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儒学仍是官方统治思想，却多呈现出中衰及保守的特征，不及玄学更受士林及统治上层的推崇，魏晋玄言诗、玄言赋则在文坛升堂入室、阔步云衢。汉代文人以儒术起家又以文才擅场的情况已难以复现，而且魏晋刑名法术、老庄、佛学与儒学形成争鸣局面，文人的人格层次、价值观念更趋丰富多元，魏晋儒学对文人的显在作用转为潜在的影响。继而魏晋文士的文事创作与儒学疏离的一面日益突出，并在追求抒情性及形式美等方面有诸多突破，这就更容易遮蔽魏晋文学继承先秦两汉儒学文艺观及创作传统的事实。可以说，魏晋儒学萧条以及文学自觉化进程加速是造成儒、文关系松动的决定性因素。不过，魏晋儒、文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外在表现形式客观上具有深入、广泛、多样等特征，仍有必要对其深加探讨。

一、魏晋“文学”、“文章”对儒家政教观的吸纳与文学化特征的凸显

魏晋时期文学观念已较为清晰，然而其与儒家教化原则，又具有并行不悖、勾连互动的特点，通过此间“文学”和“文章”两个观念的演变就可以看出。魏晋时期“文学”具有多重含义，如作为儒家经典文献、礼仪典制之学、学校庠序、军府或太子属吏等。除此之外，魏晋“文学”还多包含辞章才艺与儒家经典之学的双重内涵。如曹操《百辟刀令》说:“吾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学者，将以次与之。”^[16]阮籍《与晋文王书荐卢播》说:“潜心图籍，文学之宗。敷藻载述，良史之表。”^[17]晋武帝《以华峤为散骑常侍诏》说:“散骑以从容侍从，承答顾问，掌赞诏命，平处文籍，故前世多参用文学之士。”^[18]张华《与何劭诗》其二说:“虚恬窍所好，文学少所经。”^[19]王廙《奏中兴赋上疏》说:“臣少好文学，志在史籍。”庾亮《武昌开置学官教》说:“四府博学识义，通涉文学经纶者，建儒林祭酒，使班同三署，厚其供给。”苏彦《苏子》说:“不食八珍，何以知味之奇。不为文学，何以知世之资。”^[20]上述“文学”大多融合辞章与学术两个层面，然而前者所占比重也非常大。如陆机《谢吴王表》说:“复以颇涉文学，见转为殿中郎。”《见原后谢齐王表》又说:“臣以职在中书，制命所出，而臣本以笔札见知。”^[21]可见，“笔札”之才是陆机以“颇涉文学”迁升的直接原因。总之，魏晋“文学”一词虽为组合概念，但其对文学创作才能的偏重非常明显，这已与先秦两汉时期大为不同。葛洪说:“人知药理病，不知学理身。……是以圣人实之于文，铸之于学。夫文学也者，人伦之首，大教之本也。”^[22]他已将辞章之“文”与经典诸子之“学”区别并列，“文”的独立价值自然被突出出来。吴人陆景《典语》亦称:“所谓文者，非徒执卷于儒生之门，摅笔于翰墨之采，乃贵其造化礼乐之渊之盛也。”^[23]陆景特意指出“文”具有“执卷于儒生之门，摅笔于翰墨之采”的两重性，体现出魏晋文学观从先秦两汉文章博学向缀篇修辞的过渡状态。

