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年代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之后，三四十年代，文学批评史的撰写也进入繁荣期。此期文学批评史的重要作品有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及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郭绍虞（1893—1984），名希汾，江苏苏州人，语言学家、文艺理论家。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后曾在多所高校任教。《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其学术要著。此书1934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印行。郭绍虞之所以集中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与其对当时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认识有关。他本想写一部中国文学史，但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发现有许多文艺理论的材料没有引起大家重视”，于是，“就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方面而写起中国文学批评史来了”。^[40]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还受到了陈钟凡书的影响。郭氏曾在《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承认其从事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受到陈钟凡的启发，并认为陈在文学批评史方面具有开创之功。

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下卷并不是同时出版的。其上卷（先秦至北宋），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受战争的影响，其下卷（南宋至清中叶）分两册，直到1947年才出版。

郭著上卷出版，即已得到学界的赞誉。1934年10月的第九卷第四期的《清华学报》曾载朱自清《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一文。在该文中，朱氏盛赞郭著在材料收集上下的功夫。他说：“郭君这部书，虽然只是上卷，我们却知道他已费了七八年工夫，所得自然不同”。并称郭著取材范围广大，“不限于诗文评，也不限于人所熟知的‘论文集要’一类书，而采用到史书文苑传或文学传序，笔记，论诗等；也不限于文学方面，……随时引证思想方面的事件”。朱自清还说，郭绍虞收集的诗话，他曾见过目录，“那丰富恐怕还很少有人赶得上的”，因此，他指出：“第一个人大规模收集材料来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得推郭绍虞先生。”^[41]

今人李平指出郭绍虞整理材料的一个特点：

在整理、考订材料时尽量贴近古人，做到根底无易其固；同时在分析、解释时又不失个人的见解，力求裁断必出于己。郭著《自序》有言：“我总想极力避免主观的成分，减少武断的论调。所以对于古人的文学理论，重在说明而不重在批评。……总之，我想在古人的理论中间，保存古人的面目。”但在具体的材料辨析过程中，他又总是本着由考订而史述、由史述而论断的原则，以小见大，从现象观本质。^[42]

郭绍虞非常注重与文学理论相关的思想背景，他曾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中说：

文学批评又常与学术思想发生相互联带的关系，因此中国的文学批评，即在陈陈相因的老生常谈中也足以看出其社会思想的背景。

朱自清认为这已不是取材而兼是方法了，而郭正是以这个方法为基础，建立起全书的系统。^[43]

郭著打破按王朝顺序分期的传统，系统地将文学批评史的发展状况分为不同的时期与阶段。郭绍虞将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分为三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期为“文学观念演进期”，即上古期，此期自上古至南北朝，其间周秦为广义的文学时期，两汉为文学与学术开始分开的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内涵已经接近现在的文学观念。第二个时期为“文学观念复古期”，此期自隋唐直至北宋。其间隋唐五代为一阶段，北宋为一阶段。第三个时期为“文学批评完成期”，即近古期，此期自南宋至清代。其间，南宋金元为一阶段，明代为一阶段，清代为一阶段。

全书在论述文学批评史时，抓住一些主要的问题如“文学”、“神”、“气”、“文笔”、“道”、“载道”等，仔细分辨，并依据文学批评本身的特点安排节目，同时兼顾一些重要的批评家，做到既重之以史，又以史系“人”，不忽略“人”。

郭著的成就得到广泛的公认，朱自清早在《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一文中就指出郭著“虽不是同类中的第一部，可还得算是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此书出版后，一直是高校沿用的教材，或称其为百年来第一部完整的、影响最大的文学批评史。^[44]

郭著最大的不足在于仅以传统的诗文理论为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核心，而将明清时期已经发达兴盛的小说、戏剧理论置之不顾，这就使得此书实际上仅是中国古代诗文批评史，也使此书缺少了一个重要方面，更影响了它的论述广度，限制了它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实质揭示的深度。^[45]

