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在中国古典文学与西方文学两个领域均具有精深的造诣，擅长于中西文学特质与差异的宏观比较。朱立元、张旭曙站在21世纪的高度回瞻，肯定了朱光潜在这一领域的突出贡献：“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朱光潜先生写了一系列有关中西文学比较的论文，如《中国文学之未开辟的领土》、《长篇诗在中国何以不发达》、《谈中西爱情诗》等，对中西文学的差异和特点作了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有相当深度的精湛探索。80年代，比较文学方兴未艾，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其实，朱光潜在这方面是开风气之先的。”^[26]

关于中西诗歌的比较，朱光潜一方面反对粗疏简单的泛泛之论，另一方面则确认了这种平行比较的可行性：“概括地论中西诗的优劣，一如概括地论中西文化的优劣一样，很难得公平允当。中诗有胜过西诗的地方，也有不及西诗的地方，各有胜境，很可以互相印证。”^[27]在《中国文学之未开辟的领土》一文中，朱光潜指出，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以降，西方产生了大量的长篇英雄史诗和长篇叙事诗，而中国《诗经·国风》以来的诗歌传统则多为短小的抒情诗，即使被沈德潜称为“古今第一长诗”的《孔雀东南飞》也无法算作西方意义上的长篇叙事诗（epic），充其量不过是一种短篇叙事歌（ballad）。^[28]在《长篇诗在中国何以不发达》一文中，朱光潜认为，“中国恰是一个没有荷马和悲剧三杰的希腊，杜甫却是一位只做过十四行诗的莎士比亚，长篇诗的不发达对于中国文学不能说不是一个缺陷”，而长篇诗在中国不发达的最大的原因，便是“哲学思想的平易和宗教情感的浅薄”。“史诗和悲剧的作者都须有较广大的观照，才能在繁复多变的人生世相中看出条理线索来，同时又是要有较浓厚的情感和较长久的‘坚持的努力’，才能战胜惰性和环境的障碍，去创造完整伟大的作品。广大的观照常有赖于哲学，深厚的情感和坚持的努力常有赖于宗教。这两点恰是中国民族所缺乏的。”^[29]对于朱光潜的这种认识，钱念孙评价说：“值得指出的是，朱光潜说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像西方那样的长篇史诗，可谓确论！但说古希腊文学的早期作品都是长篇叙事诗，似不甚严密……尽管朱光潜这里的一些看法并非十分精当（如深厚的情感和坚持的努力，也不一定非信奉宗教才能获得），但他能在当时自觉地从中西比较的角度率先提出‘长篇诗在中国何以不发达’的问题，并作出比较系统且有相当深度的论述，已是非常难能可贵了。”^[30]

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中，朱光潜进行了中西诗歌整体气质和成就的宏观比较：“诗好比一株花，哲学和宗教好比土壤，土壤不肥沃，根就不能深，花就不能茂。西方诗比中国诗深广，就因为它有较深广的哲学和宗教在培养它的根干……中国诗在荒瘦的土壤中居然现出奇葩异彩，固然是一种可惊喜的成绩，但比较西方诗，终嫌美中不足。我爱中国诗，我觉得在神韵微妙、格调高雅方面往往非西方诗所能及，但说到深广伟大，我终无法为它护短。”^[31]朱立元、张旭曙认为：“朱光潜对中西诗歌总体特征的概括是准确公允的，尽管还可以再作更精细的研究。他的中西文学比较的思路在当今的学界已成为公认的可行的模式。”^[32]王攸欣认为，朱光潜这篇文章中的中西诗歌比较，看似指出了中国诗的某些不足甚至重大缺陷，而其骨子里的审美趣味却明显与中国传统更为接近。

该文最后指出中国诗相对于西方诗歌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因为中国人的精神与深邃的哲理和有宗教性的热烈的企求都不相容，所以中国诗能创造出美的境界却无法达到西方诗具有的深广伟大的境界。不过在文中他也指出，中国诗在神韵微妙、格调高雅方面往往非西诗所能及。他总观中西诗的全体，认为西诗以直率胜，中诗以委婉胜；西诗以深刻胜，中诗以微妙胜；西诗以铺陈胜，中诗以简隽胜；西诗以阳刚之美胜，中诗以阴柔之美胜；西诗以热烈深邃胜，中诗以幽美平易胜。好像朱光潜既能够充分体会中国诗的长处，也能体会并赞许西方诗歌的长处。其实，综观其所有著述，朱光潜对作品的观赏，总是尽力发挥、赞赏那种倾向于委婉、微妙、简隽、阴柔、幽美风格的诗，而不是那种直率、铺陈、热烈、阳刚之类的诗（亦偶有例外），这就足见朱光潜的审美趣味没有因其所受的西方文化教育而截然改观，虽然他声明在中西文学中，在不同的作家中往往刚柔兼具，但西方人往往崇尚崇高之美，中国艺术则较缺乏刚性美。他说：“统观全局，中国的艺术是偏于柔性美的。中国诗人的理想境界大半是清风皓月疏林幽谷之类。环境越静越好，生活也越闲越好……他们的诗也大半是微风般的荡漾，轻燕般呢喃。”朱光潜并没有绝对化，他的概括确实是有道理的，与西方文化比较而言，中国文化刚健之气似有不足，而阴柔之气较重，中国人倾向于静，审美趣味也更倾向冲淡、典雅、飘逸、旷达之类。朱光潜本人恰恰喜欢表现阴柔之美的诗。他最擅长解说也最多地解说的诗往往是那种具阴柔之美者。^[33]