“文章”一词，在魏晋之前除了指色彩条纹之外，主要指儒家典章制度、经典文献等。两汉“文章”已多有文学化的含义，魏晋时期则呈进一步深化之势。像夏侯惠《荐刘劭》说:“文章之士，爱其著论属辞；制度之士，贵其化略较要。”华覈《上疏请召还薛莹》说:“莹涉学既博，文章尤妙，同僚之中，莹为冠首。今者见吏，虽多经学，记述之才，如莹者少。”葛洪《抱朴子》说:“观此二人(按，陆机、陆云)，岂徒儒雅之士，文章之人也。”^[24]他们无疑充分认识到“文章之士”与“制度之士”或“儒雅之士”与“文章之人”的不同，并有意识的突出“文章尤妙”、“记述之才”的独特价值，“文章”文学化色彩显然加深了。应该说，魏晋“文章”较“文学”更加接近后世文学观念。如曹植《与杨德祖书》说:“刘季绪才不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25]曹丕《典论·论文》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26]魏明帝《诏何桢》说:“扬州别驾何桢，有文章才，试使作《许都赋》。”卞兰《赞述太子赋》说:“著典宪之高论，作叙欢之丽诗。越文章之常检，扬不学之妙辞。”骆统《表理张温》说:“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论议之辨，卓跞冠群，炜晔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傅玄《连珠序》说:“班固喻美辞壮，文章弘丽，最得其体。”^[27]陆云《与兄平原书》说:“文章既自可羡，且解愁忘忧，但作之不工，烦劳而弃力，故久绝意耳。”^[28]陶渊明《五柳先生传》说:“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29]刘谧之《宠郎赋》说:“坐上诸君子，各各明君耳。听我作文章，说此河南事。”阙名《晋平西将军周处碑》说:“方励志而淫《诗》、《书》，便好学而寻子史。文章绮合，藻思罗开。”^[30]由上可知，魏晋士人将“文章”作为对诗赋创作的概括之辞，已与后世文学观念差别不大了。正因如此，魏晋时期文学总集也往往冠以“文章”之名，如挚虞《文章流别集》六十卷、《文章流别论》二卷、《文章志》四卷、荀勗《文章叙录》(一作《杂撰文章家集叙》)十卷等，均是其例。《隋志·经籍志》“总集类”序说:“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31]可见，挚虞《文章志》、《文章流别集》、《文章流别论》，乃是对汉魏辞赋及其他应用文体创作搜罗、编选以及评骘高下的成果。挚虞《文章流别论序》总结“文章”的意义说:“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祝史陈辞，官箴王阙。”^[32]挚虞在“文章”中寄寓了深厚的道德教化的意蕴，无疑顺承了汉代儒学化的文学观念。其“文章”包含诗、颂、铭、诔、祝文、箴等文体，再加上他在论述中涉及的赋、哀策、碑、图谶等体裁，其外延十分广泛。当然，将儒家六艺经典与“文章”联结，并非挚虞一人的观念，如傅玄《傅子》说:“《诗》之《雅》《颂》，《书》之《典》《谟》，文质足以相副。玩之若近，寻之若远，陈之若肆，研之若隐，浩浩乎其文章之渊府也。”^[33]陆机《文赋》说:“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34]都充分体现出以儒家六艺经典作为文学源头的意识，这对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篇》也不无影响。

二、魏晋文学的重情风貌与先秦两汉儒家情性观

魏晋士人尤为强调文学创作的抒情、娱情、言志等功能，这离不开对此前儒家情性观的继承。如《穀梁传·僖公二十二年》载:“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信之所以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为道?”《郭店楚墓竹简·语丛四》说:“言以词，情以旧。非言不酬，非德亡报。”《礼记·少仪》说:“言语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济济翔翔。祭祀之美，齐齐皇皇。车马之美，匪匪翼翼。鸾和之美，肃肃雍雍。”^[35]显然，儒家认为言语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是道的载体，须遵从信的原则；另外，言辞具有传达情感，言语之美足与“朝廷之美”、“祭祀之美”、“车马之美”、“鸾和之美”相匹敌。当然，关于言辞孔子曾提出文质彬彬的观念，其中蕴涵了中和适度、过犹不及的审美标准，更是礼法意识在语言观方面的映现。因此一定程度上说，先秦儒家的情性说与文质观高度统一于礼仁和合的道德范畴之中。两汉强调文学在经学视阈中的辅翼功能，作为文学本体重要构成方面的情性、言辞则牢牢就范于经学教条之下，颂扬德业、恢弘礼教之作在在多有，刻画内心情感、追求语言藻饰则不多，扬雄《太玄》是屈指可数的例子之一。扬雄注重情感价值，强调言辞对内在情志的抒写功能，同时又认为两者须遵从文质彬彬的原则。《法言·先知》就说:“圣人，文质者也。……声音以扬之，《诗》、《书》以光之。”李轨注:“因人才质，刻而画之，文而藻之。歌于管弦，咏其德美。载其功德，光照后世。”^[36]在扬雄看来圣人不史不野、文质兼济，《诗》、《书》则是彰显圣人德美的范本。这种思想代表了汉人的普遍认识，同时也影响到了晋人李轨。这正说明魏晋士人尽管强调文学的独立品格，却并非完全摈弃了文学依从儒学的关系模式。

