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地从汉代就已开始受到儒学的影响，如司马相如、文翁、扬雄、王褒等都是蜀地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汉末统辖蜀地者先为刘焉、刘璋父子，后为刘备、刘禅父子。刘焉入蜀出于董扶的建议，后者为广汉绵竹人，精通数经，尤其擅长欧阳《尚书》与图谶之学，曾在家广授门徒。后被汉灵帝征作侍中，为在朝儒宗。在刘焉入蜀为益州牧的同时，他也求为蜀郡西部属国都尉，追随刘焉左右，在蜀至去世，号称“至止”，是为蜀地儒学的代表。^[95]另外，刘焉为益州牧甚得时誉，裴松之注引《续汉书》说:“是时用刘虞为幽州，刘焉为益州，刘表为荆州，贾琮为冀州。虞等皆海内清名之士。”^[96]因此像杜微、周群、杜琼、孟光、许慈、来敏等儒学之士，多为其父子所用。

刘备少从卢植学，只是“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97]却能礼贤下士接纳英豪。建安十六年(211)，他被刘璋迎入蜀，并逐步控制了蜀地，建安二十四年(219)为汉中王，章武元年(221)即位。虽然他在位只有三年，而能继续任用刘焉父子所招致的儒士，并施行了一定的兴复儒学的政策。《三国志·蜀书·许慈传》载:“先主定蜀，承丧乱历纪，学业衰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慈、潜并为博士，与孟光、来敏等典掌旧文。”^[98]又“(许慈)子勋传其业，复为博士”。又“(尹默)子宗传其业，为博士”。^[99]《晋书·儒林传》载:“文立，字广休，巴郡临江人也。蜀时游太学，专《毛诗》、《三礼》，师事谯周，门人以立为颜回。”^[100]由此可见，兴复太学，设立经学博士正是刘备推动蜀地儒学发展的表现。刘禅从建兴元年(223)即位到炎兴元年(263)降晋，在位达四十一年，尽管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却先后得到诸葛亮与姜维的辅佐，因此对蜀地儒学的发展也有一定作用。刘备临终曾遗诏给刘禅说:“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101]刘备又曾以尹默为太子仆，教授其《左传》，谯周、李、来敏等人也均参预其事，可知刘禅所受到的儒学影响应较为淳厚。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刘备在位较短，而刘禅过于平庸，蜀汉政权实际掌握在辅政的诸葛亮手中。诸葛亮具有以兵、法、纵横融合儒学的治学倾向，入仕前“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司马徽对求贤若渴的刘备说:“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102]后来诸葛亮追随刘备至蜀，一方面任用儒士改善风教，另一方面则严明法纪整顿刘焉父子的弊政。因此，《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读书台”条载:“诸葛亮相蜀，筑此台以集诸儒，兼以待四方贤士，号曰读书台。”^[103]可见，他在蜀汉儒学发展中的作用。^[104]他的儒学思想集中表现在《便宜十六策》中，如“治国”条说:“治国之政，其犹治家。治家者，务立其本，本立则末正矣。……庠序之礼，八佾之乐，明堂辟雍，高墙宗庙，所以务人之本也。……《经》曰:‘非先主之法服不敢服’，此之谓也。”^[105]其不但以《礼记·中庸》修、齐、治、平的政治思维来表述自己的治国思想，而且充分强调礼乐教化对人之为人的根本性意义，他还节引《孝经·卿大夫章》“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句加以论证，足见儒学在其政治思想体系中的基础作用。他又在“君臣”条进一步强调礼的重要性说:“上下好礼，则民易使。上下和顺，则君臣之道备矣。君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谋其政，臣谋其事。……是以三纲六纪，有上中下。上者为君臣，中者为父子，下则为夫妇。……君臣上下，以礼为本；父子上下，以恩为亲；夫妇上下，以和为安。”^[106]上述几乎纯为儒者之言了。正因如此，十六国时期西凉国主李暠亲自书写诸葛亮训诫督劝诸子说:“览诸葛亮训励，应璩奏谏，寻其终始，周孔之教尽在中矣。”^[107]

