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选题意义

儒学在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步以儒家经典的经义教旨为核心而形成具有学术流派、政治思想型态、社会文化心理、艺术审美取向等多重属性，自先秦原始儒学阶段，儒者言辞所具有的文学元素就愈益明显。《文心雕龙·才略篇》说:“商周之世，则仲虺垂诰，伊尹敷训。吉甫之徒，并述《诗》、《颂》。义固为经，文亦足师矣。”又说:“荀况学宗，而象物名赋，文质相称，固巨儒之情也。”^[1]上述说明先秦圣哲或儒士不乏精于文事表达者，其言辞论断也颇有文学化特征。尽管西汉初期至成、哀之际，文坛“辞人九变”过程中辞赋创作多以屈原楚辞为宗，但也涌现出贾谊、董仲舒、扬雄、刘向、刘歆等一批学为通儒、才兼文杰的人物，甚至扬雄、刘向父子还引领了出经入史的创作风气。《文心雕龙·才略篇》说:“自卿、渊已前，多役才而不课学；雄、向以后，颇引书以助文。此取与之大际，其分不可乱者也。”《事类篇》亦载:“扬雄《百官箴》，颇酌于《诗》、《书》；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渐渐综采矣。至于崔、班、张、蔡，遂捃摭经史，华实布濩，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2]可知，自西汉末期以来文学与儒学的结合不仅日趋紧密，还开启了后世文人以征圣宗经为指向的创作楷式，东汉一代则首当其冲。《文心雕龙·时序》说:“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3]正是其鲜明写照。这种为文宗经或立论崇儒的趋向在魏晋时期也较为普遍。如锺嵘《诗品》将曹植的创作渊源归为《国风》，将阮籍《咏怀诗》导源于《小雅》；《文心雕龙·明诗篇》说:“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才略篇》说:“傅玄篇章，义多规镜。长虞笔奏，世执刚中。”又说:“孙盛、干宝，文胜为史。准的所拟，志乎典训。”^[4]不仅南朝文论家注意到这种情况，后世文学批评中亦有所关注。如朱熹曾说:“曹操作诗必说周公，……又《苦寒行》云:‘悲彼《东山》诗。’他也是做得个贼起，不惟窃国之柄，和圣人之法也窃了。”^[5]刘熙载也说:“陶渊明大要出于《论语》。”^[6]等等。虽然魏晋时期文学儒化的情形已不能两汉阶段相比，但毕竟作为当时文坛的客观存在不容我们忽视，也不可轻视。

目前学界从思想层面探讨魏晋文学发展规律及其相关表现，研究重心主要落在魏晋文学与玄学的交互关系上。作为一种主流的研究视角，其历史必然性和逻辑上的确当性已不必多说。作为先秦原始儒学、两汉经学的历时性衍生品，魏晋儒学既有突显的经学成就(如杜预《春秋左传集解》、范宁《穀梁传集解》)，亦有著名的儒家类子书，还有儒典玄变后的全新理论著作(如何晏《论语集解》、王弼《周易略例》、《论语释疑》)。可以说，若以奇正通变的观念看待魏晋儒学，则其与魏晋玄学有着一定的思想交集，学界既有的魏晋玄、文互动关系研究自然为本书的相关探讨提供了强有力的立论参照和理论支撑。除此之外，学界也有许多涉及魏晋文学与儒学关系的细部研究，如对魏晋某一作家、某一流派、某一文体样式、某一文论著作的儒学思想内涵、文艺倾向加以分析，并形成体系严密的学术专题，这对本选题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随着学界相关认识的日趋深化和既有成果的日渐丰硕，全面清理魏晋文学中的儒学意蕴已势在必行。以此为选题大致有以下意义:

