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八年(213)，汉献帝以十郡封曹操为魏公，加九锡之礼，魏国于此初建。因此，在探讨曹丕于延康元年(220)登基后推行兴复儒学政策之前，有必要考察一下曹操对待儒学的态度。

曹操早年躲避战乱在家乡隐居读书，谙熟儒家经典，又对兵家著作深有研究。《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以自娱乐。”^[2]曹植《武帝诔》称:“既总庶政，兼览儒林。躬著雅颂，被之琴瑟。”^[3]王沈《魏书》说:“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4]另外，他早在二十岁时，便以能明古学征拜议郎，也均可见一斑。

曹操重视文武之道的结合，注重实际才能，对道德操守要求不高，这是他能够广招贤才、克敌制胜的重要因素。通观他建安年间的名法政策，基本上都体现了刑先于礼、文武兼济的指导方略。虽然曹操重才轻德，但是掌握铨选的荀彧、荀攸兄弟及崔瑗等人却是礼教中人，经他们选拔的官吏大多是经明行修之士。曹操本人对儒学的价值体系和治政效能有深刻的理解，确知儒学兴办对长治久安的重要意义，因此在攻城略地之余不忘整顿风化，敦教复礼。他在建安八年(203)七月颁布《修学令》说:“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5]他平定冀州之后，于建安十年(205)九月颁布《整齐风俗令》称:“阿党比周，先圣所疾也。闻冀州俗，父子易部，更相毁誉。……此皆以白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齐风俗，四者不除，吾以为羞。”^[6]可知，曹操虽然向来不愿意“慕虚名而处实祸”，^[7]但还是将儒学教化作为重要的经略手段来使用。

曹操具有较浓厚的民本思想，其《存恤从军吏士家室令》称:“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8]平定袁绍之后，他重新整顿冀州的赋税，下《蠲河北租赋令》称:“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又《收田租令》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9]由上可知，他要进一步调整“强民”与“弱民”的赋税负担，以体现《论语·季氏》所载孔子均产安民的遗训。

曹操的许多诗赋都体现出对战乱的愤慨以及治平天下的渴望，如《对酒》云:“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斑白不负戴，雨泽如此，百谷用成。却走马以粪其土田，爵公、侯、伯、子、男，咸爱其民，以黜陟幽明。子养有若父与兄，犯礼法，轻重随其刑。路无拾遗之私，囹圄空虚。冬节不断人，耄耋皆得以寿终，恩泽广及草木昆虫。”^[10]这首诗几乎尽为儒家经典论说的陈列，集中反映了他早年对大同世界的追求。另外，表现寒士危苦心境与感怀乱世惨象也是曹操诗歌中的重要方面。其《精列》一诗以圣人也终难免于人生陨落而自解:“莫不有终期，圣贤不能免，何为怀此忧?……志意在蓬莱，周孔圣徂落，会稽以坟丘。”足见他对人生无常的无奈。其《善哉行》说:“自惜身薄祜，夙贱罹孤苦。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我愿于天穷，琅邪倾侧左。虽欲竭忠诚，欣公归其楚。”^[11]上述揭示了寒士在“欲竭忠诚”与乱世求生之间苦苦挣扎的现实，“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句，运用孟母三迁与孔鲤受孔子过庭之训的典故，暗示寒士父母双亡，而更显悲凉。曹操在长达四十多年的倥偬生涯中，亲历艰危，戢乱平暴，诗中有着对当时荒败景况的真实反映。《蒿里行》说:“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又《却东西门行》说:“奈何此征夫，安得去四方。戎马不解鞍，铠甲不离傍。冉冉老将至，何时反故乡?神龙藏深泉，猛兽步高冈。狐死归首丘，故乡安可忘。”^[12]前诗概述其兴师讨伐董卓，各路诸侯虽然公推袁绍为盟主而各怀异志，终至分崩离析、内斗不休；常年战火与徭役则使广大下层民众饱受其苦，惨象触目惊心。后诗似为征伐乌丸、辽东、辽西等地方势力时作，其借征夫的口吻抒写强烈的思乡之情。曹操寓于两诗中的生民之痛、拯世之思，始终矛盾而统一的扭结在一起，值得深味。

