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胡敬《六朝经术流派论》说:“大儒多出康成之门，群籍未罹晋怀之乱。陆绩述《易》，元本京房；王基说《诗》，义在申郑，其著者也。惜乎子雍无识，倡为圣证之论；辅嗣解经，流入老氏之言。提畅元(按，应为“玄”，避清讳)风，诋排郑学，何其谬也。典午承魏，厥风尤炽。杜预僻左，竟掩服虔之名。梅赜献书，徒承梁氏之伪。虽荀崧建议，表章郑《易》；贺循创论，并立三传。而以时多难，虚言莫行。两都流风，几几歇绝矣。”[54]这反映出西晋儒学内部的郑、王之争以及儒学与玄学争夺教席的思想状况。沈约说:“自魏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人重异术。又选贤进士，不本乡闾，铨衡之寄，任归台阁。……由是仕凭借誉，学非为己。崇诡遇之巧速，鄙税驾之迟难。士自此委笥植经，各从所务。早往晏退，以取世资。庠序黉校之士，传经聚徒之业，自黄初至于晋末，百余年中，儒教尽矣。”[55]这又说明西晋儒学发展趋于凋敝的事实。就西晋的政治状况而言，武帝在位期间到八王之乱发生之前，儒学在四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获得较大发展，复古的风气较为浓厚，文坛也出现了以张华、傅玄、束晳等人为代表的复古派。此后，由于藩王战乱，外加少数民族反对力量乘势而起，西晋政权摇摇欲坠，官方的儒学建设已难以保证其连贯性和有效性了。儒学发展则又出现类似汉末的情景，即以民间私学为主，聚众授徒、游学求教成为主要的传播方式，文学也多以悯乱忧生为主题，充满忧患意识。下面就从政治推动、儒学自身发展以及儒学对文学的影响等几个角度，来探讨西晋儒风的兴衰及其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西晋崇儒政策的兴废与儒学发展
陈寅恪曾深刻地指出西晋政权与曹魏政权的不同:“西晋政权的出现，表明儒家贵族最终战胜了非儒家的寒族。西晋政权是儒家豪族的政权，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与曹操时期不一样了。……西晋统治者标榜儒家名教，中正以‘品’取人，品指‘行性’，即指儒家用来维系名教秩序的道德标准。而豪族与儒门是同义词，因此选举变成‘门选’。门选起着巩固豪族统治的作用，唯才是举的时期过去了。又西晋豪族以奢靡相高，崇尚节俭的时期也过去了。”[56]西晋中前期施行重儒政策与司马氏家族文武兼修的学术背景有密切联系，从司马懿就开始流露出这种倾向。其“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汉末大乱，常慨然有忧天下心”，[57]由此可见其为学旨趣与兼济天下的志向。征战期间，司马懿还体现出较明显的民本意识，如建安十八年迁为军司马之际，他向曹操进言说:“昔箕子陈谋，以食为首。今天下不耕者盖二十余万，非经国远筹也。虽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又载:“初，魏明帝好修宫室，制度靡丽，百姓苦之。帝自辽东还，役者犹万余人，雕玩之物动以千计。至是皆奏罢之，节用务农，天下欣赖焉。”[58]司马懿的重农政策不仅为作战提供充足的物质储备，而且减除杂役节省民力，利于经济恢复，增强国力。
司马师为司马懿长子，少与夏侯玄、何晏等清谈名士齐名。何晏曾对他说:“惟几也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59]王弼二十四岁时去世，司马师“嗟叹之累日，曰:‘天丧予!’”[60]由此可见，他年轻时亦是名士圈子中的一分子。尽管如此，司马懿死后司马师奉行沿袭旧制的保守政策，以诸葛诞、毌丘俭、王昶、陈泰、胡遵负责四方军务，王基、州泰、邓艾、石苞典州郡，卢毓、李丰掌选举，傅嘏、虞松参计谋，锺会、夏侯玄、王肃、陈本、孟康、赵酆、张缉预朝议，从而使高平陵之变后的曹魏政权趋于稳定。司马昭为司马懿次子，兼综儒法，多结交名士，阮籍尤其为著。《世说新语·任诞》刘孝标注引《文士传》载:“籍放诞有傲世情，不乐仕宦。晋文帝亲爱籍，恒与谈戏，任其所欲，不迫以职事。”[61]《世说新语·简傲》载:“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62]这透露出司马昭在以谨慎、清廉、勤勉考察官员的同时，又强调其真性情的流露。在日常生活中，他喜与文士调笑的一面也非常突出。如邓艾口吃，自称名多言“艾艾”，司马昭调侃说:“卿云艾艾，定是几艾?”邓艾回答:“凤兮凤兮，故是一凤。”[63]《世说新语·排调》载:“晋文帝与二陈共车，过唤锺会同载，即驶车委去。比出，已远。既至，因嘲之曰:‘与人期行，何以迟迟?望卿遥遥不至。’会答曰:‘矫然懿实，何必同群。’帝复问会:‘皋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尧、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时之懿士。’”[64]另外，《世说新语·排调》还载有司马师的类似事例:“锺毓为黄门郎，有机警，在景王坐燕饮。时陈群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共嘲毓。景王曰:‘皋繇何如人?’对曰:‘古之懿士。’顾谓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党。’”[65]他们所倡导的这种风气在民间多有影响，如《世说新语·排调》刘孝标注引《孙放别传》载:“放兄弟并秀异，与庾翼子园客同为学生。园客少有佳称，因谈笑嘲放曰:‘诸孙于今为盛。’盛，监君讳也。放即答曰:‘未若诸庾之翼翼。’放应机制胜，时人仰焉。司马景王、陈、锺诸贤相酬，无以逾也。”余嘉锡注引李慈铭说:“案父执尽敬，礼有明文。入门问讳，尤宜致慎。而魏、晋以来，举此为戏，效市井之唇吻，成宾主之嫌仇。越检逾闲，深堪忿疾。而锺、马行之于前，孙、庾效之于后。饮其狂药，传为佳谈。……若此者，乃不义之极致，小惠之下流。”[66]应该说，司马师、司马昭这种以父讳取乐的作法，还带有曹魏以来士林中戏谑调笑的余风，并为这种风气在晋代的流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司马昭颇注重选材任能。他对曹魏德高望重的旧臣予以重用，前已提及的郑冲、王祥等人就是例子。如《世说新语·政事》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说:“初，文帝命荀勗、贾充、裴秀等分定礼仪律令，皆先咨郑冲，然后施行也。”[67]鉴于郑冲的政治影响力，无疑会利于这些新定方案的推行。司马昭在甘露三年(258)七月，上奏启用前代名臣著勋的子孙，量才授官，这自为收抚众心的举措。他重视清谈之才。《世说新语·赏誉》载:“吏部郎阙，文帝问其人于锺会，会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皆其选也。’于是用裴。”他选用裴楷无疑在于“裴公之谈，终日不绝”，[68]这对玄风盛起具有直接推动之功。当然，司马昭最大的政治劣迹莫过于篡弑高贵乡公而包庇贾充，这又成为晋代强调孝亲而讳谈忠君的最大原因。
(二)晋武帝的重儒政策与崇孝意识
司马炎为司马昭长子。景熙二年(265)八月，司马昭死，随嗣位丞相，即晋王位。同年十二月即位，改元泰始元年。他在此年十一月还强化各州中正荐举的标准:“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69]他虽然将忠恪放在首位，但与孝义有关的就占了三项，可知其选拔官员的重心所在。泰始二年(266)八月，司马昭去世一周年之际，群臣请他易服复膳，他则说:“吾本诸生家，传礼来久，何必一旦便易此情于所天!相从已多，可试省孔子答宰我之言，无事纷纭也。”在《谒陵诏》中说:“此上旬，先帝弃天下日也。便以周年，吾茕茕，当复何时一得叙人子之情邪!思慕烦毒，欲诣陵瞻侍，以尽哀愤。”[70]在《答群臣奏停谒陵诏》中说:“孤茕忽尔，日月已周。痛慕摧感，永无逮及。欲瞻奉山陵，以叙哀愤，体气自佳耳。”在《答群臣谏止衰绖谒陵诏》中说:“亦知不在此麻布耳。然人子情思，为欲令哀丧之物在身，盖近情也。”[71]泰始四年(268)，皇太后去世，司马炎不顾群臣之议力行三年之丧说:“夫三年之丧，天下之达礼也。受终身之爱，而无数年之报，奈何葬而便即吉，情所不忍也。”又说:“不能笃孝，勿以毁伤为忧也。诚知衣服末事耳，然今思存草土，率当以吉物夺之，乃所以重伤至心，非见念也。”[72]由上不难看出司马炎推崇儒家孝礼的思想立场。