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周秦汉魏南北朝）与郭著上卷同年出版，时间上略晚于郭著。罗著1934年8月由北平人文书店印行，但是，其内容只限于周秦汉魏南北朝。罗根泽本拟先写作各个分册的文学批评史，然后再缩编一部简明文学批评通史。他曾在《中国文学批评史·重印序》中写道：

许多写书的同志大都计划着先由简略而后扩充到详赡，我最早却拟了一个相反的计划，打算“由博返约”，先写逢说就录的资料较详的分册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然后再根据这些资料写一本简明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纲要。

此后，他沿着此书继续写作。1943年，商务印书馆将其前著与后续撰写的文学批评史再行出版。此次出版共分四册，分别是《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和《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罗根泽研究的下限延伸到五代时期。1957年，这四册书又经著者修订、合编，以《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名称，分为两册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周秦、魏晋两本组成了第一册，隋唐、五代两本组成了第二册。1961年，罗根泽去世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了罗著第三册，名之为《两宋文学批评史》。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将前所出版罗著分为三册，重新刊行。著者既已作古，此书就只写到宋代，还算不上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

材料的搜求与勾探是罗著的优长。罗著所论时代远较郭著短，但内容却远较郭著详。罗著仅仅写到两宋时期，字数已接近六十万，如果算上明清部分，估计字数可能会超过八十万。朱自清曾对郭绍虞的材料收集功夫极为称赏，郭绍虞却对罗著材料的搜求甄别深表叹服。郭曾在罗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三）的序言中写道：

他（罗根泽）搜罗材料之勤，真是出人意外，诗词中的片言只语，笔记中的零楮碎札，无不仔细搜罗，甚至佛道二氏之书也加浏览，即如本书中采及智圆的文论，就是我所没有注意到的。当文学批评史这门学问正在草创的时候，这部分工作是万万不可少的。而雨亭用力能这样勤，在荜路蓝缕之中，作披沙拣金之举，这功绩是不能抹煞的。……雨亭之书，以材料丰富著称。

罗著很好地将“文学”与“文学批评”进行了界别，总结出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并将西洋的“文学批评”与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对此，朱自清的评论比较详细：

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就难在将这两样（诗文批评和文学批评）比较得恰到好处，教我们能以靠了文学批评这把明镜，照清楚诗文评的面目。诗文评里有一部分与文学批评无干，得清算出去；这是将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是第一部。还得将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按这方向走，才能将我们的材料跟那外来意念打成一片，才能处处抓住要领；抓住要领以后，才值得详细探索起去。罗先生的书除了《绪言》（第一册）似乎稍繁以外，只翻看目录，就教人耳目清新，就是因为他抓的住的原故。^[46]

在体例上，罗著兼采纪事本末体、编年体、纪传体三体之长，创立了“综合体”。即先依编年体的方法，将全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分为若干时期；再依纪事本末体的方法，对各期中的文学批评，根据文体的不同，以及问题的不同，再分为若干章；最后再依纪传体的方法，将各期中不同伟大批评家的批评，设专章叙述。遇有特殊情况，甚至并不拘泥体例。这样就避免了编年体带来的“割裂”、纪传体带来的“揉乱”、纪事本末体带来的“淆混”。

在批评的时候，罗著务求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著者希望做到章学诚所谓“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客观态度，力求写出一部客观真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者曾在《旧序》中言道：

故今兹所作，不敢以一家言自诡；蒐览务全，铨叙务公，祛阴阳偏私之见，存历史事实之真，庶不致厚蔑古人，贻误来者。

罗著虽然并未写完，但是，这并不影响它成为一部文学批评史佳作。朱自清在《诗文评的发展》中称此书“编制渐渐匀称”，“论断渐渐公平”，“是一部值得细心研读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与郭著、罗著同年出版的批评史著作还有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方著1934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属刘麟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八论”之一。这套丛书本来就是一套“史”性质的丛书，著者在《导言》中自称此书写作“大致是以史的线索为经，以横推各家的义蕴为纬”，实是一本中国文学批评史书。此书重点在探索各家批评理论，理论分析是此书之长，有新颖观点。

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出版时间晚于上述三书，194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然其原稿完成早于上述三书。著者曾在序里说到此书成书经过：