在曹操影响下，曹丕较早受到儒家经典及诸子百家之学的影响。其《典论·自叙》云:“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13]他贯彻“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思想，重视著述的精神不朽的价值。他“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并在与王朗的信中说:“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14]曹植也对曹丕的好学，多有称道之辞。如其《文帝诔》说:“研几六典，学不过庭。潜心无妄，抗志清冥。才秀藻朗，如玉之莹。”又《魏德论》曰:“既游精于万机，探幽洞深；复逍遥乎六艺，兼览儒林。抗思乎文藻之场囿，容与乎道术之疆畔。”^[15]均可见他对文事的注重与经营。

曹丕即位后对孔子推崇备至，他封孔子后裔孔羡为宗圣侯，设置专人负责修缮孔庙，在庙外广建屋室为各地前来的学者提供住宿场所。他下诏表彰孔子的鸿业说:“昔仲尼资大圣之才……于时王公终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礼，修素王之事，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太师而正《雅》、《颂》。俾千载之后，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成谋。咨!可谓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16]他还奖劝儒学之士。在延康元年(220)命郑称为曹叡之师，赞其“学亦人之砥砺也，(郑)称笃学大儒，勉以经学辅侯，宜旦夕入侍，曜明其志”。^[17]为了广泛征召精通儒术、法刑的人才，他下诏取消选材的年龄限制说:“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18]他还以《诗经》怨刺之旨抒发求贤感悟。黄初四年(223)五月颁布《鹈鹕集灵芝池诏》说:“此诗人所谓污泽也。《曹诗》‘刺恭公远君子而近小人’，今岂有贤智之士处于下位者乎?否则斯鸟何为而至?其博举天下隽德茂才、独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19]可知，尽管曹丕主张“法者，主之柄；吏者，民之命。法欲简而明，吏欲公而平”，^[20]在人事铨选中却日益提高对道德操守的要求，这是对曹操在战乱时期选材惟求实用的有力反拨。曹丕于黄初五年(224)四月立太学，制定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此后，由王肃所笺解的《尚书》、《诗经》、《论语》、三《礼》、《春秋左氏传》等经传以及王朗所作《易传》相继立于学官，^[21]这自然利于逐步修复已然缺损的经学研习的传统。虽然“于时太学初立，有博士十余人，学多褊狭，又不熟悉，略不亲教，备员而已”，^[22]但毕竟还有王肃、乐详等一批醇儒在太学中授经传业，对曹魏经学的发展有积极作用。

曹丕还主导了黄初年间国家大型经传文籍的编纂工作。他命群儒“撰集经传，以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23]参编《皇览》一书的共有缪袭、王象、刘劭、曹爽、杨俊等人，均为一时之选。《隋书·经籍志》“子部·杂家类”《皇览》一百二十卷条下注:“梁六百八十卷。梁又有《皇览》一百二十三卷，何承天合；《皇览》五十卷，徐爰合，《皇览目》四卷；又有《皇览抄》二十卷，梁特进萧琛抄。亡。”^[24]可见，《皇览》深得南朝文士、儒者所重。清人王谟、丁晏及近代刘师培均据唐宋类书辑得《皇览逸礼》，姚振宗《隋书经籍考证》认为此《逸礼》即《汉书·艺文志》所著录三十九篇《逸礼》，汉末未亡，因此收入《皇览》之中。^[25]可见《皇览》一书在保存儒家典籍的重要作用，曹丕自有其兴复儒学之功。

