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研究古典文学还特别强调将具体的研究对象放到整个文学背景和文化背景乃至整个文学史和文化史的大背景下去考察,以期作到宏观与微观的完美统一。傅璇琮把闻一多的这种研究方法称为“特有的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99]。
在具体的作家研究中,闻一多一贯主张将作家纳入当时的文学背景和文化背景中去加以考察。如对杜甫的研究。他写《杜甫》,自认为是跨越了第一部的分析研究,直接做了第二步的综合研究。他作《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少陵先生交游考略》、《说杜丛钞》就是为了做杜甫传、综合研究杜甫做准备。1932年9月开设“文学专家研究”,讲授“王维及其同派诗人”,“在讲授王维诗外,并取孟浩然、綦毋潜、王昌龄、崔国辅、储光羲、裴迪、祖咏、常建等十数家代表作品比较研究之,以期说明盛唐时期一般的作风”。[100]他的这种观点体现在他的整个唐诗研究之中。他在30年代的唐诗研究主要集中在唐诗的校订辑佚、诗人生平资料的考订整理、唐代文化史料的收集研究上(年谱、交游、诗集校读、文学活动、文化背景材料、交游考之类),直到40年代才整理发表《唐诗杂论》中那些具有综合分析性质的论文,就连30年代发表的《类书与诗》也被重新加以修改并发表出来。
在具体的文学现象的研究中,闻一多喜欢将文学现象纳入到宏观的文化视野中去加以分析。“将艺术各部门及中外艺术进行比较,以求要点,即在世界文学中定中国文学之地位,和在整个文化中定中国文学之要点。”[101]比如,关于唐诗的文化观照,他提出了一个“诗唐”的概念:“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讲‘诗唐’。诗唐者,诗的唐朝也。懂得了诗的唐朝,才能欣赏唐诗,才能欣赏唐朝的诗”。[102]在他看来,唐代创造了“诗化的人格与选举制度的会合——以诗取士”,“唐代文化即进士文化”,“教育即学诗”,导致了“诗才的最大限度之发展”,“全面生活的诗化(诗的生活化,生活化的诗)。几乎凡用文字处与乎不须文字处皆用诗:生活的记录——日记,生活的装潢——应酬——社交,生活的消遣——游戏——联句、集句、回文、诗钟、诗令、赌博=律诗”。[103]又如关于门阀制度的衰亡与唐代诗风的演变,闻一多是这么论述的:“门阀之风,始于东晋,盛于六朝初唐,至唐而衰,天宝乱后,盖已完全灭熄矣。以诗论之,东晋至盛唐,亦天然成一段落。此期特色为——华丽、温雅、清秀、高超(二谢是其代表)。皆其时人之写照,律诗之兴起全是贵族之表征。陶写田园,虽为贵族目中之田园,钟氏犹屈之于中等。鲍照已有‘才秀人微’之讥,其‘俊逸’处,实近魏武,宜列下等。”“宫体诗之堕落,即贵族生活之堕落。王绩疏野甚于陶潜,故不为时人所重。唐初诸家但有华丽而无秀雅,贵族但有其表,而灵魂就尽矣,王维最后明星,《河岳英灵集》重尽矣。”“玄宗末叶,门阀风歇,但有士人,而无士族,贵族与平民通约了。杜甫、元结及《箧中集》诸人开新纪元,以平民的作风写平民的题材。宋人称杜为村夫子。十才子贵族余音。孟、韩、元、白、姚、贾至宋……后世学盛唐,永远无效,诗与贵族烟消云散故也。杜可学,李有时可能,惟王不可能。”[104]
闻一多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时总是把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纳入到文学史的具体框架内去加以观照。《唐诗杂论》实际上是选取了唐代文学史上的独特作家和文学现象以点带面地论述了唐代诗歌的历史进程。初唐诗歌“说是唐的头,不如说是六朝的尾”;四杰“放开嗓子说自家话”;“宫体诗在卢骆手里由宫廷走到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到江山与塞漠”。“陈子昂以文章道弊五百年,力创复古,以挽颓俗……有唐文学之盛,子昂有廓清之功。”晚唐五代为“贾岛的时代”。这样的论述实际上就是在建构文学史。又如,闻一多认为盛唐诗歌的形成有所谓的复古三阶段:“(一)齐梁陈时期,(二)晋宋齐时期,(三)汉魏晋时期。这里所谓复古,实指盛唐诗歌从摆脱齐梁陈的影响逐步回升到汉魏建安风格的发展过程。”“宫体诗自从经过卢照邻、刘希夷、张若虚等人的改造,……可说是唐诗由齐梁回到晋宋的作风,是进一层的回升。另外,北朝是异族政权,以胡服骑射为主,他们的文艺作风配合他们的生活方式,盛唐的李白、高适、岑参、崔颢诸人就承受了这一派的作风,……其余作家的兴趣都集中在山水寺观,这批人可以《世说新语》代表他们的人生观,是晋宋诗风的嗣音。到《箧中集》诸作者,便上升到汉魏诗的境界了。”[105]
闻一多的这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他的教学过程中也得到体现,其课程说明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930年9月,被聘为国立青岛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讲授“中国文学史”、“唐诗”。前者的“内容注重各时代之社会背景及作家生活,以期阐明我国历代文艺思潮及其艺术所以形成演变之因”。后者“依时次为先后,取唐代之主要诗作,参以时代背景及作家生活,详加疏解,以期说明唐诗之特标的风格,并其间所呈现之唐代文化”。[106]
1933年2月开设“文学专家研究(杜甫)”和“先秦汉魏六朝诗”。前者“讲授杜甫作品并随时说明其生活及时代之背景”;后者“讲授自汉至隋之主要诗篇,以期说明我国唐代以前诗风递变之大势”。[107]
1934年9月,增设“唐诗”一门课程,“分唐诗为两大时期,取其间主要诗作,参以时代背景及作家生活,依次讲授,以期说明唐诗之特标的风格,并其间所反映之唐代文化”。开设“乐府研究”课程,认为“汉魏乐府,晋时犹被之管弦,与六朝以五言为乐府者不同。顾汉魏乐府有本事、有声音,晋宋时合乐,往往改易字句以就管弦,故本事有因而失解,声音有因而舛乱者。本学程在钩求史事,证据古音,以资研究”。[108]
1935年9月,指导文科研究所研究生的“中国古代神话研究”,“目的在研究我国古代神话之起源及其演变”。[109]
经过长时间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科研和教学之后,闻一多曾以文学史家自居,决定写一部文学史。前文提到的“上古文学史研究报告”实际上已经体现了傅璇琮所说的“特有的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这种研究在他完成的一系列文学史论文中也有所体现。比如:
1939年6月1日发表的《歌与诗》题下注云“这是计划中的《中国上古文学史讲稿》的一章”。该文主要观点为:“歌的本质是抒情的”、“诗的本质是记事的”、“诗亡而《春秋》作”、“诗与歌的合流”。该文的主要意图是:“大体上是凭着一两字的训诂,试测了一次《三百篇》以前诗歌发展的大势”,“《三百篇》有两个源头,一是歌,一是诗,而当时所谓诗在本质上乃是史。最后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知道诗当初即是史,那恼人的问题‘我们原来是否也有史诗’也就有解决的希望”。[110]
他在《中国上古文学史·史诗问题》中指出:“神话不只是一个文化力量,它显然也是一个记述。是记述便有他文学的一面。它往往包含以后成为史诗、传奇、悲剧等等的根苗,而在文明社会的自觉艺术以内,被各民族的创作天才利用到这种方面去。”[111]
《易林琼枝》也是上古文学史中的一章。该文指出:“《易林》是诗,它的四言韵语的形式是诗;它的‘知周乎万物’的内容尤其是诗。”[112]季镇淮认为:“从《易林》这部书里,发现诗似的东西,是一个新发现。”[113]
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认为:“《三百篇》的时代,确乎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这一开端的时期就定型了。文化定型了,文学也定型,从此后二千年间,诗——抒情诗,始终是我国文学的正统类型,甚至除散文外,他是唯一的类型。”“从西周到宋,我们这大半部文学史,实质上是一部诗史。”[114]后来印度文化、欧洲文化的两度影响促使了传统文化的小说戏剧转向,诗歌才从唯一的类型这样的地位中衰败下来。