在诸葛亮的文学创作中，也能够找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诸葛亮前后《出师表》，正是将儒家观念与深挚沉郁的文风结合的典范。前《出师表》为建兴六年(228)春攻打魏国前所作，后一篇则作于同年十一月发兵围困陈仓之前。前一篇着重强调忠君思想，如他说“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108]即是说明出兵的动机在于报答先帝的知遇之恩。诸葛亮在与魏国军事、经济实力都相差甚远的情况下频繁出兵，其重要原因就是要实现刘备定都中原的愿望，而非苟安于西南一隅。他说:“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109]这与他在《便宜十六策·察疑》中所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马为策己者驰，神为通己者明”的行为准则一致。^[110]当然，诸葛亮也对后主刘禅提出要求，使之善于简拔忠直之士，广开忠谏之路:“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111]他在辅佐后者的过程中扮演了师长与臣子的双重角色，其言之谆谆不避琐细，也是尽忠竭诚的表现。后一篇基本延续前篇的基调，却充满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悲壮情味。他说:“臣赋性拙直，遭时艰难，兴师北伐，末获全功。何期病在膏肓，命垂旦夕。”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希望刘禅能够“清心寡欲，约己爱民。达孝道于先君，存仁心于寰宇。提拔逸隐，以进贤良。屏黜奸谗，以厚风俗”，^[112]以民为本、推崇仁孝、劝善黜恶无疑是这一篇的主旨所在。诸葛亮早在章武三年(223)《合葬昭烈皇后上言》中就说:“《礼记》曰:‘立爱自亲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不忘其亲所由生也。《春秋》之义，母以子贵。”^[113]足见其对孝义的重视。他又在《后出师表》中重申，则包含了病重之际对刘禅能够自强、贤明的深切期许。李商隐在《筹笔驿》一诗中写道:“猿鸟犹疑畏简书，风云常为护储胥。徒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余。”另其《武侯庙古柏》也说:“玉垒经纶远，金刀历数终。谁将《出师表》，一为问昭融。”^[114]按，筹笔驿为诸葛亮出师时驻军之地。通过这两首作品，更可看出《出师表》所含诸葛亮独木难撑的悲怆意味了。此外，在蜀汉统治阶层中，关羽好《左传》、姜维好郑氏学，^[115]也可进一步说明蜀汉上层对儒学的重视。

从儒士的学术活动来看，蜀地以今文经学为主，但学者又多兼综古文。如《三国志·蜀书·尹默传》载:“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尹)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自刘歆《条例》，郑众、贾逵父子、陈元方、服虔注说，咸略诵述，不复按本。”^[116]《谯周传》载谯周世传《尚书》、诸经及图纬之学，“既长，耽古笃学。家贫未尝问产业，诵读典籍，欣然独笑，以忘寝食。研精六经，尤善书札。颇晓天文，而不以留意”。^[117]蜀地今文盛行最鲜明的表现莫过于曹丕登基之后，蜀地以刘豹、向举、张裔、黄权、殷纯、赵莋、杨洪、何宗、杜琼、张爽、尹默、谯周等为代表上言刘备即位。其上言中引用谶纬之书包括《洛书甄曜度》、《洛书宝号命》、《洛书录运期》、《孝经钩命决录》、《河图》、《洛书》等；许靖、糜竺、诸葛亮、赖恭、黄柱、王谋等又上书劝进，所引也以《孝经援神契》为据。其言“考省灵图，启发谶纬，神明之表，名讳昭著。宜即帝位，以纂二祖。绍嗣昭穆，天下幸甚”，^[118]正与王莽、刘秀登基所用的伎俩一致，对此清人唐晏说:“三国之际，经学已成弩末。况值马、郑之后，多变今从古。然此风于曹魏尤甚。若蜀、吴地僻，今学尚未尽漓，故虞氏之《易》尚出于孟、杨，仲通之《书》犹本于欧、夏，余亦多出今文。惟《诗》一派，蜀、吴多从毛、郑，而魏尚存鲁说。”^[119]正因如此，经今古文在发生融合的过程中，它们之间的斗争也较为激烈。如孟光“好《公羊春秋》而讥呵《左氏》，每与来敏争此二义，光常哓哓欢咋”，又胡潜“与孟光、来敏等典掌旧文。值庶事草创，动多疑议，慈、潜更相克伐，谤忿争，形于声色；书籍有无，不相通借，时寻楚挞，以相震。其矜己妒彼，乃至于此。先主愍其若斯，群僚大会，使倡家假为二子之容。效其讼阋之状，酒酣乐作，以为嬉戏。初以辞义相难，终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卢弼引钱振锽之论说:“此事不惟为汉儒门户之终，且为后世梨园之始。”^[120]上述一方面可见蜀地的今古文门户之见之深，另一方面由刘备亲自干预，也可看出其对整顿儒学思想建设的重视程度。