曹丕的儒家观念集中体现在《典论》之中。他立足《论语·卫灵公》孔子所说“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的观点，其《奸谗篇》对“何进灭于吴匡、张璋，袁绍亡于审配、郭图，刘表昏于蔡瑁、张允”的废长立幼而终至败亡的教训加以论述，认为“忠臣之事主也，尊其父以重其子，奉其兄以敬其弟。故曰‘爱其人者，及其屋乌’，况乎骨肉之间哉!”^[26]他进一步以《尚书大传·牧誓》“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说明偏听则暗的道理，因有与曹植争夺王位的切身经历在，所以能对《论语》、《尚书》中的论断有格外深刻的体会。另外，他又从《诗经·小雅·十月之交》“艳妻煽方处”、《大雅·瞻卬》“哲夫成城，哲妇倾城”、《尚书·牧誓》“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出发，对妇人乱政尤其袁绍、袁术因之败亡的情况加以批判。其《内诫篇》说:“三代之亡，由乎妇人，故《诗》刺艳妻，《书》诫哲妇，斯已著在篇籍矣。”^[27]他下诏禁止太后参政及后党辅政说:“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28]他在评述先代帝王时也注意诉诸儒家伦常的衡量标准，如《论周成汉昭》说周成王“体圣考之淑气，禀贤妣之胎教。周邵为保傅，吕尚为太师。咳笑必含仁义之声，观听必觌礼义之容。弘践祚之义，隆太平之化。礼乐兴于上，颂声作于下”，充满了颂扬之义；相反，对汉昭帝则认为，“体不承圣，化不胎育。保失仁义之德，佐无隆平之治。所谓生深宫中，长妇人手矣”。^[29]其褒贬立场可谓鲜明。他又以《左传·定公五年》、《吕氏春秋·安死篇》、《论衡·薄葬》等载孔子反对鲁人以玙璠殓葬之事，主张薄葬，强调忠孝。他在黄初三年(222)寿陵建好之际，作《终制》说:“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释之之言，鉴华元、乐莒、明帝之戒，存于所以安君定亲，使魂灵万载无危，斯则贤圣之忠孝矣。”^[30]曹丕对仁、善观念格外重视，曾说:“应瑒云:‘人生固有仁心。’答云:在亲曰孝，施物曰仁。仁者，有事之实名，非无事之虚称。善者，道之母，群行之主。”^[31]由此可见他对仁孝的推重。

曹丕即位之后，建安七子俱逝，曹植又在政治上跌入人生低谷，前期的文学风气由劲健绮丽向黄初的典雅沉着转变，曹丕则成为这种转变的重要推动者。在曹丕即位之前，卞兰就上《赞述太子赋》。其献赋之表说:“伏惟太子研精典籍，留意篇章，览照幽微，才不世出。……窃见所作《典论》，及诸赋颂，逸句烂然。沈思泉涌，华藻云浮。听之忘味，奉读无倦。正使圣人复存，犹称善不暇，所不能间也。”又赋有云:“著典宪之高论，作叙欢之丽诗。越文章之常检，扬不学之妙辞。……宾故老以劝俗，讽六经以崇儒。嘉通人之达节，笑俗士之守株。”^[32]可以说，此赋立足阐述曹丕推扬儒学的文绩，极尽褒美之能事。曹丕对卞兰的颂扬颇为认可，也说:“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虚其辞，受者必当其实，兰此赋岂吾实哉?……兰事虽不谅，义足嘉也。今赐牛一头。”^[33]这样，无形中就对臣下颂上之风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无独有偶，邯郸淳、曹衮也因称颂曹丕而受赏。曹丕《答邯郸淳上受命述诏》说:“淳作此，甚典雅……朕何以堪也哉!其赐帛四十疋。”^[34]又在《答北海王献<黄龙颂>诏》说:“昔唐叔归禾，东平献颂，斯皆骨肉赞美，以彰懿亲。王研精坟典，耽味道真，文雅焕炳，朕甚嘉之。”^[35]据《三国志·魏书·中山恭王衮传》载，黄初三年在邺城漳水上有黄龙出现，曹衮献赋颂并得赐黄金十斤。在上述诸人对曹丕的颂扬中，崇儒兴化、提倡文事是重要主题，其文辞也趋于典雅笃厚，这正是曹丕儒文并举政策的客观结果。清吴淇评价说:“诗家分体以年代者，文帝兼属建安、黄初二体，岂文帝为太子与天子之时，有两样文字哉?盖建安当群彦蔚起之时，门户各立，论者概以建安目之。盖其体错杂，文帝之体总括于中，要以陈思为杰。至于黄初，王、刘、应、徐，凋丧已尽，而主持风雅唯文帝。而陈思入黄初，亦忧生之故，诗思更加沉著。故建安之体，如锦绣黻黼，而黄初之初一味清老也。”^[36]因此，曹丕崇儒对文风转换的微妙作用值得重视。(www.daowen.com)