闻一多的这些论述是建立在微观研究上的宏观论述。可惜的是,闻一多并没有机会去完成他的文学史。
(黑龙江大学 吴光正)
【注释】
[1]朱自清:《闻一多全集·序》,第13页,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
[2]孙党伯、袁謇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12卷,第265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3]臧克家:《我的先生闻一多》,《臧克家散文小说集(上)》,第485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
[4]参见《文学院各学系教师异动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5]野萍:《<死水>的作者闻一多教授》,北京:《北平晨报》副刊《红绿》,1936年5月18日。
[6]1986年11月13日赵俪生给《闻一多年谱长编》编者的信,见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第461~462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7]1986年12月31日《闻一多年谱长编》编者访问吴组缃的记录,见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第441~442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8]孙作云:《忆一多师》,王子光、王康《闻一多纪念文集》,第115页,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
[9]《教授印象记》,北京:《清华暑期周刊》,1934年第8、9期。见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第461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10]野萍:《<死水>的作者闻一多教授》,北京:《北平晨报》副刊《红绿》,1936年5月18日。
[11]王力:《我所知道闻一多先生的几件事》,王子光、王康《闻一多纪念文集》,第171页,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
[12]孙作云:《<九歌·山鬼>考》“附白”,《楚辞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13]闻一多、季镇淮、何善周:《七十二》“附识”,上海:《国文月刊》,第22期,1943年7月。
[14]闻一多:《怎样读<九歌>》“附记”,上海:《国文月刊》第1卷,第5期,1941年1月。
[15]卞之琳:《完成与开端:纪念诗人闻一多八十生辰》,王子光、王康《闻一多纪念文集》,第213页,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
[16]孙党伯、袁謇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12卷,第311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17]王云:《访蒙自随笔二则》,昆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18]《教师申请休假出国或在国内研究的来往函件》,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19]季镇淮:《闻一多先生事略》,王子光、王康《闻一多纪念文集》,第465页,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
[20]孙党伯、袁謇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12卷,第265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21]冯友兰:《回忆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北京:《文学杂志》,第3卷第5期,1948年10月。
[22]冯夷(赵俪生):《混着血丝的记忆》,上海:《文艺复兴》,第2卷第4期,1946年11月1日。
[23]方鸿开:《听课笔记》,参见施蜇存《文艺百话》,第438~439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又见孙党伯、袁謇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350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24]梁实秋:《谈闻一多》,第103~104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
[25]闻一多:《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联大八年》,第3页,第6页,昆明:西南联大,1946年。
[26]闻一多:《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联大八年》,第3页,第6页,昆明:西南联大,1946年。
[27]焯:《联大杂写》,南京:《新华日报》,1943年11月16日。
[28]闻一多:《五四历史座谈》,见孙党伯、袁謇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367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29]闻一多:《匡斋尺牍》,见孙党伯、袁謇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3卷,第214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30]郭良夫:《因闻一多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转引自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第588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31]冯友兰:《回忆朱佩弦先生和闻一多先生》,北京:《文学杂志》,第3卷第5期,1948年10月。
[32]郭沫若:《闻一多全集·序》,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
[33]寄思:《忆闻一多教授》,上海:《文萃》,第40期,1946年7月25日。
[34]转引自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第858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35]闻一多:《读骚杂记》,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第5期,1935年4月3日。
[36]季镇淮:《闻一多先生事略》,王子光、王康《闻一多纪念文集》,第464页,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
[37]闻一多:《端午考》,遇难后发表于北京:《文学杂志》,第2卷第3期,1947年8月。
[38]郑临川:《闻一多论古典文学·序言》,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年。
[39]刘烜:《闻一多评传》,第26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40]闻一多:《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重庆:《中原》,第2卷第2期,1945年10月。
