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魏、吴、蜀易代之际，是指这三个割据政权即将走向西晋的统一以及完成统一之初的一段时间。^[1]这一时期儒学以曹魏儒者为主干，又吸纳吴、蜀两地的新增力量，迎来了较为繁盛的时代。它的发展至少表现出三种路向:一，延续汉代传统经学的研习方式，在对儒家经典进行训诂释读的基础上，或进行笼罩群经的综合观照，或对一经进行集解式的总结归纳，从而在遍治群经或专治一经的过程中，通过比对化合经传或历来诸家训诂文字的异同得出不同以往的见解，这种学风既充分体现了对马融、郑玄等人的继承，又有对何晏所开创的集解体诠释方式的发展；二，儒学整体作为官方学术形态或一种牢固的社会文化心理、普遍的世俗舆论导向，与当时以老庄为核心的玄学之间进行了激烈的学术争鸣，调和儒道也成为士人中较突出的思想特点；三，因仕途受阻或世路艰辛，许多儒者进行学术探研的同时，还操笔染翰、娱情养性，具有儒者与文人的两重身份叠合的特点。虽然正始年间玄学开始兴起并在文人创作中有所体现，但随着司马氏掌权，何晏、夏侯玄等玄谈之士相继殒殁，儒学的官方地位再次得到树立。在玄学的冲击下，晋初儒学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更化，并在文坛产生深远影响。

一、重儒政策与晋初南北文士交流

晋武帝司马炎自称:“吾本诸生家，传礼来久。”^[2]即位后，他大力奖劝儒生敦习经典，史载泰始六年(270)十二月，他至辟雍行乡饮酒之礼，下诏说:“礼仪之废久矣，乃今复讲肄旧典。”^[3]并赐太常绢百匹，丞、博士及学生牛酒。他广征好学敦儒之士，在泰始六年给陈邵的诏书中说:“燕王师陈邵清贞洁静，行著邦族，笃志好古，博通六籍，耽悦典诰，老而不倦，宜在左右以笃儒教。”^[4]平定吴、蜀后，为了绥抚当地士人，太康中有诏说:“伪尚书陆喜等十五人，南士归称，并以贞洁不容皓朝。或忠而获罪，或退身修志，放在草野。主者可皆随本位就下拜除，敕所在以礼发遣。须到，随才授用。”^[5]另外，朝中重臣对吴、蜀两地才士的推引也值得重视。如王浑就悦纳吴人，《晋书》本传载:“时吴人新附，颇怀畏惧。(王)浑抚循羁旅，虚怀绥纳，座无空席，门不停宾。于是江东之士莫不悦附。”^[6]王濬素重蜀士，史载:“(王)濬平吴之后，以勋高位重，……其有辟引，多是蜀人，示不遗故旧也。”^[7]张华也对南士奖挹有加，他见到吴地“五俊”顾荣、纪瞻、薛兼、闵鸿、贺循等人称赞说:“皆南金也。”^[8]陆机、陆云兄弟到访时，他又嘉赏说:“伐吴之役，利获二俊。”^[9]上述对南士北上的促进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东吴入晋儒士颇富名望的，范平可为代表。范平为吴郡钱塘人，博综百氏，吴时举茂才，累迁临海太守，后辞病返乡以儒学为业，晋太康中屡召不应，卒于家。范平三子范奭、范咸、范泉，都以精通儒学至显宦，范泉之子范蔚藏书七千余卷，为远近来学者提供衣食，是晋初私学的典范。范平弟子姚信曾著《周易注》十二卷，另一弟子贺邵则为东吴名臣。贺邵先人本姓庆，汉代庆普就以传礼学闻名，世称“庆氏学”。汉安帝时避皇父讳，改贺氏。贺邵之子贺循亦为晋代儒宗，曾为范平刻碑记述德行。在朝廷的征召下，陆喜、陆机、陆云等相继入洛，从而兴起南士北上的潮流。^[10]然而，南士在入晋之际也多遭到排斥，如《世说新语·言语》载:“蔡洪赴洛，洛中人问曰:‘……君吴、楚之士，亡国之余，有何异才，而应斯举?’蔡答曰:‘……圣贤所出，何必常处。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得无诸君是其苗裔乎?’”^[11]蔡洪为吴郡人，尽管他不卑不亢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却透露出南士饱受排挤的政治处境。陆机就曾进言说:“至于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12]纵观西晋，南士入洛基本上都以或失意、或殒命、或隐居不出的结局收尾。如陆机卷入八王之乱被杀，陆云及许多陆氏族人也未能幸免，孙惠给淮南内史朱诞的信说:“不意三陆相携暗朝，一旦湮灭，道业沦丧，痛酷之深，荼毒难言。国丧俊望，悲岂一人!”^[13]可以说，陆氏兄弟正是吴士北上求仕遭遇的缩影。

