、文学范本的多重功能，其细致入微的探寻篇中情感意蕴和景物描写对人物心理刻画的作用，无疑又更利于挖掘《诗经》的文学特质。

其次，继承《毛诗序》的礼乐教化及讽劝之旨，重视《诗经》兴发譬喻的用法。他注《诗经》多依《毛诗》的训解，注重发扬《诗经》中的教化精神。如孔颖达在《卫风·考槃》疏中说:“王肃之说，皆述《毛传》，其注云‘穷处山涧之间，而能成其乐者，以大人宽博之德。故虽在山涧，独寐而觉，独言先王之道，长自誓不敢忘也。美君子执德弘，信道笃也。歌所以咏志，长以道自誓，不敢过差’，其言或得传旨，依之以为毛说。”^[59]当然，王肃在传承《毛诗》的基础上，并非完全按部就班，也有发明之处。如《邶风·击鼓》“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孔颖达疏:“毛以为，从军之士与其伍约，云我今死也生也，共处契阔勤苦之中，……于是执子之手，殷勤约誓，庶几与子俱得保命，以至于老，不在军陈而死。王肃云:‘言国人室家之志，欲相与从生死，契阔勤苦而不相离，相与成男女之数，相扶持俱老。’此似述毛，非毛旨也。”^[60]客观地说，王肃向家庭伦理方面的引申并不符合《诗经》本旨，然而“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一句在后世的流传中已失去它体现军人互助的原旨，而成为夫妻双方相濡以沫的最好形容，这或恐离不开他的阐发影响了。他还重视《诗经》中兴发譬喻的用法，如解释《秦风·蒹葭》说:“维得人之道，乃‘在水之一方’。一方，难至矣。水以喻礼乐，能用礼则至于道也。”解释《秦风·晨风》“山有苞栎，隰有六驳”句说:“倨牙者，盖谓其牙倨曲也。言山有木，隰有兽，喻国君宜有贤也。”解释《豳风·九罭》“九罭之鱼鳟鲂”句说:“以兴下土小国，不宜久留圣人。”^[61]应该说，王肃有关起兴譬喻之说基本都是秉承孔子及毛苌所说，但是他能够将毛苌一些未能将寓意说清、为何事起兴之处说明，如所引《秦风·晨风》、《豳风·九罭》等处均为毛苌或然而王肃明之的地方，这更能说明王肃对《诗经》起兴譬喻的自觉意识了。

最后，引《易》解《诗》，适度发挥《易》理以证《诗》，以求诗人之微义。其注《大雅·思齐》“不闻亦式，不谏亦入”句说:“不闻道而自合于法，无谏者而自入于道也。然则唯圣德乃然，故云性与天合。若贤智者，则须学习。不能无过，闻人之谏，乃合道也。”^[62]这正是《周易·乾卦·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的翻版，^[63]他在有关文王的诗中基本都延续了这样的观念，如此诗释“肆成人有德”说:“文王性与道合，故周之成人皆有成德，小子未成皆有所造为，进于善也。”释《大雅·皇矣》“帝迁明德”说:“天与周家善于治国，徙就文王明德，以其由世习于常道，故得居是大位也。”^[64]诚如上说，《大雅·皇矣》等诗中对文王的评价都贯穿了《周易·乾卦·文言》的思想，而《周易》本身惟精惟一的特点对他发掘诗人微义不可谓没有影响。他释《大雅·皇矣》“王赫斯怒”句说:“密人之来侵也，侵阮遂往侵共，遂往侵旅，故‘王赫斯怒’，于是整其师以止徂旅之寇。侵阮、徂、共，文次不便，不得复说旅，故于此而见焉。上曰‘徂共’，此曰‘徂旅’，又为周王之所御，其密人亦可知也。省烦之义，诗人之微意也。”^[65]这种追求“诗人之微意”的观念正是王肃讽谏意识的体现，也间接促进了时人读《诗经》时对言外之意、味外之旨的探寻。

二、王肃儒家文艺观指导下的文学创作

上述为王肃儒家文艺观的主要构成，接下来看这些观念在其创作中的具体运用。(www.daowen.com)