蜀地儒学学派除了自身存在矛盾外，与其他诸子之学也有对立之处。如《三国志·蜀书·秦宓传》载:“李权从宓借《战国策》，宓曰:‘《战国》从横，用之何为?’权曰:‘仲尼、严平，会聚众书，以成《春秋》、《指归》之文，故海以合流为大，君子以博识为弘。’宓报曰:‘书非《史记》、《周图》，仲尼不采；道非虚无自然，严平不演。海以受淤，岁一荡清；君子博识，非礼不视。今《战国》反覆仪、秦之术，杀人自生，亡人自存，经之所疾。故孔子发愤作《春秋》，大乎居正；复制《孝经》，广陈德行。杜渐防萌，预有所抑。是以老氏绝祸于未萌，岂不信邪!……是故天地贞观，日月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洪范》记灾，发于言貌，何《战国》之谲权乎哉!”^[121]儒老并参是蜀地学术的一个重要表现，从诸葛亮到李权、秦宓都可说明。诸葛亮有《论诸子》一文，对道、法、纵横、兵等诸家提出批判，但还没有像秦宓如此激烈的排斥纵横家，这也体现出蜀地儒学确立官学地位必然经过了与诸子之学辩难的过程。

蜀地儒学与魏、吴两地也有一定的交流，如《三国志·蜀书·庞统传》载:“瑜卒，统送丧至吴，吴人多闻其名。及当西还，并会昌门，陆绩、顾劭、全琮皆往。统曰:‘陆子可谓驽马有逸足之力，顾子可谓驽牛能负重致远也。’谓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虽智力不多，亦一时之佳也。’绩、劭谓统曰:‘使天下太平，当与卿共料四海之士。’深与统相结而还。”^[122]可以看出，吴、蜀儒士之间希望“天下太平”，在思想交流方面能够更为自由，这显然超越了地缘政治的限制。诸葛亮当时在吴、魏士人中间也享有较高声誉，如东吴吏部尚书陆喜在亡国后作《西州清论》，即假托诸葛亮之名以行其书。^[123]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说:“近诸葛亮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华子鱼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谓能相始终，真相知者也。”另外，锺会还将嵇康比作“卧龙”，他说:“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124]“卧龙”一语无疑也来自于司马徽对于诸葛亮的评价。《世说新语·品藻》又载:“诸葛瑾、弟亮及从弟诞，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诞在魏与夏侯玄齐名；瑾在吴，吴朝服其弘量。”^[125]由诸葛氏家族成员在各国的任职发展情况，更可以看出三国士人之间多元的交往关系。许靖早年与王朗有深交，在避难交州的过程中许靖还曾向曹操求援，后来为刘璋接纳作巴郡、广汉太守，但他并没有与曹魏旧好断绝联系。《三国志·蜀书》本传载:“始靖兄事颍川陈纪，与陈郡袁涣、平原华歆、东海王朗等亲善。歆、朗及纪并子群，魏初为公辅大臣，咸与靖书，申陈旧好，情义款至。”《魏略》录王朗给许靖的信说:“岂意脱别三十余年而无相见之缘乎!……自与子别，若没而复浮，若绝而复连者数矣。”又“徒慨不得携子之手，共列于世(按，应为“廿”)有二子之数，以听有唐‘钦哉’之命也。子虽在裔土，想亦极目而回望，侧耳而遐听，延颈而鹤立也。……苟得避子以窃让名，然后绶带委质，游谈于平、勃之间，与子共陈往时避地之艰辛。乐酒酣宴，高谈大噱，亦足遗忧而忘老”。又“足下周游江湖，以暨南海，历观夷俗，可谓遍矣；想子之心，结思华夏，可谓深矣。为身择居，犹愿中土；为主择安(按，应为“居”)，岂可以不系意于京师，而持疑于荒裔乎?”^[126]由上可知，虽然王朗在后一封信中多有劝说许靖降顺的意味，这只是他们在政治上各为其主的表现，只就私人友谊和思想交流方面而言却是相当密切的。

