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任中敏的词曲研究:吴梅书斋典籍精读,影响深远

任中敏的词曲研究:吴梅书斋典籍精读,影响深远

时间:2023-07-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任中敏毕业后,留居吴梅“奢摩他室”书斋,用两年时间尽读吴梅精心收藏的词曲典籍。总之,相对于吴梅采用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历代戏剧,任中敏的工作,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43]任中敏在词学方面似没有大型的专著,但在《教坊记笺订》、《敦煌曲初探》、《敦煌歌辞总编》、《唐声诗》等关于词的发生史的研究著作之中有一部分成果,另外也存于与夏承焘、唐圭璋的通信讨论中。

任中敏的词曲研究:吴梅书斋典籍精读,影响深远

任中敏(1897—1991),原名讷,笔名二北、半塘,江苏扬州人。1918年考取北京大学国文系,遇到吴梅,受吴梅影响而决定了一生的学术研究方向。任中敏毕业后,留居吴梅“奢摩他室”书斋,用两年时间尽读吴梅精心收藏的词曲典籍。此后在从政和办学之余,仍不废研究,最后成为戏曲史家、敦煌学家。历任四川大学、扬州师范学院教授。任中敏早年,致力于北宋词学和金元散曲及音乐理论的研究,著有《作词十法疏证》、《散曲概论》、《曲谐》等,另辑录元、明、清历代散曲作家集三十余种,编纂戏曲理论丛书《新曲苑》,为汇集和研究古典戏曲史料及其理论著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著述还有《唐戏弄》、《词学研究法》、《教坊记笺订》、《唐声诗》、《优语集》、《词曲通义》、《敦煌曲初探》、《敦煌曲校录》《敦煌歌辞总编》等。

任中敏的学生曾这样评价其工作:“他全力以赴从事资料工作,于是使这种零度风格的工作充满热情,成为富于理论意义和人格力量的工作。”“他的学术具有坚实而强健的品格:总是按‘大禹治水’的方式设计学术工作,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课题范围内,细大不捐地梳理全部问题;总是用‘竭泽而渔’的方式收集资料,‘上穷碧落下黄泉’,不放过有关研究对象的蛛丝马迹。就像一个义无反顾的行路人,他不断追求对于极限的超越,追求对于自己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超越。”[41]

任中敏的学术研究呈现出多种意义:

“任半塘先生在《唐戏弄》等著作中的论述,使学术界重新面对了戏剧的本质,认识了戏剧形态的多样性,也反省了戏剧研究的资料品质。此后,中国戏剧研究发展的趋向应表现为:从以文学为中心转入以表演为中心;从一元的进化研究到多元的形态比较;在新的视野中开辟资料库藏,实现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方法的结合。中国戏剧研究的百年历程表现为思想解放的过程,先后完成了对等级制社会尊卑观念的超越、对文人狭隘经验与趣味的超越。现在,超越学科方法的局限,使戏剧研究成为现代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是新一代戏剧研究者的使命。”[42]

具体来说,任中敏的学术贡献主要是创立了散曲学和唐代文艺学。前者之意义不仅在于把曾被视为“小道”的若干文学艺术体裁引入高等学府和20世纪的学术,而且在于提出了从形态史、传播史角度认识文学的思路,从而打破了文学研究中的等级观念,把以主观评论为中心的“研究”转变为以客观解释为中心的研究(1931年前出版的《新曲苑》、《散曲丛刊》、《词曲通义》等为代表)。他清理了“散曲”及“小令”、“套数”等一系列曲学概念,对散曲的渊源流变、体制形式、作家作品作了多层次考察,并奠定了散曲文献学的基础,由此建设了一个新的学科——散曲学学科。从这一角度看,他是中国戏剧研究第一阶段的骁将,他的学术贡献是同王国维相近的;但他同时也以深入的考据、细致的辨析,为第二阶段的分科研究开了先河。后者成就则涉及以下三个相关联的领域:(一)敦煌文学研究(《敦煌曲校注》、《敦煌曲初探》、《敦煌歌辞总编》)。 (二)唐代戏剧研究(代表作有《唐戏弄》、《优语集》)。 (三)唐代燕乐歌辞研究(代表作有《教坊记笺订》、《唐声诗》)。1951年,在《敦煌曲初探》关于敦煌曲伎艺形式一节中,他从音乐、杂技、表演艺术角度列出了“大合乐”、“百戏”、“戏弄”等三个关于戏剧的节目。1952年,在《优语集》一书中,他展示了作为戏剧表演者的优人的言论和历史。1955年,他完成了《唐戏弄》这项关于唐代戏剧研究的系统工程。195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这部近90万字的大书。《唐戏弄》是专门就唐五代戏剧之发展和戏剧之起源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的著作,代表了任中敏在戏剧史研究上的主要成就。全书8章65节,其中首章“总说”概述戏剧发展的历史,次章“辨体”分析唐代戏剧的体裁类型,第三章“剧录”逐一论述73种唐代戏剧和其他待考之戏。此后有“伎艺”、“脚色”、“演员”、“设备”等章节,对唐代戏剧的表演者及其物质手段作了条分缕析的说明。这些工作在中国戏剧史学、中国音乐文学等学科,留下了一批足以作为学科基础的史料学和分类学成果,首创了一种足以作为新史学方向的断代的历史形态研究法,并为文学艺术史提供了以当代原始资料治当代史的研究范例。(www.daowen.com)

任中敏不盲从圣人和经典,敢于怀疑“正统”和权威。当学术界还沉湎于贵族倾向的文学研究时,任中敏却将他的目光投向平民文学,投向文学艺术完整的运动过程。因此,当学术界对“厥品颇卑”的散曲尚不屑一顾时,他却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对散曲资料的整理和理论的阐述。当词学界因袭传统的正变尊卑观念而热衷于解说“诗变而为词”的时候,他却提出了词体发生史的源头应从音乐,尤其是民间音乐中寻觅,从而提出了“曲,词,曲”的文体演进线索,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指出“唐五代词”之类的概念乃是混淆历史真实的“唐头宋帽”,提醒学术界应当具有“歌辞总体观念”。当戏剧研究界还把戏剧的产生确定在宋代,并匆忙地阐述“中国戏剧为何产生较晚”的时候,任中敏却考证研究了饱含民间色彩的“唐戏弄”,提出中国戏剧具有自身的独特形态和演进路线,体现出一种真正的“学术品格”。

总之,相对于吴梅采用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历代戏剧,任中敏的工作,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43]

任中敏在词学方面似没有大型的专著,但在《教坊记笺订》、《敦煌曲初探》、《敦煌歌辞总编》、《唐声诗》等关于词的发生史的研究著作之中有一部分成果,另外也存于与夏承焘唐圭璋通信讨论中。1956年唐圭璋的《全宋词》付梓,任中敏作了批注,后唐圭璋又作了答注,这本特殊的学术记录,后传给任中敏的学生王小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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