首先，王肃文学创作具有浓厚的复古宗经意识。魏明帝太和初重定太乐的政策，庙乐名称的更定、内涵的赋予均经过群臣的奏议，以体现“荐之郊庙，而鬼神享其和；用之朝廷，则君臣乐其度。使四海之内，遍知至德之盛，而光辉日新”的礼乐精神。^[66]据《初学记》卷十三“宗庙第四”录有王肃《宗庙颂》两节，其紧承王粲《太庙颂》之后，可见唐人对它的重视，而《宗庙颂》第一节较突出的表现了他的复古宗经意识。其曰:“明德惟馨，昊天子之。眷佑我魏，薄言起之。起之伊何，黎元时雍。子之伊何，历数在躬。于乎盛哉，神明是通。”^[67]单从字面来看，王肃此颂采用《诗经》雅颂四言之体，辞句也多化自经典，但又能较为巧妙地运用顶针、间隔反复的修辞手法，因此在纯雅之余，又不板滞。就其用典情况来说，“明德惟馨”来自《尚书·君陈》“黍稷非馨，明德惟馨”；^[68]“昊天子之，眷佑我魏”，则来自《周颂·清庙之什·时迈》“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69]亦即说魏帝崇德，皇天必佑，显然这里王肃化用并联结《尚书》与《诗经》两处典故，不过把“有周”换成“我魏”而已。下句“薄言”与“伊何”，也均为《诗经》中常见语词。^[70]通过考察王肃的句法情况，不难发现他在短短几句中使用了《周颂·清庙之什·时迈》两处辞句，可见此诗对其影响较大。换言之，王肃的宗经颂美意识自可以此诗为准依。再看修辞运用的情况。王肃将“薄言”、“伊何”这两个常见语词穿插使用，“薄言起之。起之伊何”构成了顶针用法，此句又与下句“子之伊何”形成间隔反复，从而使颂的节奏感增强，同时此颂注重换韵，读来也富于声韵之美。

其次，王肃承继两汉以来天人合一观念指导下的创作观，吸收谶纬之说，体现出以祥瑞为核心的颂美意识。这在《宗庙颂》第二节中有鲜明体现，其曰:“湛湛甘露，济济醴泉。或涌于地，或降于天。天地交泰，品类蕃芜。祥瑞嘉应，其集如雨。屡获丰年，谷我士女。祖考既飨，于欢乐胥。”^[71]这一节出典情况，涉及对《周易》、谶纬之书及扬雄赋的运用。对《周易·泰卦》、《乾卦》的引用，如“天地交泰，品类蕃芜”句，即是《泰卦》象辞“天地交，泰”和彖辞“天地交而万物通”及《乾卦》彖辞曰“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的直引与化用。^[72]对谶纬之书及扬雄赋的运用，如“湛湛甘露，济济醴泉。或涌于地，或降于天”句，是祖述扬雄而来。扬雄《羽猎赋》“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句，李善注曰:“《礼记》曰: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孝经援神契》曰:甘露，一名膏露。”扬雄《剧秦美新》“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潜”句，李善注:“嘉醴，醴泉也。”^[73]可见，扬雄显然是王肃将“甘露”与“醴泉”并称的先导。王肃早年曾与宋衷学《太玄》，并著有《扬子太玄经注》七卷，因此受到扬雄的文学影响也在情理之中。值得一提的是，“甘露”、“醴泉”本出自儒家对治世景象的附会，最早见于《礼记》，后来又与汉代谶纬之学结合，成为宣扬人间政治必需的神迹。如司马相如《封禅文》“甘露时雨，厥壤可游……非惟雨之，又润泽之”，王延寿《鲁殿灵光赋》“玄醴腾涌于阴沟，甘露被宇而下臻。”张载注:“醴泉出地，故曰阴沟也。”李善注:“《春秋元命包》曰:天枢得则醴泉出。《孝经援神契》曰:德至天则甘露降。”司马相如《上林赋》“醴泉涌于清室”，郭璞注:“醴泉，瑞水也。”班固《东都赋》“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句，李善注引《春秋命历序》说:“成、康之隆，醴泉踊出。”^[74]到王肃这里，亦得到大力传承。如从他注释《诗经·大雅·生民》“凤皇于飞，翙翙其羽，亦集爰止。蔼蔼王多吉士”句看，他说:“凤皇虽亦高飞傅天，而亦集于所宜止，故集止以亦傅天，亦集止。今能致灵之瑞者，以多士也。欲其常以求贤用吉士为务也。”^[75]这显然是他在注经过程中对祥瑞推崇的表现。另外，从他的政治意识来看，其《贺瑞应表》说:“伏承祖庙、文昭庙鱼生于鼎，臣闻《易·中孚》彖曰:‘信及豚鱼。’言中和诚信之德，下及豚鱼，则无所不及。”又《奉召为瑞应表》说:“太和六年，上将幸许昌。过繁昌，诏问，‘受禅碑生黄金白玉，应瑞不?’肃奏:‘以始改之元年，嘉瑞见于践祚之坛，宜矣。’”^[76]又《王子正论》还记载了他在嘉平四年、六年分别由尺鱼游于武库之屋和白虹经天判断将有战败和兵变之事，就与汉儒以阴阳灾异与政治附会无异。正因接连应验，司马师夸赞他说“霍光感夏侯胜之言，始重儒学之士，良有以也”，^[77]更是将他当作深通此道的夏侯胜看待了。由此可见，很难说王肃只是在文学创作的范围内宣扬瑞应观念，其不但承认，而且还用《周易》来证明，只是较汉人直接用谶纬之书来神化当前政治略显不同而已。

