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是一位学者，同时也是一位作家、一位教育工作者。这种多元的身份使他的古典文学研究具有多元的方向和广阔的视角。他的研究涉及现代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文艺批评、古代诗歌、散文、歌谣、文学批评；他发扬了传统国学重考证善感悟的特征，同时又吸收了西方文学研究方法与理论，应用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去。他从不轻视文学普及工作。他自己的《经典常谈》、《柳宗元<封建论>指导大概》（选自《读书指导》，1941年）《<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选自《读书指导》，1941年）等都为此做出了贡献。

而说到朱自清的人格，对其古典文学研究产生较大影响的当有两个方面。

一是认真严谨。

凡是认识朱先生的人，同朱先生同过事的，都承认朱先生是最“认真”的人，他大事认真，小事也认真，自己的私事认真，别人或公众的事他更认真。他有客必见，有信必回，他开会上课绝不迟到早退……^[31]

这样认真的态度，伴随朱自清一生治学之始终。读他的《古诗十九首释》、《诗言志辨》都会有此种感觉。一个字，一句诗，一个意念，他都一丝不苟地梳理其意义的历史脉络，再进行详尽的分析，才得出自己的结论。他的《诗言志辨》自构思动笔，到出版发行，历经七载（1937—1944），其中四篇文章都曾作为单篇论文公开发表，而到出版以前，他又逐篇改定，整个《诗言志辨》几乎重写了一遍。这种严谨认真的态度，即使是在抗战胜利后的晚年，生活日渐艰难的情况下，也没有改变：

复员以来，佩弦先生出版了很多新书，如《新诗杂话》，《语文零拾》，《诗言志辨》，《标准与尺度》，和《论雅俗共赏》……朱先生以一身而负着一个很重的家累，职业上的薪俸不足以维持一家的生活，为了升斗所需，于是也就不得不快写，不得不多写了。但无论怎么多写，快写，却从没有乱写，因为他是认真的，因为他所写的是真理。^[32]

二是平和客观。

李长之在回忆朱自清时说：

我有一位朋友编刊物，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朱先生的稿件往往有着涂改，这涂改之中有着一个共同点，就是把口气改得和缓些。在他的文字里，很少有“绝对”，“万分”，“迥然”，“必定”的字样。就是有，也往往改成轻淡一些的了……^[33]

这种对文字分寸的把握其实正反映出朱自清治学与为人中平和客观的态度。(www.daowen.com)

孙伏园回忆在新潮社与朱自清讨论思想、学术和稿件时也说：

佩弦有一个和平中正的性格，他从来不用猛烈刺激的言词，也从来没有感情冲动的语调。虽然那是我们都在二十左右的年龄。他的这种性格近乎少年老成，但有他在，对于事业的成功有实际的裨益，对于纷歧的异见有调解的作用，甚至他一生的学问事业也奠基在这种性格。^[34]

正因为有这样平和客观的态度，才有他对作家生平思想全面公允的评价、对作品具体深透的分析以及对文学批评史上一系列意念的爬罗抉剔和对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不失理性的拿来与扬弃。

也正因为有这样平和客观的态度，他的生活与治学才能在那样风云变幻的时代仍然有条不紊、波澜不惊。特别是西南联大时期的一些生活画面让人印象颇深。

李长之回忆1940年与休假的朱自清会面说：

他住的地方是成都东门外的一座古庙……他的工作依然紧张而有秩序。桌上摆着十三经注疏。他那《经典常谈》——一部非常可称道的书，用着最亲切的语言，报道着最新的专门成绩——就是这时完成的。另外，《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大概也完成于此时……^[35]

1941年10月，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在昆明东北郊龙泉镇之司家营成立，冯友兰为所长，闻一多为中文系主任兼文科研究所主任。这时朱自清的家眷在成都，他就搬到所里去住，同时住在所里的还有浦江清、许骏斋、何善周、李嘉言、黄匡一、朱兆祥。朱自清每天七点左右起床，作运动，打扫房间，洗漱，然后坐下来读书或写作，一日之中，除了三餐饭和午饭后的小睡外，很少离开座位，完全沉浸在一种浓厚的学术氛围当中。

也许正是这样平和客观的性格，使朱自清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之举，但是他的朋友学生却都极敬爱他：

他的性情笃厚、品格高洁处，相处愈久发现愈多，正如他的文章，也需要细读，多读，久读才能发现那些常言常语中的至情至理，才能发现那些矜慎中的创造性，稳健中的进步性，才能发现那些精炼中的生动，平淡中的绚烂。^[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