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曹魏政权的儒学建设而言，吴、蜀两国也基本经过了创业期重名法之学再到守国期渐次兴复儒学的过程，这也充分体现出儒学在巩固政权方面的重要作用。然而就两国君主的儒学修养和文学才能来看，却绝难与曹氏父子相提并论。因此，他们对本国儒学的提倡基本限于统治层面的需要，既少躬亲风雅之事，亦罕见自上而下垂范文苑的社会效果，这也进一步决定了两国文学环境形成较晚也较寂寥的事实。

东吴早期开创者孙坚出身寒微，凭借智勇在汉灵帝熹平、中平中入仕，又参预平定黄巾、董卓之乱，于献帝初平三年(192)死于攻打黄祖的途中。此后孙策子承父业，他注重收罗才士，在《答记吕布》中说:“海产明珠，所在为宝。楚虽有才，晋实用之。英伟君子，所游见珍，何必本州哉?”^[67]《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其“与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间人咸向之”，卢弼也评价说:“孙氏父子兄弟皆善于招致英雄，据有江东，非偶然也。”又《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裴松之注引《吴书》载曹丕问吴使臣赵咨说:“吴如大夫者几人?”赵咨回答:“聪明特达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车载斗量，不可胜数。”^[68]孙策对儒学之士怀有谨敬之心，史载:“时有高岱者，隐于余姚。策命出使会稽丞陆昭逆之，策虚己候焉。闻其善《左传》，乃自玩读，欲与论讲。”^[69]当然，在汉末诸强并争的混乱局面下，武力与霸道始终被摆在首要位置。孙策在与张昭的谈话中就说:“今四海未定，当以武平之!”当时在座的吴人陆绩大声反对说:“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今诸君不务道德怀取之术，而唯尚武，绩虽童蒙，窃所未安也。”^[70]而后者的建言只被视为迂阔不实之谈。

孙权接受了较好的儒家启蒙教育，也充分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71]他后以史家、兵家之学为主，强调实用显然是他最大的特色。在他带动下，原为一介武夫的吕蒙不仅改变了对待儒学的态度，而且还精通《周易》，足见其垂范作用之大。另外，关于孙权的为学特点，《三国志·吴书》裴松之注引《吴书》说:“魏文帝善之，嘲(赵)咨曰:‘吴王颇知学乎?’答曰:‘吴王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籍采奇异，不效诸生寻章摘句而已。’”^[72]曹丕本欲嘲讽孙权无学，反而被后者使臣赵咨讥为“寻章摘句”，更可见孙权间杂儒、兵之道的学风。孙权在黄龙元年(229)称帝，次年诏立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这固然是他重学的表现，但他在推行儒家教化方面却始终着眼于军国需要。嘉禾六年(237)，其下诏讨论守丧与尽职的问题说:“夫三年之丧，……至于有事，则杀礼以从宜，要绖而处事。……方事之殷，国家多难，凡在官司，宜各尽节，先公后私，而不恭承，甚非谓也。”将军胡综进一步认为凡因守丧而旷职的一律施以重典:“忠节在国，孝道立家，出身为臣，焉得兼之?故为忠臣不得为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违犯，有罪无赦。以杀止杀，行之一人，其后必绝。”^[73]丞相顾雍亦同意胡氏的主张。可见就当时东吴政权的上层来说，兴复儒学显然并不是当务之急。另外，孙权也表现出对文学的兴趣。《三国志·吴书·阚泽传》载:“权尝问:‘《书》、《传》、篇赋，何者为美?’泽欲讽喻以明治乱，因对贾谊《过秦论》最善，权览读焉。”^[74]由此可见一斑。