朱光潜在比较中西爱情诗时，首先揭出恋爱在中国诗中不如在西方诗中重要的事实，接下来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文化原因，然后概括道：“西方诗人要在恋爱中实现人生，中国诗人往往只求在恋爱中消遣人生。中国诗人脚踏实地，爱情只是爱情；西方诗人比较能高瞻远瞩，爱情之中都有几分人生哲学和宗教情操。”^[34]钱念孙高度评价朱光潜在这一领域的开创之功，并对其思路上可能存在的渊源进行考察。(www.daowen.com)

检索二三十年代的报刊杂志，对中西爱情诗进行专题比较研究，朱光潜是第一人。他不仅可说是中国比较文学这一主题研究的拓荒者，而且一开始的起点就相当高，不论是从问题把握的准确度和探讨的深度上看，都达到了相当高的学术水准。这当然一方面得力于他的学术敏感，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对“国学”和“西学”都有深厚的功底。

朱光潜是如何突发奇想，对中西爱情诗进行比较研究的？一般来说，一个作家或学者在创作和研究中选择某个题目，并非莫名其妙地空谷来风，而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某种机缘的触发和启迪。我以为，朱光潜之所以起意做中西爱情诗比较这题目，最初的灵感可能来源于小泉八云。

小泉八云本是英国人，原名为拉夫卡迪奥·赫恩，他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当过六年文学教授（1896—1902），向日本学生讲解西方文学。他当时有一讲的标题是《英诗中的爱情》。在这篇讲演中，小泉八云说，日本学生读英国文学越多，对其中爱情作品的数量之大和地位之突出就越会感到诧异。他自己在准备讲稿和选材料时，发现丁尼生、勃朗宁、罗赛蒂、拜伦和雪莱的作品中，不涉及爱情的诗篇很少。究其原因，乃在于恋爱和婚姻是欧美人生活中一桩十分重要的大事，因此文学作品多谈这件事是自然而又必然的。西方社会是个竞争的社会，恋爱和婚姻也一样，每个男人和女人都要独立地通过竞争来找到自己的对象。因为恋爱在人们生活中是头等大事，大家都对这问题感兴趣，所以爱情成了文学作品主要的永恒主题。朱光潜到爱丁堡大学留学的头一年，曾深深沉迷于小泉八云的四大本“文学演讲集”，自称是他在文学批评方面“最感觉受用”的著作，并专门写了长文《小泉八云》，向国人介绍其特异的生平和富有魅力的学术成果。由此可以想见，朱光潜当时读过《英诗中的爱情》一文当无疑问。他的关于中西爱情诗的比较，最初的念头从中受到启发，也属情理之中的自然事。^[35]

在中西戏剧比较领域，朱光潜亦创获颇丰。在《中国文学之未开辟的领土》一文中，朱光潜提出中西戏剧在各自社会文化中地位的悬殊：“西洋方面，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西方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著——就把悲剧冠各类文学之首。西方最大的文学家都是戏剧作者。希腊有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莫里哀、德国的席勒和歌德、挪威的易卜生诸人最好的著作都是戏剧。西方民众多数人能感文学的兴味，也就大半因为他们文学家看重戏剧，而戏剧又是民众的重要消遣。中国人向来过于拘墟严重，游戏本能不十分强烈，所以优伶和娼妓同为社会所轻视。”^[36]在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中，朱光潜认为，中国古典戏曲中缺乏真正的悲剧体验：“事实上，戏剧在中国几乎就是喜剧的同义词。中国的剧作家总是喜欢善得善报、恶得恶报的大团圆结尾，情境当然常常穿插着不幸事件，但结尾总是大团圆。中国戏剧的关键往往在亚里士多德所谓‘突变’（Peripeteia）的地方，很少在最后的结尾。随便翻开一个剧本，不管主要人物处于多么悲惨的境地，你尽可放心，结尾一定是皆大欢喜，有趣的只是他们怎样转危为安。剧本给人的总印象很少有阴郁的。仅仅元代（即不到一百年时间）就有五百多部剧作，但其中没有一部可以真正算得悲剧。”^[37]钱念孙指出：“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用英文向西方读者如此系统地阐述中西戏剧和中西人生态度的特征，因而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反响……朱光潜通过中西戏剧的比较，不仅发现和把握了中国戏剧的独特品格和发展的独特道路，而且结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和中国人的人生观念及生活态度，从广阔的文化背景上，剖析了中国戏剧殊异于西方戏剧的原因，可谓言简意赅、切中要害。”^[38]法国学者夏尔·布朗德尔（Charles Blondel）认为，《悲剧心理学》中关于中西戏剧比较这一章“是最有独创性的”，“这些最富有独创性的见解也是最值得争议的，但同时也是对我们最有教益的”^[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