魏明帝曹叡基本推行了曹丕儒法并重的国策。^[37]太和二年(228)四月命人刊刻《典论》，并将其置于等同熹平石经的地位。^[38]同年六月还颁布《贡士先经学诏》，以尊儒贵学为旨归说:“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自顷儒官，或非其人，将何以宣明圣道?其高选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39]为了扩大崇儒政策的影响力，甚至不惜借崇扬孝道之名行自我表彰之实，如太和三年(229)六月下《议追崇处士君号谥诏》说:“尊严祖考，所以崇孝表行也；追本敬始，所以笃教流化也。……至于高皇之父处士君，潜修德让，行动神明，……而精神幽远，号称罔记，非所谓崇孝重本也。其令公卿已下，会议号谥。”^[40]

不过，曹叡兴复儒学的举措成效甚微，这也是由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他在景初中发布《科郎吏从高堂隆等受经诏》说:“昔先圣既没，而其遗言余教，著于六艺。六艺之文，礼又为急，弗可斯须离者也。……儒学既废，则风化曷由兴哉?方今宿生巨儒，并各年高，教训之道，孰为其继?”^[41]这种担忧正是当世实际情况的反映。^[42]正始间刘靖上言说:“自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二十余年，而寡有成者，盖由博士选轻，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故无学者。虽有其名而无其人，虽设其教而无其功。宜高选博士，……其经明行修者，则进之以崇德；荒教废业者，则退之以惩恶。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浮华交游，不禁自息矣。”^[43]也就是说，汉末战乱导致儒学沦替，太学师资青黄不接，滥竽充数的情况严重。加之太和、青龙年间频繁对外用兵，大量游手好闲、不学无术之徒为避徭役滥入太学之中，心不在学，务求功利。另外，随着九品官人法的施行，年轻士子之间的华庶意识越来越明确。阀阅之家为维护在政治、教育甚至文化等方面所享有的优势和特权，并不热衷由太学再到仕途的道路，且对寒庶子弟通过教育手段改变自身命运的方式持有抵制态度。这样太学中往往缺乏优良的师资与生员，上层士林则崇尚庄老玄谈，儒家经典也沦为清谈时的点缀。

上述是在曹叡主观意愿之外的实际情况。不过，他在选举官吏方面非常注重通经实用，反对浮华不实，这进而影响到文坛风气。他强化太学规约，认可蒋济《奏太学规条》。后者说:“大学堂上，官为置鼓。《礼》曰:‘入学鼓箧，逊其业也。’凡学受业，当皆须十五以上，公卿大夫子弟在学者，以年齿长幼相次，不得以父兄位也。学者不恭肃，慢师、酗酒、好讼，罚饮水二升。”^[44]曹叡在太和四年(230)二月下《策试罢退浮华诏》说:“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趣，不由典谟，岂朕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令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策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45]据史载，何晏、王弼、夏侯玄、邓飏、丁谧等玄谈人物无一不在“浮华”之列，《策试罢退浮华诏》崇儒尊经的同时，也具有鲜明的政治指向。^[46]