孙权去世后，其少子孙亮即位，时年十岁。相比而言，在孙亮之前先后立为太子的孙登与孙和都接受了较为系统的儒学教育。如孙登在魏黄初二年(221)立为王太子，孙权就“选置师傅，铨简秀士，以为宾友。于是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等以选入，侍讲《诗》、《书》，出从骑射。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命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黄龙元年，权称尊号，立为皇太子，以恪为左辅，休右弼，谭为辅正，表为翼正都尉，是为四友，而谢景、范慎、刁玄、羊衜等皆为宾客。于是东宫号为多士”。^[75]为了教导太子，孙权甚至还拜精习经籍、博通六国语言的僧人支谦为博士，“辅导东宫，与韦曜诸人，共尽匡益”。^[76]对此，卢弼注引唐庚之说云:“刘备教禅以《汉书》，而权亦令张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权、备之教子，不忽近而慕远，不贵名而贱实，此亦伊尹、周公之遗法也。”^[77]孙登更是广泛结交士人，大力简拔后进之才。《三国志·吴书·步骘传》载:“时权太子登驻武昌，爱人好善……骘于是条于时事在荆州界者，诸葛瑾、陆逊、朱然、程普、潘濬、裴玄、夏侯承、卫旌、李肃、周条、石幹十一人，甄别行状。”^[78]其中诸葛瑾、陆逊、程普、裴玄等均为东吴名臣，裴玄之子裴钦的文才更为孙登所赏识。《三国志·吴书·严畯传》载:“(裴)钦与太子登游处，登称其翰采。”另外，孙登临终上书也说:“裴钦博记，翰采足用。”^[79]这代表了吴王室重文的倾向。(www.daowen.com)

孙和为孙权第三子，十四岁时孙权使中书令阚泽教以书艺。好学下士，甚见称述。赤乌五年(242)，立为太子，时年十九。阚泽为太傅，薛综为少傅，而蔡颖、张纯、封俌、严维等“皆从容侍从”。另据《吴书》载:“(孙和)好文学，善骑射，承师涉学，精识聪敏，尊敬师傅，爱好人物。……讲校经义，综察是非。及访谘朝臣，考绩行能，以知优劣，各有条贯。”^[80]由此可见，到孙吴第三代统治者这里就开始向文治之君转化了。孙和具有较为纯正的儒家思想，与孙登杂有黄老之学不同，他反对博弈，“后群僚侍宴，言及博弈，以为妨事费日而无益于用，劳精损思而终无所成，非所以进德修业，积累功绪者也。……诚能绝无益之欲以奉德义之途，弃不急之务以修功业之基，其于名行，岂不善哉?”^[81]这就俨然与曹魏宿儒王昶《三戏论》的论调相一致了。另外，孙吴统治方略的儒化从孙权侄辈的表现也可以看出来。如孙瑜招致降将济阴人马普，其“笃学好古，(孙)瑜厚礼之，使二府将吏子弟数百人就受业，遂立学官，临飨讲肄。是时诸将皆以军务为事，而瑜好乐坟典，虽在戎旅，诵声不绝”。^[82]立学官教授诸将子弟，这无疑成为东吴官学的一大特色。孙奂也是崇儒的例子。据《三国志·吴书·宗室传》载，“奂亦爱乐儒生，复命部曲子弟就业，后仕进朝廷者数十人”。^[83]由上可见孙吴政权由武力起家进而向儒学文化身份的转变。