顺承两汉文学抒情观，魏晋士人在诗赋创作中更加追求自身情感的充分展示，如曹植《七启》说:“夫辩言之艳，能使穷泽生流，枯木发荣。庶感灵而激神，况近在乎人情!”^[37]张华《与何劭诗》其二说:“是用感嘉贶，写心出中诚。发篇虽温丽，无乃违其情。”^[38]挚虞《赠褚武良以尚书出为安东诗》说:“情发于中，用著斯诗。”刘琨《答卢谌诗》说:“音以赏奏，味以殊珍。文以明言，言以畅神。”王浚《从幸洛水饯王公归国诗》说:“赋诗尽下情，至感畅人神。”^[39]陶渊明《感士不遇赋序》说:“夫导达意气，其惟文乎?”《乞食》说:“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40]傅玄《笔铭》说:“正色玄墨，铭心写言。”《水龟铭》说:“润彼玄墨，染此弱翰。申情写意，经纬群言。”王羲之《用笔赋序》说:“夫赋以布诸怀抱，拟形于翰墨也。”^[41]上述对于情感、心志的重视，其实主要是儒家抒情观的体现，亦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孔子家语·入官》载:“说者，情之导也。”王肃注:“言说者，但导达其情。”^[42]应该说，魏晋士人强调诗赋抒情性明显体现出对儒家既有言志抒情观的继承。

当然，魏晋士人抒情的主体性动机增强，追求自然状态下的应物感发，而非在预设伦理价值准则之下的被动抒发，这与汉代文人有所区别。像卢谌《答刘琨诗》说:“情以体生，感以情起。”《答魏子悌诗》说:“乖离令我感，悲欣使情惕。……妙诗申笃好，清义贯幽赜。”张骏《东门行》:“临川悲逝者，节变动中情。”司马睿《诏答诸葛恢》说:“今送一犀导，小物耳。然是情发于中，而寄乎物。”^[43]陶渊明《九日闲居》说:“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44]可见，魏晋士人注重在时节物候、礼赠篇什中移植情感、寄托怀想，他们不但对主体自我的心灵世界愈加关注，又对外在自然投入更多欣赏的意趣，情景交融、物我一体促成了魏晋诗赋中清新淡雅、自然和融的一面。魏晋士人往往将人的情感表现纳入对天地万物艺术再现的范畴中来，像曹丕《答卞兰教》说:“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虚其辞，受者必当其实。”成公绥《天地赋序》说:“赋者，贵能分理赋物，敷演无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天地至神，难以一言定称。故体而言之，则曰两仪；假而言之，则曰乾坤；气而言之，则曰阴阳；性而言之，则曰柔刚；色而言之，则曰玄黄；名而言之，则曰天地。”其赋云:“俯尽鉴于有形，仰蔽视于所盖。游万物而极思，故一言于天外。”^[45]通过曹丕和成公绥的论述可知，魏晋士人重视自我情感，更重视在天地物类和合统一的前提下表达自我情感，因此描摹事物详备精细，展示内心悱恻缠绵，成为魏晋文风中相辅相成的两个创作主题。这两种创作倾向到陶渊明达到了艺术化境，其《饮酒》其十四“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46]就是天人一体、物我混融的集中体现。可以说，魏晋文学的重情风貌既有对先秦两汉儒家情性观的继承，又充分发展了天人合一、情物交感的创作理念，促生了魏晋抒情、咏物之作互联并兴的景观，相对两汉情制于礼、以物比德的前提下情与物较少勾连的情况，无疑又是一大进步。