另外，他强化皇讳意识。他在《原孔晁上书犯讳诏》中说:“自今以后，三帝讳情亦矍然，长吏以上，足闲礼法，可如旧科。其余散官以下，但有谬语者，不可具责。又古者内讳不出宫，但勿听以为名字。至于吾名，但在见避过礼。其或过谬，皆勿却问，以烦简书也。”[73]这显然对司马师、司马昭与文臣以父讳互相调笑的风气有所纠正。除了以身作则外，他对能躬行孝道的臣子特别赏识。《世说新语·德行》载:“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具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74]不管和峤生孝、王戎死孝孰优孰劣，司马炎的关注无疑有助于孝风大行。在肯定文臣孝义的基础上，司马炎对其他政治品行则较为优容。《世说新语·雅量》载:“王戎为侍中，南郡太守刘肇遗筒中笺布五端，戎虽不受，厚报其书。”刘孝标注引《竹林七贤论》说:“戎报肇书，议者佥以为讥。世祖患之，乃发口诏曰:‘以戎之为士，义岂怀私?’议者乃息。”[75]这几乎就有“一孝遮百丑”的味道了。相反，他对不拘礼法之士则不予提拔，如阮咸即是其例。《世说新语·赏誉》刘孝标注引《名士传》说阮咸，“任达不拘，当世皆怪其所为。及与之处，少嗜欲，哀乐至到，过绝于人，然后皆忘其向议。为散骑侍郎。山涛举为吏部，武帝不用”。[76]这与司马昭厚待阮籍的情形已然大不相同。当然从为政本身而言，司马炎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利益，也多有言行不一之处。如为使司马衷顺利即位，令最佳的皇位继承人齐王司马攸出藩，后者呕血而死，结果引来朝臣非议，其中王济反对最激烈。《世说新语·方正》载:“武帝语和峤曰:‘我欲先痛骂王武子，然后爵之。’峤曰:‘武子俊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责之，因曰:‘知愧不?’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谣，常为陛下耻之!它人能令疏亲，臣不能使亲疏，以此愧陛下。’”[77]司马攸虽然为司马炎的亲生弟弟，但过继给司马师为嗣子，司马昭生前常说“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与焉”，又“自谓摄居相位，百年之后，大业宜归攸”。[78]可见，王济的诛心之论使司马炎大为不快，却也不能不“爵之”以表彰其忠直。他没有继续推行兄终弟及的政策，又为司马衷在位期间贾南风专政和八王之乱埋下了祸根。
司马炎偃武修文，重视博学有礼之士的选拔任用。《世说新语·识鉴》载:“晋宣武讲武于宣武场，帝欲偃武修文，亲自临幸，悉召群臣。”[79]他罢除郡国兵备，正是弃武兴文的最直接体现。为了维护儒家的政教地位，他罢除淫祀:“末世信道不笃，僭礼渎神，纵欲祈请，曾不敬而远之，徒偷以求幸，妖妄相煽，舍正为邪，故魏朝疾之。其按旧礼具为之制，使功著于人者必有其报，而妖淫之鬼不乱其间。”[80]他重视博学有礼之士的选拔，曾下诏说:“举清远有礼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81]其奖劝儒生敦习经典，广征好学敦儒之士，如皇甫谧可为显例。《世说新语·文学》载，皇甫谧“年二十余，就乡里席坦受书，遭人而问，少有宁日。武帝借其书二车，遂博览”。[82]司马炎称道皇甫谧“沉静履素，守学好古，与流俗异趣”，[83]而授予太子中庶子之职。咸宁二年(276)立国子学，司马炎以曹植之子曹志“笃行履素，达学通识，宜在儒林，阐弘胄子之教”，授予国子博士之职；以庾纯“笃志好古，敦说诗书，有儒行，宜训导国子”，以刘智“学行优著”，而命其为国子祭酒。[84]他还将选贤任能、弘扬礼义作为考察官吏的标准。他在泰始四年(268)六月《责成二千石诏》中说:“田畴辟，生业修，礼教设，禁令行，则长吏之能也；人穷匮，农事荒，奸盗起，刑狱烦，下陵上替，礼义不兴，斯长吏之否也。”[85]泰始七年(271)，他针对阮种、郤诜、司马康举贤良对策而遭人清议，下诏说:“若有文武隐逸之士，各举所知，虽幽贱负俗，勿有所限。”[86]意在打破舆论与门第的局限，更广泛的选材。他还广开言路，鼓励直言敢谏之风。他曾对傅玄、皇甫陶说:“凡关言于人主，人臣之所至难。而人主若不能虚心听纳，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也。其甚者，至使杜口结舌。每念于此，未尝不叹息也。故前诏敢有直言，勿有所距，庶几得以发懞补过，获保高位。苟言有偏善，情在忠益，虽文辞有谬误，言语有失得，皆当旷然恕之。”[87]为了表明决心，他激励皇甫陶直言，反而罢免了弹劾其犯上的散骑常侍郑徽。[88]
司马炎继承了司马懿以来的农本意识，宽刑简政。他在泰始二年《诏议通籴法》中说:“今者省徭务本，并力垦殖，欲令农功益登，耕者益劝，而犹或腾踊，至于农人并伤。今宜通籴，以充俭乏。”[89]泰始四年《耕籍诏》中说:“夫国之大事，在祀与农。……今修千亩之制，当与群公卿士躬稼穑之艰难，以率先天下。”[90]又在太康六年(285)《诏定皇后躬蚕礼》中说:“昔天子亲藉，以供粢盛。后夫人躬蚕，以备祭服。所以聿遵孝敬，明教示训也。……今天下无事，宜修礼以示四海。”[91]上述均是其重视农业的表现。除此之外，他还施行宽仁之政，咸宁元年(275)正月《改元大赦诏》说:“至化之本，宽以居之，仁以行之，然后道济天下，品物得所。”[92]他所倡导的仁政，首先表现在宽刑简法方面。他《赏定新律诸臣诏》说:“今法律既成，始班天下，刑宽禁简，足以克当先旨。”[93]为了减轻民间立碑的经济负担和杜绝颂德不实的虚伪之风，特下《禁断立碑诏》说:“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94]此禁延续到东晋元帝太兴元年(318)特准为顾荣破例，此后大臣长吏均私自立碑，到晋安帝义熙中才被尚书祠部郎中裴松之再次奏止。司马炎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浮华奢靡之风，但这种举措又十分有限，如何曾日食万钱犹无下箸处、石崇王恺斗富等等都表明西晋上层的豪奢之习。应该说，包括奢侈之风在内，晋代风俗之乱都有其历史缘由。仲长统《昌言》载:“今嫁娶之会，捶杖以督之戏谑，酒醴以趣之情欲。宣淫佚于广众之中，显阴私于族亲之间。污风诡俗，生淫长奸，莫此之甚，不可不断者也。”又“妇人有朝哭良人，暮适他士，涉历百庭，颜色不愧。今公侯之宫，卿士之家，侍妾数十。昼则以醇酒淋其骨髓，夜则以房室输其血气”。[95]曹丕《典论·酒诲》载:“孝灵之末，朝政堕废。群官百司，并湎于酒。贵戚尤甚，斗酒至千钱。中常侍张让子奉为太医令，与人饮酒，辄掣引衣裳，发露行体，以为戏乐。将罢，又乱其舄履，使小大差踦，无不颠倒僵仆，踒跌手足，因随而笑之。”又“洛阳令郭珍，居财巨亿。每暑夏召客，侍婢数十，盛装饰，被罗縠，袒裸其中，使之进酒”。[96]上述均说明，西晋放诞士风在汉末就已自上而下地蔓延开来。经过曹魏的严厉禁止略有好转，却又在晋世复燃，不能不说又体现出司马炎在崇儒重孝政策之外，其他政策的表面化、悖反性特点。[97]
总之，司马炎的政治作为可以太康元年(280)为界分为两部分:此前，因为战事不断，尚能“承魏氏奢侈刻弊之后，百姓思古之遗风，乃厉以恭俭，敦以寡欲。……临朝宽裕，法度有恒”，上文所说的大部分政绩差不多都集中在泰始与咸宁年间；平吴之后，“天下乂安，遂怠于政术，耽于游宴，宠爱后党，亲贵当权，旧臣不得专任，彝章紊废，请谒行矣”。此间他最为失策的地方在于册立惠帝后，又听信王佑的主张分封秦王、楚王、淮南王等镇守关中等要害地区，为藩王武力争权埋下隐患，最终导致“纲纪大乱，海内版荡，宗庙播迁。帝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县，翻成被发之乡。弃所大以资人，掩其小而自托，为天下笑”的局面。[98]然而从儒学和文学的角度来看，泰始至太康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它们都获得了显著发展，如杜预在《左传》学方面成绩斐然；太康年间在汲县魏襄王墓中发现古书《竹书纪年》和《逸周书》等十余万言，它们得到了束晳、荀勗、和峤、张宙、傅瓒、王接、卫恒、王庭坚、潘滔、挚虞、谢衡、续咸等人的释读，对《尚书》学和古史学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太康文坛的繁荣也代表了西晋文学的最高成就。因此尽管司马炎政无准的，但对儒学文教推动的客观作用又是不容忽视的。
