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初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刘大杰感到“错误遗漏的地方是难免的”^[16]，他希望能有一个“修补的机会”^[17]。解放后，刘大杰“由于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初步学习和看到了一些从前没有看到过的史料，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某些问题，已有不同的看法”^[18]，于是，他产生了“把这部书重写一遍的想法”^[19]。

1957年，《中国文学发展史》的第一次修订版出版。与初版上、下两卷不同，这次改为上、中、下三卷，76.4万字。1957年版仍然是以朝代为演变顺序的，在体制上和初版出入不大，但在章节具体名称上的改动比较大，改后更加突出作家作品。对比两版的每大章目录名称如下：

大章次如此改动，小节亦有相应的变动。

对于1957年版文学史，刘大杰自己认为“这次印出来的，只在文字上做了些改动，体制内容，仍如旧书”^[20]。陈尚君比较赞同这一点：“从总的方面来看，这一版的改动幅度并不太大。”经对比后，他认为改动有以下几点：一、删去一些与当时政治有违碍的内容，如初版大量引用胡适的见解；二、补充一些新见史料和四五十年代学者的最新见解，如胡厚宣的甲骨文研究等；三、修订旧著中的一些提法，如将南北朝的“唯美文学的兴起”改为“形式主义文学的兴盛”等；四、增写《司马迁与史传文学》等初版未及的章节。^[21]

然董乃斌在《刘大杰文学史研究的成就和教训》一文中认为：“实际上，这次改动的幅度并不小，由于这次改动，才使这部旧书获得部分的新质，也才带上了不少时代气息。”董乃斌指出，修改后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有两点重要变化：一是带上了明显的新文艺理论色彩，二是对原来的粗糙的疏漏的部分做了一次“精心打磨，该补的补，该改的改”，这就使这部本来基础就很好的文学史，“变得更为厚实精粹，也有了相当的时代气息”。他还具体地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证明其观点：其一，他认为1957年版在学术上最重要的提高，是增补了《司马迁与史传文学》一章：

中国文学史而没有司马迁，不能不说是个重大缺失，不补是不行的。1957年版不但增补了司马迁与《史记》（四节），而且在这一章内还包含了《汉书》与政论文、王充的文学观两节，六节字数超过一万八千……这就丰富了本书的内容，也使它的结构较为匀称。^[22]

其二，认为1957年版的一个重要的修改是对作家作品分析的加强，“这既表现在论析文字的加多和分量的加重，更表现在某些新文艺理论的运用”。董乃斌还具体地举了关汉卿的戏剧，将初版和1957年版做了详细对比。

在引完《玉镜台》三支曲子后，初版说：“这种风流妩媚的文字，巧与那少年的身份和那浪漫的题材相合，其华艳之处，并不在《西厢》之下。”1957年版在此下增加一句：“在这本喜剧里，表现了刘倩英的反愚弄、求自主的积极精神。”^[23]

其三，认为对于某些作家作品，刘大杰特别强调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的差距，且强调后者往往高于或大于前者。其四，认为1957年版的一些改动应与时代有关。其五，认为一些改动与古代文学研究本身的深化与进展关系更为密切，而不一定完全出于政治的原因。

像《易》中之诗的深入发掘，像《九歌》著作权的归属等问题，似应属于此类。又如对蒲松龄作品的看法，初版是突出《醒世姻缘传》，1957年版则改为突出《聊斋志异》，且观点大变。^[24]

其六，董乃斌指出了1957年版文学史大量词语、句子的删改变动。他举李白为例，初版称其为“彻底的纵欲享乐者”、“殉情主义者”，1957年版改为“浪子”和“有狂热感情的人”，这样就使书的面貌有所改观，表达的主观感情色彩被抹淡了，折中稳妥的趋向渐次昭显，他也“向确切和规范前进了一步”。^[25]

