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在清华大学二十余年，一直为学生开设中国文学课，其中“诗选”是贯穿始终的科目之一。这促成和体现了朱自清大量的诗歌考释工作，也形成了他诗歌研究的独特个性。

《古诗歌笺释三种》、《十四家诗钞》、《宋五家诗钞》是朱自清作品研究的主要成果。其中可见朱自清研究诗歌作品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微观上对诗歌本身切合原义的理解。他在《诗多义举例》中的观点是：1.诗的意义丰富而复杂，思想、感情、修辞，综合起来变幻不穷；2.固然有许多诗是只有一个正解，但是有些却并不如此；3.诗虽多义，但解诗时并非有义必收：“搜寻不妨广，取舍却须严”，不能断章取义。所以要得到切合原义的理解有两个必备条件，一是全面的了解，二是正确的分析。

《古诗歌笺释三种》分为三个部分：《古逸歌谣集说》、《诗名著笺》和《古诗十九首释》。

《诗名著笺》是《诗经》中若干名篇的笺注和解释。主要篇目选自国风。在这部笺注中，作者旁征博引，搜集了大量参考资料。

如《关雎》一篇，即列举了《毛亨传》、《朱熹集传》、《鲁诗说》、《齐诗说》、《韩诗说》、姚际恒《诗经通论》、崔述《读风偶识》、方玉润《诗经原始》、陆侃如《中国古代诗史》、戴君恩《读风臆评》等十余家的评注。

除涉及《诗经》的传统经典外，作者还注意到当时学术界对《诗经》的讨论与争鸣，如顾颉刚、俞平伯、刘大白、魏建功等人的信函往来。在某些篇章后还附有郭沫若等人的译文。

如《邶风·静女》篇，在列举《诗大序》、《鲁诗说》、《齐诗说》、《韩诗说》、《诗沈》、《诗本谊》而后即附有刘大白与顾颉刚及魏建功的往来信件。顾信中说：

我以为彤就是红色，彤管就是一个红色的管子……这个彤管，我以为只是那位静女从牧场上采回来的一杆红色的茅苗儿。因为初生的嫩茅，鲜红而有光，所以那位静女采回来赠给她的爱人。

而魏建功则在给顾颉刚的信中说：

“管”字，我觉得不必去兜圈子改成草头“菅”，但注意音乐又是爱情生活的重要点缀，这个“管”是笙箫管笛的“管”。……“管”，古时是指乐器中之吹竹的东西，乐器上涂加红彩，也不稀罕。

这样的笺注自然使学生与读者开阔了视野，能从更全面的背景中了解诗的含义及读诗的方法。

1941年开始，朱自清陆续发表了《古诗十九首释》，目的是“帮助青年诸君的了解，引起他们的兴趣，更注意的是要养成他们分析的态度。只有能分析的人，才能切实欣赏；欣赏是在透彻的了解里”。而之所以选择《古诗十九首》，朱自清说：

一来《十九首》可以说是我们最古的五言诗，是我们诗的古典之一。所谓“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作风，《三百篇》之外，《十九首》是最重要的代表。直到六朝，五言诗都以这一类古诗为标准；而从六朝以来的诗论，还都以这一类诗为正宗……二来《十九首》既是诗的古典，说解的人也就很多。^[51]

但是历来说解的人有的重修辞比喻，有的重典故来历，各有优长，却不能全面，亦不能切合诗人原义。

而“朱先生讲诗，从语言文字的分析入手，而最后绘出一整个的意境，是最合乎诗人的原意的”^[52]。

朱自清释《行行重行行》中说：

一个比喻往往有许多可能的意旨，特别是在诗里，我们解释比喻，不但要顾到当句当篇的文义和背景，还要顾到那比喻本身的背景，才能得着它的确切的意旨。见仁见智的说法，到底是不足为训的……我不说那游子是“忠良”或“贤臣”；因为乐府里这类诗的主人，大概都是乡里的凡民，没有朝廷的达官的缘故。^[53]

在《陶诗的深度》中，朱自清说：

注以详密为贵；密就是密切，切合的意思。从前为诗文集作注，多只重在举出处，所谓“事”；但用“事”的目的，所谓“义”，也当同样看重。只重“事”，便只知找最初的出处，不管与当句当篇切合与否；兼重“义”才知道要找那些切合的。有些人看诗文，反对找出处；特别像陶诗，似乎那样平易，给找了出处倒损了它的天然。

古先生《陶靖节诗笺定本》用昔人注经的方法注陶，用力极勤；读了他的书才觉得陶诗并不如一般人所想的那么平易，平易里有的是“多义”。但“多义”当以切合为准，古先生书却也未必全能如此。^[54]

这些都反映出朱自清对理解诗义的态度及看法。(www.daowen.com)

《十四家诗钞》和《宋五家诗钞》都是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合大学讲授“历代诗选”时所选的诗篇和抄纂的注释材料。