晋初蜀士入洛，离不开蜀郡郫人何攀的作用。史载其“居心平允，莅官整肃，爱乐人物，敦儒贵才。为梁、益二州中正，引致遗滞。巴西陈寿、阎乂，犍为费立，皆西州名士，并被乡闾所谤，清议十余年。攀申明曲直，咸免冤滥”。^[14]另外，巴郡临江人文立的贡献也值得重视。文立蜀时游太学，专《毛诗》、三《礼》，师事谯周，门人以文立为颜回，陈寿、李虔为游、夏，罗宪为子贡，官至尚书。蜀汉平定之后，文立举秀才，除郎中。泰始初，为济阴太守，入为太子中庶子。他向朝中建议广召散落于洛阳的诸葛亮、蒋琬、费祎等人的后嗣子孙，以收抚巴蜀民心。为此司马炎下诏说:“诸葛亮在蜀尽其心力，其子瞻，临难而死义，天下之善一也。其孙京，随才署吏。”^[15]诸葛京后官至江州刺史。文立的同门罗宪也在蜀亡后，接受司马昭的委任。晋泰始元年(265)改封西鄂县侯，他遣妻儿居洛阳，晋武帝以子罗袭为给事中。泰始三年(267)冬，他才入朝，进位冠军将军、假节。四年(268)三月，陪宴于华林园，司马炎询问蜀汉大臣子弟及先辈的情况，罗宪就推荐蜀郡常忌、杜轸、寿良、巴西陈寿、南郡高轨、南阳吕雅、许国、江夏费恭、琅邪诸葛京、汝南陈裕等人，使之入晋为宦，可以说在推引蜀地后进人物方面不遗余力。

综上，晋初原本彼此分立的三国政治文化格局得到重新整合，促使出现了“太康平吴，九州共一，礼经咸至，乐器同归”的局面。^[16]晋初促进推举孝秀、重儒征士政策的施行，吴、蜀两地先行入洛的往往是经明行修之士，在这些名儒的举荐之下极大的引导了东南与西南地区士人北上的风潮，随之陆机、陆云、陈寿等这些具有深厚儒学渊源的才士也迅速成长为太康文坛的重要力量。

二、兼综众经与晋初文风博学化

兼综众经已成为晋初儒者的普遍现象，如蜀郡江原人常勖治《毛诗》、《尚书》，博览群籍；广汉绵竹人司马胜之学通《毛诗》、三《礼》；蜀郡郫人何随治《韩诗》、《欧阳尚书》，精研谶纬，通天文历法，著《谭言》十篇；广汉郪人王化治《毛诗》、三《礼》、《春秋公羊传》，王长文治五经，博览群籍，蜀平后，以《论语》例著《无名子》二十篇，又拟《周易》、《太玄》作《通经》四篇，著《春秋》三《传》十三篇，疏解经传异同，还撰《约礼记》十篇，以精要著称；广汉郪人李毅，通《诗》、《礼》训诂；蜀郡江原人常骞治《毛诗》、三《礼》；蜀郡成都人寿良治《春秋》三《传》，贯通五经；东海襄贲人陈邵以儒学征为陈留内史，撰《周礼评》，泰始中为给事中；济南东平人刘兆博学洽闻，入晋之前从受业者达数千人，潜心著述，不出门户数十年，治学则以遍究群经、融通众家为主，《晋书·儒林传》载:“以《春秋》一经而三家殊途，诸儒是非之议纷然，互为仇敌，乃思三家之异，合而通之。《周礼》有调人之官，作《春秋调人》七万余言，皆论其首尾，使大义无乖，时有不合者，举其长短以通之。又为《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综》；《公羊》、《穀梁》解诂皆纳经传中，朱书以别之。又撰《周易训注》，以正动二体互通其文。凡所赞述百余万言。”^[17]济北卢人氾毓合《春秋》三《传》为之注解，撰《春秋释疑》、《肉刑论》，共七万余言，但不开门授徒，以清静自守，终身不仕。后两位学者均为曹魏后期青州之学的代表，他们会通诸传异说解一经，或兼治群经的做法，多带有郑玄的学风特点。