【注释】

[1]王国维著《观堂集林》卷四，中华书局，1959年6月，第188—189、191—192页。

[2]《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第4页。

[3]《曹植集校注》卷一，第199页。

[4]《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第54页。

[5]《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第24页。

[6]《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第27页。

[7]《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第33页。

[8]《全三国文》卷二，页1062下B－1063上A。

[9]《全三国文》卷二，页1060下B、1061上B－下A。

[10]《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347—348页。

[11]《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346、352页。

[12]《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347、354—355页。

[13]《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注引《典论·自叙》，第90页。

[14]《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第88页。

[15]《曹植集校注》卷二，第342、216页。

[16]《曹丕集校注》，第138页。

[17]《曹丕集校注》，第230页。

[18]《曹丕集校注》，第149页。

[19]《曹丕集校注》，第148页。

[20]王天海著《意林校注》卷五，贵州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第337页。

[21]《三国志》卷十三《魏书·王肃传》，第419页。

[22]《三国志》卷十六《魏书·杜畿传》裴松之注引《魏略》，第507页。

[23]《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第88页。

[24]《隋书》卷三十四《经籍志三》，第1009页。

[25]孙启志、陈建华著《古佚书辑本目录》，中华书局，1997年8月，第40页。

[26]《曹丕集校注》，第344、345页。

[27]《曹丕集校注》，第335页。

[28]《曹丕集校注》，第146页。

[29]《曹丕集校注》，第324页。

[30]《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第81—82页。

[31]王天海著《意林校注》卷五，贵州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第337页。

[32]《全三国文》卷三十，页1222上B－下A、1222下B。

[33]《全三国文》卷六，页1086上A。

[34]《全三国文》卷五，页1077下A。

[35]《全三国文》卷五，页1079上A。

[36]【清】吴淇著、汪俊、黄俊德点校《六朝选诗定论》卷五，广陵书社，2009年8月，第103—104页。

[37]《三国志·魏书·卫觊传》载明帝即位后，卫觊上疏说:“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县命，而选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此议得以施行。(见《三国志》卷二十一，第611页)对此，杨鸿年总结说:“魏制虽然大体仍依汉旧，但也有变动。就中如立《春秋穀梁》博士以及将王肃所注诸书列于学官，皆系与东汉不同者。至于立律博士，则又是变中之变了。”见其著《汉魏制度丛考》第170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8月版。

[38]诏曰:“先帝昔著《典论》，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与石经并，以永示来世。”见《全三国文》卷九，页1102上A。

[39]《全三国文》卷九，页1102上A。

[40]《全三国文》卷九，页1102上B－下A。按，其中“高皇”即曹操之父曹嵩，在黄初元年追尊为“太皇帝”(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续汉书》，第2页)。曹嵩为中常侍大长秋曹腾养子，本姓夏侯，而其父不见载史传，因此诏中以“处士”名之。此诏标举“崇孝重本”，其实是寻求曹姓皇统合法化依据。