(三)晋惠帝以来局势动荡对儒学发展的消极影响
司马炎死后，太后杨芷与家族成员杨班、杨济、杨骏趁机揽权，引起惠帝皇后贾南风及宗室成员的不满。元康元年(291)，贾南风密诏楚王司马玮进京，以武力将太后及其党羽铲除，并由汝南王司马亮辅政。司马亮与贾后及司马玮又开始倾轧，结果司马亮、司马玮先后被贾后矫诏杀死，大权归其一人手中，这可算作“八王之乱”的序曲。此后八九年间，贾后又与愍怀太子司马遹不睦，元康九年(299)将其囚禁，次年废杀。左卫司马督司马雅与常从督许超、殿中中郎士猗联合右军将军司马伦一起密谋杀死贾后及后党成员，张华、裴頠、解结、杜斌等也遭株连被害。司马伦矫诏为都督中外诸军事、相国，文武官员因归附而封侯者数千人，其属僚孙秀地位也骤然蹿升，达到“天下皆事秀而无求于伦”的地步。[99]孙秀公报私仇，将与己不睦的石崇、潘岳处死。他先夺齐王司马冏兵权，又镇压不满的淮南王司马允。司马伦于永宁元年(301)僭位称帝，改元建始元年。司马伦为安抚众心，滥赏官职，这一年贤良方正、直言、秀才、孝廉、良将皆不须课试；计吏及四方使命在京城的，太学生在十六岁以上及在太学满二十年的，均授官为吏；郡县二千石令长大赦时在职的，均封侯。司马伦即位引起齐王司马冏、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的反对，他们联合传檄讨伐。双方在洛阳附近的黄桥、颍阴、激水混战达六十多天，伤亡十万人，最后惠帝复辟，司马伦赐死，凡是后者任用的官员均罢免，一时造成台、省、府、卫无人的局面。孙惠事后上书司马冏称:“自永熙以来，十有一载，人不见德，惟戮是闻。公族构篡夺之祸，骨肉遭枭夷之刑。群王被囚槛之困，妃主有离绝之哀。历观前代，国家之祸，至亲之乱，未有今日之甚者也。”[100]这应是战乱惨状的真实写照。此后八王之乱愈演愈烈，西晋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遭到极大的摧残，时间不长就在匈奴领袖刘渊的攻打下覆亡了。在此期间，诸多名臣儒士纷纷落难，儒学发展自然举步维艰。洛阳作为政治中心而成为诸王火并的主战场，像太学就先被成都王司马颖改作兵营，又被东海王司马越用作军府，官方儒学的凋敝可见一斑。
晋惠帝在位期间，朝中大权先后为外戚及藩王所专。所幸在贾南风的把持下庶族出身的张华得以重用，“虽当暗主虐后之朝，而海内晏然”；[101]张华又喜汲引士人，促使大批吴、蜀之士入晋为官，对西晋学术及文坛发展都有推动作用。然而，到永康元年(300)他与裴頠、解结、杜斌等名臣一起被杀，西晋政坛每况愈下。大量士人或避世不出，或退隐著述，使民间私学成为儒学传播的重要方式；另外在文学创作方面，带有强烈批判性色彩的作品涌现，与太康时期以颂美为基调的典雅、绮艳之风大异其趣。晋怀帝司马炽即位后，不仅政纲失驭，而且包括少数民族势力在内的各地豪强乘势而起，出现“宫省无复守卫，荒馑日甚，殿内死人交横，府寺营署并掘堑自守，盗贼公行，桴鼓之音不绝”的局面。[102]虽然司马炽本人雅好典籍，甚至在宴会之际还与众臣讨论时务，考核经籍，以至黄门侍郎傅宣慨叹:“今日复见武帝之世矣!”[103]但毕竟已积势难返。再到晋愍帝司马邺即位时，“属永嘉之乱，天下崩离，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朝廷无车马章服，唯桑版署号而已。众唯一旅，公私有车四乘，器械多阙，运馈不继”，[104]而最终被刘聪所杀。
对于西晋速亡的史实，房玄龄等人认为由儒学衰微及玄学清谈兴盛造成，[105]这种“清谈误国”的论调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清谈更大程度上是政治制度、学术风气、士林文化生活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很难倒果为因将其作为政局变乱的祸魁。吕思勉就认为清谈之人亦多行礼法之事，而不能将儒玄截然对立。[106]另外，西晋玄、儒之间争论固然激烈，但融合的迹象也非常明显，这种既对立又融合的表现渗透到文人创作中，又直接影响了文坛复古和求新潮流的兴起。
二、西晋儒学的发展特点与太康、永嘉文坛风貌
(一)西晋中前期的儒学发展及对文学题材的渗透
前面在分析魏、吴、蜀三国易代之际的儒学发展过程中，已经指明西晋初期吴、蜀两地还保留了浓郁的传统儒风，经历魏晋易代的学者如徐苗、氾毓、刘兆等更烙有郑玄、宋均所代表的青州学派的鲜明印记，又体现出统摄群经的新的为学风范。这些均充分说明西晋儒学具有较深厚的传统根基，加之晋武帝在泰始、咸宁年间崇儒尊贤和张华等儒臣在元康年间奖挹才士的政策，都为此间儒学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从儒学学术探研的角度来看，晋初郑玄与王肃经学教席之争方兴未艾，而王学占优。马宗霍总结说:“晋承魏绪，武帝崇儒兴学，先儒典训，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然尤重王肃，故晋初郊庙之礼，皆用王肃说，不用郑义，而孔晁之于《书》、《礼》，孙毓之于《诗》，复党于王。陈统虽难孙申郑，莫能损也。”[107]当然，在王、郑之学之外还有许多恪守汉儒家法传统的学者。他们以吴、蜀两地学者居多，这就使得西晋儒学呈现出新旧交融的学术面貌，如《春秋》三《传》方面除了前面提到的刘兆之外，还有杜预《春秋世谱》、《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春秋释例》、《春秋释例地名谱》、《春秋谥法》、《春秋左氏传音》、《春秋左氏传评》、《春秋经传长历》、《春秋古今盟会地图》、《春秋公子谱》，刘寔《春秋条例》、《左氏牒例》、《左传例苑集解》、《春秋公羊达义》、《春秋公羊违义》、《集解春秋序》，范毓《春秋三传集解》，王接《公羊春秋注》；《诗经》方面有袁准《袁氏诗传》，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杨乂《毛诗辨异》、《毛诗异义》、《毛诗杂义》，以《诗经》内容为题材入画的则有卫协《毛诗邶风图》、《毛诗黍离图》；《尚书》方面，则有裴秀《禹贡地域图》18篇、《地形方文图》；三礼方面有傅玄《周官论评》，司马伷《周官宁朔新书》、《礼记宁朔新书》，袁准《仪礼注》，王堪《冠礼仪》，裴頠《冠仪》，杜预《丧服要集》、《宗谱》，袁准《丧服经传图》，卫瓘《丧服仪》，司马彪《礼记注》；《周易》方面，则有裴秀《易论》，卫瓘《易义》，向秀《周易义》，阮咸《易义》、《周易难答问》，应贞《周易论》，王济《周易义》，荀《难易无互体论》，袁准《周易传》，杨乂《周易卦序论》，阮浑《周易论》，皇甫谧《易解》、《易义》八卷、《补注》三卷、《周易精微》三卷；《孝经》方面，则有荀勖《集议孝经》一卷、《注孝经》二卷；《论语》方面，则有卫瓘《论语注》，郑冲《论语集解》，缪播《论语旨序》，栾肇《论语释疑》、《论语驳序》，应琛《论语藏集解》。群经综合类研究的还有嵇绍撰、赵至叙《古文石经》，束皙《五经通论》，袁准《五经滞义》，傅咸作有《七经诗》，裴頠还奏刻《国学石经》。
上述仅是根据《二十五史补编》中有关晋代艺文的补遗成果加以采撷而得的西晋儒学学术研究的概貌。总起来说，《春秋》学在西晋取得较大的突破，一方面运用集解体对《春秋》三传研究的并不止一家，说明当时学者已较普遍的认识到集解体在学术上集说与立说的便利；另一方面，杜预将《春秋》经传合一，集合众家之长，使《春秋左传》研究达到集大成的地步，其《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在唐初编纂《五经正义》时被作为官方经传注本收入，孔颖达为之作疏后又经清阮元校刻收入《十三经注疏》，影响深远。《尚书》学的研究也令人瞩目，裴秀在《禹贡地域图》中提出“制图六体”，即地图的比例、方位、距离、地形、角度、曲直等绘制原则，一直为清代之前中国传统制图学的指导思想，他的《禹贡地域图》也代表了当时分区绘图的最高成就。