最后，《格虎赋》体现出的谏诤意识。《格虎赋》仅存“羽骑云布，兰车星陈”两句，^[78]因此很难对这篇作品的艺术特色进行具体评价。《格虎赋》当由劝谏曹丕过度畋猎而作，《三国志·魏书·王朗传》载，曹丕初即位，经常游猎，很晚才回宫，对此王朗就劝谏:“近日车驾出临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违警跸之常法，非万乘之至慎也。”曹丕回复说:“览表，虽魏绛称虞箴以讽晋悼，相如陈猛兽以戒汉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将帅远征，故时入原野以习戎备。至于夜还之戒，已诏有司施行。”^[79]虽多辩解自饰之辞，亦颇有从善如流之风。因而，王肃可能代父作《格虎赋》以示声援。魏绛和司马相如只是通过奏议谏猎，其奏书还称不上真正的文学作品，汉代孔臧的《谏格虎赋》则可能是王肃此作的文学范本。孔臧针对藩王“手格猛虎，生缚貙豻。昧爽而出，见星而还。国政不恤，惟此为欢”的情况而发，借“无诸大夫”之口陈述劝谏之辞说:“乐之至也者，与百姓同之谓。”^[80]这正是《孟子·梁惠王下》“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的历史话题的延伸。^[81]他认为与民同乐才是至乐所在，而沉溺于畋猎，只会带来扰民乱政的恶果:“今君荒于游猎，莫恤国政。驱民入山林，格虎于其廷。妨害农业，残夭民命。国政其必乱，民命其必散。国乱民散，君谁与处?”^[82]此赋较多运用四言，间有三言、五言、六言，它们往往以骈对的形式出现，对仗整齐，论辩有力，是汉大赋兴起之前的典范之作。王肃《格虎赋》对前作继承多于创新抑或相反，已难以判断，但此赋体现了他在注释《诗经》中所体现出的讽谏意识却是毋庸置疑的。

三、王肃在曹魏文坛的地位与影响

首先，王肃的创作是曹魏时期儒者之文的代表。曹魏时期除了王肃之外，还有一些颇有成就的儒家学者，如号称东州大儒的孙炎遍注《周易》、《春秋例》、《毛诗》、《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等书；周生烈、董遇等，也历注经传，流传于世。在众多儒士之中不乏精通文事者，如裴注引鱼豢《魏略》以董遇、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详等七人为儒宗:如贾洪精于《左传》，又有文才，曾为马超作《露布文》；苏林精通字学，对书传古文多能通释，同时他也颇具文才，与韦诞、夏侯惠、孙该、杜挚均擅长文赋，其作惜已不传。除了上述七位，王象也值得注意。据《三国志·魏书·杨俊传》裴注引《魏略》载:“建安中，(王象)与同郡荀纬等俱为魏太子所礼待。及王粲、陈琳、阮瑀、路粹等亡后，新出之中，惟象才最高。……受诏撰《皇览》……象从延康元年始撰集，数岁成，藏于秘府，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象既性器和厚，又文采温雅，用是京师归美，称为儒宗。”^[83]由此可见，无论就儒学成就还是文学才能而言，王象都是建安七子之后屈指可数的人物，可惜其传世作品极少，很难据以分析。以上均说明曹魏时期儒者之文是当时文坛的重要力量，在他们多数作品亡佚的情况之下，王肃之作更犹如零圭断璧，其代表性价值不容低估。