[41]闻一多:《人民的诗人——屈原》,昆明:《诗与散文》“诗人节特刊”,1945年6月14日。
[42]冯友兰:《回忆朱佩弦先生和闻一多先生》,北京:《文学杂志》,第3卷第5期,1948年10月。
[43]梁实秋:《谈闻一多》,第111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
[44]梁实秋:《谈闻一多》,第85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
[45]朱湘:《闻一多与死水》,上海:《文艺复兴》,第3卷第5期,1947年7月1日。
[46]孙党伯、袁謇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12卷,第265~266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47]季镇淮:《闻朱年谱》,第33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年。
[48]《西南联合大学各院系必修选修学程表》,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49]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第591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www.daowen.com)
[50]梁实秋:《谈闻一多》,第85~86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
[51]孙党伯、袁謇正:《闻一多全集》第12卷,第265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52]王瑶:《念闻一多先生》,季镇淮主编《闻一多研究四十年》,第135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年。
[53]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82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
[54]孙党伯、袁謇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12卷,第359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55]季镇淮:《闻朱年谱》,第27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年。
[56]孙党伯、袁謇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12卷,第259、第261页,第265页,第357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57]孙党伯、袁謇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12卷,第259、第261页,第265页,第357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58]孙党伯、袁謇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12卷,第259、第261页,第265页,第357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59]闻一多:《楚辞校补》“引言”,孙党伯、袁謇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5卷,第113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60]闻一多:《庄子》,北京:《新月》,第2卷第9号,1929年11月。
[61]朱自清:《闻一多全集》“编后记”,第6页,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
[62]《清华大学一览·研究院学程部》,1935年度。
[63]王瑶:《念闻一多先生》,季镇淮主编《闻一多研究四十年》,第135~136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年。
[64]臧克家:《我的先生闻一多》,臧克家《臧克家散文小说集(上)》,第485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
[65]华罗庚:《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纪念闻一多烈士八十诞辰》,王子光、王康《闻一多纪念文集》,第139页,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
[66]浦江清:《西行日记》,《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第204页,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
[67]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99页,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
[68]季镇淮:《闻朱年谱》,第42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年。
[69]朱自清:《闻一多全集》“编后记”,第6页,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
[70]孙党伯、袁謇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10卷,第189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71]孙党伯、袁謇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12卷,第367~369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72]孙党伯、袁謇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10卷,第22~36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73]孙党伯、袁謇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12卷,第362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74]熊佛西:《悼闻一多先生——诗人、学者、民主的鼓手》,上海:《文艺复兴》,第2卷第1期,1946年8月1日。
[75]③梁实秋:《谈闻一多》,第85~86页,第86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
[76]叶舒宪、萧兵、王建辉:《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的说明》,叶舒宪《庄子的文化解析》,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
[77]闻一多:《匡斋尺牍》,孙党伯、袁謇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3卷,第215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78]闻一多:《楚辞校补》“引言”,孙党伯、袁謇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5卷,第113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79]闻一多:《匡斋尺牍》,孙党伯、袁謇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3卷,第199页、第214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80]闻一多:《卷耳》,载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9期,1935年9月15日。
