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次修改版在中华书局出版。这次也是分为上中下三卷，93.4万字，比初版多13万字。章次安排上又有所改动，对比如下：

1957年版

第一章 殷商社会与巫术文学

第一节 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与原始文学的状况

第二节 易经与巫术文学界

第七章 司马迁与史传文学第八章第五节 叙事诗

第十一章第五节 小说

第二十章 元代的散曲

第二十五章 明代的社会环境与文学思想第五节 晚明的散文

第二十六章 明代的戏曲

第五节 汤显祖与晚明戏曲

第三十章 清代的诗歌与词曲

1962年版

第一章 殷商文学与神话故事第一节 文学的起源

第二节 卜辞时代的文学

第三节 周易卦爻辞中的古代歌谣第四节 古代的散文盘庚第五节 古代的神话故事（秦代部分删掉）

第六章 司马迁与汉代散文

第七章第五节 “悲愤诗”与《孔雀东南飞》

第十章第五节 《世说新语》及其他小说

第二十二章 元代的散曲与诗词第二十四章 明代的社会环境与文学思想(www.daowen.com)

第五节 唐宋派与归有光

第七节 晚明的散文与诗歌

第二十五章 明代的戏曲

第五节 沈璟与吴江派

第六节 汤显祖的戏剧

第二十七章 明代的散曲与民歌

第二十九章 清代的诗歌

第三十一章 清代的戏剧

第三十二章 清代的词曲

对于1962年版文学史，刘大杰在《重版前记》中自言：“在原有体系的基础上，又作了一些改动。修改旧书，正如修理旧的房屋一样，只是通沟补漏，粉壁涂墙，在旧的规模上略求平衡而已。即是如此，也颇费心力。”^[32]

陈尚君认为1962年版修订的幅度比1957年版修订的幅度要大。他说：

初版中大量引用的西方学者的论述，差不多都删削掉了；在论述文学发展过程和评价作家作品时，既保存了原书的大体框架和主体思路，又求在政治思想尺度上与当时的评判标准保持一致。初版中最具个性才华的议论，在这里已大都收敛为接近规范的叙述。与当时集体编写的几种文学史著作比较，刘著的个人色彩仍很显著，在体系完整、论述深到及文笔华丽诸方面，也显然有其优胜之处。^[33]

董乃斌的意见与陈尚君不同，他认为1962年版“不但体系框架未变，具体观点的改动也很少，反不如从初版到1957年版的变动大”，并指出第二次修改的功夫“主要花费在内容的增补和叙述规范的整饬上”，举了许多例子。董乃斌同时认为，如果“从内容的丰富坚实、章节安排的清晰合理、叙述文学和论析话语既保持个性又具有相当的时代色彩等方面来看，《中国文学发展史》的1962年版应该说比1957年版又前进了一大步”。他对初版、1957年版、1962年版作了如下评判：

1957年版只能算是一个由旧变新的过渡性版本。今天，如果想领略刘先生的学术锐气和充沛才情，那么不妨看该书的初版；如果想了解刘先生的学术功力并想获得更多更准确的知识，那就最好去读该书的1962版。^[34]

骆玉明亦有如是观：

大概而言，初版本更多地体现了刘先生早年的才情，而1962年修订版尽管有不少拘束，就知识性、学术性来说，还是比前者显得成熟和老练。^[35]

陈尚君比较这三个版本，认为“两次修订本相比初版”，是“有退有进的”。

以今天的学术眼光，来比较《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初版和五六十年代的两次修订本，我赞同许多学者的意见，初版最具个性，最见真诚，也最有才华。两次修订本相比初版，则是有退有进的，退的是对时事的妥协和个性的逊让，进则在于许多方面的叙述更趋完整和准确。初版没有讲到司马迁，当然是缺了一段。有些初版薄弱的部分，修订本有较大幅度的充实。其中清代部分，可说是增写幅度最大的。由于时代的晚近，清代留存的著作，实在太多，多到绝非个人目力所能穷。初版这部分仅寥寥六十多页，五万余字，显然无法讲清清代文学的全貌。1957年版增加到一百多页，八万多字，1962年版增加到二百五十页，约二十万字，将诗歌戏剧与词曲作专章列出，有系统的分析和评述，于鸦片战争后的诗文新变，介绍尤详，较初版可说是大大地充实了。^[36]

此版较前两版规范，此书以较高的学术质量和鲜明的个人风格长期以来受到欢迎，“文革”前后被列为大学教材和研究生考试的主要参考书，甚至得到毛泽东同志的喜爱。1965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刘大杰，谈了两个多小时。毛泽东和刘大杰谈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作家，如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宋代的王安石、苏东坡、李清照等。毛泽东还鼓励刘大杰要拿出勇气来，发表独到见解，不要怕失掉什么，要发扬争鸣的精神。毛泽东说：“学术问题一定要百家争鸣，才能促进文化的繁荣、艺术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37]70年代毛泽东重读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因其字小阅读不便，印成三十六磅大字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