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将自己由诗人而学者的人生转折称之为“向内转”。这在1933年9月29日致饶孟侃的信中有明确的表达：“近来最怕写信，尤其怕给老朋友写信。一个人在可痛中最好让他独自闷着。……总括的讲，我近来最痛苦的是发现了自己的缺陷，一种最根本的缺陷——不能适应环境。因为这样，向外走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2]

向外走的路走不通，是指闻一多1925年6月回国后工作上的不顺利。学生时代的闻一多是一个极为活跃的人物。据《闻一多年谱长编》记载，闻一多在清华学校的学生工作、学生运动、社团活动、学生刊物的运作方面都是一个活跃分子。但是这种历练却并没有给他的工作带来什么好处。1925年8月，经徐志摩推荐进入北京艺术学院任教，1926年3月教务长闻一多“自请辞职”；1926年9月，受聘为吴淞国立政治大学教授兼教务长，1927年4月，北伐军关闭政治大学，再度赋闲；同年2月，加入北伐军总政治部任艺术股股长兼政治部英文秘书，因不惯军中政治生活，受任一个月即行告退；1927年7月，到南京土地局任职；同年9月，就任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文学院外国文学系主任；1928年7月，被聘为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1930年6月，因学潮（一说派系斗争）而辞去武汉大学职务；1930年9月，被聘为国立青岛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中国文学系主任，1932年6月，因学潮而离开青岛大学。

1932年8月，应聘为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开始了他的向内转的治学历程，专心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其实，闻一多回国后即面临着选择何种职业为生的问题。诗歌创作、美术、戏剧，都是他的兴趣所在。后来，他全部放弃了甚至连学校的行政职务也一并放弃。应聘为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时，“学校要我做国文系系主任，我不就，以后决不再做这一类的事了”^[3]。1940年6月朱自清休假，同人推闻一多代理系主任，他在致许维遹的信中断然拒绝：“弟素性疏略，近十年来较前尤盛，已不堪任事，系主任一职决不敢接受，恐将来贻误，悔之无及也。”7月又致信朱自清申述拒绝的理由：“平生顽直之性，见事往往失之偏宕，不能体谅对方立场。见事偏宕，虽千虑一得，不无独到之处，然不能体谅对方，结果必归失败。若此者，充其量不过清议之材，只堪备当事者之咨询，不堪自试也。曩者屡试屡败，此兄之所熟知者，此其一。又素性脱略，生活习惯漫无纪律，读书时心力所注，辄一切皆忘，以此任事，疏失尤多，此亦曩日之经验，然积习已深，恐此生无法移易也，此其二。”^[4]

闻一多刚开始讲古典文学时，不少清华师生都有看法。老派学者接受不了他的治学方法：“闻一多讲《诗经》是《水浒传》的讲法，江湖派！”^[5]他也不掩饰自己对同行的情绪。赵俪生曾回忆1934年9月时的一些情况：“我常请先生参加一个什么座谈会，他总问：‘还有谁？’某次我答：‘还有陈铨先生。’他立即厉声说：‘我不去！’……课上在交论文以前，先交材料，大都是卡片，几十张的，几百张的。郑季翘交上三张卡片，先生愣住了，问：‘Mr.郑，你哪里抄来的？’郑如实答：‘《中国古代神话abc》。’先生立刻大怒，掷片于地，曰：‘我告诉你，我的课是xyz。’”^[6]

学生们也不买账：“那时清华同学与老师年龄相差不太多，有的已在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因此认为不比老师差。再说当时文学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古代文学，朱自清讲‘中国新文学研究’，有很多人反对。同学们中间确实有人存有闻先生是新月派、教不了古代文学的想法。一次课上先生讲训诂，认为‘振’、‘娠’互通，赖天缦同学认为先生讲的没有根据，先生很生气，发了脾气，说‘你说该怎么讲？’我在一边笑了，先生说‘你笑什么？’我说：‘你说不同的意见可以讲，人家讲了你又发脾气。’课上不下去，闻先生也一周没来上课。后来，先生到教室，见没有人，又去宿舍让我们上课去。”^[7]

面对这种压力，闻一多发愤图强，最终赢得了学术声誉。孙作云《忆一多师》指出：“闻先生在这一年（1933年）是颇有点负气的，所以他在这一年里拼命地预备功课，全心全意地为我们讲解。因为教室人少（2人），讲书如同座谈，所以我们几乎每一句解释必问出处，闻先生总是聚精会神地给我们讲，有时干脆就把他的笔记交给我们抄……就这样，半年的工夫读完了一篇《天问》。”^[8]他的努力赢得了学生的欢迎：“闻先生上课时，随身带有一对儿法宝——那就是一个二尺长、一尺多宽的大簿子，那里面装满了闻先生几年来的心血——《诗经》和《楚辞》的notes……闻先生讲《诗经》和《楚辞》，是决和那些腐儒不一样的……哈哈！用新眼光去看旧东西，结果真是‘倍儿棒’哪……还有一句更要紧的话得切实告诉你：闻先生的新见解都是由最可靠的训诂学推求得来的，证据极端充足，并不是和现在新曲解派一样的一味的胡猜。”^[9]野萍在《<死水>的作者闻一多教授》一文中指出：“闻先生在清华的拿手功课有‘诗经’、‘楚辞’、‘离骚’、‘唐诗’等几门功课。这些功课之中，最称为棒的是用新的方法解千古来误解的《诗经》，解来头头是道，处处有证据，条条是理。从来解《诗经》的都说《诗经》是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诗章，但是经闻先生的证明，《诗经》不但有伤雅之作，并且有许多简直就是淫诗……常听见别的自命经学家的卫道先生说：‘闻一多讲《诗经》是《水浒传》的讲法，江湖派！’我记得曾有一位老先生如此说。实在说来，那位先生的目光太近视了，终年啃这一本《毛诗传疏》，摒却理性，这又何说？”^[10](www.daowen.com)