[41]《全三国文》卷十，页1107上B－下A。

[42]《三国志·魏书·王肃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说:“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又虽有精者，而台阁举格太高，加不念统其大义，而问字指墨法点注之间，百人同试，度者未十。是以志学之士，遂复陵迟，而末求浮虚者各竞逐也。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嗟夫!学业沉陨，乃至于此。”见《三国志》卷十三，第420—421页。

[43]《三国志》卷十五《魏书·刘靖传》，第464页。

[44]《全三国文》卷三十三，页1238上B。

[45]《全三国文》卷九，页1102下B。

[46]王伊同在《补<魏志·何晏传>》一文中，认为魏明帝即位以来多次下达的禁浮华诏，正是针对邓飏、李胜、诸葛诞、何晏等“浮华友”而发，并使之长期遭到禁锢。见《王伊同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2006年4月，第394页。

[47]两诏均见《全三国文》卷九，页1103下B。

[48]《曹植集校注》卷三，第437—438页。

[49]《全三国文》卷九，页1103上B－下A。按，曹叡在《诫诲赵王幹玺书》、《与彭城王玺书》中也多用儒典之辞，如《诫诲赵王幹玺书》称:“《易》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诗》著‘大车惟尘’之诫。……朕感诗人《常棣》之作，嘉《采菽》之义，亦缘诏文曰‘若有诏得诣京都’，故命诸王以朝聘之礼。……古人有言:‘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弗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焉。’”(《全三国文》卷十，页1108下A－B)这正是在曹植上书之后允许诸王奉诏进京的表现，然而却规定诸藩王间不得互通往来。楚王、中山王、赵王均因犯禁而被曹叡警告，甚或削爵。此诏诫辞虽然典雅，却充满法治的意味。

[50]《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19页。

[51]《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15页。

[52]《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14、417页。

[53]《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14页。

[54]《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15、414页。

[55]《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13页。

[56]《文心雕龙义证》卷九，第1696页。

[57]《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第107页。

[58]《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第106页。

[59]《全三国文》卷九，页1104上B。

[60]《文选》卷十一，页172下A。(www.daowen.com)

[61]《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刘劭传》，第618页。

[62]《三国志》卷十一《魏书·国渊传》，第340页。

[63]《三国志》卷四《魏书·高贵乡公纪》，第138页。

[64]《三国志》卷四《魏书·高贵乡公纪》，第139页。

[65]《全三国文》卷十一，页1113下B。

[66]《全三国文》卷十一，页1115下B。

[67]《全三国文》卷六十三，页1393下A－B。

[68]《三国志集解》卷四十六，页884上A；同前，卷四十七，页903上A。

[69]《三国志集解》卷四十六，页891下B。

[70]【晋】袁宏撰《后汉纪》卷二十九《孝献皇帝纪》，张烈点校《两汉纪》本，中华书局，2002年6月，第562页。

[71]《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曰:“初，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并当途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孔子言:‘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光武当兵马之务，手不释卷，孟德亦自谓老而好学，卿何独不自勉勖邪?’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卢弼注引赵一清之论说:“陈芬《芸窗私记》:‘吕蒙读书，开西馆以延俊髦，共相扢扬，识见日进，孙权益重之。今西馆桥是也。’《拾遗记》:吕蒙入吴，吴主劝其学业，蒙乃博览群籍，以《易》为宗。尝在孙策座上酣醉，忽卧，于梦中诵《周易》一部，俄而惊起。众人皆问之，蒙曰:向梦见伏羲、文王、周公与我论世祚兴亡之事，日月贞明之道，莫不精穷极妙，未该元旨，故空诵其文耳。众座皆云，吕蒙呓语通《周易》。”卢弼注说:“是时孙策已早死，吕蒙安得复在策坐上乎?就令策未死，蒙能于策坐上酣醉乎?此真可谓呓语矣。”见《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四，页1019上A－B。按，“策”亦或“权”之误。