曹叡提高了儒学在选拔官吏方面的地位，某种程度上又不利文人才性的自由发展，建安的峻拔华美文风不见了，而代之以清峻简易的风格，这种风格又是黄初以来外儒内法政策推行的深刻反映。曹叡在给曹植的信中说:“吾既薄才，至于赋诔特不闲，从儿陵上还，哀怀未散，作儿诔，为田公家语耳。”又《与陈王植手诏》说:“王颜色瘦弱何意邪?腹中调和不?今者食几许米?又啖肉多少?见王瘦，吾甚惊，宜当节水加餐。”^[47]曹叡作有《游魂赋》及众多乐府诗，虽辞采不及曹植，但也绝非“田家翁”所能比。其谦逊之辞及口语化的行文，实旨在推行平易通俗的文风。与之相反，曹叡公开发布的诏令及公事文书中则追求古雅。太和五年(231)曹植在《求通亲亲表》中说:“愿陛下沛然垂诏，……则古人之所叹，《风》、《雅》之所咏，复存于圣世矣!……远慕《鹿鸣》君臣之宴，中咏《常棣》‘匪他’之诫，下思《伐木》‘友生’之义，终怀《蓼莪》‘罔极’之哀。……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风》有‘弃予’之叹。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48]曹叡则作《诏报东阿王植》说:“故夫忠厚仁及草木，则《行苇》之诗作；恩泽衰薄，不亲九族，则《角弓》之章刺。今令诸国兄弟，情礼简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纵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义备悉矣，何言精诚不足以感通哉?”^[49]叔侄间问答的章表充满了《诗经》、《尚书》、《论语》、《左传》、《孟子》等典籍的篇题章旨，尽管这在汉代数见不鲜，但它们经过战乱之后再度复苏，对当下政治与文风的导向作用却不容低估。黄初以来曹植的章表奏疏基本沿袭了襞积与感悟儒家经典的路径，尽管他能够较好的依托旧典发抒当下抑郁的情志，而取径资源的狭窄也难免使这些作品的审美意象呈现偏枯贫乏的通弊，至于其他文士则更是郐下无讥。

曹叡文事勤敏，自称“书作不辍手，猛烛继望舒”。^[50]他有许多拟乐府的作品，看得出承自曹操而来。如《步出夏门行》“蹙迫日暮，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51]即是其例。其作品以口语入诗，用典直接，体现出质朴平易的风格。如《善哉行》“权实竖子，备则亡虏。假气游魂，鱼鸟为伍”，《猛虎行》“上有双栖鸟，交颈鸣相和。何意行路者，秉丸弹是窠”，^[52]则几使人产生粗鄙的感觉。不过，他也有嵌入典实得当，文气流畅的作品。如《善哉行》写南征东吴的场面:“唯塘泊，从如流。不为单，握扬楚。心惆怅，歌《采薇》。心绵绵，在淮淝，愿君速节早旋归。”^[53]其引《小雅·采薇》，就与整篇诗歌文气贯通。其诗中还宣扬儒家三不朽观念，《月重轮行》说:“天地无穷，人命有终。立功扬名，行之在躬。圣贤度量，得为道中。”还有对伯夷、叔齐表示赞赏之作，如《步出夏门行》:“步出夏门，东登首阳山。嗟哉夷叔，仲尼称贤。君子退让，小人争先。惟斯二子，于今称传。”^[54]这些宣扬圣贤的作品往往形象性不强，但是其《短歌行》以燕子喻德则令人有清新之感。他说:“翩翩春燕，端集余堂。阴匿阳显，节运自常。厥貌淑美，玄衣素裳。归仁服德，雌雄颉颃。执志专精，絜行驯良。衔土缮巢，有式宫房。不规自圆，无矩而方。”^[55]《文心雕龙·时序》说:“至明帝纂戎，制诗度曲。征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观。何、刘群才，迭相照耀。”^[56]又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载:“(青龙四年)夏四月，置崇文观，征善属文者以充之。”^[57]这些都可以看作曹叡对文事活动的重视与推动。

然而，这种推动又是他好大喜功、独断专横的间接表现。青龙三年(235)三月左右，曹叡下令大修洛阳宫，新建昭阳殿、太极殿总章观，适逢京都盛行瘟疫，扰民极大，张茂、杨阜、高堂隆等纷纷切言直谏，尤以张茂为甚。曹叡对近臣说:“张茂恃乡里故也。”^[58]竟置之不顾。在曹叡的倡导下，京都赋的创作兴起，他曾下诏说:“扬州别驾何桢，有文章才，试使作《许都赋》成，上不封，得令人见。”^[59]又李善注引《典略》说明何晏《景福殿赋》创作的缘起说:“魏明帝将东巡，恐夏热，故许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人赋之，平叔遂有此作。”^[60]《三国志·魏书·刘劭传》载:“(刘)劭尝作《赵都赋》，明帝美之，诏劭作《许都》、《洛都赋》。”^[61]这一时期除了上述两人的作品外，夏侯惠、韦诞分别作有《景福殿赋》，缪袭、卞兰分别作有《许昌宫赋》，吴质作有《魏都赋》，均是众文臣迎合曹叡的表现。而这些赋主要效仿东汉以来崇实典雅与鼓吹颂德的写法，与曹叡在诏令章表中倡导的典重之风一脉相承。另外早在建安时期，曾发生过有人投书诽谤曹操的事件，书信中多引张衡《二京赋》。国渊负责调查此事，认为:“《二京赋》，博物之书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师，可求能读者从受之。”^[62]最终通过这种方式查到了投书者。姑不论国渊的断案手段如何，在建安时代以《二京赋》为代表的京都大赋无疑是博物与讽谏的渊薮，经过此次事件的打压，与之相类的都邑赋的讽谏力度必然大为下降；再加上曹叡诸多拒谏饰非的举措，何晏、缪袭等人一味追求典丽颂美也在情理之中。