除了专治一经的方面，遍治群经的综合式研究也较马融、郑玄、王肃等人的治学路径不同，它们不仅继承了前者宽阔的学术视野，更进一步探究五经之间的横向联系与差异，从而具备了西晋一代的特色。这使得学者们在探讨现世经学难题的时候，往往采取折中众家的方式，如挚虞《典校五礼表》说:“《丧服》一卷，卷不盈握，而争说纷然……《丧服》本文省略，必待注解，事义乃彰；其传说差详，世称子夏所作。郑王祖《经》宗《传》，而各有异同，天下并疑，莫知所定。……臣以为今宜参采《礼记》，略取《传》说，补其未备，一其殊义。可依准王景侯所撰《丧服变除》，使类统明正，以断疑争。然后制无二门，咸同所由。”[108]显然，他就对王郑二说多加调和，选取更加切合现实礼法实际的方面加以应用。
西晋儒学作为创作题材进入艺术和文学的观照范围，是这一时期的鲜明特色，如卫协《毛诗邶风图》、《毛诗黍离图》、傅咸《七经诗》等即是其例。这说明西晋儒学对其他艺术形态领域的渗透力增强，折射出西晋中前期儒学兴盛以及复古韵味浓厚的景况。
(二)西晋中前期的玄儒调和与文风表现
西晋中前期更多的文士游走于儒学与玄学之间，追求两者的调和成为一时主调，这一时期“汉末新思潮所追求的真善美相统一的精神丢失了，王弼、何晏、嵇康、阮籍那种‘弘道济世’的正气不见了。其主题转换为名教、自然调和为一，各有所用，名教主宰社会秩序，引导入世行为，自然调节生活情趣，培育出世心情”的转变。[109]尽管晋初推行重儒政策，玄谈并未因此而受到限制。事实上，司马炎之所以能够顺利即位，相当程度上依赖了善于谈玄的王衍、王戎、山涛等人的支持，甚至登基之后还不得不从玄学中寻求当政的合法依据。《世说新语·言语》载:“晋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数，系此多少。帝既不说，群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进曰:‘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帝说，群臣叹服。”裴楷的说法源自王弼《老子注》“一者，数之始，物之极也。各是一物，所以为主也。各以其一致此清、宁、贞也”的说法。[110]由此可见，儒学虽然官方地位较高，但在现实文化生活方面反而不如玄学受到士人的追捧。
西晋玄谈较少学术化的味道，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兹以王戎一门为例。《世说新语·言语》载:“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111]同样的记载还见于《晋书·王戎传》，王戎“为人短小，任率不修威仪”，却因“善发谈端，赏其要会”得到王济的赞誉。[112]王戎之子王衍更是谈玄领袖，其初好论纵横之术，但又不求实用，尚书卢钦荐举他为辽东太守，为避安边之责，于是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后出补元城令，终日清谈。王衍推重王弼、何晏的贵无论，“常自比子贡。兼声名藉甚，倾动当世。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113]可见，其对西晋谈玄之风的推动作用。然而，他以子贡自比至少有两重含义:其一，《论语》经由何晏集解，颇有玄化意蕴，自然深得谈玄者所好。《论语·先进》载孔子称赞门徒“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王衍以善辩之才可比子贡，也间接反映出对孔门四学的向慕；其二，时人身名俱泰的心理使然。《世说新语·汰侈》载:“石崇每与王敦入学戏，见颜、原象而叹曰:‘若与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间!’王曰:‘不知余人云何，子贡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当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瓮牖语人!’”[114]颜渊、原宪虽德高却皆为寒士，而子贡有辩才而家累千金，石崇羡慕的正是后者，因此王衍取子贡富贵而有才以自比就很自然了。
王衍因高居太尉，又不时以玄谈之才推进后学，在士林中影响巨大。《世说新语·文学》载:“诸葛厷年少不肯学问。始与王夷甫谈，便已超诣。王叹曰:‘卿天才卓出，若复小加研寻，一无所愧。’厷后看《庄》、《老》，更与王语，便足相抗衡。”又“中朝时，有怀道之流，有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语多，小极，不复相酬答，乃谓客曰:‘身今少恶，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问。’”[115]王衍还与玄谈名士结姻。《世说新语·文学》载:“裴散骑娶王太尉女，婚后三日，诸婿大会，当时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与裴谈。子玄才甚丰赡，始数交未快。郭陈张甚盛，裴徐理前语，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称快。王亦以为奇，谓语诸人曰:‘君辈勿为尔，将受困寡人女婿。’”[116]裴遐与郭象之间的玄谈交锋可谓一时盛事。应该说，王衍推进玄谈风气表现为正反两个方面:从学术研究方面，引起学界对《庄》、《老》之学研寻的极大兴趣，如《世说新语·文学》载:“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117]从实用的方面来看，又仅使庄老之学成为炫才自重、谋求名声的工具。如《世说新语·文学》载:“庾子嵩读《庄子》，开卷一尺许便放去，曰:‘了不异人意。’”刘孝标注引《晋阳秋》称其:“恢廓有度量，自谓是老、庄之徒。曰:‘昔未读此书，意尝谓至理如此。今见之，正与人意暗同。’”[118]这种玄学非学术化的倾向，更加导致了自命放达之士疏于老庄真谛而走向放纵的极端。
王衍之子王玄受父风影响，向慕简旷，亦有辩才，与卫玠齐名，惜在西晋后期死于乱世。王衍之弟王澄也是玄谈的后进人物，“时王敦、谢鲲、庾敳、阮修皆为衍所亲善，号为‘四友’，而亦与澄狎，又有光逸、胡毋辅之等亦豫焉。酣宴纵诞，穷欢极娱”。[119]足见王氏谈玄门风传承之远。然而，王氏一门在政事方面却无所用心，甚至抱有推委避责以求自保的心态，这当然离不开西晋统治者政无准的、政权中心动荡迭换的时代影响，又与片面标榜庄老虚无之义直接相关。[120]王氏一门倡导的玄风，如果仅限于学术探讨和士林文化的层面，其负面影响还不致引起政局的动荡；但王氏成员多数掌握晋室权柄，这就致使政治风气颓敝废弛了。《世说新语·轻诋》刘孝标注引《八王故事》说:“夷甫虽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婴，当世化之，羞言名教。自台郎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遗事为高。四海尚宁，而识者知其将乱。”[121]不止如此，名士在伦理道德方面亦乏善可陈。如佐命元勋陈骞为曹魏司徒陈矫之后，“素无謇谔之风，然与帝语傲；及见皇太子加敬，时人以为谄。弟稚与其子舆忿争，遂说骞子女秽行，骞表徙弟，以此获讥于世”。[122]可见其在忠孝方面实难为表率。对此，陈寅恪指出:“如果是林泉隐逸清谈玄理，则纵使无益于国计民生，也不致误国。清谈误国正因在朝廷执政即负有最大责任的达官，崇尚虚无，口谈玄远，不屑综理世务之故。”[123]上述无疑都揭示出西晋玄风以庄老为名而以玩世自保为实的本质。
玄儒之间的对立与调和是西晋文士基本都要面临的问题，偏执一端者有之，而更多则选择了折衷路线。如傅玄、傅咸父子、杜预、陈寿、李密等人偏重于儒学，虽笃礼义、重忠节，却往往刚直太过，不为时人所好；庾敳、谢琨、王澄、胡毋辅之、王衍等大倡清谈放诞之风，虽废庶务、超俗累，亦因荡规逾检、行为乖张而遭非议。因此，西晋士人多选择不夷不惠的方式，既慕清谈放旷又不遗世独立，既怀儒素之业又不执著进取，全生守禄成为他们最直接的价值目标。这里以羊祜、乐广、裴頠等人为例，加以探究其思想特色。