一九三一年，我在国立武汉大学授中国文学批评史，次年夏间，写成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初稿。一九三二年秋间，重加订补，一九三三年完成第二稿。一九三六年再行删正，完成第三稿。

1937年稿件刚开始排印，抗战爆发，稿件丢失，排印工作中止。直到1943年，才将第三稿的上半部与第二稿的第四部合并出版。此即朱著成书。其时，郭著下册还没有出版，罗著则是一部没有全部完成的书，方著又不以“史”为名，稍前的陈著只有七万余字，“史”的分量不够。而此书一直写到清代的陈廷焯。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称：“这还是第一部简要的中国文学批评全史。”

与其他批评史著作相比，朱著有许多独到之处。其一，“详近而略远”。著者在《自序》中说：“这本书的叙述，特别注重近代的批评家。”全书对清代文学批评的论述，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清末的曾国藩等都在论述之列。尤其是注意到明清以来小说戏曲理论在文学批评中应有的地位，如金圣叹和李渔在书中各占一章，而袁宏道一章也特别指出他推重小说戏曲的理论。这些都显示此书的超卓之处。其二，全书大部分以个别的批评为标目，“所看到的，常常是整个的批评家”，“章目里只见到无数的个人，没有指出这是怎样的一个时代，或者这是怎样的一个宗派”。这对以前的批评史著正好是一个矫正和补充。其三，朱著既拥有自己的史观史识，又客观地选择批评家和批评材料。著者明言：“既然是史，便有史观的问题。作史的人总有他自己的立场，他的立场所看到的，永远是事态的片面，而不是事态的全面。”又说：“一切史的叙述里，纵使我们尽力排除主观的判断，事实上还是不能排除净尽。”从具体的历史叙述来看，朱著仍然倾向于客观分析。关于这一点，朱自清在《诗文评的发展》一文中曾明确说过：

朱先生的史观，似乎也只是所谓“释古”，以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这似乎是现代的我们一般的立场，不见其特别是朱先生主观的地方。

上述郭、罗、方、朱诸著，带来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第一个撰写高潮，以致朱自清称“我们二十年里，文学批评史却差不多要追上了文学史”。三四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史著作还有1939年朱维之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略》，1946年傅庚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等。

分体文学史的研究还波及到各种专题文学史、地方文学史等。如通俗文学领域，此一时期的文学史著就有陈汝衡的《说书小史》（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洪亮的《中国民俗文学史略》（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34年）、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其中，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影响最大。郑著1938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该书详细解释何谓“俗文学”，并对俗文学进行了分类研究。这些著作提高了俗文学在文学中的地位。女性文学领域，如梁乙真的《中国妇女文学史纲》（开明书店，1932年）、陶秋英的《中国妇女与文学》（北新书局，1933年）等。僧侣文学史，如张长弓的《中国僧伽之诗生活》（北平著者书店，1933年）。地方文学史，如蒋瑞珍的《吴江诗史》（约出版于1937年前后），陆树熳（曼炎）的《昆曲简史》（江苏研究社，1937年）等。

综上所述，30年代到40年代是分体文学史繁荣发达的时代，其中，又以30年代最为集中。1949年前出版的分体文学史一百一十余种，其中20年代出版的所占比例不足五分之一，40年代出版的则更少。30年代，无论是各种分体文学史涉及的范围，还是出版的数量，或者所取得的成就，都达到了历史的高潮。此时，诗歌、乐府、词、曲、戏剧、文学批评等各个领域中的重要的分体史著，如《中国诗史》、《词史》、《词曲史》、《散曲史》、《中国散文史》、《中国骈文史》、《乐府文学史》、《中国批评文学史》、《中国戏剧史》等，都出现了。

进入40年代，这种繁荣就已呈消减的态势。重要的分体史著也不多，只有《汉魏晋南北朝乐府文学史》等不多见的几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方志办　程方勇）

【注释】

[1]魏崇新、王同坤：《观念的演进——二十世纪的文学史观》，第4页：“第一部关于中国戏曲史的著作，开了分体文学史写作的先河，对后世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北京：西苑出版社，2000年。

