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谈艺录》的研究方法，究其大端，可以概括为“博证”与“比较”。

我们首先根据龚刚的论述来看一下《谈艺录》中的“博证”之法。

钱锺书在《谈艺录》初版序中说：“凡所考论，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这就是说，在《谈艺录》这部以“探讨中国传统诗学为主要内容”的诗话体论著中，广泛征引了“二西之书”中的材料以与中国古典文学现象“交互映发”，从而昭示出共同文学规律的存在，由此达到“举一隅以反三隅”的效果……具体来看，钱锺书的目收中西，广求证据，都是围绕着对某一观点的论证或是对某一现象的说明。

例如，《谈艺录》第四则为了论证“以文为诗”乃文章“革故鼎新”之道这一观点，首先征引了唐司空图《诗赋》、南宋刘辰翁《赵仲仁诗序》、金赵闲闲《与李孟英书》及清末黄公度《人境庐诗草·自序》等文中的论述，又以“西方文学中，此例甚繁”一语为引子，罗列了华茨华斯、T·S·艾略特、雨果、希来格尔（今通译施莱格尔）、许克洛夫斯基（今通译什克洛夫斯基）以及不甚知名的约翰·贝雷等人的看法。

又如，《谈艺录》第三一则为了说明以“圆”论艺这一现象，于“泰西”之书中引用了蒂克、李浮侬、歌德、缪赛、丁尼生及斯密史等人的诗作或文评，并以“求之汉籍……此类语意数见”为引子，历举了从晋谢脁到清曾国藩等约十九人分别见诸诗歌、传记、家书、序言、墓志铭及专论等各类文体中的诗文评语。此外，钱锺书又通过“补订”的形式，于“西书”中增引了雪莱、柯尔律治等人的作品，于“汉籍”，则以“珠、弹久成吾国评诗文惯喻，复益数例”为引子，又摘引了包括梁刘勰《文心雕龙》、宋梅圣俞《宛陵集》和近人况周颐《蕙风词话》在内的八部著作中的约十四个例证。^[18]

下面让我们再来根据郑朝宗的论述看一下《谈艺录》的比较之法。(www.daowen.com)

用比较的方法评诗是我国诗学的传统方法之一，《谈艺录》中不乏此例，试举其一：“尝试论之。以入画之景作画，宜诗之事赋诗，如铺锦增华，事半而功则倍，虽然非拓境宇、启山林手也。诚斋放翁，正当以此轩轾之。人所曾言，我曾言之，放翁之与古为新也；人所未言，我能言之，诚斋之化生为熟也。放翁善写景，而诚斋擅写生。放翁如画图之工笔；诚斋则如摄影之快镜，兔起鹘落，鸢飞鱼跃，稍纵即逝而及其未逝，转瞬即改而当其未改，眼明手捷，纵矢蹑风，此诚斋之所独也。”（118页）这样的比较文章，只有在对陆游、杨万里两家诗透彻理解、洞见隐微的情况下才写得出的。但这还不是钱锺书的无与伦比的专长，他的专长是中西比较。立足在中国文学作品上面，看见一个新鲜的比喻，一种巧妙的手法，一点未经别人说过的意思，他会立刻联想到外国文学作品里可能也有同样的比喻、手法或意思……

钱锺书先生文艺比较学的一个登峰造极的成就是，能从具体的语言、意境、艺术手法的比较飞跃到中西造艺精神和原则对比的高度，从而为探索世界共同的艺术原理打开途径……

经过不断的中西对比，钱先生终于在《谈艺录》的结束处树立了一个新义，即所谓“同时之异世，并在之歧出”（304页），说明矛盾现象普遍存在，文艺学术界也不例外，同一作家，同一时代，可以自相矛盾，发生各种分歧的现象，对于这种现象，有识之士应该“于孔子一贯之理、庄生大小同异之旨，悉心体会，明其矛盾，而复通以骑驿”，而决不可“将‘时代精神’、‘地域影响’等语，念念有词，如同禁咒”（304页）。^[19]

丁毅将《谈艺录》中的比较方法概括为“同中求异”和“异中求同”两种基本类型：“一般说来在研究本国作家作品时多采用同中求异的方法，往往在一般人公认结论‘同’中发现异处，得出与别人不同的见解。在论证重大文艺理论时往往把视野投向国外，充分运用比较方法，在异中求同，即发现中外文学现象背后的共同规律。”^[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