[81]闻一多:《陈梦家<高媒郊社祖庙通考>跋》,北京:《清华学报》第12卷,第3期。
[82]朱自清:《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悼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全集》第3卷,第120~122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
[83]闻一多:《诗经的性欲观》,孙党伯、袁謇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3卷,第182页、第170页、第190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84]朱自清:《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悼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全集》第3卷,第122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
[85]王瑶:《念闻一多先生》,见季镇淮《闻一多研究四十年》,第140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年。
[86]陈凝:《闻一多传》,转引自李中华、朱炳祥《楚辞学史》,第300页,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年。
[87]季镇淮:《闻一多先生事略》,王子光、王康《闻一多纪念文集》,第465页,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
[88]⑤孙党伯、袁謇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12卷,第270页,第357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89]张春风:《闻一多先生二三事》,上海:《宇宙风》,第147~148期合刊,1947年3月1日。
[90]闻一多:《诗·新台“鸿”字说》,孙党伯、袁謇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3卷,第192页、第195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91]郭沫若:《闻一多全集序》,朱自清等编辑《闻一多全集》,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
[92]王瑶:《念闻一多先生》,季镇淮主编《闻一多研究四十年》,第132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年。
[93]孙党伯、袁謇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4卷,第381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94]孙党伯、袁謇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4卷,第456~457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95]闻一多:《楚辞校补》“引言”,孙党伯、袁謇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5卷,第113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96]闻一多:《楚辞校补》“凡例”,孙党伯、袁謇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5卷,第116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97]闻一多:《伏羲考》引言和第二部分,昆明:《人文科学学报》,第1卷第2期,1942年12月。
[98]朱自清:《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悼闻一多先生》,见《朱自清全集》第3卷,第120~122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
[99]傅璇琮:《唐诗杂论·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100]《清华大学一览·学程》,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101]闻一多:《中国上古文学》,孙党伯、袁謇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10卷,第37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102]郑临川:《闻一多论古典文学》,第82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年。
[103]孙党伯、袁謇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6卷,第120~121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104]孙党伯、袁謇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10卷,第30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105]郑临川:《闻一多论古典文学》,第113~114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年。
[106]《青岛大学一览·文学院学程纲要》,1931年度。
[107]《清华大学一览·学程》,1932年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108]《清华大学一览·学程》,1934年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109]《清华大学一览·研究院学程部》,1935年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110]孙党伯、袁謇正:《闻一多全集》第10卷,第5~15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111]孙党伯、袁謇正:《闻一多全集》第10卷,第43页,第61页,第17~18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112]孙党伯、袁謇正:《闻一多全集》第10卷,第43页,第61页,第17~18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113]季镇淮:《闻朱年谱》,第39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年。
[114]孙党伯、袁謇正:《闻一多全集》第10卷,第43页,第61页,第17~18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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