孙休为孙权第六子，十三岁从中书郎射慈、郎中盛冲受学。据陈景云、钱大昭、李慈铭、卢弼解释，射慈即谢慈，为当世硕儒，^[84]有《礼记音义隐》一卷、《丧服变除图》五卷、《丧服天子诸侯图》五卷，可知以礼学名家。孙亮被废后，孙休即位，改元永安元年(258)。同年十二月，他诏令立五经博士，诏曰:“自建兴以来，时事多故，吏民颇以目前趋务，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惇，则伤化败俗。其案古置学官，立五经博士，核取应选，加其宠禄，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业。一岁课试，差其品第，加以位赏。使见之者乐其荣，闻之者羡其誉。以敦王化，以隆风俗。”^[85]在三国鼎峙相对安定的局面下，这一举措似是受到孙瑜的影响，这既是孙吴长期宫廷儒化教育的结果，又顺应吴国巩固政权、统一思想的客观需要，是东吴文治政策发展的重要标志。孙休是一位好文之主，史载其“锐意于典籍，欲毕览百家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间，常晨出夜还，唯此时舍书”，又“欲与博士祭酒韦曜、博士盛冲讲论道艺”，并对左将军张布说:“孤之涉学群书略遍，所见不少也。其明君暗主、奸臣贼子、古今贤愚成败之事，无不览也。今曜等入，但欲与论讲书耳，不为从曜等始更受学也。”^[86]他又认为政事与读书并行不悖:“书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无伤也。此无所为非，而君以为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政务学业，其流各异，不相妨也。”^[87]相对孙策、孙坚而言，在孙休身上已很难再看到专擅杀伐的王霸之气，而与曹魏后主曹髦多有相似。

孙休死后，孙皓继立，其弊政尤明于史乘子书。^[88]吴季政治败坏，孙皓难辞其咎。从个人才性角度来看，左典军万彧曾称他“才识明断，是长沙桓王之畴也。又加之好学，奉遵法度”，^[89]可知他具有一定的才学。《三国志·吴书·张纮传》裴松之注引《环氏吴纪》说:“皓尝问:‘《诗》云:汎彼柏舟。惟柏中舟乎?’(张)尚对曰:‘《诗》言:桧楫松舟。则松亦中舟也。’又问:‘鸟之大者惟鹤，小者惟雀乎?’尚对曰:‘大者有秃鹙，小者有鹪鹩。’皓性忌胜己，而尚谈论每出其表，积以致恨。后问:‘孤饮酒可方谁?’尚对曰:‘陛下有百觚之量。’皓云:‘尚知孔丘之不王，而以孤方之!’因此发怒收尚。尚书岑昏率公卿已下百余人，诣宫叩头请罪，尚得减死。”^[90]可见，一方面孙皓对《诗经》颇为熟习，另一方面他又妒贤忌能。他也有提倡文事活动的表现，如《三国志·吴书·薛综传》载:“建衡三年，皓追叹莹父综遗文，且命莹继作”，随之薛莹献上一首四言长诗，诗中有“乾德博好，文雅是贵。追悼亡臣，冀存遗类”句，尽管是出于颂扬，也表明孙皓的好文之心。^[91]再如，他以华覈为东观令，并说:“以东观儒林之府，当讲校文艺，处定疑难，汉时皆名学硕儒乃任其职，乞更选英贤闻之。以卿研精坟典，博览多闻，可谓悦礼乐、敦《诗》《书》者也。当飞翰骋藻，光赞时事，以越杨、班、张、蔡之畴。”^[92]孙皓虽然政绩德操无足多称，却是东吴君主中惟一有文学作品流传于今的，也即《尔汝歌》。此诗为在晋囚禁期间所作，其称:“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万寿春。”^[93]其纯以口语写成，简单明了而又对比强烈，有较浓厚的家国之悲。创制《尔汝歌》，是孙皓当政时筵席间的经常性节目，可知在东吴后期宫廷历来的重儒传统向游燕文学转化。尽管重儒并不一定妨碍游燕赋诗，如曹丕、曹植为主导的曹魏文坛即是显例，但在东吴儒学环境与文学环境发展都不完善的情况下，末代宫廷中游宴文学的凸现无疑正是以弱化儒学教义为前提的。从宗室儒学修养与文学创作角度来看，孙坚族孙孙桓，“博学强记，能论议应对，权常称为宗室颜渊”；四世孙孙丞，“丞好学，有文章，作《萤火赋》行于世。……吴平赴洛，为范阳涿令，甚有称绩。永安中，陆机为成都王大都督，请丞为司马，与机俱被害”。^[94]尤其后者，作为孙吴的宗室子弟其文学修养已然很高，孙氏皇族成员由武功开国至儒学守成再至以文学名世的发展路线也较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