[2]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3]参见郭英德：《戏剧史家周贻白》，选自陈平原编《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二编》，第18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4]郭沫若：《鲁迅和王国维》，载《郭沫若全集》第20卷，第30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

[5]王钟麒：《中国历代小说史论》，原文载1907年《月月小说》第1卷第11期，转引自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第25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6]原话出自吴梅《曲学通论·自序》，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原话还有：“亟欲荟萃众说，别写一书，因据王骥德《曲律》为本，旁采齐丹邱《词隐》，但明诸谱，及陶九成、王元美、臧晋叔、李笠翁、毛稚黄、朱竹垞、焦里堂各家之言，录成此书。”(www.daowen.com)

[7]陆侃如：《<古代诗史>自序》，北京：《国学月报》，1927年第2卷第1期。

[8]蒋寅：《中国诗学的百年历程》，《中国诗学》第6辑，第5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9]参见该书1956年改版自序：“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里的谬论，我们不止一次地移植了过来”。另，骆玉明《<白话文学史>导读》也指出，陆、冯《中国诗史》深受胡适《白话文学史》影响。

[10]参见罗根泽《郑宾于著<中国文学流变史>》，原话为：“‘五四’以后则泰半是用观念论的进化史观来从事著述，例如陆侃如和冯沅君合编的《中国诗史》”；选自《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第5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11]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自序”，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

[12]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导论”，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

[13]董乃斌等：《中国文学史学史》第3卷，第36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14]赵敏俐：《20世纪汉代诗歌研究综述》，北京：《文学遗产》，2002年第1期。

[15]罗根泽：《乐府文学史·自序》，北京：北平文化学社，1931年。

[16]罗根泽：《乐府文学史·结论》，北京：北平文化学社，1931年。

[17]以上关于罗根泽部分的论述参见周勋初：《罗根泽在三大学术领域中的开拓》，选自陈平原编《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罗根泽：《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中《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计划》、《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史》等文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18]朱自清：《诗言志辨·序》，《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19]刘毓盘：《词史·自序》，上海：上海书店，1985年。

[20]刘毓盘：《词史·自序》，上海：上海书店，1985年。

[21]刘毓盘：《词史·自序》，上海：上海书店，1985年。

[22]刘毓盘：《词史·自序》，上海：上海书店，1985年。

[23]刘扬忠：《新中国五十年的词史研究和编撰》，北京：《文学遗产》，2000年第6期。

[24]参见龙榆生著，钱鸿瑛导读：《中国韵文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25]董乃斌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学史》第3卷，第24~25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26]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序》，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

[27]卢前：《八股文小史·弁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28]瞿兑之：《骈文概论·序》，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年。

[29]瞿兑之：《骈文概论·序》，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年。

[30]陈柱：《中国散文史·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31]曹聚仁：《赋到底是什么？是诗还是散文》，《文学百题》，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

[32]郭绍虞：《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上海：《小说月报》17卷号外，1927年。

[33]贺凯：《汉赋的新解》，北京：《文学杂志》，第1卷第3、4期，1933年。

[34]沛清：《论汉代的辞赋》，上海：《国闻周报》，第11卷第8期，1934年。

[35]朱杰勤：《汉赋研究》，广州：《文史学研究所周刊》，1934年。

[36]吴烈：《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上海：《国民文学》，第1卷第6期，1935年。

[37]参见刘麟生：《中国文学八论·中国文学八论编辑旨趣》，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

[38]参见胡从经：《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第439~442页，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1年。

[39]阿英著《元人杂剧史》，刊在1954《剧本》月刊上；胡忌著《宋金杂剧考》，1957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周贻白著见前述。

[40]郭绍虞：《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编），第53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41]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第54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42]李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综论》，北京：《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2期。

[43]朱自清：《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第54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44]陈昌恒：《古代文论的百年研究与世纪前瞻》（之一），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9年第4期。

[45]参见董乃斌：《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成就与贡献》，选自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第335~33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46]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第54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