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1897—1986），字孟实，安徽桐城人，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美学家之一。关于朱光潜在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界的地位和影响，章启群作出这样的评价：“毫无疑问，在20世纪中国产生最大影响的美学家自然是朱光潜。朱光潜曾是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的第一任会长，这个位置是中国美学界第一号权威的象征。这也象征朱光潜对于20世纪中国美学所产生的影响是任何其他人无法替代的。他用流畅、清丽、生动的文笔，把美学这种西方的学术用一种文学的方式引入中国。可以肯定，朱光潜的这些工作对于20世纪中国美学的研究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我们无法把20世纪中国美学的研究与朱光潜个人的成就区分开来。事实是，朱光潜之后，几乎每一个中国美学的研究者都是从读朱光潜的书而迈进美学之门的。就这一点而言，朱光潜对于中国美学的贡献也是难以估量的。”^[1]叶朗认为：“朱光潜是中国现代美学的代表人物，最主要是因为朱光潜美学思想集中体现了美学这门学科在20世纪中国发展的历史趋势。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在中国现代的美学界，朱光潜在理论上的贡献最大，最值得后人重视。”^[2]钱念孙指出：“朱光潜是中国现代美学最重要的开拓者。中国古代虽有较丰富的美学思想，却没有建立起美学学科。在朱光潜之前，尽管蔡元培、吕澂、范寿康等人已闯入美学园囿跑马圈地、打桩奠基，但他们的著述或偏于一端不够全面（如蔡元培主要只探讨了美育问题），或过于简略不够系统（如吕澂1923年出版的《美学浅说》只是一本通俗的谈美小册子），或仅介绍他人学说而缺少自己的见解（如范寿康1927年出版的《美学概论》主要是叙说日本学者阿部次郎著作的内容），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美学大厦并没有耸立于华夏大地。朱光潜于20世纪30年代初写的《文艺心理学》及《谈美》，堪称中国第一批系统的美学著作。他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开设的相关课程，也在中国杏坛居美学课之首。他介绍和翻译的大量西方美学论著，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到现代的克罗齐，几乎向中国美学界展示了整个西方美学演化嬗变的历史画卷，其丰功伟绩，当代中国无有出其右者，确可谓‘造福于中国现代美学’。”^[3]以上诸家所言，基本上代表了学术界的共识和公论。

1913年，朱光潜入桐城中学，接受以《古文辞类纂》等为主要教材的古文训练，在国文教师潘季野的熏陶下，培养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浓厚兴趣。1917年，朱光潜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1918年，他于香港大学特设先修班补习英语、数学等课程；1919年秋，正式入香港大学教育系就读。朱光潜在香港大学学习英国语言和文学、教育学、生物学、心理学等学科，是接受西式教育的开始。1921年，他用白话写成的处女作《福鲁德的隐意识说与心理分析》发表于《东方杂志》第18卷第14期，介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留欧以前朱光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可分为从仰慕到批判前后两段。前一段从幼年启蒙到进香港大学，在此阶段，他从思想上到感情上都对国故‘仰慕之至’……朱光潜从进港大到留欧为后一阶段。由于大量接触西方文化，特别是心理学、生物学等实证科学所体现的西方近代科学精神、理性力量，猛烈地冲击着他头脑里的传统文化思想。西方文化在他心目中逐渐树起一个新的参照系统，使他有可能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产生新的认识。”^[4]

1925年，朱光潜考取安徽官费留英，入爱丁堡大学，修英国文学、哲学、心理学、欧洲古代史等课程，1928年获爱丁堡大学文科硕士学位。1929年，朱光潜在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注册学习五门英文课程，同时在法国巴黎大学注册。1931年11月他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文学院注册，1933年完成以英文撰写的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获斯特拉斯堡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同年该书由斯特拉斯堡大学出版社出版。“朱光潜在欧洲留学八年，刻苦勤奋，所获甚多，以相当扎实的脚步迈入了学术殿堂。八年间，他完成著作八部，包括《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变态心理学派别》、《变态心理学》、一部符号逻辑学著作（已佚）、《谈美》、《文艺心理学》和《诗论》初稿、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其数量是惊人的，尤其是后三部著作，以当时国内的学术水准与研究方式来看，都是相当不错的。”^[5]也正是在这一期间，朱光潜奠定了以美学研究为中心的一生治学方向。他在回顾其学术经历时说过：“我原来的兴趣中第一是文学，其次是心理学，第三是哲学。因为喜欢文学，就被逼到研究批评的标准、艺术与人生、艺术与自然、内容与形式、语文与思想等问题。因为喜欢心理学，我就被逼到研究想象与情感的关系、创造和欣赏的心理活动以及文艺趣味上的个别差异。因为喜欢哲学，我就被逼到研究康德、黑格尔和克罗齐诸人讨论美学的著作。这样一来，美学就成为我喜欢的几门学问的联络线索了。”^[6]