三、魏晋世儒家学与文风旨趣

汉末至魏晋时期，家学在儒学传承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它对文人品格、文学修养的形成都具有重要作用。以郑玄家风为例。《世说新语·文学篇》载:“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诉，逢彼之怒。’”^[47]两婢分别用《诗经·卫风·式微》、《邶风·柏舟》之语，可见其地位虽低，而知识涵养却甚高。基于此，后人又加以附会。宋程大昌《演繁露续集》卷六“郑玄牛识字”条说:“白乐天诗:‘郑牛识字吾常叹。’注云:‘谚云:郑玄家牛，触墙成八字。’”^[48]虽多有夸张神化的意味，但深厚的儒学家学氛围对人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不可低估。儒学家学渊源对魏晋文人创作及赏鉴力均有重要作用，如出自东吴名门的陆云就多有对诗、赋、铭、赞等文体的真知灼见。他说:“省《述思赋》，深情至言，实为清妙，恐故复未得为兄赋之最。兄文自为雄，非累日精拔，卒不可得言。《文赋》甚有辞，绮语颇多，文适多体，便欲不清，不审兄呼尔不?《咏德颂》甚复尽美，省之恻然。《扇赋》腹中愈首尾，发头一而不快。言‘乌云龙见’，如有不体。《感逝赋》愈前，恐故当小不?然一至不复减。《漏赋》可谓清工。兄顿作尔多文，而新奇乃尔，真令人怖，不当复道作文。”^[49]可知，陆云崇尚清省简约、典雅精拔的文风，对于赋的起承转合、首尾照应方面尤为留心，同时还注重作品中情感意蕴的传达，赏鉴功力颇高。就陆云的诗赋创作来看，隶事情况较多，文风略显典重，自然也是其品评观念的反映。陆机也不例外，他虽然有时能够调和清绮与繁缛之间的关系，但就多数作品来看，辞藻、典事的冗积现象仍较为突出。对此，《文心雕龙·熔裁》说:“至如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士龙思劣，而雅好清省。及云之论机，亟恨其多，而称‘清新相接，不以为病’，盖崇友于耳。……而《文赋》以为榛楛勿剪，庸音足曲，其识非不鉴，乃情苦芟繁也。”^[50]刘勰既指出陆云雅好清省、陆机才学优博的特点，又毫不客气的批评陆机频繁用典而不免误用的情况，可谓切中肯綮。当然，陆机的用典与当时追求复古的风气有所不同，《抱朴子·外篇·钧世》说:“近者夏侯湛、潘安仁并作《补亡诗》，《白华》、《由庚》、《南陔》、《华黍》之属。诸硕儒高才之赏文者，咸以《古诗》、《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贤之所作也。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则莫不雕饰。时移世改，理自然也。”^[51]陆机重视藻饰、情感，某种程度上与葛洪的文学发展观是一致的。

魏晋士人的世族谱系意识非常强烈，这在文学创作中多有反映。宋马永卿《懒真子》卷四“陶舍、陶青封侯”条说:“古人重谱系，故虽世胄绵远，可以考究。渊明《命子诗》云:‘天极有汉，眷予愍侯。於赫愍侯，运当攀龙。抚剑风迈，显兹武功。书誓山河，启土开封。’今按《汉书·高帝功臣表》:‘开封愍侯陶舍，以右司马从汉破代封侯。’……高帝功臣百有二十人，舍其一也。又云:‘亹亹丞相，允迪前踪。浑浑长源，郁郁洪柯。群川载导，众条载罗。时有语默，运因隆窳。’此盖谓陶青也。今按《汉高帝功臣表》‘开封愍侯陶舍封十一年，薨。十二年，夷侯青嗣。四十八年，薨。’……渊明乃长沙公之曾孙，然侃传不载，世家独以此见之。后世累经乱离，谱籍散亡。然又士大夫因循灭裂，不如古人，所以家谱不传于世。”^[52]通过马永卿的分析，不难看出陶渊明《命子诗》中对于世族荣耀的依恋和冀望之心。在儒学家风的熏陶之下，魏晋文士不仅弘扬其宗族观念，也促进了文人与儒士双重身份的叠合。魏晋儒者追求的价值范畴、文艺审美情趣也在文学创作领域有着广泛体现。李春青说:“‘仁’与‘诚’是儒家士人所追求的两种人格境界，二者对中国古代文学价值观均有莫大影响。由前者生发出‘中和’、‘典雅’等文学价值范畴，从后者引申出‘真’、‘自然’等文学价值范畴，它们分别代表着儒家文学观念的两个基本趋向。”^[53]正因如此，魏晋诗歌中多有吟咏情怀、发抒志向、追慕节操、批判现实的作品，某种程度上它们是将儒学价值、儒者人格精神化、文本化和风格化的表现。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何劭《杂诗》说:“勤思终遥夕，永言写情虑。”潘岳《悼亡诗》其二说:“赋诗欲言志，此志难具纪。”郑丰《答陆士龙诗四首·南山五章》其五说:“诗以言志，先民是经。乃惠嘉讯，德音惟馨。钦咏繁藻，永结中情。”^[54]上述均有意识的运用儒家赋诗言志、因物起兴、立名不朽等文艺手法和价值原则，它们正是诗人儒化人格的外显，因此诗中也自然流动着中和、典雅的人文气息。然而，魏晋士人从儒家精神原则出发的强烈的批判意识在作品中也有充分体现。如徐幹《中论·谴交》、《抱朴子·外篇·交际》即对交往世俗性和功利性加以抨击，他们坚持儒学伦理价值原则，翔实而形象的揭露了汉末乃至西晋私相请托、奔竞势利的世风，其笔法雄劲，遣论畅达，逻辑明晰，对比鲜明，又呈现出儒者文风中激越耿介的一面。