第一，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国文学与儒学的关系探讨目前已趋于完善，但仍略有余憾。1994年8月20日至24日，由《文学遗产》编辑部与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等单位联合召开了儒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内容涉及“仁学”对文学的影响、儒学自身层次与后世接受对文学的影响、明代理学与文学关系、儒学对小说、戏曲的影响、儒学美学观及与文学批评关系等方面，可谓广泛而深入，成为当代探讨儒学与中国古代文学关系的里程碑式的事件。200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傅永聚、韩钟文主编的《20世纪儒学研究大系》系列丛书，此书共21卷，近1000万字，分21个孔子及儒学研究专题，实为对20世纪儒学研究实绩的综览和展示。其中“20世纪儒家文艺学研究”、“20世纪儒家美学研究”等分卷，收录了过去一百年间最具代表性的专论，其中更不乏对儒学与文学关系探讨的精辟之作，代表了现代及当代社会对两者关系研究的新高度。近年来，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文化与中国文学关系进行探讨的著作相继问世；^[7]但在学术成果繁兴的背后，考察魏晋文学与儒学整体关系的系统研究著作尚未见及，这无疑成了探讨儒学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中缺失的一环。本书即希望为此做一些探索性的工作。

第二，因为社会动乱、异域文化渗透等因素，魏晋儒学成为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中衰阶段，但是它在实际历史进程中的正统地位仍然存在，对当时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文人心态及文学风潮都有重要影响。同时，儒学在与庄、老及佛教思想交流碰撞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玄化，体现出求同存异、涵容兼蓄的特征，这相对先秦原始儒学、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而言是较为不同的。因此，尽管探讨其他时段文学与儒学关系的论著甚多，但仍不能忽视或者取代对这一时期两者关系的研究。魏晋是中国文学史上文体繁盛、文论成熟、才人佳作代出的重要阶段，儒学在促进文人人格塑造、释道圆融、文风构建、审美价值定型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在这一阶段，文人与儒者两种身份融为一体的现象逐步明晰起来，他们的某些儒家著作同样体现了自身的意趣文风，颇具可读性；另一方面，他们的文学作品也或隐或显地传达了自我抱持的儒家理念，作品流传的同时也凭借自身的文名、位望，对儒学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应该说，儒学对文学有推动的一面，但在一定程度上又成为文学发展的阻力。儒家政治教化意味浓厚以及泥古不化的文人作品，往往因为丧失了文学应有的审美特性和抒情质素而失去生机与活力。为了摆脱儒学对文学的负面影响，魏晋反儒学思潮与反复古文风总是联袂同行，文学更表现出强劲的学科独立意识与反拔能力。因此，魏晋文学与儒学的关系是辩证的、交互的，对它们的研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

第三，南北朝、隋及初唐时期，统治者对儒学的提倡使文学环境逐渐由儒学化向文学化本来面貌过渡，尤其隋唐时期为纠正齐梁余风，促使盛唐气象的出现有着积极意义，其中实际包含了对魏晋及南北朝时期儒学与文学互动影响的得失加以批判性借鉴的因素。通过对魏晋文学与儒学关系的研究，不但可以较为清晰的揭示出此阶段文学与儒学关联影响的特点及规律，还可为探讨南北朝、隋唐以来儒学与文风建构的历史性课题提供必要的线索和启示。

二、研究范围及思路

本书旨在揭示魏晋文学在同期儒学思想影响下的发展情况，魏晋文学始终是主要视角，而魏晋儒学的嬗变发展则作为辅助视角。本书的讨论时限始于汉末桓灵之际，终于陶渊明生活的晋末宋初。从西晋永兴元年(304)刘渊、李雄分别建国，此后相继共有十六个少数民族政权建立，直至439年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在这一百三十多年的时间内，南北之间除了战争之外，文化交流较少，北地儒学与文学在留守的士族文士及某些好文之主的推动下，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并为北朝儒学与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兹拟将这一部分放到下一个选题“南北朝儒文关系建构”的北朝部分加以论述，故在此不作过多涉及。本书除对魏晋各阶段文坛儒化色彩进行概述外，还选取众多具有经学著作或有深厚的经学修养的作家进行个案分析，并从魏晋诗歌、辞赋以及应用文体等方面探讨儒学文艺观的深刻影响。

