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初版本分为上下两卷，80万字。上卷完成于1939年，194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下卷完成于1943年，“因书局种种原因”^[3]，1949年才出版。

在结构上，与传统的纪传体、编年体或纪事本末体不同，《中国文学发展史》采取的是受西方影响的章节体，时间上以封建王朝的更替为顺序，具体章节突出作家作品，主要内容包括时代背景、作家生平经历及思想状况和代表作品的介绍等几个方面，基本上确立了我国文学史的编写范式。在文学史观上，刘大杰因早年出国留学而受到西方文学思想的影响。他自言在文学理论上给其影响最深的是：1.丹纳的《艺术哲学》和《英国文学史》；2.朗宋的《文学史方法论》；3.佛里契的《艺术社会学》和《欧洲文学发达史》；4.勃兰克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他说：“我当时读了这些书，非常钦佩，认为是进步的理论。我编写《中国文学发展史》，就是把这些理论，组织成为自己的系统，来说明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历史。”^[4]刘大杰在书中引用了朗宋在《文学史方法论》中对文学下的定义：

文学便是叙述记载种种在政治的社会的事实或制度之中，所延长所寄托的情感与思想的活动，尤其以未曾实现于行动的想望或痛苦的神秘的内心生活为最多。^[5]

进而他阐述了自己的文学史观：

可知文学便是人类的灵魂，文学发展史便是人类情感与思想发展的历史。人类心灵的活动，虽近于神秘，然总脱不了外物的反映，在社会物质生活日在进化的途中，精神文化自然也是取着同一的步调，生在二十世纪科学世界的人群，他脑中绝没有卜辞时代的宗教观念。在这种状态下，文学的发展，必然也是进化的，而不是退化的了。文学史者的任务，就在叙述他这种进化的过程与状态，在形式上，技巧上，以及那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与情感。并且特别要注意到每一个时代文学思潮的特色，和造成这种思潮的政治状态、社会生活、学术思想以及其他种种环境与当代文学所发生的联系和影响。再其次，文学史者要集中力量于代表作家代表作品的介绍，省除繁琐的不必要的叙述，因为那些作家与作品，正是每一个时代的文学精神的象征。^[6]

对于撰文学史者所应持有的态度，他遵行朗宋的“三个切勿”：

写文学史的人，切勿以自我为中心，切勿给与自我的情感以绝对的价值，切勿使我的嗜好超过我的信仰。我要做作品之客观的真实的分析，以及尽我所能收集古今大多数读者对于这部作品的种种考察批评，以控御节制我个人的印象。^[7]

此书上卷在1941年一出版就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产生了巨大影响。同年的《图书月刊》^[8]称这本书为“巨帙”，比以往的文学史是“后来居上”的，认为这本书在整体上“作者□述所把握之中心意识，则殊简常而扼要”，“故举凡代表作家与作品之介绍，大体均妥帖；而每一时代文学思潮之轮廓，亦殊明晰”。于具体内容而言，《图书月刊》认为《中国文学发展史》多有令人称赞之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1.能够征引史实材料去证明观点，且能做到“无征不信”；2.善于运用卜辞、唐代变文等新材料；3.能够“力扫古人以道德伦理观念谈诗之谬”，而能从时代与社会形态方面来阐述诗歌的演进；4.能够突破以往治文学史者所死守的纯文学范围，将诸子之文列入散文范畴。

《图书月刊》亦在具体内容上提出了《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几点不足之处：1.西汉文学部分没有述及散文，“作者似亦不免拘于韵文范围矣”；2.魏晋文学部分“惟当时有风趣之书简小品文字未述及”；3.北朝文学部分未提《洛阳伽蓝记》与《水经注》等；4.唐代文学部分过于偏重诗歌。

《图书月刊》虽然指出《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几点不足，但总体评价还是相当高的，认为这些不足是“瑕不掩瑜”的，而且对《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卷以相当高的期待：

下卷问世想不致过迟，一般文学史于晚清以后，叙写大多简率，而欲了解整个民族之文学精神，求因明变，实非有完整详实贯穿到底之叙写不可。现代文学方面固较多，头绪固较繁，亦不能即便节略，或竟付缺如，以待专著；本书既称文学发展史，作者想能力矫详古略今，避重就轻之病，使成完璧也。

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在当时相当风行。龚鹏程后来回忆说是“流行最广而影响最大的文学史书，初学往往以此书为基础，建立起文学历史的概念和知识”^[9]。

1943年，余冠英在《人文科学学报》^[10]发表文章评论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余冠英在回顾了《中国文学发展史》出版前国人撰写中国文学史的40年历程后，高度赞扬了《中国文学发展史》在总体撰史观念和具体撰写方法上的成就。余文首先肯定了《中国文学发展史》总体撰史观念的正确，有如下几点：