曹丕之孙高贵乡公曹髦也多有奖劝儒学之举。如正元二年(255)九月，听讲《尚书》完毕，奖赐侍讲者郑冲、郑小同等人；甘露元年(256)二月，在太极殿东堂宴飨群臣，并讲论礼典。同年四月，他又亲临太学，分别与《易》博士淳于俊、《尚书》博士庾峻、《礼记》博士马照辩论讲难，十四岁的他就体现出对经典较高的熟知程度和思辨能力。他还经常与锺会、裴秀等名士聚会，裴松之引傅畅《晋诸公赞》说:“帝常与中护军司马望、侍中王沈、散骑常侍裴秀、黄门侍郎锺会等讲宴于东堂，并属文论。名秀为‘儒林丈人’，沈为‘文籍先生’，望、会亦各有名号。”^[63]他甚至还将这种私下文会扩大到群臣范围里来。甘露二年(257)五月，在辟雍诏命群臣赋诗，侍中和逌、尚书陈骞等作诗不及时居然要被免官，曹髦说:“吾以暗昧，爱好文雅，广延诗赋，以知得失，而乃尔纷纭，良用反仄。其原逌等。主者宜敕自今以后，群臣皆当玩习古义，修明经典，称朕意焉。”^[64]由此更可见他对儒术经典的推崇。据《隋书·经籍志》载，曹髦有《春秋左氏传音》三卷、《高贵乡公集》四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尚著录，只是《高贵乡公集》仅录二卷。《春秋左氏传音》今已亡佚，难以估衡曹髦的经学成就，却可看作曹氏皇族儒学素养的最高表现。他的诗仅有两首残句，更不足据以立论。另有《伤魂赋》残篇，为伤悼同宗曹并而作，赋中有“惟厥疾之初发，若常疾之轻微。未经日而沈笃，气惙惙而耗衰。岐、鹊骋技而弗救，岂药石之能追?精魂忽已消散，神眇眇而长违”句，描述了曹并由发病到去世的过程，用语平实，如话家常，或可窥见他为文的特点。另外，赋中还有“何昊天之不怙?遘暴疾而陨亡”句^[65]，则是化自《小雅·节南山》“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师”、“昊天不佣，降此鞠讻。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吊昊天，乱靡有定”、“昊天不平，我王不宁”等句，由此足见他受《诗经》的影响。他有《颜子论》评价颜回说:“心不违仁，行无贰过。用行舍藏，与圣合契。听承圣言，罔有不喻。叙之于《易》，以彰殊异。死则悲恸，谓‘天丧己’。所以殷勤至于此者，圣人嘉美贤哲之效也。设使天假之年，后孔子没，焉知其不光明圣道，阐扬师业，有卓尔之美乎?”^[66]足见其既为颜回的早逝而痛惜，又对他能得到孔子的赞赏而钦慕不已。

总之，曹魏采取复兴儒学的诸多举措，虽成效欠缺，但对稳固政权、推行教化、促动文事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曹操、曹丕、曹叡、曹髦兼及曹植等王室成员的经学素养及崇儒决策或文辞，客观上承续了两汉以降因儒立典、宗经为文的保守文脉。尽管由建安至正始期间文运屡变，徐幹、应璩、阮籍、嵇康、王肃、何晏等著名文士作品中的儒学因素却始终根深蒂固且特色鲜明，这自与曹魏政权自上而下营造的兴儒环境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