刘师培曾说:“魏代自太和以迄正始，文士辈出。其文约分为两派:一为王弼、何晏之文，清峻简约，文质兼备，虽阐发道家之绪，实与名、法家言为近者也。……一为嵇康、阮籍之文，文章壮丽，总采骋辞，虽阐发道家之绪，实与纵横家言为近者也。”^[8]若按照刘氏的思路，魏晋文坛除了道家文士、名法家文士之外，则尚可增加“儒者文士”这一类。本书选择论述的魏晋个体作家，正着眼其是否为“儒者文士”。所谓“儒者文士”，在有一定文学作品传世的大前提下，至少还应符合两个条件:第一，有经学著作或儒家理论色彩鲜明的子书；第二，具有一定的儒学家学渊源，或以儒家价值信条作为立身处世的根底者。通过搜检魏晋史籍及清人、民国学者所辑补的经籍志、艺文志，魏晋儒家作家基本可分为四类:以文名称世而经学不彰者，如王粲(《尚书释问》)、刘桢(《毛诗义问》)、应贞(《周易论》)、陆机(《正训》)、束皙(《五经通论》)、曹毗(《论语释》)、卢谌(《杂祭法》)、李充(《论语注》、《尚书注》、《周易旨》)、袁宏(《论语注》)等；以经学名世而文名不彰者，如王肃(《宗庙颂》、《格虎赋》)、杜预(《七规》，一作《七矫》)等；经学与创作均有盛名者，如徐幹(《中论》)、葛洪(《抱朴子外篇》、《葛氏丧服变除》)、傅玄(《傅子》)等；虽染玄风而具有深湛的经学素养者，如曹植、何晏、应璩、阮籍、嵇康、傅咸、潘尼、挚虞、谢混、陶渊明等。若学界有关魏晋具有儒学素养的文士已多有论列，如曹植、张华、潘岳等，则在书中简化叙述；若论列较少，且兹能别出一种角度，则在书中列专节叙述。

作为本书研究对象的魏晋儒学的内容，一方面是此阶段列于学官的经书，包括《诗经》、《尚书》、《周易》、三礼、《春秋》三传、《论语》、《孝经》、《尔雅》等。^[9]另一方面，指魏晋儒学家们注经解经的著作，也包括他们阐发自身儒学思想的子家类著述。此外，清及近代学人辑补魏晋艺文志中一般列有“乐类”这一条目，像阮籍《乐论》、裴秀《乐论》、嵇康《生无哀乐论》等均予收入，然而正如丁辰《补晋书艺文志刊误》所说:“与《乐经》无涉，当删。”^[10]《乐经》早佚，故本书将“乐类”中所收内容作一般的文学作品看待。朱熹曾指出:“《诗》中头项多，一项是音韵，一项是训诂名件，一项是文体。”^[11]可知朱氏将《诗经》分为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两个层面，认为它既是小学母体，又是文学范本。尤其“一项是文体”的论断，则是“六经皆文”思想的体现。本书对六艺经典大致秉持这种立场，主要对《春秋左传》、《穀梁传》、《诗经》、《周易》、《尚书》、《论语》、《礼记》以及魏晋儒家类子书的文学特性及对魏晋文坛的影响进行专门探讨。另外，魏晋志人、志怪小说在当时列入杂史的范畴，兹拟在下一选题“南北朝儒文关系建构”中与南北朝的小说进行统一论述。

本书研究思路从三方面展开:第一，围绕“魏晋儒运兴替与士风建构”这一命题，从魏晋儒学对文学的影响及表现入手，探究魏晋文学与儒学互动互融的条件，论证两者互联的基础与可能性，进而探讨魏晋儒文关系丰富而多样的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按照汉末、三国、西晋、东晋的历时性脉络，考察魏晋王室从意识形态角度对儒学思想环境的引导与营构作用，并着力探讨以三曹为代表的王室文学的儒学内涵及文风特色。此外，还立足魏晋地方官学及世族私学的发展情况，探讨其对魏晋儒学政治化、地域性、家学化的影响。最后，以东晋儒学文化型态与多元融通为主要视角，探析儒学玄化对魏晋士格、家风、学品的深刻影响。(www.daowen.com)