羊祜为蔡邕外孙，其前母又为孔融之女，他自幼孝思过礼，曾在《诫子书》中说:“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召以典文。年九岁，便诲以《诗》、《书》。……恭为德首，慎为行基。愿汝等言则忠信，行则笃敬，无口许人以财，无传不经之之谈，无听毁誉之语。”[124]可见，他不但自幼以儒学发蒙，秉持恭慎忠信的原则，还以此告诫子弟，以家学相承。他在司马昭死后曾与傅玄辩论司马炎是否丧毕即除服的问题，而主张天子不应除服。[125]然而他的思想决不限于此，其尚有《老子传》行世。其《与从弟琇书》说:“年已朽老，既定边事，当有角巾东路，还归乡里。于坟墓侧为容棺之墟，假日视息，思与后生味道，此吾之至愿也。”[126]足见其将追求事功的信念与恬退静守的生命原则结合在一起。
乐广也是儒玄双修的人物。他与王衍齐名，“广与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于时。故天下言风流者，谓王、乐为称首焉。”[127]但是他对于时下过激放荡的行为并不赞成。“是时王澄、胡毋辅之等，皆亦任放为达，或至裸体者。广闻而笑曰:‘名教内自有乐地，何必乃尔!’……值世道多虞，朝章紊乱，清己中立，任诚保素而已。时人莫有见其际焉。”[128]由此可见乐广立足儒学、调和与玄学冲突的心迹。
裴頠为名儒裴秀之子，其儒学及谈玄均为一时之选，[129]且又是清谈的代表。《晋书》本传载:“乐广尝与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辞论丰博，广笑而不言。时人谓頠为言谈之林薮。”[130]尽管如此，他又对藉玄谈之名行放诞之实的表现大为不满，其“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131]其《崇有论》意在从理论上说明玄谈之士片面追求浮虚诞妄之风的偏失，并以儒家的政治价值理论和道德价值准则对《老子》重新进行阐释，以明《老子》本义所在。他站在儒家的学术立场对《老子》进行诠释，首先，他将《老子》“静一”之义说与《周易》谦损之道对举，认为静一并不等于虚无:“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秽杂之弊，甄举静一之义，有以令人释然自夷，合于《易》之《损》、《谦》、《艮》、《节》之旨。而静一守本，无虚无之谓也；《损》、《艮》之属，盖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为体守本无也。”[132]其次，他认为老子以虚为主的论述其主旨仍在于明有:“是以申纵播之累，而著贵无之文。将以绝所非之盈谬，存大善之中节。收流遁于既过，反澄正于胸怀。宜其以无为辞，而旨在全有。”[133]他认为老子以无为本，在于祛除实有带来的牵累和任何过度的做法，表现“大善”、“澄正”的思想境界，更好地维护“有”的面目，与儒家的价值追求殊途同归。关于裴頠有的本质，牟宗三认为:“裴頠之‘无’只是一个逻辑概念之‘非有’，此绝非道家所言之‘无’也。两不相应，则无由对治。然彼虽不能触及道家立言之旨趣，而其‘崇有’之理路确可开一接触存在问题而重‘客观性’之哲学。此在思想上亦甚有价值。”[134]虽然裴頠并没有得到老子学说的本旨，但他所言老子“夫有非有，于无非无；于无非无，于有非有”的观念，也多少符合老子有无对立依存的观点，这无疑正抓住了时下过度推崇“虚无”而导致非毁礼教、放纵原欲的症结，他所说的“济有者皆有也，虚无奚益于已有之群生”，[135]对恢复儒家价值准则、树立济世态度，无疑有积极意义。《崇有论》是按照玄谈的推理、辩驳方式进行宣扬儒家进取观念、维护正统伦理秩序的思辨政论文，同时他还有《贵无论》。《三国志·魏书·裴潜传》裴松之注说:“理具渊博，赡于论难，著《崇有》、《贵无》二论，以矫虚诞之弊。文辞精富，为世名论。”[136]由《崇有论》的情况来看，他可能自为客主，既辨儒教在现实社会的存在价值，又辨何晏、王弼等人“贵无”的真谛，以此来矫正颓敝士风，或许《贵无论》更接近老子“无”的本旨。不管如何，裴頠强调中庸合和、积极用世的立场足为西晋兼综儒道的代表。
上述西晋士人玄儒兼宗的为学祈向反映到文学创作中，就呈现出典雅质朴、清逸高远、沉郁幽深等面貌。牟宗三曾说:“此(按，指西晋玄风)是一种泛滥浪漫之精神，借直接冲破礼法以显其率真与美趣。此大抵是浪漫文人之生命。”又“儒家在发现那矛盾后，正是向克服此矛盾之路走，正是要通过主观自由之奋斗，在重生中，建立真正的自由主体性，而获得那真正的道德性，以重新达到自由意志与礼法之统一”。[137]由此可见，尽管西晋玄风盛行，儒士们并没有放弃将自由与审美纳入礼法之中的努力，从而使此期的创作在清玄的外衣之下呈现出温柔和婉的特质。《世说新语·文学》载:“孙子荆除妇服，作诗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览之凄然，增伉俪之重。’”[138]从王济对孙楚之作的评价和阅读反映来看，他重视情感，主张因情生文，而不是因文造情。孙楚此诗有云:“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礼制有叙，告除灵丘。临祠感痛，中心若抽。”[139]读来确实痛彻肺腑，而这一切又是在服丧守制的前提下抒发的，体现出儒家教化的潜在影响。另外，王济《平吴后三月三日华林园诗》说:“仁以山悦，水为智欢。清池流爵，秘乐通玄。……物以时序，情以化宣。”[140]其居然也融含儒道山水观，追求玄远闲适的境界，体现出西晋玄言诗儒玄并陈的过渡性特征。
(三)西晋后期的儒学反思与乱世文风
从晋惠帝永康元年(300)至太安二年(302)，张华、潘安、夏侯湛、裴頠、陆机、陆云等人相继殒殁，这在思想文化领域造成巨大振荡，同时也成为西晋向乱世文风转变的标志。[141]需要指出的是，西晋后期文坛风气的变化与士人的儒学反思有着密切关系。正是在饱经忧患之后重新确立儒学价值观的过程中，士人诗赋中才重现对家国责任的认可，对生民之痛的关注，对丧亲之情的缅怀，对命如转蓬的忧患，才从无关痛痒的歌咏风物、清虚高蹈中脱离出来，使建安风骨得到再度传承。
西晋建国至覆亡的过程，表明士人忠君意识异常缺乏。宋人张耒《魏晋论》评价说:“魏之亡也，司马师杀其君如屠犬马，而大臣震悸，莫敢太息，王祥、郑冲举国而与之。夫是数人者，亦知是为不义也，而不敢不听者，彼惟素无以动其国人，而又取诸其胸中而无有也。”[142]当然，就当时舆论导向而言亦多褒扬忠孝名节之士，只是真正身体力行的不多。《世说新语·方正》刘孝标注引《晋诸公赞》载:“吴亡，(诸葛)靓入洛，以父诞为太祖所杀，誓不见世祖。世祖叔母琅琊王妃，靓之姊也。帝因靓在姊间，往就见焉，靓逃于厕中，于是以至孝发名。时嵇康亦被法，而康子绍死荡阴之役。谈者咸曰:‘观绍、靓二人，然后知忠孝之道，区以别矣。’”[143]时人对诸葛靓和嵇绍的不同评价，代表了舆论对忠义观念的偏重。晋人忠义之思在诗歌中也多有体现，如嵇绍《赠石季伦诗》说:“人生禀五常，中和为至德。嗜欲虽不同，伐生所不识。仁者安其身，不为外物惑。……《诗》、《书》著明戒，量体节饮食。远希彭聃寿，虚心处冲默。茹芝味醴泉，何为昏酒色?”[144]嵇绍强调节制嗜欲的重要性，他不仅以《诗》、《书》为据指出酒色无度的危害，认为石崇如果真正希慕彭祖、老聃之道，就应符合后者清心寡欲之旨，其敦儒自制的倾向异常鲜明。
西晋后期，反思祸乱、广求忠义也成为一时主调。如山简永嘉初《上怀帝疏》说:“自初平之元，讫于建安之末，三十年中，万姓流散，死亡略尽，斯乱之极也。世祖武皇帝应天顺人，受禅于魏，泰始之初，躬亲万机，佐命之臣，咸皆率职。时黄门侍郎王恂、庾纯始于太极东堂听政，评尚书奏事，多论刑狱，不论选举。……命公卿大臣先议选举，各言所见后进俊才、乡邑尤异、才堪任用者，皆以名奏，主者随缺先叙。是爵人于朝，与众共之之义也。”[145]这则奏疏在戎马生郊、朝纲紊乱的情况下绝难施行，但毕竟代表了此间士林开始了深刻的政治反思。这种反思以广选人材、因材叙用为突破点，只是不免有些江心补漏的意味。正是意识到积弊难返，山简在永嘉三年(309)出为征南将军，内心却充满不能匡济时难的痛苦。《晋书》本传载:“于时四方寇乱，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惧。简优游卒岁，唯酒是耽。……时乐府伶人避难，多奔沔汉，宴会之日，僚佐或劝奏之。简曰:‘社稷倾覆，不能匡救，有晋之罪人也，何作乐之有!’因流涕慷慨，坐者咸愧焉。”[146]由此更可见山简外疏内谨的忠义情怀了。
