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钱锺书于湖南蓝田师范学院任教期间，开始写作《谈艺录》。在作于1942年8月26日的《谈艺录序》中自谓：“《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始属稿湘西，甫就其半。养疴返沪，行箧以随。”^[7]见证该书撰作过程的吴忠匡回忆说：“在蓝田，除了和极少数熟悉的同人有往还交际而外，中书并无外事困扰……《谈艺录》也是在这一时期草创的，用的是小镇上所能买到的极为粗糙的直行本毛边纸。他每晚写一章，二三天以后又修补，夹缝中，天地上填写补缀得密密麻麻。他每完成一章，就交给我阅读，陶潜、李长吉、梅圣俞、杨万里、陈简斋、蒋士铨等章节是最先写成的，我都有过录本。1941年，在他临离去蓝田前，奋力清了一遍稿，誊录了一本后，就在原稿本上，大笔一挥‘付忠匡藏之’五个大字，把它赠遗给了我。”^[8]

1948年6月，《谈艺录》由开明书店出版，列入《开明文史丛刊》，1949年7月再版。1984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了经钱锺书修订、较开明版篇幅增加一倍的《谈艺录》补订本。在新版引言中，钱锺书对修订情况作了简要介绍：“乃稍删润原书，存为上编，而逐处订益之，补为下编；上下编册之相辅，即早晚心力之相形也。”^[9]

对于《谈艺录》的修订情况，中华书局版的责任编辑马蓉有比较详赡的说明：“下编中有少量属于订正错误，如347页评黄公度诗一则，自称‘词气率略，鄙意未申’；382页言造艺两宗一则，直言‘尚无大误；而援据欠审’；456页自感举渔洋诗本放翁二例‘殊未审允’等等。大多数则是详征文证，增补例证，发展和完善论点，如392页称‘因勘订此书，稍复披寻雁湖注，偶有所见，并识之’。又432页称‘珠、弹久成吾国评诗文惯例，复益数例’。又475页称‘因勘订此书，复检遗山诗，偶有弋获，并识之’。又507页称‘重订此书，因复取《宛陵集》读之，颇有榛芜弥望之叹，增说数事’。”^[10]

在刊于1948年12月《燕京学报》第35期的关于《谈艺录》的最早的一篇书评《评钱锺书先生著谈艺录》中，作者阎简弼征引了开明书店出版物广告页上关于《谈艺录》内容的提要语：“包括中西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历代重要作家与作品之批判及重要作品之笺释和考证，旁及作家轶事的考订。”^[11]关于《谈艺录》的研讨范围，汤晏有如下解说：“钱锺书以前出版的书均属创作——不是诗（旧体诗）即是散文或小说。但《谈艺录》不一样，它是一部讲座旧体诗的书，用文言文写成……本书虽谈论旧体诗，但不是什么诗都谈，他只从唐宋开始，所以他一开始即说诗分唐宋。”^[12]郑朝宗对《谈艺录》内容的介绍尤为全面：

《谈艺录》和《管锥编》不同，是一部集中谈古典诗艺的书，范围比较狭窄，而内容却更艰深。作者把重点放在论述我国旧体诗技巧的发展变化上面，因此他选择研究对象和一般诗史作者有别，唐以前的诗人几乎全被搁置，唐代诗人谈得较多的也只有韩愈、孟郊、李贺、李商隐等几人，目光所注是在陈师道、陈与义、杨万里、陆游、元好问、方回、锺惺、谭元春、王士祯、袁枚、赵翼、蒋士铨、龚自珍等，这些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高下悬殊，但他们有一个共同之点，便是在创作或评论方面对促进古典诗艺的发展、给作诗的技巧增添新样都多少有所贡献。特别令人注意的，一向在文学史书里难得露面的乾隆时期诗人钱载竟蒙钱先生青眼，在《谈艺录》里大加评介，所占篇幅达20页之多。^[13](www.daowen.com)

许多论者注意到了《谈艺录》与中国传统诗话体式之间的密切联系。夏志清认为：“它是中国诗话里集大成的一部巨著，也是第一部广采西洋批评来诠注中国诗学的创新之作。”^[14]汤晏认为：“《谈艺录》是一部空前绝后的诗话。因为从前的诗话没有西洋的东西，以后的学者要写诗话，可能有西洋的东西，但不可能用文言文写了。”^[15]对于这一问题，陆文虎的阐述最为深入透辟：

《谈艺录》是中国最后一部集传统诗话之大成的书，也是第一部广采西方人文、社科新学来诠评中国古典诗学诗艺的书。全书45万字，古来诗家作品多所评骘，唐以后一些有代表性的诗人更被重点论列。本书征引或评述了宋以来的诗话近130种，中国诗话史上的重要著作几乎都被涉及。举凡作者之心思才力、作品之沿革因创、批评之流弊起衰等等，都包容其中。各节论述具体入微，多所创见，行文则或兼综、或条贯，或评点、或专论，长短自如，不拘一格。^[16]

钱锺书先生认为，许多“名牌的理论著作”，只是“陈言加空话，而诗话等有时‘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益人神智的精湛见解，含蕴着很新鲜的艺术理论，值得我们重视和表彰”。也许正因为此，钱先生很看重诗话……本书主题的随意性转换，各杂篇幅的长短自如，表明其确属典型的“诗话”……《谈艺录》对传统诗话的继承和总结，是多方面的。我读《谈艺录》的感受，一如读其他诗话那样具体而微，口角亲切；所不同之处在于本书所独具的行文之美、深刻的历史感和难能可贵的现代意识。观《谈艺录》之书，知其于传统诗话颇多扬弃……西方诗歌界多有专以批评名家者，其理论又偏重诗之评判，因此，批评家们对于构建理论体系怀有极大的热忱，铺排演绎出了不少大部头的著作。中国以诗话为代表的诗歌理论与此大相径庭，我们少有专门的批评家，诗话大率是诗人之余事。因此，诗话的作者常常只是从一己之创作经验出发，随兴漫与，赏鉴多、分析少，诗结多、诗论少，极难见到有系统的美学批评和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且如钱先生所提出的：“盖作者以偏长而生偏向，于是每‘轻所短’。”《谈艺录》的作者也是诗人，但是，由于钱先生把作诗以为余事，而将论诗作为本分，兼以其广博淹贯的中西方文学与哲学修养这一特殊条件，使《谈艺录》成为一部迥异于以往诗话的诗话……《谈艺录》与旧诗话之最大区别，就在于既能保有传统诗话的优长，又能于兼综百家之说，引进西方新论的基础上，别具手眼，创成一家之言。^[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