就魏晋时期的六经观而言，除了《诗经》的文学性受到重视外，其他经典多看作历史文献或圣人语录，如东晋苏彦《苏子》云:“立君臣，设尊卑，杜将渐，防未萌，莫过乎《礼》。哀王道，伤时政，莫过乎《诗》。导阴阳，示悔吝，莫过乎《易》。明善恶，著废兴，吐辞令，莫过乎《春秋》。量远近，赋九州，莫过乎《尚书》。和人情，动风俗，莫过乎《乐》。治刑名，审法术，莫过乎《商》、《韩》。载百王，纪治乱，莫过乎《史》、《汉》。”^[55]应该说，苏彦将《商》、《韩》、《史》、《汉》与儒家经典并列，表明子学与史学地位的提高，但对儒学经典的分析较汉儒而言仍没有多少新异之处。

魏晋文士强调儒学经典的文学性，其提升文学地位的动机非常明显。葛洪《抱朴子·外篇·安贫》说:“六艺备研，八索必该，斯则富矣。振翰摛藻，德音无穷，斯则贵矣。求仁仁至，舍旃焉如?”^[56]就反映了他将六艺探研与摛藻为文结合起来的态度。他主张文为道次，道不离文。《抱朴子·外篇·尚博》说:“文可以废而道未行，则不得无文。……且文章之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谓之余事，未之前闻。……文章虽为德行之弟，未可呼为余事也。”因此他认为即使乡讴俚曲、军旅鄙词，亦有观风之用，助教之效:“闾陌之拙诗，军旅之鞫誓，或词鄙喻陋，简不盈十，犹见撰录，亚次典诰。百家之言，与善一揆。”当然，他对当下那些吟风弄月、绮靡空洞的诗赋之作也并不欣赏，认为“或贵爱诗赋浅近之细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书，以磋切之至言为拙，以虚华之小辩为妍巧。真伪颠倒，玉石混淆”，^[57]其痛责之处自然在于它们缺乏宣教载道的内涵。再如王粲《七释》说:“辞不必繁，以义为贵。道苟不同，听言则醉。”^[58]孙绰《孙子》说:“治出于天，辞宣于仁。”^[59]都表明以道、义、仁为核心的儒学价值观在魏晋士人文学意识中的主导地位。

四、魏晋儒学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及其文学表现

从汉武帝儒家定于一尊之际开始，儒学对于典章制度、礼法规范、社会习俗、日常文化心理等各个方面的影响日益加深。魏晋儒学即使受到玄学的有力冲击，其对社会政治文化的左右力量仍不可忽视。《抱朴子·外篇·循本》说:“德行文学者，君子之本也，莫或无本而能立焉。……积习则忘鲍肆之臭，裸乡不觉呈形之丑。自非遁世而无闷，齐物于通塞者，安能弃近易而寻迂阔哉!将救斯弊，其术无他，徒擢民于岩岫，任才而不计也。”^[60]这就强调了儒学作为立身之本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了它在纠正放诞世风的积极作用。魏晋儒学对文学影响也颇深，如深受儒家礼法观念制约的政治心态也向文学创作领域渗透。以诔文为例。先秦时期，读诔定谥即是重要的礼仪，诔文自为尊荣所关。魏晋时期仍然非常推重，如《世说新语·文学》:载:“谢太傅问主簿陆退:‘张凭何以作母诔，而不作父诔?’退答曰:‘故当是丈夫之德，表于事行；妇人之美，非诔不显。’”《晋书·郗超传》载:“凡(郗)超所交友，皆一时秀美，虽寒门后进，亦拔而友之。及死之日，贵贱操笔而为诔者四十余人，其为众所宗贵如此。”^[61]魏晋士人在诔文的礼法内涵之外，又追求其文学性。《世说新语·文学》“桓公见谢安石作简文谥议，看竟，掷与坐上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又“孙兴公作《庾公诔》。袁羊曰:‘见此张缓。’于时以为名赏”。^[62]可以说，从诔文的礼法意识到其艺术风格的追求，集中体现了魏晋儒学礼法化到文学化的发展脉络。

