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浸在学术中的闻一多俨然就像一个古代名士。他的学生对他在课堂上的名士派头有极为深刻的印象：“记得那是初夏的黄昏……像念‘座场诗’一样，他搭着极其迂缓的腔调，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这样地，他便开讲起来。显然，他像中国的许多旧名士一样，在夜间比在上午讲得精彩，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不惮烦向注册课交涉把上午的课移到黄昏以后的理由。有时，讲到兴致盎然时，他会把时间延长下去，直到‘月出皎兮’的时候，这才在‘凉露霏霏沾衣’中回到他的新南院住宅。”时在1935年9月。^[22]他也以名士的派头坚守着学术的独立品格，对文人从政极为反感。可是，随着抗战战局的发展、国内政局的变化、个人生活的贫困化，大约在1943年，闻一多从书斋中走了出来，开始向外走，关注时政，学术研究也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1933—1934年的课堂上、1936年的鲁迅追悼会上，他提出了知识分子的两种人生态度：文人的态度与诗人的态度，前者是“求活”的人生态度，后者是“超然”的人生态度。^[23]梁实秋曾回忆起1937年1月左右的一件事情：“这时候日本侵略华北日急，局势阽危，在北平的人士没有不惄然心伤的，罗努生主编《北平晨报》，我有时亦为撰写社论，于安内攘外之义多所敷陈。一多此际则潜心典籍，决不旁骛，对于时局不稍措意，而且对于政治深为厌恶……他对努生不表同情，正颜厉色的对他这位老同学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当时情绪很不愉快。我提起这一件事，是为说明在抗战前夕一多是如何自命清流，如何的与世无争。”^[24]

1937年，在南岳时，闻一多仍然没有改变这种态度：“我们脑子里装满了欧美现代国家的观念，以为这样的战争，一发生，全国都应动员起来，自然我们也不例外……事实证明这个幻想终于只是幻想，于是我们的心理便逐渐回到自己岗位上的工作，我们依然得准备教书，教我们过去所教的书。”^[25]

1943至1944年，闻一多终于一改坚持了多年的“诗人的态度”，而以“文人的态度”关注时政。我们从如下三件事中可以窥见其演变的轨迹。

1943年3月，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在昆明发售。闻一多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谈到自己的感受：“《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了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的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26]

1943年9月，“唐诗”第一堂课上，闻一多朗读田间《时代的鼓手》；同年11月13日，《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发表于《生活导报周年纪念文集》。西南联大五周年校庆“文艺”壁报3期有一篇《听鼓的诗人和擂鼓的诗人》对此作了描述：“《听鼓的诗人和擂鼓的诗人》是记闻一多先生在中文系‘唐诗’班上所讲关于田间的诗的。这位沉默了许久的《死水》的作者，突然欣赏起田间的诗来，大家都觉得奇怪。他说：‘抗战六年来，我生活在历史里，古书堆里，实在非常惭愧；但今天是鼓的时代，我现在才发现了田间，听到了鼓的声音，使我非常感动……田间实在是这鼓的时代的鼓！他的诗是这时代的鼓的声音。’”^[27]

1944年5月3日，西南联大历史学会举行五四纪念座谈会，闻一多发表感言：“方才张先生说五四是思想革命，是正中下怀（记者按：张奚若先生说道：‘辛亥革命是形式上的革命，五四则是思想革命’）。但是你们现在好像在审判我，因为我是在被革的系——中文系里面的。但是我要和你们里应外合！张先生说现在精神解放已走入歧途，我认为还是太客气的说法，实在是整个都走回去了！是开倒车了……我为什么教中国文学系呢……我的读中国书是要戳破他的疮疤，揭穿他的黑暗，而不是去捧他。”^[28]

从此，闻一多以诗人的气质介入政治。1944年暑假前后，加入共产党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1944年秋，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与此同时，到处作演讲，写下了大量的杂文和政论，抨击时政。1946年7月15日，参加李公朴追悼会，作《最后一次演讲》，回家途中遇刺身亡。

闻一多思想上的转变也体现在他的学术研究之中，使得他的学术研究由内向外转，失去了学术自身的独立品格。这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的民族意识上（如神话研究），更体现在学术观点的前后矛盾上。

比如，对唯物史观的态度。他在《匡斋尺牍》中指出：“近人囊中满是科学方法，真厉害，无奈历史——唯物史观的与非唯物史观的，离诗还是很远。明明一部歌谣集，为什么没人认真的把它当文艺看呢？”^[29]1940年，闻一多对唯物史观还颇有微词：“可是在信中他又错误地谈到用唯物史观来解释艺术的起源，不免失之颇偏。”^[30]关心政治后，“他又说，他已决定回北平以后底研究计划，他打算用唯物史观底观点研究中国文学史”^[31]。(www.daowen.com)

又如，对庄子的态度。“一多先生不仅在《庄子》的校释上做了刻苦的工夫，他另外有一篇题名就叫《庄子》的论文，直可以说是对于庄子的最高礼赞。”^[32]可是在1944年以来的课堂上，闻一多却作出了截然相反的评价。1944年9月，解聘传言四起，闻一多在“专书选读（《庄子》）”课上尽管保持了以往的教学内容，“但这种踏实的工夫并不曾使他陷于学究式的烦琐，他屡次提醒思想与时代的关联，要从战国时代的社会来理解《庄子》。他认为《庄子》一书正反映战国时代知识分子——‘士’的悲哀。他说：庄子所处的时代，士底出路是作官，作官实际上是作统治者的走狗，内则榨取民众，外则争夺别国的土地人民，夺取之后同样是榨取民众，你想要洁身自好也不行，非要你帮凶不可”^[33]。1945年6月4日，闻一多在西南联大附中讲“道家的人生观”：“儒家道家是两个破落户，出身于僧侣，以种种宗教的仪式增加帝王的威严，起初很得宠，后来渐渐被遗弃了。”^[34]这已经是毫无学术意味了。