一、人类心灵的活动脱不了外物的反映，在社会物质生活日在进化的途中，精神文化取着同一步调，所以文学的发展是进化的。二、文学史者的任务在叙述文学进化的过程与状态，在形式上，技巧上，以及那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与情感。三、文学史应特别注意每一时代文学思潮的特点和造成这种思潮的政治状态，社会生活，以及其他种种环境与当代文学所发生的联系和影响。四、文学史者要集中力量于代表作家代表作品的介绍，省除不必要的叙述。因为那些作家与作品正是每一个时代的文学精神的象征。

然后，余文具体详谈了《中国文学发展史》在撰写方法上的特点。他认为《中国文学发展史》在方法上最大的特色在于“注重在每一个时代中主要文学潮流的叙述，在这种叙述里举出几个代表作家，只论其和这个潮流有何关系，不论其文学造诣究竟如何”。关于《中国文学发展史》在观察及说明一个文学潮流的来由和文学某一种特异性的根源及其发达的原因，余冠英将其中所运用的因素总结为7个：1.文学本身发展的通则；2.社会经济；3.政治制度；4.风俗习惯；5.学术思想；6.自然环境；7.外来影响。当欲说明作家个人作品的特色和转变的根由时，余文认为《中国文学发展史》运用了更加复杂的因素，他把这些因素归结为12个：1.时代精神；2.地方色彩；3.民族特性；4.阶级背景；5.社会风气；6.生活体验；7.思想宗派；8.家庭环境；9.文学传统；10.智识范围；11.遗传；12.个性。

余冠英亦在5个方面提出商榷意见：1.关于叙述范围方面：认为《中国文学发展史》割去了汉代的散文，是个“缺陷”，并且不应该省略一些能站在潮流之外的大作家，如温庭筠、刘禹锡等。2.关于说明方法方面：前文已列出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用来说明诸文学现象的因素，余文嫌其“不曾广泛地彻底地应用”。3.关于组织条理方面：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一些文学潮流段落的划分不同意。4.关于史实考证方面：指出《中国文学发展史》除关于屈原的一二点外没有新考证加入，“考证不是本书擅长的部分”，“文学史里夹杂些考证文字原非必需，但如对史实的认识与众不同或是他人聚讼未决而自己下手判定的时候，就不能不将考证经过发表”。5.关于源流观察方面：认为《中国文学发展史》对于源流的观察有时不免疏忽，如第十五章论由李贺到李商隐一派的诗歌，“本书以李贺为晚唐唯美文学的开先人，是极正确的，但于李贺之后只叙了杜牧与李商隐而不叙温庭筠”，“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直至今日，学者们仍从时代的高度，给予这部书以高度评价。陈尚君在《刘大杰先生和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写在<中国文学发展史>初版重印之际》^[11]一文中赞扬这部书：

综合了足以代表三十年代学术前沿水平的中外各家文学见解和研究成果，刘先生的文学史研究观念和其新著所追求的学术目标，都超过了他以前的各种文学史撰写者。

陈尚君还高度评价这部书在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

就史料收集和处理方法来说，《中国文学发展史》应说是相当成功的。首先，刘先生既将文学的发展与时代状况和社会发展综合起来加以考察，他的视野不能仅仅限于历代文学作品，必须将历代的政治举措、社会变迁、宗教信仰、艺术氛围等因素综合起来加以考虑。他在书中大量征引传统的子、史类文献，于清末以来历史、哲学、宗教、艺术及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也能广泛地予以吸收。

其次：

他于历代文学作品，力求有广泛而准确的把握。对作家、作品的介绍，多有独到的取舍眼光，所作评述，总是在充分读透理解后写出。

再次：

作者既认为文学史不应是文学现象的简单的时序排列，也不应是主次不分的繁琐堆砌，他要寻绎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不能不对史料作“求因明变”的深究。书中在许多方面可以见到他的刻意追求，无论于历代学者旧说的采撷，还是对晚近学人新说的汲取，他在取舍间都是十分严格而矜持的。(www.daowen.com)

陈尚君还指出了该书的4个优点：其一，对各个时代文学面貌的概述，“大多视野开阔，议论弘通，长短备列，不拘一隅”。如他对刘大杰清代文学部分的撰写评论说：

对清代文学，他既肯定正统文学作家严肃认真的努力而创造的旧文学的最后光荣，但也确信这些努力的挣扎不可能挽回旧文学的没落。他在清代文学中看到了新文学的先声，看到了新旧文学交替时期的进步和希望。以新文学作者来研治古代文学，刘先生的见解是较为公允的。

其二，认为刘大杰能够客观历史地研究文学现象，“在评价作家作品时，总求能公允恰当地表示意见”。如：

对于南朝及唐末盛行的注重文采的唯美诗，刘先生不为传统的评价所囿，评说道：“我们并不能承认就是文学中的模范，他们有一个不可缺少的重大的弊病，就是缺少社会的人生的意义与基础。然而就其文学本身的发展上看来，他是进化的，艺术的，他有他不可磨灭的创造精神。”这一评价，应是十分中肯的。