[72]《三国志集解》卷四十七，页902下B。

[73]《三国志集解》卷四十七，页916上B－下A、916下A－B。

[74]《三国志集解》卷五十三，页1001下B－1002上A。

[75]《三国志集解》卷五十九，页1078下B－1079上A。

[76]《三国志集解》卷五十九，页1079上A。

[77]《三国志集解》卷五十九，页1078下B。

[78]《三国志集解》卷五十二，页993上B－下A。

[79]《三国志集解》卷五十三，页1001上A；同前，卷五十九，页1080上B。

[80]《三国志集解》卷五十九，页1081下A、1081下B。

[81]《三国志集解》卷五十九，页1082上A－B。按，孙登在临终之前曾给孙权上表说:“臣闻死生有命，长短自天。周晋、颜回有上智之才，而尚夭折，况臣愚陋，年过其寿……愿陛下弃忘臣身，割下流之恩，修黄老之术，笃养神光，加羞珍膳，广开神明之虑，以定无穷之业。”由此可见其儒老并杂的为学倾向。见页1080上B。

[82]《三国志集解》卷五十一，页970上A。

[83]《三国志集解》卷五十一，页971上B。

[84]《三国志集解》卷四十八，页928上B。

[85]《三国志集解》卷四十八，页930上A。

[86]《三国志集解》卷四十八，页932上A。

[87]《三国志集解》卷四十八，页932上B。

[88]《抱朴子·外篇·吴失》载:“吴之晚世，尤剧之病。贤者不用，滓秽充序。纪纲驰紊，吞舟多漏。贡举以厚货者在前，官人以党强者为右。匪富匪势，穷年无冀。德清行高者，怀英逸而抑沦。有才有力者，蹑云物以官跻。主昏于上，臣欺于下，不党不得，不竞不进。背公之俗弥剧，正直之道遂坏。”又“或有不开律令之篇卷，而窃大理之位；不识几案之所置，而处机要之职；不知五经之名目，而飨儒官之禄；不闲尺纸之寒暑，而坐著作之地；笔不狂简，而爱驳议之荣；低眉垂翼，而充奏劾之选；不辨人物之精粗，而委以品藻之政；不知三才之军势，而轩昂节盖之下；屡为奔北之辱将，而不失前锋之显号；不别菽麦之同异，而忝叨顾问之近任”。见《抱朴子外篇校笺》卷三十四(下册)，第142、149—150页。

[89]《三国志集解》卷四十八，页934上B。

[90]《三国志集解》卷五十三，页1000上A。

[91]《三国志集解》卷五十三，页1005下B－1006上A。

[92]《三国志集解》卷六十五，页1142上A－B。按，卢弼注引赵一清之论，以“乞更选英贤闻之”不通，“闻”字或为“典”字之讹。可参。

[93]《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538页。

[94]《三国志集解》卷五十一，页977上A－B。

[95]按，“至止”的含义为:“始(董)扶发辞抗论，益部少双，故号曰‘至止’。言人莫能当，所至而谈止也。”见《三国志》卷三十一《蜀书·刘二牧传》裴松之注引陈寿《益州耆旧传》，第866页。

[96]《三国志》卷三十一《蜀书·刘二牧传》，第866页。

[97]《三国志》卷三十二《蜀书·先主传》，第871页。

[98]按，《三国志·蜀书·许慈传》中华书局点校本“慈、潜并为博士”之“博”为“学”字，卢弼则认为:“冯本‘博’作‘学’，误。传末子勋复为博士，是。”见《三国志集解》卷四十二，页831下B。