然1957年国内政治空气紧张，政治运动频繁不断，文化领域也没有逃脱厄运，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运动席卷全国。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自然是批判的重点对象，各类批判文章诸如《批判刘大杰先生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观》、《批判刘大杰先生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观点》、《批判刘大杰先生对待民间文学的错误观点》、《批判刘大杰先生在对陶渊明评价上的资产阶级观点》、《批判刘大杰先生对唐诗评价中的形式主义观点》、《批判刘大杰先生评价王维的资产阶级观点》、《从元杂剧的发展谈刘大杰先生否定资产阶级斗争对文学的作用》、《批判刘大杰先生在<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观点》等等，铺天盖地。《我们的看法——评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是一篇比较有代表性的批判文章，认为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有三个严重根本性错误的资产阶级观点。

以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无原则地抬高文人和统治者在文学史中的作用，贬低人民群众的贡献；以资产阶级的庸俗进化论观点来解释文学史的发展，这是刘先生第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忽视作家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局限，以资产阶级人性论代替阶级论来评价古典作家和作品，是刘先生的第二个根本性错误。(www.daowen.com)

以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文艺批评标准来代替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思想性第一艺术性第二的马列主义标准，堕入了自然主义的泥潭。这就是刘大杰先生的第三个根本错误。^[26]

再如《批判刘大杰先生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学发展观》：

刘先生的文学史的根本问题是以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文学史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一、夸大个人在文学发展史中的作用，取消阶级分析，取消人民群众的地位。二、继承了胡适的庸俗进化论，笼统地谈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在谈时代时抽掉了阶级斗争。这就不能不是抹煞文学的阶级本质，否定了阶级社会中两种文化的对立和斗争，只是从形式上看文学的进化而不问内容，对于一些消极有害的东西也不厌其详地作客观主义的介绍。^[27]

当时的批判文章皆如此类。1958年这些文章被收到《<中国文学发展史>批判》一书中。直到195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胡念贻、乔象钟、刘世德、徐子余还曾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评<中国文学发展史>》一文批判刘《史》“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来研究文学史”、“庸俗社会学”、“主观唯心主义论调”、“形式主义文学观”等等。^[28]

政治形势严峻，刘大杰不得不发表文章承认错误。他在《批判<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29]一文中列出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来源，“讲《诗经》的发展时，是用的佛里契的观点；说明《楚辞》的特质时，是用的泰纳的观点；在文学史中强调浪漫主义的作用和地位，是受了勃兰克斯的影响；写作态度，是受了朗宋的影响”，并承认自己犯了“资产阶级庸俗进化论的思想”，没有遵行“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这一文学发展史的基本规律”，走了“人性论代替阶级论的错误道路”，没有遵照“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评价作品。

在承认错误的同时，刘大杰仍然坚持自己的部分看法。早在1957年一开始批判的时候，他就曾写了《关于<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批评》^[30]一文，承认自己所著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受有资产阶级进化论和社会学的影响”，但也作了一些辩白。对于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问题，刘大杰以具体问题用一连串的反问来反诘当时的批评者，十分精彩：

一、说“国风”中绝大部分是民间创作，这是大家承认的；说整部《诗经》基本上是民间创作，有何证据？

二、把为谁服务的问题，理解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标准，在文艺创作方法上讲来是不是正确的？《诗经》中究竟有多少现实主义的作品？说《诗经》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这是不是真实的？

三、《诗经》中的颂和大雅，既非民间创作，何以它们在风格上、形式上，同《楚辞》中的文人创作又那样不同？

四、颂和大雅既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非现实主义的作品，何以同那些为人民服务的现实主义的小雅国风，在形式上、语言上反而大略相同，有的甚至非常相同（特别是小雅部分）？

这样看来，问题并不简单，不进行深入分析，是容易出毛病的。我认为，谈论它们的特色，除思想内容外，还要注意民族形式，只是单单地提出民间创作、文人创作，单单提出现实主义、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来，看起来似乎很新，其实并不能解决问题。^[31]

运动过后，刘大杰修改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