其次，王肃由对儒典中的文学作品从字义训诂到进行知人论世式的探讨，从强调《诗经》讽劝、颂美的政治教化功能到注重起兴譬喻的阐发，从适度宣扬《易》理到对诗人微义的发掘，其文学观层次分明又具有政治实用主义的理性特色，可以看作是汉代儒家文学观在曹魏时期的回潮。如他挖掘《诗经》中对伦常礼序倒错现象的讽刺之义，解释《卫风·氓》“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句说:“言其色黄而陨坠也。妇人不慎其行，至于色衰无以自托。我往之汝家，从华落色衰以来，三岁食贫矣。贫者乏食，饥而不充，喻不得志也。”^[84]解释《小雅·节南山》“节彼南山，有实其猗”句说:“南山高峻，而有实之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长茂也。师尹尊显，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用众士之智能。刺今专己，不肯用人，以至于不平也。”^[85]这些至少为曹魏时期以弃妇为题材的诗赋创作辨明了以《诗经》为取法的源头。汉代儒学文艺观的回潮更在王肃以天人合一与谶纬学说结合的颂美意识中有突出反映，从其文学作品可以充分看出这一点。尽管简博贤认为王肃注经特点为:“昔人说经，依附图谶，崇尚尊权……王肃注经，一切剥去；排妖妄、抑权思；是以摅思中情，摛词平实。”^[86]但结合王肃的颂作，又可以看出其潜意识中对汉代谶纬之学的吸收。上述情况到魏晋之际仍有留存，除了王肃之外，较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左思《魏都赋》“醴泉涌流而浩浩”，刘逵注:“黄初二年，醴泉出，河内郡玉璧一枚。延康元年，三足乌、九尾狐见于郡国，嘉禾生，醴泉出。《易》曰:显道而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佑神矣。”^[87]刘逵居然将赋中描述与曹魏史事相结合，足见当时对此深信不疑的观念。因此，王肃不仅体现了汉代经今文学对文学创作影响的余波，也顺启了西晋的创作观念。当然，从创作角度来说，王肃的颂诗也具有一定特色。如与王粲三首《太庙颂》相比，王粲化用典实的痕迹更加明显，诸如“时迈”、“清庙”一望便知，而如“聿”、“厥”、“允”、“若”、“於穆”等先秦代字的大量使用，^[88]均流于古板；王肃则以“湛湛”对“济济”，运用“或……或……”句式，体现出骈对排比的特点，再加用词清浅，典实简明，反而更为上口易懂，在艺术水准上更胜一筹。

最后，从蜀、吴两地的经学发展情况来看，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呈现犬牙差互的势态，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今文经学的势力相对更强一些，这都是其承接东汉儒学余绪的表现，而王肃文学创作则从侧面反映出曹魏思想界受此种影响的程度。作为一代儒宗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其他的儒士文臣了。如夏侯惠、韦诞分别作有《景福殿赋》，缪袭、卞兰分别作有《许昌宫赋》，吴质作有《魏都赋》，均体现出以祥瑞颂美当朝的创作模式，这与统治者的提倡固然有关，也离不开王肃等硕儒的潜在影响和推动。另外，王肃的注经之作在西晋多数立于学官，形成与郑玄争衡而略胜的局面，客观上促进了他的文学观念的传播。如其复古宗经、重视《诗经》兴发譬喻、灵活运用知人论世等观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像西晋中前期文坛就涌现出大量的“七经诗”、“补亡诗”、“咏史诗”等，儒家经典不止为文人主体提供思想资源，更成为他们进行文学模拟的素材与体式，这在傅玄、傅咸、潘岳、束晳、陆云等人的作品中都可以找到对应的例子。王肃在推动汉代儒家文艺观念回潮过程的作用自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