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求真与求美”的追求主要体现为一种历史还原意识。这种意识在他论文中有明白的表述。“在某种心理状态之下，人们每喜从一个对象中——例如一部古书——发现一点意义来灌溉自己的良心，甚至曲解了对象，也顾不得。……我，也有我的良心，而灌溉的方法也不见得只限于一种。如果与那求善的古人相对照，你便说我这希求用‘《诗经》时代’的眼光读《诗经》，其用‘诗’的眼光读《诗经》，是求真求美，亦无不可。”^[77]

闻一多的还原意识是针对古籍的历史变迁和古籍的历史阐释而发的。所谓求真，是要还古籍以历史真貌；所谓求美，是希望研究者和读者把古籍中的文学作品当作“文学作品”来欣赏和研究。闻一多在文章中多次谈到求真与求美的必要性。他认为：“较古的文学作品所以难读，大概不出三种原因。一、先作品而存在的时代背景与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因年代久远，史料不足，难于了解；二、作品所用的语言文字，尤其那些‘约定俗成’的白字（训诂家所谓假借字），最易陷读者于多歧亡羊的苦境；三、后作品而产生的传本的讹误，往往也误人不浅。《楚辞》恰巧是这三种困难都具备的一部古书，所以在研究它时，我曾针对着上述诸点，给自己定下了三项课题：一，说明背景；二，诠释词义；三，校正文字。”^[78]这就是所谓的求真。在《匡斋尺牍》中，他一再指出：“我相信，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三百篇》尤其是二《南》十三《风》，决不是原来的面目。至于时间的自然的剥蚀，字体的变迁，再加上写官的粗心与无识——一部书从那么荒远的时代传递下来，还不知要受多少折磨呢。……在今天要看到《诗经》的真面目，是颇不容易的，尤其那圣人或‘圣人们’赐给它的点化，最是我们的障碍。当儒家道统面前的香火正盛时，自然《诗经》的面目正因其不是真的，才更庄严更神圣。但在我们今天，我们要的恐怕是真而不是神圣。（真中自有着它的神圣在！）我们不稀罕那一分点化，虽然是圣人的。读诗时，我们要了解的是诗人，不是圣人。”“汉人功利观念太深，把《三百篇》做了政治的读本；宋人稍好点，又拉着道学不放手——一股头巾气；清人较为客观，但训诂学不是诗；近人囊中满是科学方法，真厉害，无奈历史——唯物史观的与非唯物史观的，离诗还是很远。明明一部歌谣集，为什么没人认真的把他当文艺看呢？”^[79]这是求真，也是求美。在《卷耳》一文中，闻一多指出：“读《诗经》的态度，到宋人是一变。在他们心目中，《诗经》固然是好诗，但同时在可能范围内，最好还是诗。后来经过明人，经过一部分清人，如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等，以至于近人，《诗经》中的成分被发现的似乎愈来愈多。顾名思义，研究《诗经》说不定还当以这一派为正宗。我个人读《诗经》的动机也未尝不是要在那里边多懂点诗。”^[80]这是从历史的角度寻找求真求美的内在依据。

这种求真与求美的追求贯穿了闻一多的整个古典文学研究。

在神话研究上，闻一多强调“以神话治古史”。闻一多在陈梦家《高媒郊社祖庙通考》跋中指出：“以神话治古史”，“此乃吾年来之私愿”，“古代神话存于今者，其神话色彩愈浓，其所含当时之真相愈多”。“盖历史为人类活动之记录，神话则其活动动机之口供。由历史可以知其‘然’，由神话可以知其‘所以然’也”。^[81]关于这一点，朱自清先生也有回忆：“闻先生研究伏羲的故事或神话，是将这神话跟人们的生活打成一片，神话不是空想，不是娱乐，而是人民的生命欲和生活力的表现。这是死活存亡的消息，是人与自然斗争的记录，非同小可。他研究楚辞的神话，也是一样的态度。”“曾听他谈过大概，可惜写出来的还只是一小部分。”^[82](www.daowen.com)

在《周易》研究上，闻一多“不主象数”、“不涉义理”，把《周易》当作社会史料。他认为，爻辞“其性质盖等于近代之观音签、牙牌诀之类”，天、地等卦名“与卦画均无本然的联系”，春秋时代起，产生了“以形相寓凶吉”的象数和“卦画的整理简化与系统化”之后的义理。因此，《周易》研究应该还原为当时的社会史料，并对这些史料作出合理的解释。在解释层面上，闻一多充分利用了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如对《旅》“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啕，丧牛于易，凶）和《大壮》“六五”（丧羊于易，无悔）这两条爻辞的解释，闻一多在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的基础上，利用《山海经·大荒东经》、《楚辞·天问》等书中的相关神话学材料进一步证明了这样一个史实：殷先王王亥丧羊于易，被有易氏之君捉而杀之。这就与义理派的解释不啻天壤之别。

在《诗经》研究上，他的《<诗经>的性欲观》力图还原《诗经》的本来面目。“前人总喜欢用史事来解《诗经》，往往牵强附会，不值一笑。”“用研究性欲的方法来研究《诗经》，自然最能了解《诗经》的真相。”“我的主意是要证明《诗经》的时代虽然出了几个圣人（？），却还不是什么黄金时代”，“《诗经》时代的生活还没有脱尽原始的蜕壳，现在我还要肯定的说一句，真正《诗经》时代的人只知道杀、淫”。“不管十五国风里那大多数的诗，是淫诗还是刺淫的诗，即便退一百步来讲，承认都是刺淫的诗也得有淫，然后才能刺。认清了《左传》是一部秽史，《诗经》是一部淫诗，我们才能看到春秋时代的真面目。可是等看到了真面目的时候，你也不必怕，也不必大惊小怪。原始时代本来就是那一回事。”在他看来，《齐诗·东方未明》“折柳樊圃”与性欲有关，《谷风》中捕鱼的“笱”隐喻女阴，《野有死麇》、《桑中》、《载驱》暗示性交，《小星》、《大车》、《葛生》都是情诗，“风雨”是性欲的冲动。在这种认识基础上，闻一多分析了《诗经》表现性欲的五种方式：明言、隐喻、暗示、联想、象征。闻一多对这种还原努力不无自豪：“‘离经叛道’到了这步田地，恐怕要算至矣，尽矣，蔑以加矣。”^[83]

在唐诗研究上的这种努力，朱自清赞不绝口：“他最初在唐诗上多用力量，那时已见出他是一个考据家，并已见出他的考据本领。”“他注重诗人的年代和诗的年代。关于唐诗的许多错误的解释与错误的批评，都由于错误的年代。他将唐代一部分诗人生卒年可考者制成一幅图表，谁看了都会一目了然。”^[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