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辨》讨论了文学史上四条传统的“批评意念”：“诗言志”、“比兴”、“诗教”、“正变”。本是四篇论文：“《诗言志》篇跟《比兴》篇是抗战前写的，曾分别登载《语言与文学》和《清华学报》。《诗教》篇跟《正变》篇是近两年（1943—1944）写的。前者曾载《人文科学学报》；后者也给了《清华学报》。”^[74]1944年，作《诗言志辨序》，1945年《诗言志辨》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虽然只是对一组批评意念的阐述，《诗言志辨》却不乏史的气度。

朱自清在《诗言志辨》的序中说：

现在我们固然愿意有些人去试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但更愿意有许多人分头来搜集材料，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寻出它们的史迹。这个得认真的仔细的考辨，一个字不放松，像汉学家考辨经史子书。这是从小处下手。希望努力的结果可以阐明批评的价值，化除一般人的成见，并坚强它那新获得的地位。

这四条诗论，四个词句，在各时代有许多不同的用例。书中便根据那些重要的用例试着解释这四个词句的本义跟变义，源头和流派……

这正是朱自清《诗言志辨》以及其他诗歌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实践原则。

但先生的考辨，与过去汉学家的做法有所不同。他注重概念的“史的发展”，并能运用现代观点廓清旧说谬误，而不是像历来诗文评者那样以獭祭各家之说为能事。^[75]

朱光潜说：

在中国和其它各国一样，诗是最原始而普遍的文学体裁，重要的文艺思想都从诗论出发，佩弦先生单提出诗来说，正是提纲挈领。……在中国诗论里抓住了四大中心观念来纵横解剖，理清脉络。……在表面上他虽似只弄清楚了这四大问题，在实际上他以大处落墨的办法画出全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轮廓。^[76]

吴小如也说：

我们切不可误认作这本书只是谈到有关《诗三百》的几个问题的源头而已，作者还谈到他们的流变，从先秦直到如今，而这后面的部分对我们似更为重要。^[77]

《诗言志辨》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www.daowen.com)

在有目的、有系统地考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意念”方面，朱先生不愧是一位“大胆的创拓者”。通过对这些“意念”的史迹的追寻，的确可以如他所期望的那样看清古代文学（包括文学批评）的真实面目。并且这些诠解的文字本身，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诗论史或文学批评史。这种专题的批评史，因为是以文学观念的辨析为内容，所以不仅切实、严密，而且较有理论深度。^[78]

他丢开了学究式的研究方法，没有因考据注疏而沉入故纸堆，它的历史考察是现代精神的实践，而他现实的批评则更反映出他对新文学整体面貌的一种胸有成竹的把握。例如，在《诗言志辨》中，他在研究“诗言志”这一命题的流变时，一反前人诠释正义之法，而借西方文化“史”的，梳理出这一命题变化的形态，指出“言志”、“诗教”、“比兴”、“正变”，“这四条诗论，四个批评的意念，二千年来都曾经过多多少少的演变”（《诗言志辨》序），然后，以史论结合的方法，对这四个“批评的意念”进行了“辨析”，将古人的观念纳入到一个崭新的模式，而赋予它很浓的现代气息。^[79]

当然，《诗言志辨》的具体价值更直接地体现在朱自清对几条诗论的考辨上，因为这毕竟是他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形式。

《诗言志辨》是一本探究我国古典诗歌批评理论源头——一些最基本的概念——的书。例如什么是“诗言志”？什么是“比”？什么是“兴”？什么是“赋”？什么是“思无邪”？诗和政教、教化的关系？由此引出的“温柔敦厚”等究竟是什么意思？以及什么是“正”？什么是“变”？等等。作者对这些最基本的概念，一方面追本溯源，严谨地考证辨析；一方面又研究它们的史的发展，说明了它们从先秦直至后来的流变，从而廓清了先前的许多错误观念，作出了新的正确的解释……^[80]

比如他对“比”“兴”的探讨。朱自清指出：

《毛传》“兴也”的“兴”有两个意义，一是发端，一是譬喻；这两个意义合在一块儿才是“兴”。

兴是譬喻，“又是发端”，便与“只是”譬喻不同。前人没有注意兴的两重义，因此缠夹不已。他们多不敢直说兴是譬喻，想着那么一来便与“比”无别了。^[81]

在本文中，朱自清先列举《毛诗郑笺》中对《诗》中各种比兴的解释，又对“兴”义的历史发展给以梳理总结。“这中间关于‘兴’的析疑，基本上解决了千古聚讼的论争。”^[82]其他关于“诗教”，关于“诗言志”都是类似方法，力图以此来找出这些批评意念的准确含义。

除了从史的角度的梳理和从意念出发所做的辨析，《诗言志辨》在写法上也有自己的特色。吴小如说：

《诗言志辨》虽是论文，却有宋人注疏体的气息，朴实然而清新，同时也谨严有法度，兼具西洋人写科学论文的条分缕析、纲举目张。但作者又能在行云流水般的语言中见出层次井然、眉清目朗的疏宕处，既不枯燥又不啰嗦。这确是一种似旧实新的文章作法，绝无晚近写论文者的故作诘曲、以洋味十足文其浅陋的讨厌习气。而先生气度冲淡雍容，更无板起面孔训人“虎人”的嫌疑。之所以能写得这么周详，谨严，平易近人，则应归功于作者既是一位治文学史的学者，又是国内有数的诗人、散文家……^[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