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对古代作家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人身上。一是陶渊明，一是李贺。对这二人的研究又都是以生平考证为主。

陶渊明的研究到20世纪上半叶，已经实现了传统向近代的过渡，并保持着传统方法与新方法齐头并进的状态。在这一时期，“近代化科学思想和文化观念在中国有进一步发展，而唯物史观的传播和运用，也使整个古典文学研究呈现深化、细密化的趋势”^[37]。鲁迅、陈寅恪、朱光潜等人多围绕陶渊明的思想倾向、艺术风格进行探讨，对陶渊明的认识日渐全面。梁启超则双管齐下，他的《陶渊明》一书，分为《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陶渊明年谱》、《陶渊明考证》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近代化的，使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后二者则属于传统研究。

朱自清的陶学业绩，主要反映在对陶渊明年谱的研究上。早在三十年代，他就写出《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的长篇论文……朱氏为一学风严谨者，文中考证之确凿，辨析之慎密，是非之取舍，皆颇精当，为历代众多陶渊明年谱作一科学的总结……^[38]

治陶渊明年谱者，朱自清以前共有七人：南宋人王质、吴仁杰，清人丁晏、杨希闵，近人梁启超、古直、傅东华。在《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里，作者先对这七人所作进行介绍和简评，认为诸家所据资料可信者不多，且考证态度不甚客观。他说：“陶谱之作，确可信赖之资料殊少；而谱家又多蔽于‘忠愤’之论，其所为亦仅钩稽诗文史事，强为牵合而已。”^[39]其中：

《王谱》最早，疏舛自不能免……谱中惟渊明居址一事，足资研讨；《吴谱》征引颇博，考核尤详……居址而外，名字、甲子、出处诸端，皆加论列，为后来诸家所本……《丁谱》论甲子，最得要领，余无足观。《杨谱》仅论渊明出处之迹当存疑一节可取。《梁谱》简而不密……论年岁创见独多；《古谱》就梁君说详加考订……所论亦以年岁为主，居址其次；《傅谱》惟驳《梁谱》，颇有是处……^[40]

然后朱自清对陶渊明生平中有争议的问题如名字、年号、甲子、居址、出处、世系、年岁等进行了详尽的考辨，“其概括至为明晰，非于陶氏行年研究之历史与现状了若指掌者，断莫能为”^[41]。最后认为：

陶谱诸事，可得论定者，约有四端：渊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潜，一也。所著文章入宋不书年号，二也。始居柴桑，继迁上京，复迁南村。栗里在柴桑，为渊明尝游之地。上京有渊明故居，南村在浔阳附郭。渊明尝为州祭酒，尝仕桓玄，丁忧归。嗣州召主簿不就，又为镇军参军，仕刘裕，建威参军，仕刘敬宣或刘怀肃，官终彭泽令，四也。至世系年岁，则只可姑存然疑而已。^[42]

王瑶评论说：

此文里的见解，自然并非全属定论。但即使不提文中屡见迭出的胜义，仅就著者于陈陈相因的旧资料中爬罗剔抉的考辨工夫而言，也足以令人折服了。……今人治陶谱者，多取先生成说。如逯钦立所撰《陶渊明诗文事迹系年》，采用先生的见解就很不少……^[43]

此外，在《陶诗的深度——评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中，朱自清还对陶诗的遣词造句、用典用事进行辨析和考释，从而提出“陶诗里主要思想实在还是道家”，并谓晋宋之际有“所谓孔子学说的道家化”趋势，不同于当时学者们的自然说、儒释道互补说等，“此乃朱氏创见”。^[44]他说：(www.daowen.com)

但是渊明的思想究竟受道家影响多，还是受儒家影响多，似乎还值得讨论。沈德潜以多引《论语》为言。考渊明引用《论语》诸处，除了字句的胎袭，不外“游好在《六经》”、“忧道不忧贫”两个意思。这里《六经》自是儒家典籍，固穷也是儒家精神，只是“道”是什么呢？渊明两次说：“道丧向千载”。但如何才叫做“道丧”，我们可以看《饮酒》诗第二十云：“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真”与“淳”都不见于《论语》，什么叫“真”呢？我们可以看《庄子·渔父》篇云：“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真”就是自然。“淳”呢？《老子》五十八章，“其政闷闷，其民淳淳”……“真”和“淳”都是道家的观念，而渊明却将“复真”、“还淳”的使命加在孔子身上；此所谓孔子学说的道家化，正是当时的趋势。所以陶诗里主要思想实在还是道家。^[45]

针对“忠愤”说，朱自清也阐明了自己的看法：

陶诗里可以确指为“忠愤”之作，大约只有《述酒》诗和《拟古》诗第九……“三良”与“荆轲”都是诗人的熟题目……渊明作此二诗，不过老实咏史，未必别有深意……以上这些诗（拟古、咏史），连《述酒》在内，历来并不认为渊明的好诗……他究竟是“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人。^[46]

朱自清还在致李长之信中说：“读到你的《陶渊明真超出于时代么？》一文，很高兴！你说了人家没有说的话，人家不敢说的话。陶渊明究竟也是人，不必去神化他”，^[47]也是他这种观点的体现。

1934年朱自清开始李贺诗研究，先后作了《李贺年谱》、《李贺年谱补记》（1936），他是作李贺年谱的第一个人。朱自清考证李贺生平大致为：李贺，出于唐大郑王后，居河南福昌县之昌谷，生于790年。李贺7岁能辞章，15岁以乐府诗歌名于时，18岁至东都，以歌诗谒韩愈，21岁举进士入京，然卒不就试，22岁为奉礼郎，24岁以病辞官，归昌谷，25岁自京师归，秋至潞州，依张彻，27岁自潞州归，卒。朱自清详尽考证了李贺的创作和交游情况。

朱自清“于琐碎凌杂的资料中整理出这位杰出诗人的年谱，其创始之功不可低估。且谱中胜义往往而是，沾溉后学亦复不小”^[48]。特别是对李贺出身的考证，朱自清发现：

《新书》称元懿为郑惠王，“惠”者元懿谥也，又谓唐时称元懿后为小郑王后，亦曰惠郑王后，以别郑王亮；《宗室世系表》中复称亮为大郑王后。《旧书》虽均称郑王，然于大郑王后，追叙世系，至于大郑王子淮安王神通而止，不及大郑王；殆以世远名微，不足增重故欤？其于小郑王后，则举“郑王元懿”或“宗室郑王元懿”。《新书》于大郑王后，亦溯至大郑王次子襄邑恭王神符而止？其于小郑王后，则举“郑惠王元懿”，间亦曰：“郑王元懿”。两《唐书》之于二王，其分别略如此。^[49]

“两《唐书》的这个文例，一经先生提出，李贺为大郑王后即成定谳。”钱仲联的《李贺年谱会笺》即多用朱自清成说，“引文凡二十余处，不少地方是大段抄录”^[50]。

相信凡做考证的人都愿以一种科学的态度来关注研究对象的。所用材料也多为众人所共见。而能于此中找出科学准确的真相，其原因当在于对材料的谙熟及分析的客观深透。朱自清的考证我们不能都奉为定论，但是他对材料详尽的把握和他全从作家作品出发而不为时俗左右的客观态度却是不能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