第二，围绕“魏晋文士儒学思想特质及其文格建构”这一命题，同样遵循三国至东晋的时代线索，选取徐幹、王肃、阮籍、嵇康、杜预、陆机乃至陶渊明等21位具有儒化文风的作家进行个案分析。其分析思路主要包括:探究此类作家儒学素养的渊源及其生成历程，分析其儒学文艺观的内涵及表现，明确儒学政治思想及文艺倾向对其文风特征的建构作用，并尽可能揭示此类作家儒化文风在当时文坛的地位和对后世的影响。

第三，围绕“儒家文艺批评思想在魏晋文坛的应用和发展”这一命题，将儒家文艺批评思想归纳为儒家情性说、诗教观、《周易》文艺观(包括修养论、象论、情辞观)、山水自然观、政教文艺观(包括王道一统观、比德观、情理观、人伦教化观)等内容，并以魏晋诗歌、楚辞、散体大赋、颂、各种应用性文体(包括政治性、军事性、学术性、生活性等四种)为论域，分别进行专题化探讨，以体现儒学文艺批评思想对魏晋文坛全方位、多层次的影响。

三、研究综述

基于儒学在魏晋时期式微而玄学大盛的事实，玄学本身及玄学与文学的关系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相关论著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方面，均取得较高成就，充分表明这一视角的主流性和理论架构的成熟完善。魏晋玄学体现了儒释道的混会融通，它与文学的关系研究也对此间儒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具有参照作用。另外，学界有关魏晋经学或儒学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如马宗霍《中国经学史》、李申《中国儒教史》、赵吉惠等《中国儒学史》、李中华《中国儒学史·魏晋南北朝卷》、罗光《中国哲学思想史(两汉南北朝篇)》、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刘起釪《尚书学史(订补本)》、洪湛侯《诗经学史》、赵伯熊《春秋学史》、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徐芹庭《魏晋南北朝四十三家易学》、简博贤《今存三国两晋经学遗籍考》、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王晓毅《儒释道与魏晋玄学的产生》等等，也为本选题清理魏晋儒学思想背景、深化学理研究层次提供了丰富鉴镜。

涉足魏晋儒学与文学关系的论文成果，以日本、台湾学者为早。^[12]目前学界以魏晋儒学与文学作为整体研究对象的专著尚不多见，姚文铸《汉魏六朝文学与儒学》一书是较早之例，但偏重对汉代儒学与文学关系的考察。其中收文章13篇，有11篇在谈两汉儒学与文学的关系；另外两篇一为《“玄”的渐进，人的觉醒──从阮籍谈起》，谈阮籍人格及诗歌受玄学的影响，一为《儒的复兴，文的渐进》，谈《文心雕龙》中的儒学内涵。此书论述多有独到之处，尤其后两篇对本文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台湾学者林登顺《魏晋南北朝儒学流变之省察》一书第四章第三节“儒学与人文的契合”中，以“文学理论思潮中呈现的儒学”为视角，分“文论上呈现的儒学”与“文学思潮下的其它形式呈现”两方面，探讨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及创作中所体现出的儒学意趣，其中魏晋时期文论则涉及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以及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葛洪《抱朴子·外篇》等重要内容，文学创作方面则又对诗歌、辞赋甚至小说与儒学的关系都进行全景式的概括。虽然这一部分篇幅不大，且带有提纲挈领的性质，却揭示了“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思潮中，大多透着儒学讯息，因此，实际的文学形式，也或多或少隐藏着儒学的精神”这一主题，^[13]对本文启发甚多。另外，闵虹、高小慧、王宏林《中国古代德治思想与文士文学》一书，以儒家德治思想为视角，考察其与文学的关系。书中第三章第一节为“魏晋南北朝德治思想及其文化品格”，主要论述曹操治国对儒家思想的借鉴以及《颜氏家训》与民间儒学教育两方面内容；同章第二节为“德治思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士中的表现”，主要以“建安诗人”、诸葛亮《出师表》以及陶渊明为例，论述了他们在创作中体现出来的德治思想。应该说，这种发掘儒家某一重要思想范畴与文士文学关系的思路，对本文也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夏增民《儒学传播与汉晋南朝文化变迁》一书，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探究儒学传播对汉魏六朝的影响。尽管此书几乎没有涉及儒学传播对汉魏六朝文学有何影响的问题，但其关于魏晋儒学的传播方式、区域分布以及政治文化实效等方面的论述值得重视。