与之相反，作为玄言之士身处乱世之中，他们更加置身事外，故弄玄虚，以图全身免祸。如晋末张韩《不用舌论》说:“余以留意于言，不如留意于不言。徒知无舌之通心，未尽有舌之必通心也。仲尼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是谓至精，愈不可闻。枢机之发，主乎荣辱。祸言相寻，召福甚希。丧元灭族，没有余哀。三缄告慎，铭在金人。”[147]其综合引用《论语·阳货》、《公冶长》、《周易·系辞上》等典籍，集中表达了西晋后期士人缄口自保的心态。庾敳也是鲜明的例子。《世说新语·文学》载:“庾子嵩作《意赋》成，从子文康见，问曰:‘若有意邪，非赋之所尽；若无意邪，复何所赋?’答曰:‘正在有意无意之间。’”刘孝标注引《晋阳秋》说:“敳永嘉中为石勒所害。先是敳见王室多难，知终婴其祸，乃作《意赋》以寄怀。”[148]庾敳以“言不尽意”的玄学命题入赋，其所表达的却是对现实的忧虑之思。庾敳出身儒学世家，其父庾峻为魏晋之际的名儒。史载:“时重《庄》、《老》而轻经史，峻惧雅道陵迟，乃潜心儒典。……常侍帝讲《诗》，中庶子何劭论《风》、《雅》正变之义，峻起难往反，四坐莫能屈之。”[149]庾峻有感于礼让陵替、浮华躁竞、不修名实的风气，著论谴责，表达了鲜明的崇儒立场。庾敳之兄庾珉淳和好学，行己忠恕，多有父风。后怀帝为刘渊所侮，庾珉痛哭，为其所杀。庾敳作《意赋》的动机是“见王室多难，终知婴祸，乃著《意赋》以豁情，犹贾谊之《服鸟》”，[150]至少庾珉的遇难更增添了他的危机感。《意赋》向往“真人”的“飘摇玄旷之域兮，深漠畅而靡玩。兀与自然并体兮，融液忽而四散”的境界，旨在宣扬齐荣辱、等生死的观念以去除情累、抑止恐惧、廉耻、忠孝的束缚。他说:“至理归于浑一兮，荣辱固亦同贯。存亡既已均齐兮，正尽死复何叹。……且安有寿之与夭兮，或者情横多恋。……真人都遣秽累兮，性茫荡而无岸。”[151]然而无情的现实、内心的创痛不可能完全泯灭在庄学绝对相对论的幻想中，只是作为其由儒入玄的一道催化剂而已。他后来在东海王司马越幕府中任职，多静默无为，但求无过。他甚至不得不改变对得势后郭象的态度，由先前“郭子玄何必减庾子嵩”的自高转而发出“卿自是当世大才，我畴昔之意都已尽矣”的违心之谈，[152]亦不以逢迎苟合为耻了。
在时势艰难的处境下，一些士人也幡然改节、判若两人，玄谈领袖王衍最终也认识到谈玄废公的恶果说:“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153]应该说，王衍临终之际还是间接肯定了儒学在匡正风教、凝聚士心方面的重要作用，集中代表了玄谈之士的反思。刘琨也是鲜明的例子。他一生经历了由文学侍从到幕府僚属再到佐命元勋的转变，精神气质也渐次从富贵浮华到偃仰随俗再到沥胆输诚的变迁，这些对他后期苍劲悲慨的文学风貌和抒发忠孝的思想内涵都具有重要影响。刘琨后期具有鲜明的自我反思精神，其中更多是对儒学价值的肯定和对玄风颓敝的批判。他在《答卢谌书》中说:“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怪厚薄何从而生，哀乐何由而至。自顷辀张，困于逆乱，国破家亡，亲友凋残。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154]由此可知，刘琨早年热衷庄老玄谈以及阮籍放诞人格。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他对庄老虚诞避责的一面有了深刻的认识，尤其父母死于刘聪之手，使他戍守北地除尽忠之外，更带有了复仇尽孝的动机。在这封信后还附有八首赠卢谌的诗，其中不难看出《诗经》、《论语》等经典的影响，如其既有“彼黍离离，彼稷育育。哀我皇晋，痛心在目”、“如彼龟玉，韫椟毁诸。刍狗之谈，其最得乎”的战乱感怀，又有“忠陨于国，孝愆于家。斯罪之积，如彼山河”、“未辍尔驾，已隳我门。二族偕覆，三孽并根。长惭旧孤，永负冤魂”的道德自谴，还有“资忠履信，武烈文昭。旍弓骍骍，舆马翘翘。乃奋长縻，是辔是镳”的建功渴盼。[155]另外《晋书》本传也说:“琨之去晋阳也，虑及危亡而大耻不雪，亦知夷狄难以义伏，冀输写至诚，侥幸万一。每见将佐，发言慷慨，悲其道穷。”[156]上述无疑都是他心态转换后的鲜明写照。刘琨在被段匹拘禁之际，给卢谌诗说:“吾衰久矣夫，何其不梦周?谁云圣达节，知命故无忧。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157]他以周公、孔子为理想人格，渴望建立功业，又对时运不济、独木难支的窘境表现出无奈之情。对此，明人谢榛评价说:“江淹拟刘琨，用韵整齐，造语沉著，不如越石吐出心肺。”[158]这正道出因情生文与因文造情的本质区别，即使江淹这样的高手也是难以模拟的。
总之，西晋后期兴起的反思风气以崇儒批玄为内容，同时渗透了黍离之悲、丧亲之痛等多重悲慨，文风趋于苍劲悲壮。此间文士在危乱时局中，往往以全身远祸为旨归，或发言玄远，寄托幽思，或依违退避，以著述为业，文风则呈现出含蓄内敛、淡泊清远的特点。
【注释】
[1]关于西晋开元的断限问题，在司马炎即位之后编纂《晋纪》时，就成为当时学界争论的焦点。在晋武帝太康八年(287)，中书监荀勗提出以正始之初司马懿与曹爽一同受命辅佐曹芳作为晋的开元之年，著作郎王瓒则主张嘉平元年之后才是晋的开端，理由是高平陵之变废杀曹爽，改元嘉平实为司马氏独掌政权之始。这一次争论无果而终。后一次在元康八年(298)，由秘书监贾谧主持，他提出以泰始元年为晋的开元，虽荀熙依然主张王瓒的说法，而朝中均同意贾说，于是相沿成例。陆机作《三祖纪》没有采用贾谧的观点，但不敢明确反对，所以采取“直叙其事，竟不编年”(《史通·内篇》)的做法。(关于陆机《三祖纪》名称及体制，可参姜亮夫《晋陆平原先生机年谱》考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12月，第75页)这里的“魏、吴、蜀易代之际”，着眼于文学发展的脉络，相对而言更接近王瓒所主嘉平初为晋之始的观点，陆机模糊断限的方法某种程度上也更符合文学史断代的实际。
[2]《晋书》卷二十《礼志中》，第614页。
[3]《晋书》卷二十一《礼志下》，第670页。
[4]《晋书》卷九十一《儒林传》，第2348页。
[5]《晋书》卷五十四《陆喜传》，第1487页。
[6]《晋书》卷四十二《王浑传》，第1202页。
[7]《晋书》卷四十二《王濬传》，第1216页。
[8]《晋书》卷六十八《薛兼传》，第1832页。
[9]《晋书》卷五十四《陆机传》，第1472页。
[10]王永平著《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第159—160页。
[11]《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83—84页。
[12]《晋书》卷六十八《贺循传》，第1825页。
[13]《晋书》卷五十四《陆云传》，第1486页。
[14]《晋书》卷四十五《何攀传》，第1291页。
[15]《三国志集解》卷三十五，页773上A。
[16]《晋书》卷十九《礼志上》，第580页。
[17]《晋书》卷九十一《儒林传》，第2350页。
[18]《晋书》卷四十四《卢钦传》，第1255页。
[19]《三国志集解》卷四十一，页823下A。
[20]【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7月，第644页。
[21]《晋书》卷四十七《傅玄传》，第1323页。
[22]《晋书》卷六十八《贺循传》，第1830页。
[23]《晋书》卷四十五《侯史光传》，第1290页。
[24]《晋书》卷五十一《皇甫谧传》，第1409、1418页。
[25]《诗品集注》，第132页。
[26]《晋书》卷三十六《张华传》，第1074页。
[27]《六朝选诗定论》卷八，第170页。
[28]张仁青《六朝唯美文学》，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11月，第56页。
[29]《晋书》卷五十一《挚虞等传论》，第1436页。
[30]《全三国文》卷五十，页1334上A、下B。
[31]牟宗三著《才性与玄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第250页。