1933年，结束欧洲留学生活后的朱光潜经徐中舒引荐，被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胡适聘请为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讲授“西洋名著选读”及“欧洲文学批评史”课程。之后，又应朱自清之邀在清华大学研究班讲授“文艺心理学”和“诗论”。当年在清华大学听过朱光潜“文艺心理学”这门课的季羡林回忆说：“当时我就感觉到，这一门课非同凡响，是我最满意的一门课，比那些英、美、法、德等国来的外籍教授所开的课好到不能比的程度……他介绍西方各国流行的文艺理论，有时候举一些中国旧诗词作例子，并不牵强附会，我们一听就懂。对那些古里古怪的理论，他确实能讲出一个道理来，我听起来就津津有味。我觉得，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在学术上诚实的人。”^[7]

《文艺心理学》约于1932年初完成初稿，1936年最终定稿，同年7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在本书的《作者自白》中，朱光潜有这样的说明：“这是一部研究文艺理论的书籍。我对于它的名称，曾费一番踌躇。它可以叫做《美学》，因为它所讲座的问题通常属于美学范围。美学是从哲学分支出来的，以往的美学家大半心中先存有一种哲学系统，以它为根据，演绎出一些美学原理来。本书所采的是另一种方法。它丢开一切哲学的成见，把文艺的创造和欣赏当做心理的事实去研究，从事实中归纳得一些可适用于文艺批评的原理。它的对象是文艺的创造和欣赏，它的观点大致是心理学的，所以我不用《美学》的名目，把它叫做《文艺心理学》。”^[8]正如钱念孙指出的那样：“这一申述实际是标明自己的独特性，是把《文艺心理学》与一般的美学和文艺理论著作划开界线。它不走一般美学和文艺理论著作的老路，不是从某种哲学理论出发，去推衍出一些美学原理，而是以文艺创造和欣赏的事实为依据，运用心理学的方法去具体分析这些事实，归纳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审美规律。……在吸收哲学美学研究成果的同时，主要从心理学的角度来探讨美学和文艺理论问题。这不仅使《文艺心理学》从学术整体上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而且为中国的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开拓了一片新天地，即文艺心理学（或者说审美心理学）研究的新路。”^[9]《文艺心理学》问世后，即在学术界取得了极佳的声誉。向培良认为，在中国学者自著的文艺理论著作中，“能以卓特的见解，自成一家之言的，不能不自朱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始”^[10]。不过，在对于《文艺心理学》的一片赞扬声中，也有学者指出此书主要是介绍和综合西方美学、文艺理论，缺乏思想的独创性。如张景澄的评论：“朱光潜先生只可说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称不起是一个有新见的创立者，是美感经验的分析者，而非立论者，是史的沿革的说明者，而非某一派主潮的辩护者。这本书只泛论及各家的学说，他的功绩，只做到这一点。”^[11]朱自清的评论则强调《文艺心理学》中并不缺乏作者本人的独到见解：“这部书并不是材料书，孟实先生是有主张的。他以他所主张的为取舍衡量的标准，折中和引申都从这里发脚。有他自己在里面，便与教科书或类书不同。他可是并不褊狭，相反的理论在书中有同样充分的地位，这样的比较其实更可阐明他所主张的学说。”^[12]对于《文艺心理学》方法论上的特点，罗大冈的概括颇为简明：“我非常佩服而且赞美朱先生《文艺心理学》中所采用的方法。那就是用中国文学（主要是诗词）以及艺术（主要是绘画）举一些例子，来阐明西方的美学基本概念。”^[13]“‘直觉说’是朱光潜早期（1949年前）美学思想的理论基石。《文艺心理学》二十余万言，涉猎美学和文艺理论中许多重要问题，其核心是对‘美感经验’的分析。……‘形象的直觉’的概念，来源于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对此，朱光潜不仅在《文艺心理学》序文‘作者自白’里作过交待，而且在《近代美学与文学批评》一文里作过说明。”^[14]意大利学者马利奥·沙巴蒂尼（Mario Sabattini）在《朱光潜文艺心理学中的“克罗齐主义”》一文中对于朱光潜与克罗齐思想的关系表明看法，认为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是移植克罗齐美学之“花”，以接中国道家传统思想之“本”，结果在很多地方误解了克罗齐的理论。^[15]对于沙巴蒂尼的看法，朱光潜1983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学时接受郑树森博士访问说：“沙巴蒂尼批评我还不够‘唯心’是从右的方面来批评我的，他批评我移克罗齐美学之花接中国道家传统之木，我当然接受了一部分道家的影响，不过我接受的中国传统主要的不是道家而是儒家，应该说我是移西方美学之花接中国儒家传统之木。”^[16](www.daowen.com)