魏晋儒学意识在日常生活方面多有影响，也促生了大量的文学题材。如在向善修养方面，三国吴人杨泉有《赞善赋》说:“伊善恶之所施，乃祸福之为阶。行德安而保身，忘为害而自危。故先民之有作，执温恭而不亏。云颜冉之遭命，怪祸福之参差。夫二贤之履道，历千载而见知。身既没而名存，厥复戚乎何为?”^[63]就体现出以修“善”养“德”作为立名全身之本的意识。在读书怡情方面，束晳《读书赋》说:“垂帷帐以隐几，被纨扇而读书。抑扬嘈囋，或疾或徐。优游蕴藉，亦卷亦舒。颂《卷耳》则忠臣喜，咏《蓼莪》则孝子悲。称《硕鼠》则贪民去，唱《白驹》而贤士归。是故重华咏《诗》以终己，仲尼读《易》于终身。原宪潜吟而忘贱，颜回精勤以轻贫。”^[64]宣扬忠孝的《卷耳》、《蓼莪》，批判贪暴的《硕鼠》，歌咏贤士的《白驹》，都是束晳口诵心惟的精神圭臬。他还以重华、孔子、原宪、颜回等吟咏《诗》、《易》而乐道安贫的事例，赞美儒家经典的人格化和诗意化，从而在赋中将阅读儒家范本时产生的精神愉悦展现出来。儒家伦理情感在魏晋社会中也有充分的渗透和彰显，魏晋士人在亲情、友情、恩情等方面多自觉奉行仁德忠义等原则，也促进此类题材的创作。如元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注引张縯评价陶渊明说:“先生高蹈独善，宅志超旷，视世事无一可芥其中者。独于诸子，拳拳训诲；有《命子诗》，有《责子诗》，有《告俨等疏》。”温汝能《陶诗汇评》评《命子诗》说:“观其自嗟寡陋，自惭形只，谆谆诫勉，其切望于诸子深矣。”^[65]陶渊明的《命子诗》、《责子诗》正是魏晋家诫文学题材的一个缩影，其中蕴涵的伦理温情感人至深。友情文学化，也是魏晋文坛的重要趋势。《三国志·魏书·方技传》载:“太祖为魏公，闻之(朱建平)，召为郎。文帝为五官将，坐上会客三十余人。”^[66]《毛诗序》说:“《伐木》，燕朋友故旧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以成者。”^[67]正因如此，曹丕与群臣宴游并催生众多诗赋作品的做法完全可以找到儒家文艺观的根据。他多喜与邺下文士命题同作，曹丕《夏日诗》集中体现了与众文士交游的场景:“比坐高阁下，延宾作名倡。弦歌随风厉，吐羽含徵商。嘉肴重叠来，珍果在一傍。棋局纵横陈，博弈合双扬。巧拙更胜负，欢美乐人肠。从朝至日夕，安知夏节长?”除此之外，他还与诸兄弟同作，如《登台赋序》说:“建安十七年春，上游西园，登铜雀台，命余兄弟并作。”又《于玄武陂作》说:“兄弟共行游，驱车出西城。……忘忧共容与，畅此千秋情。”^[68]以曹丕为代表的文学交游在南朝影响很大，如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魏太子》说:“忝此钦贤性，由来常怀仁。况值众君子，倾心隆日新。论物靡浮说，析理实敷陈。罗缕岂阙辞?窈窕究天人。澄觞满金罍，连榻设华茵。急弦动飞听，清歌拂梁尘。何言相遇易，此欢信可珍。”^[69]王僧孺《谢齐竟陵王使撰众书启》说:“徒以愿托后车，以望西园之客。摄齐下坐，有糅南皮之游。”^[70]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说:“不追子晋，而事似洛滨之游。多愧子桓，而兴同漳川之赏。漾舟玄圃，必集应、阮之俦。”^[71]徐陵《答李颙之书》说:“子桓虚座，宁不敬期；伯喈倒屣，固以相属。”^[72]可以说，曹丕、曹植与建安文士的游燕唱和活动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产生广泛影响，然而这一活动所蕴含的儒学伦理内涵也值得重视。