[32]余敦康著《魏晋玄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304—305页。
[33]《三国志集解》卷十四，页407下A。
[34]《三国志集解》卷五十二，页985上A。
[35]《三国志集解》卷五十二，页986下A－B。
[36]《三国志集解》卷五十二，页987上B。
[37]《全晋文》卷一百一，页2039上B－下A。
[38]【明】张溥著、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中华书局，2007年5月，第175页。
[39]《全晋文》卷一百，页2033下A－B。
[40]《诗经正义》卷二－二，《十三经注疏》本，页304中。
[41]《晋书》卷五十四《陆云传》，第1485—1486页。
[42]《全晋文》卷一百十七，页2132上B。
[43]《晋书》卷八十八《孝友传序》，第2274页。
[44]《文选》卷三十七，页523下B。
[45]《文选》卷三十七，页524上B。
[46]《晋书》卷八十八《孝友传》，第2276页。
[47]《晋书》卷九十二《文苑传》，第2381页。
[48]《晋书》卷九十二《文苑传》，第2370页。
[49]《晋书》卷九十二《文苑传》，第2370页。
[50]《晋书》卷九十二《文苑传》，第2371页。
[51]《晋书》卷七十《应詹传》，第1858页。
[52]《晋书》卷七十《应詹传》，第1858页。
[53]《晋书》卷七十《应詹传》，第1858—1859页。
[54]【清】阮元编《清经解》卷一千三百八十五《经义丛钞》，上海书店，1988年10月，页822中。
[55]【梁】沈约撰《宋书》卷五十五《谢灵运传论》，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第1552—1553页。
[56]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4月，第22—23页。
[57]《晋书》卷一《宣帝纪》，第1页。
[58]《晋书》卷一《宣帝纪》，第2、13—14页。
[59]《晋书》卷二《景帝纪》，第25页。(www.daowen.com)
[60]《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196页。
[61]《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729页。
[62]《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765页。
[63]《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77—78页。
[64]《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780页。
[65]《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781页。按，余嘉锡引李慈铭说:“案，皋陶古皆作‘皋繇’。《说文·言部》谟字下引《虞书·咎繇谟》。许君所称，古文《尚书》也。《离骚》、《尚书大传》、《汉书》皆作‘咎繇’。故司马昭以戏锺会，非仅取同音也。”见第780页。
[66]《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804—805页。
[67]《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170页。
[68]《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419页。
[69]《晋书》卷三《武帝纪》，第50页。
[70]《全晋文》卷二，页1477上A。
[71]《全晋文》卷二，页1477上B。
[72]《晋书》卷二十《礼志中》，第616页。
[73]《全晋文》卷二，页1478下B。
[74]《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19—20页。
[75]《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351页。
[76]《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424页。
[77]《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291页。
[78]《晋书》卷三《武帝纪》，第49页。
[79]《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388页。
[80]《晋书》卷十九《礼志上》，第600—601页。
[81]《晋书》卷四十七《傅玄传》，第1318页。
[82]《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刘孝标注引，第247页。
[83]《全晋文》卷五，页1488下B。
[84]《全晋文》卷五，页1489下A、1491下A。
[85]《晋书》卷三《武帝纪》，第57页。
[86]《晋书》卷五十二《阮种传》，第1447页。
[87]《全晋文》卷二，页1477下A。
[88]按，司马炎《诏责郑徽》说:“谠言謇谔，直意尽辞，所望于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为患，岂以争臣为损乎!陶所执不愆此义，而徽越职奏之，岂朕意乎?”见《全晋文》卷四，页1485上B。
[89]《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第786页。
[90]《晋书》卷十九《礼志上》，第589页。
[91]《晋书》卷十九《礼志上》，第590页。
[92]《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卷六百六十八，第332页。
[93]《全晋文》卷三，页1480上B。
[94]《宋书》卷十五《礼志二》，第407页。
[95]《全后汉文》卷八十九，页952上A、954下A。
[96]《全三国文》卷八，页1095上A－B。
[97]罗宗强认为西晋的这种政治特点，表现在对待忠义等有关君臣纲纪问题上持模棱两可的态度，致使士人忠义观念淡薄；再就是表面提倡节俭，却对豪族的奢靡加以认可和放纵，同时司马炎本人也荒淫无度，不知节制。参见《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1月，第137—153页。
[98]《晋书》卷三《武帝纪》，第80、82页。
[99]《晋书》卷五十九《赵王伦传》，第1600页。
[100]《晋书》卷五十九《齐王冏传》，第1607页。
[101]《晋书》卷三十六《张华传》，第1072页。
[102]《晋书》卷五《孝怀帝纪》，第121页。
[103]《晋书》卷五《孝怀帝纪》，第121、125页。
[104]《晋书》卷五《孝怀帝纪》，第132页。
[105]《晋书》卷五“纪论”说:“朝寡纯德之人，乡乏不二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是以刘颂屡言治道，傅咸每纠邪正，皆谓之俗吏；其倚杖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见第135—136页。
[106]他说:“正始八年何晏治身远小人之奏，卓然儒家礼法之谈。庾亮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时人亦拟诸夏侯玄。……疑正始诸公之纵恣，并不如传者所言之甚也。”又“同是清谈之士，有能守礼法者，有不能守礼法者，亦由各率其情而行之，而未能变化之以学问也。……和峤居丧，以礼法自持，而王戎母忧，不拘礼制。非必乐广、和峤操持过于王戎、王澄、胡毋辅之等，亦其性本近谨饬耳。……庾亮风格峻整，固为名臣；王忱放诞，慕王澄之为人。然其守荆州，亦威风肃然，殊得物和，且能裁抑桓玄也。”见《吕思勉读史札记(增订本)》“清谈”一、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第877、880页。
