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西学东渐给传统的治学方法带来了新的气息与活力。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也开始引入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学者们有机会从训诂与考证的狭小圈子中走出来了，而清华大学最初的出国预备部的性质决定了它在这一方面成为先锋。如清华大学本科有“中国文学系”，“这个名称是与当时的老大学不同的。师大就叫国文系。中国文学系这个名称亮出了摆脱国学束缚的新鲜旗帜”。^[9]

1928年8月，国民政府决议改清华学校为国立清华大学，杨振声为中文系主任。1930年，杨振声就任青岛大学校长后，朱自清代理清华中国文学系主任，1932年正式就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开始主持清华大学中文系工作。1937年清华南迁，与北大、南开合并为西南联大，朱自清兼任联大中文系主任，1940年初辞去联大系主任职务（罗常培接任），后又辞去清华中文系主任职务（闻一多代理），1946年初重新就任。杨振声曾明确提出“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的办系宗旨，与朱自清“都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学的联合，这是清华国文系与当时其他大学的最不同的特点，就是主张研究新旧文学和中外文学”^[10]。

朱自清的具体的主张则是：“用新的观点研究旧时代文学，创造新时代文学。”^[11]这个主张朱自清“一生贯彻始终”，“读书作文，总是中外古今同时并进”。他不仅古今并重，还注意到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他说：

中国各大学的国学系，国文学系，或中国文学系的课程，范围往往很广：除纯文学外，更涉及哲学、史学、考古学等。他们所要造成的是国学的人才，而不一定是中国文学的人才。对于中国文学，他们所要学生做的是旧文学研究考证的工夫，而不是新文学的创进。

我们并不看轻旧文学研究考证的工夫，但在这个时代，这个青黄不接的时代，觉得还有更重大的使命：这就是创造我们的新文学……其实要创造新文学，也还是得研究旧文学。^[12]

在新文学领域，朱自清是重要的颇有成就的倡导者、实践者与研究者，同时，他还“把学习本国文学和学习外国文学结合起来，……热心的了解和学习欧洲各国的文学、戏剧、音乐、美学”^[13]。1931年8月至1932年8月，朱自清到英国访学。在这一年里，他刻苦学习英文，观看音乐与戏剧演出，多次到英国国家美术馆看展览，听讲座。在1931年11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虽然不懂音乐，但很喜欢教堂唱诗班歌手们的歌唱。他们的声音优美而自然，我过去从未听到过。找到了一个歌本，想按音符一个个地去学。戏剧、绘画和音乐将是我下学期感兴趣的学习科目，所以想事先准备一下，学一点入门知识。^[14]

12月23日写道：“到今天为止我已看了二十七次演出。”^[15]1932年上半年，他在业余时间读了《音乐欣赏者指南》、《乐理入门》、《音乐简史》、《音乐史》等。这些对他日后研究中国文学——包括新文学（特别是戏剧）与旧文学（特别是歌谣与音韵）——无疑会产生积极的影响。(www.daowen.com)

朱自清说：“多会一种语言，便可多历一番新天地的。这就在研究考证旧文学的人也是必需；因研究中国文学的材料与方法须取资于外国的正不少呢。”^[16]

在致缪钺的信中，他高度评价缪钺“欢随水注”“境如池草”“住兵如水”等诗句，说：

此等新意，非通西方文学者不办也……弟半年来连发胃疾三次，骨如柴立。下年度休假，须小心静养，冀可复原。但时事紧张，日日在神经战中，欲真得静养，亦殊不易耳。稍遐拟草考证与批评一文，介绍美国近年历史的、批评的方法，说明治学不当以冷静琐屑之考证自限。^[17]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除了中国古代典籍之外，更阅读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与理论著作，写出了如《诗多义举例》、《论以文为诗》等吸收西方观念与方法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文章。他在《诗多义举例》中说：“去年暑假，读英国Empson的《多义七式》（Seven Types of Ambiguity），觉着他的分析法很好，可以试用于中国旧诗。”^[18]

这种古今贯通中外结合的思想他认为也应运用于文学的教学与学习。他在回答南克敬怎样教国文、怎样学国文的问题时说：

你问怎样教学生学习国文，我想介绍叶绍钧先生和我两个编的《精读指导举隅》和《略读指导举隅》（商务）请你看看。还有我的《经典常谈》（文光），叶、夏两位的《文心》（开明）以及叶和我的《国文教学》（开明），都可看。至于你自己读文学书，理论方面如《托尔斯泰艺术论》（耿译，商务），《唯物史观文学论》，傅东华译的《近代文学批评》、《社会的文学批评》（此名或有误，两书均商务版）、《诗学》等。还有一本小书叫《文学》，也好。还有柯根的《世界文学史》，麦西《世界文学史话》（白译，世界版。开明胡译不易懂）。作品可多读翻译名著，不论古今。本国的鲁迅、茅盾、曹禺……各家均可读。冯雪峰的《批评》也很好。朱光潜的书还是该读的，因为材料结实。^[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