闻一多由讲外国文学最后转而讲古典文学，科研和教学同步进行。他倡导教学相长。“到了清华以后，闻先生开始进行学术研究。他反对当时清华大学所谓的通才教育（文科学生低年级要读理科课程），主张培养学术研究的人才。他告诉我们，要在教授会上力争，把中文系办成学系研究中心。”^[11]笔者对闻一多历年所讲授的课程进行了统计，虽然很不完善，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研究历程。

闻一多的初衷确实在教学中得到了实现，他的教学与研究还启迪了一批学生，把他们带上了学术道路。孙作云《<九歌·山鬼>考》“附白”指出：本文立意乃受闻一多先生《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之启发。属草时又屡就正于先生。先生为之组织材料，时赐新意，又蒙以所著关于《诗经》、《楚辞》之手稿数种借用。脱稿后，先生于文字上复多所润色。^[12]师生之间相互启发，还促进了学术火花的闪烁。如，1943年3月作《七十二》，便是与季镇淮、何善周合作完成的。^[13]又如，1940年11月作《怎样读<九歌>》时指出：“前年我在‘楚辞’班上讲《九歌》，曾谈到‘兮’字代释的意思，后来陈君士林便本了那意思作了一篇《<九歌>‘兮’字代释证例》作为成绩报告。最近余冠英先生看到陈君的文稿，甚感兴趣，请付月刊发表。我最初只想在陈文中附注些自己的意见，结果话说的太多，觉得不如自己重写一篇，并改题今名。”^[14]

闻一多钻进故纸堆，陶醉其中，沉浸其中，几乎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地步。抗战爆发，闻一多回到武汉。1937年8月，卞之琳曾前往看望，“只见他还是埋在古书堆里”^[15]。1938年1月，请假回武汉，拒绝教育部次长顾毓琇邀其到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兹事体大，万难胜任。且累年所蓄著述之志，恨不得早日实现。近甫得机会，恐稍纵即失，将使半生勤劳，一无所成，亦可惜也。”^[16]1938年5月，文学院在蒙自开课，闻一多讲授“《诗经》”、“楚辞”。7月23日课程结束，随即迁回昆明。郑天挺曾戏赠闻一多以“何妨一下楼主人”名号，其用力学问于此可见一斑。^[17]1939年6月15日，闻一多致信梅贻琦，畅谈自己的研究计划：“惟是前次所定研究项目系编撰《诗经字典》，兹因书籍缺乏关系，该项工作不易进行，爰将研究项目改为‘中国上古文学史’，缘本系新定课程中本有‘中国上古文学史’一门，虽早经指定由一多担任，而迄今未能开班，诚以此类新创课程，内容较为复杂，即收集材料已非咄嗟可办，遑论整理。此次倘得休假一年，以全副精力从事准备，则不特久缺之课程得以早日开班，即一多个人年来在此方面研究所得，亦可藉以告一段落，俾早日勒成专书，以贡献于社会，公私两便，幸何如之。”^[18]1939年10月，开始休假，搬晋宁，具体实施研究计划。1941年10月全家搬迁至龙泉镇司家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他精力充沛，研究兴趣最大，范围最广，努力著作，常至深夜不睡。《楚辞校补》、《乐府诗笺》、《庄子内篇校释》、《从人首蛇身到龙与图腾》、《唐诗杂论》等专著和论文，都是在这里写定并发表的。”^[19]

闻一多对自己的向内转是充满着自信的。他在1933年9月29日致饶孟侃的信中指出：“在这向内走的路上，我却得着一个大安慰，因为我证实了自己在向内走的路上，很有发展的希望。因为不能向外走而逼得我把向内的路走通了，这也可说是塞翁失马，是福而非祸。”^[20]

闻一多的努力最终也获得了学术界的承认。1942年3月，《楚辞校补》由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1944年5月3日，《楚辞校补》获教育部学术审议会颁发的1943年度学术二等奖。冯友兰曾对他的成绩进行过中肯的评价：“到清华以后，先七八年，拿定主意，专心致力于研究工作。他的学问也就在这个时期，达到成熟阶段。在战前，有一次叶公超先生和我谈起当代文人，我们都同意，由学西洋文学而转入中国文学，一多是当时的唯一底成功者。”^[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