总之，在对魏晋“文学”、“文章”概念进行梳理的过程中，可以看出魏晋“文”多与儒学学养、经典文献、礼仪制度等联合使用，魏晋文士能够兼以学术与文才见长往往更符合时人赏鉴的标准，这也说明魏晋文学品格的独立并非空无依傍的独立。魏晋文学独立品格的凸显，主要基于先秦两汉以来文学作品的数量丰富、艺术化程度增强、体裁分化明显、文人主体意识加剧等原因。然而，在对文学体式渊源及功能价值定位等方面，魏晋士人同样坚持儒学六艺经典的文学垂范作用以及儒学文艺观中经世致用的原则，与汉儒很少区别。随着魏晋文学独立品格的凸现，它们之间的互动性也相应增强，从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两汉时期文学一味依附儒学的情况；魏晋儒学也多由显在的价值准则向潜在的文人人格、艺术格调、审美情趣等方面转化，对魏晋文学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因此，魏晋文学与儒学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既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又具有丰富多元的呈现形式，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探讨。

【注释】

[1]【南朝梁】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9月，第1766、1770页。按，以下引自此书，则仅列书名及页码，不再详列其版权信息。余例均同。

[2]《文心雕龙义证》，第1796、1415—1417页。

[3]《文心雕龙义证》，第1684—1685页。

[4]《文心雕龙义证》，第199、1817、1827页。

[5]【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中华书局，1986年3月，第3324页。

[6]【清】刘熙载撰、萧华荣、徐中玉校点《刘熙载论艺六种》，巴蜀书社，1990年6月，第55页。

[7]如陈良运《周易与中国文学》、饶龙隼《先秦诸子与中国文学》、刘松来《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学》、卢盛江《魏晋玄学与中国文学》、许总《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陈居渊《清代朴学与中国文学》、郭延礼《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以上诸书均收入张岱年主编的“中华学术与中国文学研究丛书”中。此外，还有陈松青《先秦两汉儒学与文学》、冯良方《汉赋与经学》、王绍卫《孙吴文学与学术》(硕士论文)、陈炎、李春红《儒释道背景下的唐代诗歌》、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李春青《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张文利《理禅融会与宋诗研究》、高明峰《北宋经学与文学》(博士论文)、查洪德《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文学研究》、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杨旭辉《清代经学与文学──以常州文人群体为典范的研究》等。在单篇论文方面则有刘师培《论各家文章与经子之关系》(《中古文学论集》)、张式铭《论孔子儒学及其对中国古代作家作品的影响》(《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徐复观《儒道两家思想在文学中的人格修养问题》(《海外学人》第103期)、殷绍基《“经”学与文学》(《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科版)》1988年第1期)、汤贵仁《儒家思想的社会职能和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山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刘再华《论经学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关系》(《中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3期)、张毅《儒学与儒家文艺美学的嬗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科版)》2004年第2期)、高明峰《论经学与文学之关系》(《社会科学家》2005年第5期)等，都共同呈现出这一领域的繁荣景象。

[8]刘师培撰、陈引驰编校《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6月，第30页。

[9]《晋书·荀崧传》载:“时方修学校，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仪礼》、《公羊》、《穀梁》及郑《易》皆省不置。”荀崧认为:“世祖武皇帝应运登禅，崇儒兴学。……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博士旧置十九人，今五经合九人，准古计今，犹未能半，宜及节省之制，以时施行。今九人以外，犹宜增四。……宜为郑《易》置博士一人，郑《仪礼》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经过朝臣商议之后，司马睿下诏说:“《穀梁》肤浅，不足置博士，余如奏。”(参见【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七十五，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第1976—1977、1977—1978页。)荀崧的谏言由于战乱并未真的施行，却也反映出儒家诸经及汉人注疏在魏晋官学中的地位。虽然《穀梁传》未列于学官，但因有范宁为之作集解，故亦列入讨论范围。

[10]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2月，页3700上。

[11]《朱子语类》卷八十“论读《诗》”，第2082页。

[12]按，洪顺隆主编《中外六朝文学研究文献目录》一书载有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汉魏六朝的学问と文学》一文，其发表于1938年《东洋文化大系·二》中；此外，还有台湾学者陈胜长《齐梁以前儒学思想对文学理论的影响》一文，发表于1972年《联合书院学报·十》。洪著为文津出版社，1987年9月版。

[13]林登顺著《魏晋南北朝儒学流变之省察》，文津出版社，1996年4月，第371页。

[14]【日】清水茂著、蔡毅译《清水茂汉学论集》，中华书局，2003年1月，第17页。

[15]《文心雕龙义证》，第1933页。

[16]【清】严可均辑《全三国文》卷三，中华书局，1958年12月，页1067上B。

[17]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中华书局，1987年10月，第66页。

[18]【清】严可均辑《全晋文》卷二，页1476上B。

[19]【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二十四，中华书局，1977年11月，页344上A。