一九四三年，朱先生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授课，课后住在校外龙泉镇司家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村居多暇，每日早起，端坐，用好纸抄写宋诗，排列旧注，复多方参考诗话，日作一二首以为课。积久裒然成帙。

虽“只是初步收集材料，还不成为完整的著作”，但“在这里面可以看到一位认真负责的教授如何在教材上用过一番搜辑的工夫，就是这么丰富的参考材料，对于学者也是很有帮助的”^[55]。《十四家诗钞》是汉以后从三国时的曹植起到晚唐杜牧止的各代著名诗人的名篇选录和集注，《宋五家诗钞》是北宋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名家的诗选和笺注。其体例类似于《诗名著笺》，但在诗钞之前先有诗人小传：《十四家诗钞》较简，只摘史书，无作者意见；《宋五家诗钞》较繁，史书而外，兼摘诗话年谱等，且间有作者评论。

李少雍说：“三集所选均属先秦至北宋有代表性的诗人与诗作，时间上前后衔接，呈露出朱先生关于古代诗歌史的构想”。^[56]这就是朱自清研究诗歌作品的第二原则：对诗歌史的宏观把握。

如他在《古诗十九首释·行行重行行》中说：

诗从歌谣演化，回环复沓的组织也是它的基本；三百篇和屈原的“辞”都可看出这种痕迹。十九首出于本是歌谣的乐府，复沓是自然的；不过技巧进步，增变来得多一些。到了后世，诗渐渐受了散文的影响，情形却就不一定这样了。^[57]

《十四家诗钞》和《宋五家诗钞》在朱自清生前没有成书，作者也不曾写文学史专著，所以其取舍原则没有专门的说明，但在他的文学普及性著作《经典常谈》中，却可大致领略作为一个“选家”，朱自清对这些诗人在诗歌史上地位与价值及渊源关系的梳理判断。他说：

曹植在曹丕作了皇帝之后，颇受猜忌，忧患的情感，时时流露在他的作品里。诗中有了“我”，所以独成大家。

但真正奠定了五言诗的基础的是魏代的阮籍，他是第一个用全力作五言诗的人……他是这样扩大了诗的范围，正式成立了抒情的五言诗。

陶渊明……从躬耕里领略到自然的恬美和人生的道理。他是第一个将田园生活描写在诗里的人。

谢灵运……的自然的哲学和出世的哲学教他沉溺在山水的清幽里。他是第一个在诗里用全力刻画山水的人；他也可以说是第一个用全力雕琢字句的人。

到了宋代，鲍照有《行路难》十八首，人生的感慨颇多，和舞曲描写声容的不一样，影响唐代的李白、杜甫很大……^[58]

诸如此类，诗钞中诗人的入选理由都可找到相应说明。我们也可因此看到作者心中清晰的文学史脉络。

1947年5月10日、11日，朱自清为林庚的《中国文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47年5月出版）撰写了序言，由此序言可见朱自清卓异的文学史观。

其一，朱自清认为文学史的研究应以史为基础。他说：“文学史的研究得有别的许多学科做根据，主要的是史学，广义的史学。”^[59]

其二，研究文学史应有“见”和“识”，应有“一以贯之”的文学史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朱自清分别肯定了当时已经出版的几部文学史和林庚的《中国文学史》，他说：

这二十多年来从胡适之先生的著作开始，我们有了几部有独见的文学史。胡先生的《白话文学史》，着眼在白话正宗的“活文学”上。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着眼在“时代与民众”以及外来的文学的影响上。这是一方面的进展。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着眼在各时代的主潮和主潮所接受的文学以外的种种影响。这是又一方面的发展。这两方面的发展相辅相成，将来是要合而为一的。

林静希先生（庚）这部《中国文学史》，也着眼在主潮的起伏上。他将文学的发展看作是有生机的，由童年而少年而中年而老年；然而文学不止一生，中国文学是可以再生的，他所以用“文艺曙光”这一章结束了全书。^[60]

其三，文学史的研究应是一种创造。首先，从文学史的建构而言，研究者应具有创造精神。林庚曾说：“我们应当与世界上寻觅主潮的人士，共同投身于探寻的行列中；我们不应当在人家还正在未可知的摸索着的时候，便已经开始模仿了。”^[61]朱自清对此十分赞同，他说：“他（林庚）反对模仿，模仿传统固然不好，模仿外国也不好”^[62]，而“形式化”、“公式化”就是“正统化”，都是“衰老和腐化的现象”。其次，从文学史的写作而言，文学史研究也应是一种创造。朱自清称赞林庚的文学史说：“著者用诗人的锐眼看中国文学史，在许多节目上也有了新的发现，独到之见不少”；“他写的是史，同时更是文学；既是著作也是创作。这在一般读者就也津津有味，不至于觉得干燥，琐碎，不能终篇了”。^[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