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与西方文学批评相比，却显得支离而不成体系。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朱自清却没有因此而忽视它的价值或忽视对它的研究。

“中国文学批评”是他多少年来专门致力的学问，清华研究院中国文学部特设文学批评一组，就是当闻一多先生任主任时因了朱先生的专长设立的。“文学批评”、“文辞研究”都是朱先生讲授过的属于这种性质的课程。^[64]

在此过程中，朱自清的文学批评研究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在朱自清生活的时代，西方文学批评逐渐传入，中国的文学批评研究则由此进入崭新的阶段。这就要面对一个问题：如何拿来别人的，如何保持自己的。朱自清承认西方文学批评在这方面对中国文学批评的领先意义，他说：

“文学批评”一语不用说是舶来的。现在学术界的趋势，往往以西方观念（如“文学批评”）为范围去选择中国的问题；姑无论将来好是坏，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65](www.daowen.com)

但是朱自清认为，不必对中国文学批评过于自卑或妄自菲薄。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说“西洋的文学批评偏于文学裁判及批评理论，中国的文学批评偏于文学理论”^[66]，朱自清评论道：“在文学批评里，理论也罢，裁判也罢，似乎都在一面求真，同时求好。我们可以不必在两类之间强分轻重”^[67]，而“所谓文学裁判，在中国虽然没有得着充分的发展，却也有着古久的渊源和广远的分布。这似乎是不容忽视的”^[68]；在接受西方理论时则不应盲目崇拜而全盘吸收。他认为郭绍虞的一个长处是“用西方的分类来安插中国材料，却很审慎”^[69]，而对郭引入日本名词“纯文学”与“杂文学”则以为“反多一番纠葛”。他认为，要写好文学批评史，必须做到三点：将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将中国还给中国、将一时代还给一时代。^[70]

而对具体的研究方法，朱自清说：“若有人能用考据方法将历来文评所用的性状形容词爬罗剔抉一番，分别确定它们的义界，我们也许可以把旧文学的面目看得清楚些。”^[71]1934年，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版，朱自清对他的肯定评价中就说：

郭君还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分析意义，他的书的成功，至少有一半是在这里。例如“文学”，“神”、“气”、“文笔”、“道”、“贯道”、“载道”这些个重要术语最是缠夹不清；书中都按着它们在各个时代或各家学说里的关系，仔细辨析它们的意义。懂得这些个术语的意义，才懂得一时代或一家的学说^[72]。

他自己作文学批评研究时，也是对“每一个历史的意念和用词，都加以详细的分析，研究它的演变和确切的涵义。”^[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