晋初士人中以儒者与文人身份合一的现象非常普遍，如汉末大儒卢植之孙卢钦，“清澹有远识，笃志经史……动循礼典，妻亡，制庐杖，终丧居外。所著诗赋论难数十篇，名曰《小道》”。^[18]广汉郪人王崇学业渊博，在蜀平后，与寿良、李密、陈寿、李骧、杜烈等同入洛阳，为一时俊标。王崇著《蜀书》及诗赋数十篇，官至上庸、蜀郡太守。常宽治《毛诗》、三《礼》、《春秋》、《尚书》、《周易》，兼涉《史记》、《汉书》，官至繁令，晋元帝为武平太守，著诗、赋、论、议二十余篇。巴西安汉人陈寿，“少受学于散骑常侍谯周，治《尚书》、三《传》，锐精《史》、《汉》，聪警敏识，属文富艳”，撰《益部耆旧传》十篇，入晋后经文立的举荐为著作郎。陈寿又私撰《三国志》、《古国志》五十篇，“品藻典雅，中书监荀勗、令张华深爱之，以班固、史迁不足方也”。^[19]他负责整理了诸葛亮的文集，后在杜预的推荐下为殿中侍御史，上《官司论》七篇、《释讳》、《广国论》。虽然陈寿才识俱佳，但一直到去世始终沉抑下僚，为时人惋惜。蜀郡成都人任熙治《毛诗》、《京氏易》，博通五经，在讲论之余，还擅长创作，“好述作，诗、诔、论难皆粲艳”。^[20]另外，傅玄博学善属文，“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例，名为《傅子》。为内、外、中篇，凡有四部、六录，合百四十首，数十万言，并文集百余卷行于世”；^[21]贺循，“少玩篇籍，善属文，博览众书，尤精《礼》、《传》”；^[22]侯史光，“儒学博古，历官著绩，文笔奏议皆有条理”；^[23]皇甫谧，“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所著诗、赋、诔、颂、论难甚多”，挚虞、张轨、牛综、席纯等西晋名臣均为其弟子。^[24]

总之，像卢钦、王崇、常宽、陈寿、任熙、傅玄、贺循、侯史光等人，既是儒学弘通之士，又兼擅多种文体创作，从而造成了晋初创作中大量引经据典而趋于博学化的情况，如锺嵘称陆机:“咀嚼英华，厌饫膏泽，文章之渊泉也。”^[25]史载张华，“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张)华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由是博物洽闻，世无与比”。^[26]张华虽博学，却以儒学立身，清人吴淇评价他说:“晋人崇老庄，喜清谈，而茂先独志存圣贤之业，可谓不染流俗。其能以风骚之笔，运学修之理。”^[27]作为文坛的领袖人物，张华与陆机的博学化风格对太康文坛具有深远影响。张仁青《六朝唯美文学》一书说:“太康以后，用典益繁，潘、陆二子，导其先路。潘岳之《西征赋》，几于一字一典……陆机之《豪士赋序》、《五等诸侯论》、《吊蔡邕文》、《吊魏武帝文》，以至短篇之连珠、牍、启，隶事之多，匪惟汉魏所无，抑亦晋文中有数之作。”^[28]儒家经典无疑是晋初用典的重要来源，像傅咸《七经诗》、束皙《补亡诗》、夏侯湛《昆弟诰》、《周诗》、潘岳《家风诗》，以及陆云模拟《诗经》的四言诗等，均是鲜明的体现。房玄龄认为:“挚虞、束皙等并详览载籍，多识旧章，奏议可观，文词雅赡，可谓博闻之士也。”^[29]如果将其看作对晋初文坛博学化的概括，也是不无恰当的。(www.daowen.com)