对某一儒家经典与魏晋文学关系研究的著作，以陈良运《<周易>与中国文学》、汪祚民《<诗经>文学阐释史(先秦──隋唐)》两种为代表。前书分内外两篇，内篇旨在分析《周易》的语言艺术，揭示蕴寓其中的审美意识、文学观念、文学思维、情理品位等内容；外篇则在通论《周易》的人文精神、自然之道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的基础上，分析《周易》“感而遂通”的创作心理机制、“立象以尽意”的诗学转变、“神无方”的美学风采、“旨远辞文”的文学语言论以及接受鉴赏论、通变论，突出《周易》“刚柔有体”对作家气质、创作风格的作用。此书虽然仅外篇第五章第一节提及的“魏晋玄学与言意之辩”，与本文讨论的时段范围相吻合，但其对《周易》思想精义和文学内涵关系的构建，仍对本文具有指导意义。汪祚民《<诗经>文学阐释史(先秦──隋唐)》一书第四章为“魏晋六朝《诗经》文学阐释的空前活跃”，并分“魏晋六朝的思想学术与《诗经》研究”、“《诗经》的经学结构与文学定位”、“魏晋风流与谢氏家族的品《诗》”、“刘勰对《诗经》艺术的系统评论”、“锺嵘、萧纲:《国风》范型地位的凸现”、“魏晋六朝中的《诗经》阐释”等六节，应该说比较清晰的勾勒出了魏晋六朝《诗经》传播与接受的面貌。

近年来就魏晋文学与儒学关系为选题发表的论文，较有代表性的为谭德兴《论魏晋南北朝经学与文学互动》(《北方论坛》2004年第2期)、黄黎星《魏晋南北朝文论与经学关系之探析》(《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刘培《汉末魏晋时期的经学与辞赋》(《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等。谭文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与文学表现出频繁互动的关系:“当文学领域广泛吸收与借鉴经学内容的同时，人们也在用文学性的眼光解剖着经典。文学把经学中有益于文学发展的范畴与理论等加以改造，惟文学是用，而经学也同时在进行着文学化的过程，从而发生新的变化。”他认为经学与文学互动关系，集中表现在文学批评领域与文学创作领域两方面；互动形成之因，则归结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与文学均得到较大发展”以及“文学家与经学家合一”两方面；黄文指出，魏晋南北朝文论与经学具有既疏离又有牵合、既有逃逸又趋复归的关系；刘文从“经学文艺观影响下的颂美讽喻辞赋的创作”与“‘缘情制礼’的经学思想与抒情辞赋的创作”两个角度，揭示了汉末魏晋时期经学发展对辞赋创作的影响。它们对本文相关论述的开展，深具启发意义。

