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二十余年（包括1937年—1946年西南联大），朱自清先后为学生开设了李杜诗、古今诗选、歌谣、陶渊明诗、李贺诗、宋诗、谢灵运诗、中国文学批评等古典文学课程。

朱自清的相当一部分研究成果都是伴随着教学的过程积累沉淀下来的。比如：1929年暑假后，朱自清讲授“歌谣”一门新课程。这门课程“在当时保守的中国文学系学程表上显得突出而新鲜，很能引起学生的兴味”^[20]。根据讲义，编成油印本《歌谣发凡》、铅印本《中国歌谣》^[21]，是部“有系统的著作，材料通乎古今，也吸取外国学者的理论，别人没有这样做过”；^[22]1933年，他开设陶渊明诗，1934年写成《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1934年，他开设李贺诗，1935年写成《李贺年谱》；1935年，仍开陶渊明诗，1936年，写成《陶诗的深度——<评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1936年起，开设中国文学批评，《诗言志说》、《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等论文相继发表；清华南下后，1938初，朱自清在南岳、长沙及蒙自间的辗转迁移中仍不辍读写，相继读完《宋诗选》、《瓯北诗话》、《宋诗精华录》等，4月，写成《什么是宋诗的精华——评石遗老人（陈衍）评点<宋诗精华录>》，1939年，他在西南联大开设宋诗，完成了《宋五家诗钞》；1943年，开设谢灵运诗，1944年写成《谢灵运年谱》、《谢灵运传》、《南朝谢氏族系表》（此三稿今佚），等等。

纵观这二十余年的教学与研究，1936年可视为一个分水岭。此前，教学与研究多集中于文学史方面，而从这一年起，朱自清开设文学批评课，开始同时进行文学批评的研究。在10月3日的日记中，朱自清写道：“准备中国文学评论。此一课题确需花很多时间。”^[23]他的《诗言志辨》中四篇论文、《诗文评的发展》^[24]等都写于此后。而从他的讲义^[25]可以看出，他对文学批评的研究已经构建出自己的体系，大量的“爬罗抉剔”的功夫也已完成，只是还不及成书。事实上，朱自清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关注，从1933年就已经开始了。这一年，朱自清读了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讲义，这触动了他对中国文学批评的研究，并且找到独特的视角。在《中国文评流别述略》中，他说：

近年读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周、秦至北宋），别具条理，跟坊间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大不相同，确是一部好书。但那是纵剖的叙述，范围也大，通论与专评都要说及。本篇却想横剖的看，看中国文评到底有几大类。范围只限于专评，就是具体的评作家评作品的话，完整的或零星的。因此着眼于诗文评专著和诗文评选本的地方多些。

由此，朱自清把中国文学批评分成五大类：论比兴，论教化，论兴趣，论渊源，论体性。这分类的题目正是用中国的方法来看中国的文学批评，是把“中国还给中国”的一种体现。此外，在《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中，朱自清对于文学批评的一些理念也初现端倪。

另一方面，朱自清的教学也反映着他研究古典文学的方法和理念。有两件事可以注意。

一是学做旧诗。从1925年到清华开设李杜诗起，朱自清就学做旧诗。余冠英说：“那时他偶然做做旧诗，学杜甫，也填小词，近花间派，都很精工”。^[26](www.daowen.com)

一九二七年，先生有拟古诗《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楼》、《迢迢牵牛星》等。此时前后，专心模拟唐五代词及汉魏六朝古诗等，这就成为后来先生自题的《敝帚集》中作品的一部分。这些作品，先生从来秘不示人，其所以模拟者，只是作为了解、研究中国旧诗词的一种方法。^[27]

一是讲诗的方法。1939年暑假后，朱自清在昆明的西南联大讲“宋诗”。季镇淮回忆说：“我们所用的课本是先生从吕留良等《宋诗抄》精选约编而成的，题为《宋诗钞略》，铅印本，白文，无标点注释，先生逐句讲解，根究用词、用事的来历，并随处指点在风格上宋诗与唐诗的不同。”

此外在定期举行的考试中，“则注重默写和解释词句。这就是要求学生要把诗念熟并了解一字一句的意义”。^[28]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朱自清“有一个最简单的原则，就是诗是精粹的语言，它的内涵应该是丰富的，多义的；诗的欣赏必然植基于语言文字的涵义的了解，多了解一分，多欣赏一分”，“这种从谨严研究出发的了解和欣赏，再加上对古人的关心态度，就是朱先生说诗的立场”。^[29]

这作诗与讲诗的原则其实与朱自清治文学批评的原则是相统一的，那就是从大处着眼而能从小处入手。

通过多年的苦读，朱先生占有了大量的材料，特别是在诗歌史和文学批评史方面。以先生对中国诗歌（从《诗经》到现代）的深湛研究，他是完全有能力写出一部很有分量的诗歌史的。但他没有写。先生主张研究工作要“从小处下手”。他把精力集注于资料的搜集，代表作家的行年考索，代表作品的选编、笺释以及诗歌史中个别专题的探讨，乃至某些名句的解故分析。先生在文学批评上的造诣更深。他也没有急于事功地去写大部头的史的专著，而凝聚心力于种种“意念”的考证和辨析。^[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