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最早研究《诗经》是在1927年，到青岛大学后全面铺开，到清华大学后开设专题课，此后一直坚持《诗经》的科研与教学。闻一多的《诗经》研究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对《诗经》篇目的释读，试图还原《诗经》的本来面目；一部分是对《诗经》字义的研究。

前者实际上开始于1927年。他在7月9日至21日的《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诗经的性欲观》，是作者最早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撰写的论文。到青岛大学任教后，“他开始研究《诗经》……他浩然长叹，认为我们中国文学虽然内容丰美，但是研究的方法实在是落后了。他决心要把《诗经》这一部最古的文学作品彻底整理一下。他从此埋头苦干，真到了忘寝废食的地步。我有时到他宿舍去看他，他的书房中参考图书不能用‘琳琅满目’四字来形容，也能说是‘獭祭鱼’。因为那凌乱的情形使人有如入废墟之感。他屋子里最好的一把椅子，是一把老树根雕刻成的太师椅，我去了之后，他要把这椅上的书搬开，我才能有一个位子。他的研究的初步成绩便是后来发表的《匡斋尺牍》”^[50]。

这方面的成果陆续发表：1934年5月，《匡斋尺牍》，载《学文》创刊号；1934年7月，《匡斋尺牍》，载《学文》第3期；同时还完成《兔罝》手稿；1935年9月15日，《卷耳》，载《大公报》“文艺”副刊第9期；1943年6月，《芣苡》修改稿，载《世界学生》第2卷第5期；1943年11月15日，《狼跋篇》修改稿，载《时与潮文艺》第2卷第3期；1945年5月2日，作《<说鱼>后记》，6月《说鱼》发表于《边疆人文》（乙种）第2卷第3~4期。此外，还有手稿《风诗类钞》（甲）、《风诗类钞》（乙）、《诗风辨体》（清华大学讲义，按四言、杂言编次的风诗）。2005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闻一多诗经讲义》，系刘晶雯根据自己1944—1945学年的听课笔记加以整理而成。

后者的最终计划是编一部《诗经》字典。他在1933年9月29日致饶孟侃的信中提到编写《毛诗字典》的计划：“将《诗经》拆散，编成一部字典，注明每字的古音古义古形体，说明其造字的来由，在某句中作何解，及其parts of speech（古形体便是甲骨文、钟鼎文、小篆等形体）（这项工作已进行了一年，全部完成的期限当在五年以上）。”^[51](www.daowen.com)

他在1934年9月的课堂上也要求学生编字典。王瑶对此有回忆：“我上‘诗经’课的时候，他讲需要编一部《诗经字典》，并要求班上的学生各在《诗经》中选一个字，然后把所有各篇中有这个字的句子都集中起来，按照句法结构把它们分为几类，然后再从声和形的两方面来求义，并注意古代廋辞的用法和含义。他强调开始最好只看正文，不看旧注；如无法着手，也可先看看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和陈奂的《诗毛氏传疏》。”^[52]

1937年6月，闻一多被批准1937年度休假一年，计划回浠水编撰《诗经字典》，并为之作准备。钱穆指出闻一多在南岳时，四人一室，“室中一长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位前。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灯下默坐撰写”^[53]。1939年6月15日闻一多致梅贻琦的信中也谈及这一问题：“惟是前次所定研究项目系编撰《诗经字典》，兹因书籍缺乏关系，该项工作不易进行，爰将研究项目改为《中国上古文学史》。”^[54]

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完成，但是留下了一些产生重大影响的公开发表的论文：1935年7月，《诗·新台“鸿”字说》，载《清华学报》第10卷第3期；1937年1月，《诗经新义（二南）》，载《清华学报》第12卷第1期；1943年10月，《诗经通义（召南）》，载《中山文化季刊》第1卷第3期；1943年11月，作《诗经通义（周南）》，载1945年《图书季刊》新6卷第3~4期。《诗经通义（召南）》、《诗经通义（周南）》是对《诗经新义（二南）》的进一步修改。此外，留下了手稿《诗经词类》（40字）和未定稿《诗经通义（乙）》（共释读171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