三、名教、自然之辨与晋初文风玄儒化

嵇康在《释私论》中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越名任心”、“弃名以任实”等命题，^[30]针对礼教法规本身繁缛、虚伪的现象，强调超越外在礼教的束缚，求得返璞归真的自然和内心自由的实在。其注重发扬绝假纯真的自然本性，而对名教矫揉造作流于虚伪则表现出反叛至于乖张偏激的行为方式。对于竹林名士的任诞之风，牟宗三认为并不是世俗礼仪真的虚伪而不可救药，只是他们鲜明的个性因素放大和激化了两者的对立面。他说:“本属性情之事，却转移之借以显世俗之恶浊，成一客观礼俗问题之激荡、社会人品分野之斗争。主观性情之事，转化而为客观之愤世嫉俗，则一切皆伪，遂使风俗益坏，而人心益发不可收拾。降至魏晋之际，此情尤显，阮籍为其代表者也。至于后来所谓‘八伯’、‘八达’，则直怪不成怪，奇不成奇，直是放纵恣肆胡闹之妖孽耳。”^[31]因此，阮籍、刘伶等人突破世俗礼制、价值评判体系，在放纵真性情的同时，也导引了另一种以荡规逾检相标榜的不“自然”，其流弊不言而喻。余敦康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名教是一种必然的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人们只能把它当作既成的事实来接受，在它的规定下参预社会生活，而决不能否定名教，因为否定名教等于否定整个社会，从而否定了自己。”^[32]因此，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虽然切中时弊，却不具备现实操作性。当时就有调和名教与自然之说，如王弼认为“名教本于自然”，阮瞻、王戎认为两者“将无同”，裴頠肯定名教提出崇有论，乐广更称“名教中自有乐地”，直到东晋张湛提出“名教即自然”的论断等。

三国禅代之际，儒学玄学化的趋势已较为明显。高密淳于人徐苗与其弟徐贾从博士宋钧受业，作《五经同异评》，又依道家著《玄微论》，前后所造数万言，就体现出儒道兼综的特点。虽然南方儒学更多保留了汉代经学的痕迹，相对北方学风而言要保守的多，但随着南士北上的进程加剧，也渐渐接受了玄学的影响。如陆喜在应召入洛为散骑常侍之前，就曾模仿扬雄《法言》作《言道》，仿蒋济《万机论》而作《审机》。《法言》以《论语》为范式，但也多融会扬雄“玄”道的思想，《万机论》则历来多归入子部儒家类，其中刑名思想也较为浓厚。如黄以周《儆季杂著子叙》说蒋济《万机论》“立言蔼然，无惭儒者”，^[33]因此，结合陆喜《西州清论》评价“薛综”在四五流品的论断，可以肯定陆喜在以儒学为宗的前提下，又具有循名责实的刑名学倾向。东吴平定，尚书郎陆机主持纪瞻举秀才之际的策试，当问及夏、商、周文质之辨，明堂、清庙、辟雍、太学四者区别，求贤、宽刑等问题时，纪瞻的回答完全立足儒学价值观念。然而，入洛之后纪瞻的学风发生转变。在晋怀帝永嘉年间，他与顾荣再次赴洛任职，途中以《周易》太极为话题，表达了对王弼观点的支持。顾荣也具有深厚的儒学背景，其祖顾雍早年以蔡邕为师，死后吴景帝孙休永安元年(258)下诏说他“至德忠贤，辅国以礼”。^[34]顾雍的族人顾悌以孝礼闻名吴地，顾雍长子顾邵少与东吴大儒陆绩齐名，陆逊、张敦、卜静皆不及。他二十七岁为豫章太守，“禁其淫祀非礼之祭者。小吏资质佳者，辄令就学，择其先进，擢置右职，举善以教，风化大行”。^[35]顾邵的儿子顾谭以“清识绝伦”与诸葛恪为太子四友，^[36]后作《新言》二十篇。从祖父顾雍到堂兄顾谭都表现出浓厚的重礼之风，这无疑都会对顾荣产生积极影响。因此，顾荣与纪瞻北上谈玄达到较为纯熟的程度，自然经历了由儒入玄的过程。