[99]《三国志集解》卷四十二，页832上A、834上B。

[100]《晋书》卷九十一《儒林传》，第2347页。

[101]《全三国文》卷五十七，页1365上B。

[102]《三国志集解》卷三十五，页755下B、756下A。

[103]【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中华书局，2007年12月，第1468页。

[104]朱熹曾评价诸葛亮说:“孔明本不知学，全是驳杂了。然却有儒者气象，后世诚无他比。”(见《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历代三”，第3235页。)朱大渭《论诸葛亮治蜀──兼论诸葛亮是儒法合流的典型人物》一文认为，其兼容儒法表现在:“对德(礼)法兼用在理论上讲得比较透彻明白，表现在他对这些理论付诸实践。”(见黄烈主编《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4月，第122页)余明侠《诸葛亮评传》认为诸葛亮生在一个“奉儒守官的中产之户”，其兄诸葛谨曾游学洛阳，习《毛诗》、《古文尚书》、《左氏春秋》，这都说明诸葛家具有浓厚的儒学氛围。因此，诸葛亮的思想主导为儒家。余氏说:“他幼受诗礼传家的庭训，束发受书之后，在荆州又向不少名儒硕彦趋谒请益，因而崇奉儒学是不言而喻的。”又“诸葛亮的思想是多元的，深受时代的影响，有着时代的烙印。因此，不能单纯地把他归之于儒家、法家或道家，而是汲取各家的精华加以融会贯通，并结合自己的思想志趣，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政治思想。”(见其书第25、283—285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版)

[105]【明】诸葛义、诸葛倬辑《诸葛孔明全集》卷七，中国书店，1996年9月，第100—101页。

[106]《诸葛孔明全集》卷七，第101页。按，诸葛亮受儒学的影响，还表现在阐述政治主张的过程中多引儒家经典加以参证。除了《便宜十六策》“治国”条引《孝经》外，“视听”条有“经云: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此出自《老子》，而文末又说:“《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此出自《尚书·泰誓》(见第101—102页)；“纳言”条有“故孔子不耻下问，周公不耻下贱”，(见第102页)“察疑”条有“孔子云:明君之治，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又“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见第103页)分别出自《论语·学而》、《论语·为政》；“治人”条有“故经云: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视之以好恶，而民知禁”，又“经云: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贵无用之物，使民心不乱”，(见第103、104页)分别出自《孝经·三才章》与《老子》；“考黜”条有“《书》云:‘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见第106页)出自《尚书·虞书》；“赏罚”条有“《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此之谓也”，(见第109页)出自《尚书·洪范》。由上可知，其多有结合《老子》与儒家经典共同阐释的情况，亦见其不作墨守的“儒生俗士”的特点。另外，他在《将苑》中也有以儒家经典立论的，如“将诚”条有“《书》曰:狎侮君子，罔以尽人心。狎侮小人，罔以尽人力”，(同上卷八，第118页)出自《尚书·旅獒》；“习练”条有“故仲尼曰:不教而战，是谓弃之。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同上，第119页)出自《论语·子路》。这说明即使在诸葛亮的军事思想中，也可以找到儒家思想的影子。

[107]《晋书》卷八十七《李玄盛传》，第2264页。

[108]《全三国文》卷五十八，页1369下A－B。

[109]《全三国文》卷五十八，页1370上A。

[110]《诸葛孔明全集》卷七，第103页。

[111]《全三国文》卷五十八，页1369下B。

[112]《全三国文》卷五十八，页1370下A。

[113]《全三国文》卷五十八，页1371上A。

[114]叶葱奇疏注《李商隐诗集疏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24、129页。

[115]《三国志集解》卷三十六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载:“(关)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因此，后世附会较多，如卢弼引黄奭之论说:“羽祖石磐、父道远并羽三世，皆习《春秋》。张大本有墓铭言其事，然无征不可信也。”(见页779下B。)同书卷四十四载姜维，“少孤，与母居，好郑氏学”。(见页858下A。)

[116]《三国志集解》卷四十二，页834上A。

[117]《三国志集解》卷四十二，页835上A。

[118]《三国志集解》卷三十二，页737上B。

[119]【清】唐晏著、吴东民点校《两汉三国学案》“凡例”，中华书局，1986年12月，第5页。

[120]《三国志集解》卷四十二，页832上B、831下B－832上A。

[121]《三国志集解》卷三十八，页801下B－802上A。

[122]《三国志集解》卷三十七，页787下B－788下A。

[123]《晋书》卷五十四《陆喜传》，第1486页。

[124]《晋书》卷四十九《嵇康传》，第1372、1373页。

[125]余嘉锡著《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第502—503页。

[126]《三国志集解》卷三十八，页797下B－798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