[20]《全晋文》卷二十，页1572上B；同前，卷三十六，页1671上A；同前，卷一百三十八，页2256上B。

[21]【晋】陆机著、刘运好校注《陆士衡文集校注》“补遗”，凤凰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263、1264页。

[22]《全晋文》卷一百十七，页2134下B。

[23]《全三国文》卷七十，页1433下B。

[24]《全三国文》卷二十一，页1165下B；同前，卷七十四，页1450下A；《全晋文》卷一百十七，页2132上B。

[25]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7月，第154页。

[26]魏宏灿著《曹丕集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第313页。

[27]《全三国文》卷九，页1104上B；同前，卷三十，页1223上B；同前，卷六十七，页1415上B；同前，卷二，页1476上B；《全晋文》卷四十六，页1724上A。

[28]【晋】陆云著、刘运好校注《陆士龙文集校注》卷八，凤凰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067—1068页。(www.daowen.com)

[29]袁行霈撰《陶渊明集笺注》卷六，中华书局，2003年4月，第502页。

[30]《全晋文》卷一百四十三，页2282下A；同前，卷一百四十六，页2306下A。

[31]【唐】魏徵、令狐德棻撰《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8月，第1089—1090页。

[32]《全晋文》卷七十七，页1905上B。

[33]《全晋文》卷四十九，页1740下A。

[34]【晋】陆机著、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20页。

[35]《春秋穀梁传集解》卷九，《十三经注疏》本，页2400下；刘钊著《郭店楚简校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223页；《礼记正义》卷三十五，《十三经注疏》本，页1513上。

[36]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注疏》，中华书局，1987年3月，第291页。

[37]【唐】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卷四一四，中华书局，2001年10月，第135页。

[38]《文选》卷二十四，页344上A。

[39]《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58、852、775页。

[40]《陶渊明集笺注》卷五，第255页；同前，卷二，第103页。

[41]《全晋文》卷四十六，页1725上A－B；同前，卷二十二，页1580上A。

[42]《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六，《十三经注疏》本，页1985下；《孔子家语》卷五“入官”，韩格平主编《魏晋全书》第2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1月，第335页。

[43]《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881、884、877页；《全晋文》卷八，页1507下A。

[44]《陶渊明集笺注》卷二，第72页。

[45]《全三国文》卷六，页1086上A；《全晋文》卷五十九，页1794上A、下B。

[46]《陶渊明集校笺》卷三，第268页。

[47]徐震堮著《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2月，第105页。

[48]程毅中主编《宋人诗话外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3月，第779页。

[49]《陆士龙文集校注》卷八，第1111—1112页。

[50]《文心雕龙义证》，第1203—1205页。

[51]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册)卷三十，中华书局，1997年10月，第75—77页。

[52]【宋】俞鼎孙辑《儒学警悟》卷二十，中华书局，2000年2月，第453—454页。

[53]见李春青《儒家人格境界向文学价值范畴的转化》一文，《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第65页。

[54]《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649、636、722页。

[55]《全晋文》卷一百三十八，页2256上B。

[56]《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册)卷三十六，第211页。

[57]《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册)卷三十二，第109—113、99、105页。

[58]《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卷四一四，第133页。

[59]《全晋文》卷六十二，页1815下A。

[60]《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册)卷四十一，第401—404页。

[61]《世说新语校笺》卷上，第142页；《晋书》卷六十七，第1804页。

[62]《世说新语校笺》卷上，第144、140页。

[63]《全三国文》卷七十五，页1453上B－下A。

[64]《全晋文》卷八十七，页1962上B。

[65]【晋】陶渊明著、杨勇校笺《陶渊明集校笺》注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7月，第40页。

[66]【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陈乃乾点校《三国志》卷二十九《魏书·方技传》，中华书局，1959年12月，第808—809页。

[67]《毛诗正义》卷九一三，《十三经注疏》本，页410下。

[68]《曹丕集校注》，第83、102、63页。

[69]《文选》卷三十，页437下A－B。

[70]《王左丞集》，【明】张溥辑《汉魏百三名家集》第四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页669上B。

[71]《梁昭明集》，《汉魏百三名家集》第四册，页133上A。

[72]【陈】徐陵撰、许逸民校笺《徐陵集校笺》卷八，中华书局，2008年8月，第9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