最令人深思的是对屈原的评价。

1935年，闻一多认为《史记》关于屈原死于顷襄王时期的记载欠确，而“王懋竑说屈原死在怀王入秦以前似乎可信”。“因这件史实的修正，而我们对于屈原的人格的认识也得加以修正，才是关系重大。怀王丧身辱国，屈原既没有见着，则其自杀的基因确是个人的遭遇不幸所酿成的，说他是受了宗社倾危的刺激而沉江的，便毫无根据了……历来解释屈原自杀的动机者，可分三说。班固《离骚·序》曰：‘忿怼不容，沉江而死’，这可称为泄忿说。《渔父》的作者曰：‘宁赴常沅而葬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这可称为洁身说。东汉以来，一般的意见渐渐注重屈原的忠的方面，直到近人王树楠提出‘尸谏’二字，可算这派意见的极峰了。这可称为忧国说。三说之中，泄忿最合事实，洁身也不悖常理，忧国则最不可信。然而偏是忧国说流行最久、势力最大。一个历史人物的偶像化的程度往往是与时间成正比例的，时间愈久偶像化的程度愈深，而去事实愈远。在今天，我们习闻的屈原，已经变得和《离骚》的作者不能并立了。你若认定《离骚》是这位屈原作的，你便永远读不懂《离骚》。你若能平心静气的把《离骚》读懂了，你感觉《离骚》不像是这位屈原作的。你是被你自己的偶像崇拜的热忱欺骗了。”^[35]1939年2月，“寒假后，开始讲《离骚》。他仍着重于文字训诂名物考证，对于诗人屈原其人类似当代名伶的看法也提出来了，但未详细论述”^[36]。此外，他还作了一篇《端午考》，考证端午起源的目的是为了说明端午的起源与屈原无关。^[37]

应该说明的是，闻一多的上述观点在当时学术界关于有无屈原和屈原的人格、地位的论争中，具有纯学术的色彩。可是，在抗战后期的政治格局中，闻一多由否定屈原的忧国忠君说转而肯定忧国说，并把屈原提升到人民诗人的高度。

他反对否定屈原。1942年2月，郑临川打算写否认屈原的读书报告，闻一多指出：“否认屈原的存在，对于抗战有什么好处呢？要记住，做学问绝不是为了自我表现，是要为国家民族的生存和进步作出有益的贡献呵。”^[38]后来他又撰写《廖季平论楚辞》，驳斥屈原否定论。

他在昆明与友人讨论屈原时指出，“光用爱国主义不足以表达屈原思想的高度，应该用‘人民的诗人’才能把屈原的崇高表述出来”^[39]。1944年成都诗人节茶会上，孙次舟提出屈原是文学弄臣说，并发表《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兼答屈原崇拜者》；遭到国人的批评后，孙次舟在《屈原讨论的最后申辩》中指出：“昔闻一多先生亦有类似之说，以屈原与梅兰芳”相比。闻一多于是在1944年12月作《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认为“孙先生以屈原为弄臣，是完全正确地指出了一桩历史事实，不幸的是，他没有将这事实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代表的意义，充分的予以说明”。闻一多强调这个文学弄臣是个“孤高与激烈”的“文化奴隶”，这个奴隶“不但站起来做了人，”而且还“做了人的导师”。“在思想上，存在着两个屈原”，“一个是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的集体精神的屈原，一个是露才扬己、怨怼沉江的个人精神的屈原”。“前一方面，屈原是他自己的时代之子”；“在后一方面，他是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的斗争的参加者。”^[40]1945年6月14日，又应郭沫若之邀发表《人民的诗人——屈原》，该文指出：屈原的弄臣身份表明他“属于广大人民群众中的”一个；屈原最主要的作品是用“人民的艺术形式”写成的；“在内容上，《离骚》……用人民的形式喊出了人民的愤怒”；“最使屈原成为人民热爱与崇敬”的是他的“行义”而非“文采”。因此，屈原“实质是等于领导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报了一次仇”，“屈原是中国历史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端午这个节日，远在屈原出世以前已经存在，而它变为屈原的纪念日，又远在屈原死去以后”，“足以证明屈原是一个真正的‘人民诗人’”。^[41]这次是把论文当作政治任务，完全脱离了学术的轨道。

闻一多曾表示：“不过同你们比起来，我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而已。等到政治告一段落，我的门外底一只脚还是收回，不过留个窗户时常向外看看。”^[42]他又说，他已决定回北平以后底研究计划，他打算用唯物史观底观点研究中国文学史。

可惜，闻一多再也无法由外向内转了。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描述了闻一多在昆明的贫困境遇后指出：“文人不得已鬻印，亦可慨已！然而一多的脊背弯了，手指破了，内心闷积一股怨气，再加上各种各样的环境的因素，以至于成了‘千古文章未尽才’，这怪谁？”^[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