1949年，朱光潜留在北京大学西语系，迎接了全国解放。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他成为北京大学几个重点改造批判对象之一。1956年6月30日，朱光潜的《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发表于《文艺报》。之后，“早已组织好的一批批判文章，如贺麟的《朱光潜文艺思想的哲学根源》、黄药眠的《论食利者的美学》、蔡仪的《朱光潜美学思想的本来面目》、敏泽的《朱光潜反动美学思想的源与流》等，很快在《人民日报》、《文艺报》、《哲学研究》等重要报刊上连珠炮一般发表出来。这些文章，都是针对朱光潜过去唯心论思想（主要是《文艺心理学》里的思想）而进行的批判”^[17]。对朱光潜美学思想的批判引发一场长达六年的美学大辩论。朱光潜本人对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描述的：“就是在‘百家争鸣’的号召之下，《文艺报》发动了对于我的美学思想的批判和评论。整个气氛和从前大不相同了。首先我有机会和批评我的人见面，在友好的气氛下交换意见，他们对我的检讨提意见，我对他们的批评也提意见，这样就解除了过去那种如临大敌、严阵以待的紧张形势，彼此虚心静气地说理。”^[18]在美学大辩论过程中，朱光潜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相关经典著作，一方面阐发与其前期美学观念有内在联系的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的理论，另一方面，在《生产劳动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观点》等文章中，正面提出实践论美学观。

196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成立美学教研室，朱光潜从西语系调到哲学系，主讲“西方美学史”。1962年，朱光潜接受全国高校文科教材会议委托，编写《西方美学史》。1963年，《西方美学史》完成，上卷出版；1964年，《西方美学史》下卷出版。朱光潜本人认为：“建国以后，我唯一重要的著作就是《西方美学史》。”^[19]《西方美学史》问世后，获得学术界一致好评。蒋孔阳指出：“它不仅是我国学者所写的第一部这方面的著作，而且就我所接触的不多的外国学者所写的这方面著作来看，在体系的完整和内容的详备赅博上，它也不见得逊色。”^[20]王攸欣评价说：“《西方美学史》是朱光潜一生所花精力最多的一部著作，比较系统地评述了西方美学家的主要观点，并试图理清西方美学的发展线索。就每一个写入西方美学史的美学家而言，朱光潜的把握是相当全面的。这是朱光潜对美学的最大贡献，但也不可避免地为时代所局限。”^[21]

朱光潜把自己60余年的美学研究分为解放前和解放后两个时期，在不同的场合下，他对于这两个时期学术成就的评价截然不同。在1979年的一封信中，朱光潜说：“我研究美学主要是解放前的事，无论从质看还是从量看，解放前的著作都较重要。这当然是个人敝帚自珍的看法。”^[22]1982年，他在《关于我的美学文集的几点说明》中则又有这样的说法：“解放后特别是美学批判和讨论以后，我才开始认真地钻研马列主义，并且试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探讨一些关键性的美学问题。《西方美学史》、《谈美书简》就是这种尝试的见证。从敝帚自珍的眼光来看，我以为我的解放后实际不到20年的工作比起解放前大半生的工作远较重要。”^[23]对于这个问题，陈文忠认为，朱光潜实际上“更重视解放前的美学研究和美学著作，当然，这绝不是说朱光潜自觉转到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后的美学业绩不值得重视，但是，作为中国现代美学学科的奠基者，朱光潜前期的美学研究和美学著作影响更大，更值得后人重视和研究”^[24]。

对于西方美学经典著作的翻译是朱光潜平生事业的又一大支柱。50年代以后他完成了《柏拉图文艺对话录》，莱辛《拉奥孔》、《歌德谈话录》，黑格尔《美学》，维柯《新科学》等诸多西方美学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季羡林这样评价朱光潜的翻译成就：“他译完了黑格尔的《美学》，又翻译维柯的著作。这些著作内容深奥，号称难治，能承担这种翻译工作的，在世没有第二人。孟实先生以他渊博的学识和湛深的外语水平，终于完成了这项艰巨的工作，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的赞扬。”^[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