玄儒并参的思想状貌，也体现到晋初文士的文学创作中，兹以陆云为例。吴郡陆氏世儒家学，陆云入晋之初仍坚持儒学价值观以及诗教观。如在吴王司马晏郎中令任上，曾劝谏吴王说:“可时与师友文学，披观文籍，坐而论道。非学无以闻义，非士无以行礼。礼义既举，群望允塞。……臣以可于良日，就讲经学。先阐大道，永播芳风。”^[37]陆云对《诗经》多有摹习，并旨在传达《毛诗序》的政教内涵。明人张溥评价说:“士龙所传，四言偏多，《有皇》、《思文》诸篇，诵美祁阳，式模《大雅》，类以卑颂尊，非朋旧之体。余篇一致，间有至极，使尽其才，即不得为韦侯讽谏，仲宣思亲，顾高出《补亡》六首，则有余矣。”^[38]另外，陆云与友人郑曼季以《诗经》篇题为据相互赠和酬答，如陆云作《谷风》五章，郑则答以《鸳鸯》六章；陆赠《鹤鸣》四章，郑答《兰林》五章；陆赠《南衡》五章，郑答《南山》五章；陆赠《高冈》四章，郑答《中陵》四章。由此足见当时模拟《诗经》四言之盛。然而，入晋后的陆云也渐露出儒道混融的倾向。永宁中其作《岁暮赋》、《登台赋》，就有浓厚的庄学气味。在西晋动荡而危险的环境中，陆云倾向于庄学，而且渐渐对儒家理念进行融合改造。他在《逸民赋》中说:“美达人之玄览兮，邈藏器于无为。物有自遗，道无不可。万殊有同，齐物无寡。并家于国，等朝于野。荣在此而贵身兮，神居形而忘我。钦妙古之达言兮，信怀庄而悦贾。……陋《国风》之‘皇恤’，同‘明哲’于《大雅》。”^[39]这里他就把庄老的涤除玄鉴、清静无为、澄怀坐忘与儒家的明哲保身结合起来。《诗经·邶风·谷风》“我躬不阅，遑恤我后?”郑玄笺说:“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忧我后所生子孙也。”^[40]陆云虽试图从对自我及亲族的利益忧念中解脱出来，最终却没有避免夷三族的命运，不能不说他在儒家进取观与儒道融合的处世观方面并没有真正地统一起来。总之，陆云入洛以来儒学信条的政教特征突出，而他又充分吸纳老庄之学，在处世哲学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水经注》载他夜遇王弼游魂共谈《老子》而后谈玄日进之事，虽出小说家言，而与他的生平作品结合来看，也可知他对老庄之学下过一番工夫。^[41]不止如此，葛洪引嵇含评价二陆说:“诸谈客与二陆言者，辞少理畅，言约事举，莫不豁然。”又说:“《陆子》十篇，诚为快书。其辞之富者，虽覃思不可损也；其理之约者，虽鸿笔不可益也。”^[42]可知，入洛后陆云甚至陆机体现出南北学风交融的特点，继而又渗透到他们各自的创作中，产生思理畅达、丰简兼济的美感。

四、孝义伦常与晋初创作主题伦理化、创作主体家族化

晋初儒教在玄风冲击下远非昌明广被，但对孝道的推崇却堪称典范。《晋书·孝友传序》就说:“晋氏始自中朝，逮于江左，虽百六之灾遄及，而君子之道未消，孝悌名流，犹为继踵。”^[43]晋代奉行移忠作孝的伦理政策，对于士人人格及价值观念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进而使对家庭生活及伦理情感的抒发成为晋初文人创作的重要主题。