其三，认为刘大杰对抒发个人怀抱的浪漫诗歌情有独钟。

他将文学看做人类情感的纪录历史，又受勃兰克斯评价欧洲十九世纪浪漫文学的影响，非常重视浪漫主义文学的积极意义……刘先生是经历过五四文学革命的学者，在上述的诸多评价中，不难看到他在古代文学中有意发掘与新文学精神相通的文化宝藏，热烈弘扬张扬个性、崇尚情感的反传统的文学精神，表达出文学史研究中强烈的现代意识。

其四，赞扬刘大杰的文章华丽，富有才情。

在评述作家时，刘先生多喜用生动活泼的文学语言，写出其遭际和性格。如写屈原：“他是一个多疑善感的殉情者，缺少道家的旷达，墨家的刻苦，和孔、孟的行为哲学的奋斗精神，加以他少年得志，一旦遭受着重大的打击，就不容易自拔，于是牢骚郁积，发泄于诗歌，而成为千古文人了。”

魏崇新、王同坤认为《中国文学发展史》“点线结合，眉目清晰，叙述简洁，文笔优美，在众多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显得卓然不群，自成一家，他以其清醒的历史主义和逻辑力量赢得了广泛的读者”。魏、王两位从4个方面肯定了《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著作特色：1.认为《中国文学发展史》在叙述中国文学发展历史时，其关注点在于“求因明变”，探寻中国文学史上各种文体的兴衰消长，以进化的理论阐述各体文学发展的因果。2.认为《中国文学发展史》在叙述文体的变化时，“比较注意对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挖掘，注意到文学思潮对文体演变的影响”。3.重视文学形式和唯美主义思潮。“刘大杰不受传统思想与文学偏见的束缚，在其文学史中给唯美主义以一席地盘，实为难能可贵……”4.指出40年代出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具有一种较为鲜明的时代意识，“表现出一种反传统的意识，使他的文学史具有当代性”。^[12]

董乃斌在《刘大杰文学史研究的成就和教训》中称《中国文学发展史》是“文学史撰著的一座丰碑”。他认为刘著相比已经问世的同类作品的最大特点是具有比较充足的“现代性”，其最突出而深刻的表现在于：

它所用的理论的先进性和由之而达成的著作体系的完整性，也就是说，刘著不是简单随意地罗列一堆文学史实，而是在史实的述评中自觉地贯穿着一套理论观念。这理论在当时比较先进，刘先生的理解也比较深透，所以能将这理论自然恰当地用于著作之中，做到“史”“论”有机地结合，使二者有相得益彰之美，从而将这部著作构筑成为一个具有范式意义的、扎实而新颖的知识体系。^[13]

2005年，骆玉明在《文汇读书周报》^[14]上高度评价《中国文学发展史》说：

此书不仅影响了后来多种同类型著作的撰写，其自身也一直没有完全被替代、没有停止过在高校教学及普通读者中的流行。总之，要论影响的广泛与持久，至今还没有一种文学史能够超过它。

骆玉明还强调了《中国文学发展史》能够“获得绝大的成功”的三方面原因。一是理论特色，认为刘大杰能够很好地运用西方文学理论。

刘先生并不是生硬地从中割取若干观点来解释中国文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把这些理论组织成为自己的体系，来说明中国文学的发展”。

二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意识。

他是站在五四新文化的立场上，汲取了自五四以来中国社会思想发展与学术进步的成果，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一种新的总结的著作；它是个人的作品，也是历史的产物。

三是个性化特征。

《中国文学发展史》是各种文学史著作中最能显示个人学术风格和个人审美趣味的一种。不仅语言富丽，叙述生动，富于感染力，书中的议论也每带有激情。可以说，史家的理性与诗人的感性在此书中是共存的。

然而，也有不客气的声音。戴燕《文学史的权力》认为《中国文学发展史》“稍加核查，就可知它基本上没有脱离胡适的笼罩”。她指出：

刘大杰仍然在表现出对胡适的文学史权威的确认与维护——或引据其观点，或因袭其方法，或照搬其原文——一方面，是确认与维护胡适按照写实原则遴选的文学史经典，另一方面，也是确认与维护胡适采用写实方法对这些文学史经典所作的诠释——文学史的出版与教学，大体上便是从文学作品经由选择与诠释而经典化，到文学经典及其诠释经过反复重申而再度经典化的这样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正是通过文学史对文学史的认同、接续、摹仿和复制，写实主义的阅读方式在1920—1940年代，于是成为最基本的文学史阅读方式。^[15]

戴燕还举了具体例子进行详细地对比分析，以证明她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