对这一阶段《诗经》的儒家文艺思想进行阐发的论文较多，如葛晓音《论汉魏六朝诗教说的演变及其在诗歌发展中的作用》(《古典文学论丛》第4辑)、《论<诗经>比兴的联想方式及其与四言体式的关系》(《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蒋方《魏晋时期的<诗经>解读》(《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吴承学、何志军《诗可以群──从魏晋南北朝诗歌创作形态考察其文学观念》(《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等，均富有开创意义。葛晓音深刻揭示了《诗经》比兴手法与四言诗体式结撰的必然联系，对本书探讨魏晋四言诗的《诗经》意蕴具有指导作用；葛氏还批判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教观愈益狭隘的发展态势，认为从孔子最初提出兴、观、群、怨的诗教说，延续了向汉儒的美刺讽谕说、西晋颂美雅正说、南北朝宗经征圣说等阶段的发展，“重视文学的社会效果，要求诗歌为政治服务，本来有益于发展诗歌反映时事、批判现实的优良传统。但当怨刺的作用被取消，诗教说的内涵只剩下以颂美王政、宗经述德为大雅正声这一标准时，……只能造成诗歌的僵化和倒退……并阻碍诗歌沿着风骚和建安文学所开辟的正确方向发展。”这正是中肯之见。吴承学、何志军发掘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坛集群化创作的儒学内涵，认为“固然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创作，对强调文学为政治教化服务的儒学文艺观有所突破，但在深层方面，仍然受到儒学的巨大影响，甚至对儒家文艺观有所发挥，比如他们在创作形态上，比起前代都更充分地体现了和发挥儒家‘诗可以群’的美学观念”。蒋方专对魏晋《诗经》文学化的流变而言，他认为:“魏晋时期的经学研究因儒学独尊地位的丧失而发生了变化，其政治功利性逐步下降，取而代之的是注重文本和感情色彩的解读。通过个性鲜明的解读方式来张扬情性，标举才学，因而对于《诗经》的理解更加贴近现实人生。”这对认识《诗经》向魏晋文学领域的渗透转化，有重要作用。此外，佘斯大、陆理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经>审视》(《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科版)》2003年第4期)、陆理原《从经学到文学──魏晋南北朝<诗经>研究角度的转变》(《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中的相关论述，值得重视。

《周易》在魏晋的传播情况也得到学界的关注，李剑峰《<周易>在东晋的传播及其对文学艺术的影响》(《周易研究》2003年第3期)一文较可代表。此文总结出《周易》在东晋时期教育、清谈、占卜等方面传播方式，继而论证其对此间诗、文、小说的影响。他认为《周易》对东晋诗文的影响表现在“以《周易》的概念范畴如乾、坤、阴、阳、否、泰、太极等入诗”、“以《周易》所取之象入诗文”、“《周易》句式、形式对东晋诗文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周易》万物迁化、乐天知命等观念深深地渗透进诗文情思之中”、“《周易》立象尽意的观点深深影响了东晋文论”等五个方面；另外，他还认为运用《周易》进行占卜的活动也促进了东晋小说的产生和繁荣。可以说，此文较全面的揭示了《周易》在东晋的传播及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探讨《尚书》与魏晋文学的关系方面，以日本学者清水茂《<伪古文尚书>与中国文学》一文为代表。他说:“有时看六朝、唐代的文章，注意《尚书》词句怎样被引用，才知道这样的现象不但在苏绰《大诰》、白居易《补遗书·汤征》里有，其他作品里也不罕见。”^[14]此文不仅有助于理解魏晋文坛对《尚书》的接受情况，还可以对其产生的影响有充分估量。

探讨魏晋某一作家、群体、创作流派、文学现象的专题论文，也值得重视。如杨钟基《陶集引<论语>考兼论陶诗之儒学思想》(《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88年)、蒋方《论左思<咏史诗>的变体──兼论古代<咏史诗>的文化内涵》(《湖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4期)、蔡雁彬《从诫子书看魏晋六朝学术文化之变迁》(《学人》第13辑)、吴怀东《经学盛衰与曹操诗歌革新》(《江淮论坛》1999年3期)、巴晓津《试论嵇康思想中的儒家素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等等。上述对本书的个案研究具有启示之功。

总之，海内外学者既已形成的创见和成果是本书开展研究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文心雕龙·序志篇》说:“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15]能在既有研究格局和相关成果的基础上有所推进，为学界提供一点化砖为玉的线索，正是本书致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