兹以李密为例。他师从蜀地大儒谯周，好学忘倦，治《春秋左传》，博览五经，谯氏门人比作子夏。晋泰始初年，李密征为太子洗马，他以祖母年事已高为辞，写出了著名的《陈情事表》。他先叙述四岁失怙而与祖母相依为命的情景，其中“愍臣孤弱，躬亲抚养”句，暗化《诗经·小雅·蓼莪》“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既无伯叔，终鲜兄弟”句，^[44]又明用《诗经·郑风·扬之水》“终鲜兄弟，维予与女”。用典确切，情蕴契合，使人浑然不觉。他进而写自己连被本郡两任太守举荐并被授官催任的心态:“欲奉诏奔驰，则刘病日笃；欲苟顺私情，则告诉不许。臣之进退，实为狼狈。”^[45]这正是他自身伦理价值和个体价值相冲突的真实写照。李密入晋为仕，“常望内转，而朝廷无援，乃迁汉中太守，自以失分怀怨。及赐饯东堂，诏密令赋诗，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缘。官无中人，不如归田。明明在上，斯语岂然!’”^[46]李密显然对沉抑下位不满，甚至敢当着晋武帝公然发牢骚，这也反映出他热衷于仕进的一面，可知其在表中决定暂不出仕，必然经历了一番煎熬。《陈情事表》没有太康文坛普遍的轻绮尚丽的习气，体现出平实而庄严的道德美和崇高美，并为晋初文坛伦理化主题创作树立了良好榜样。此后左思《娇女诗》、《悼离赠妹诗》、左芬《感离诗》、潘岳《悼亡诗》、《七哀诗》、《悼亡赋》、《哀永逝文》等踵事增华，更将晋初伦理题材创作推向较高的艺术水准。

晋初创作主体家族化的现象也较突出。如李密有六子，号称“六龙”:长子李赐，少与东海王司马越交契，多有诗歌往还，有《玄鸟赋》，辞藻甚美；少子李兴晋惠帝永兴中曾官至太傅掾，作《诸葛丞相故宅碣表》，以四言为主，间有六言之句，讲究对偶，音韵连贯，换韵自然，加以辞理层次清晰，比拟得当，行文自有雄辩之气。邹湛少以才学闻名，曾为太学博士、国子祭酒，所著诗及论事议二十五首，为时所重，其子邹捷也多文采，曾与陆机一同为赵王司马伦起草禅代文。枣据在太康文坛颇具文名，所著诗赋论四十五首，其弟枣嵩“才艺尤美”，其子枣腆“亦以文章显”。^[47]上述无不说明良好的家族文学氛围对后出子弟文学才艺的塑造有莫大影响，同时儒学家风的作用也值得重视。如应贞为汝南应氏在晋初的后进代表，其为应璩之子，建安七子之一应玚的侄子，这一家族“自汉至魏，世以文章显，轩冕相袭，为郡盛族”。^[48]应贞曾在晋武帝华林园文会中“赋诗最美”，^[49]同时还精通三礼之学，“以儒学与太尉荀撰定《新礼》”。^[50]事实上，儒学修养与文学才艺兼具既是应贞个人的特质，也是其家族风貌的集中展现，又对应氏后辈人物产生积极影响。如应贞之侄应詹自幼就以孝谨闻名，学艺文章方面也深得时人称道。永嘉之乱中，他曾劝荆州刺史王澄前往陷落的洛阳勤王，“(王)澄使詹为檄，詹下笔便成，辞义壮烈，见者慷慨”。^[51]他偏嗜图书，平定蜀人杜畴之乱后，“一无所取，唯收图书”。^[52]东晋南渡之际，他上疏兴复儒学，贬斥谈玄虚浮之风说:“魏正始之间，蔚为文林。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今虽有儒官，教养未备，非所以长育人才，纳之轨物也。宜修辟雍，崇明教义，先令国子受训，然后皇储亲临释奠，则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53]从应贞的典雅之美到应詹的清刚之气，其间的传承转换无疑都建立在应氏儒学家风的根柢之上。应该说，包括前述文学家族在内，考察晋初傅玄、傅咸父子、张协、张亢、张载兄弟、陆喜、陆机、陆云、左思、左芬、潘勖、潘岳、潘尼、潘滔等更多的文学家族，就会发现根植于儒家的人格涵养、价值取向、诗教思想、教育观念往往是其具有较强凝聚力和延续性的重要原因，也为这些家族儒雅笃厚、沉实博丽文风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才性的基础。

综上所述，晋初重振儒学促进了南士北上，加速了南北文坛的整合与交融。这一时期兼综众经成为儒学探研的主流，从事文学创作的儒者也不乏其例，促使晋初文坛博学化风气的兴起，对傅咸、束皙等创作补亡诗的复古倾向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名教与自然之辨，已由竹林玄学时期的尖锐对立趋向调和融通，反映到文人创作中，体现出玄儒合流的思想风貌。晋初推行移忠作孝的国策，对太康文坛以降重伦理情感的创作主题和创作主体家族化等现象的凸显，具有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