[107]《中国经学史》，第66—67页。
[108]《全晋文》卷七十六，页1898下B－1899上A。
[109]徐斌著《魏晋玄学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第234页。
[110]《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81页。
[111]《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85页。
[112]《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第1232页。
[113]《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第1236页。
[114]《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884页。
[115]《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202、201页。
[116]《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209页。
[117]《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205—206。
[118]《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204页。
[119]《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第1239页。
[120]如《晋书·王戎传》载:“以王政将圮，苟媚取容，属愍怀太子之废，竟无一言匡谏。”又“戎以晋室方乱，慕蘧伯玉之为人，与时舒卷，无蹇谔之节。自经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沉，户调门选而已。寻拜司徒，虽位总鼎司，而委事僚寀”。博士王繇更称“濬冲谲诈多端”，(见《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第1233、1234页。)足见其政声之劣。然而，王氏之所以引人向慕的名士风度也值得一提，如八王之乱期间陪同惠帝流离西迁，“在危难之间，亲接锋刃，谈笑自若，未尝有惧容”，(见《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第1235页。)就有值得称赏之处。王衍亦效法父风。《晋书》本传说:“虽居宰辅之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乃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因谓澄、敦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见《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第1237—1238页。)王衍这种不求尽忠、只求自保的做法，当时就遭到有识之士的鄙视。王澄任荆州刺史之后，“日夜纵酒，不亲庶事，虽寇戎急务，亦不以在怀。”后在杜弢的率领下，益、梁流人四五万家一时俱反，“澄亦无忧惧之意，但与机日夜纵酒，投壶博戏，数十局俱起”。(见《晋书》卷四十三《王澄传》，第1240页。)
[121]《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834页。
[122]《晋书》卷三十五《陈骞传》，第1037页。
[123]《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58页。
[124]《全晋文》卷四十一，页1696上B。
[125]羊祜云:“三年之丧，虽贵遂服，自天子达；而汉文除之，毁礼伤义，常以叹息。今主上天纵至孝，有曾闵之性，虽夺其服，实行丧礼。丧礼实行，除服何为邪!若因此革汉魏之薄，而兴先王之法，以敦风俗，垂美百代，不亦善乎!”由此可见其敦儒重礼的立场。见《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第1022页。
[126]《全晋文》卷四十一，页1696上A－B。
[127]《晋书》卷四十三《乐广传》，第1244页。
[128]《晋书》卷四十三《乐广传》，第1245页。
[129]《晋书·裴頠传》载:“时天下暂宁，頠奏修国学，刻石写经。皇太子既讲，释奠祀孔子，饮飨射侯，甚有仪序。”又“每授一职，未尝不殷勤固让，表疏十余上，博引古今成败以为言，览之者莫不寒心。”(《晋书》卷三十五，第1042页)由此可见其兴儒重礼之举以及崇让逊退之心。
[130]《晋书》卷三十五《裴頠传》，第1042页。
[131]《晋书》卷三十五《裴頠传》，第1044页。
[132]《晋书》卷三十五《裴頠传》，第1045页。
[133]《晋书》卷三十五《裴頠传》，第1046页。
[134]《才性与玄理》，第323页。
[135]《晋书》卷三十五《裴頠传》，第1047页。
[136]《三国志》卷二十三《魏书·裴潜传》，第673页。
[137]《才性与玄理》，第320、329页。
[138]《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254页。
[139]《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598页。
[140]《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597页。
[141]徐公持认为:“在西晋前中期，即太康、元康时期，文坛弥漫浮华风气，文士心口不一现象甚为普遍，‘二十四友’中潘岳等即为代表。随着战乱发生，时局骤变，一大部分文士罹祸被害，其余文士处境亦有大的改变，太康元康浮华文风遂以消歇，文坛多年陋习受到涤荡。永嘉之后，以刘琨为代表的慷慨诗风，以张协以及张翰、曹摅为代表的清新诗风，皆以真诚精神为出发点，文坛面貌为之一新。”见《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402—403页。
[142]【宋】张耒撰、李逸安、孙通海、傅信点校《张耒集》卷三十八，中华书局，1990年7月，第618页。
[143]《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290页。
[144]《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25页。
[145]《晋书》卷四十三《山简传》，第1229页。
[146]《晋书》卷四十三《山简传》，第1229—1230页。
[147]《全晋文》卷一百七，页2077下A。按，严可均以“张韩”之“韩”为“翰”之误，并将此篇紧列于张翰诸篇之后，可参。
[148]《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256页。
[149]《晋书》卷五十《庾峻传》，第1392页。
[150]《晋书》卷五十《庾敳传》，第1395页。
[151]《晋书》卷五十《庾敳传》，第1395页。
[152]《晋书》卷五十《庾敳传》，第1396页。
[153]《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第1238页。
[154]《全晋文》卷一百八，页2082下A－B。
[155]《文选》卷二十五，页356上A－357上A。
[156]《晋书》卷六十二《刘琨传》，第1686页。
[157]《晋书》卷六十二《刘琨传》，第1686—1687页。
[158]《四溟诗话》卷一，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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