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诗歌、词、曲(甚至赋)等文体汇聚一起编写史的,有韵文史。韵文史主要出现于30年代,主要作品有龙沐勋(字榆生)《中国韵文史》,商务印书馆印行,1934年8月出版;吴烈《中国韵文演变史》,上海世界书局印行,1934年10月出版;梁启勋《中国韵文概论》,商务印书馆印行,约于1937至1938年间出版。另有与韵文相关的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华书局印行,1936年3月出版。由商务印书馆于1935年10月出版的朱谦之《中国音乐文学史》,则从音乐与文学之间关系出发,论述中国古典韵文的发展历史。
诸多韵文史中,龙榆生《中国韵文史》既是第一部以“史”直接命名的韵文史著,又是一部最有影响力的韵文史。龙沐勋,江西万载人,字榆生,以字行。他生于1902年,逝于1966年,是著名的音乐文学研究专家,也是20世纪中国词学研究大师。《中国韵文史》是其最早问世的专著。此书本为音乐学校编写,原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丛书”的一种。
龙著《中国韵文史》所言的韵文,指的是“以一种体制之初起与音乐发生密切关系者”,也就是说与音乐有着密切关系的一种文体。据此,此书所收韵文仅为诗、词、曲三类。此书编辑凡例明言,对“不歌而颂”的赋,以及后来的骈文,概不述及。对有唱、有白的杂剧、传奇,因为并非全是乐歌,所以也一从略之。全书共分上下两篇,上篇论诗歌,下篇论词曲。上篇共二十二章,下篇二十七章。
龙榆生是一代词学大师,对词非常重视,早在1933年,就在《词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词学论文《词体之演进》,1934年,又在该刊第二卷第一号发表《两宋词风转变论》,探讨总结词体文学的渊源流变和发展规律。他还在《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中指出,考究“词体之渊源流变,乃至各作者利病得失之所由”,应该是文学史家最重要的事情。他著《中国韵文史》,目的是对当时“行世《文学史》,颇寓‘补偏’之意”。这个“补偏”即全书“稍详于词曲,而略于诗歌”。从章节的分布可知,《中国韵文史》词曲部分重于诗歌部分,词的部分又重于曲的部分。有专家称此书下篇从“燕乐杂曲词之兴起”一直到“清词之结局”,“俨然一部简略的词通史”。[23]
在词的研究上,龙榆生持全面客观的态度。他曾在《唐宋名家词选·自序》中指出:“诗词之有选本,务须从全部作品,抉择其最高足以代表其人者。未宜辄以私意,妄为轩轾其间。即如唐宋人词,各因时代关系而异其风格。但求其精英呈露,何妨并蓄兼容。”《中国韵文史》对词的发展历史、词学上的一些重要问题,以及一些重要词人的分析、论述都非常公允、精辟。[24]
此书另一重要特点是“注重体裁之发展与流变”,对于“作家行谊,多从省略”。全书着重论述诗词曲三种韵文形式的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原因。全书设置题目、章节往往并不严格遵循所谓朝代时序,而是依照文体自身进化的脉络,如论述词,设有燕乐杂曲词之兴起、令词在西蜀之发展、慢词之发展等篇目。这是此书“最大的优点和特点,它使得这部史著有别于同时期及五六十年代普遍流行的那些惯以作家作品论连缀成书的众多文学史,而独显一种新的文学史范型”[25]。
《中国韵文史》全书共约十万字,所勾画的中国诗、词、曲的演变史非常粗略,难以称得上“史”,这是此书的缺点与不足。
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分四章,始自上古,止于唐宋。该书序言称“本卷所叙录,以汉乐府为中坚”,内容仅及歌谣、乐府、诗词。此书实是一部不完整的韵文史。梁启勋是梁启超的弟弟,他的《中国韵文概论》将历代文体分为九类,分别是骚、赋、七、骈文、律赋、诗、乐府、词、曲。包括更广,划分更细,但是,此书字数更少,还不到九万,论述较为简略。吴烈《中国韵文演变史》出版于1940年,时代上晚于上述二书,论述上根据时代的顺序,依次列有诗经、楚辞、汉赋、乐府、唐诗、宋元词曲等体裁,全书共分三十九章,实际字数也不过十万,其简略可见一斑。另有丘琼荪《诗赋词曲概论》,1934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该书分诗赋词曲四大类论述,名目虽未有韵文字样,其实是一部韵文史著。
与“韵文史”相对的是“散文史”。散文史的出现要晚得多。30年代初,各种韵文文体都已经有了相应的分体文学史著作。1934年,刘经庵撰写了一部《中国纯文学史》。该书只收集、研究“纯文学如诗歌、词、曲、小说等”,竟然全不收任何文。原因是诗歌、词、曲、小说等文体“含有艺术的成分稍多,且较少传统的载道思想,正足保持其文学的真面目”[26]。(www.daowen.com)
散文史的出现,是在30年代中期。1935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部而且迄今都难以为继的专门研究八股文发展的分体文学史——卢前的《八股文小史》。在卢前《八股文小史》出现之前,四川刘咸炘已著《四书文论》,对八股文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在其通论部分着重批驳当时轻贱八股文的风气,倡导文各有体,不应该分出高下。1932年,卢前往暨南大学任教,教授“明清文学”课程。他认为,“传奇与八股文为明代文体上的两大创作”,“八股文有五百余年之历史,在文学史上自应有相当之地位;治文学史者,固不能以一时之好恶而竟抹杀之”。[27]为了上课的缘故,卢前就撰写了此书。此书写成于1933年。全书共七章,依次为帖括经义之变体、八股文章之结构、正嘉以前之演进、隆万以后之作风、清初八股名家、八股文体之就衰、关于八股之文献,前有弁言。其中,第一、二章分别论述了八股文的起源与结构特点。第三、四、五、六章分别论述了明清时期八股文的发展历史。第七章则罗列了可供研究八股文的各种参考资料。当时,八股文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三四十年,存在文献不足的现象,所以,卢前此书只是“聊述大凡,不能详尽”。
骈文的研究,五四之前就已颇具规模,已有《四六丛话》、《四六金箴》、《骈体文钞》等著作,兹不赘述。五四之后,又有谢无量《骈文指南》,及刘麟生《骈文学》、瞿兑之《骈文概论》等专门研究骈文的著作。其中,刘、瞿二著更为突出。刘麟生(1894—1980),字宣阁,安徽无为人。曾任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编辑。刘著共分三编,依次为骈文之渊源与进展、方法论、作家与作品。著者除了论述骈文的历史发展及作家作品,也论及骈文的创作。另外,著者吸收西方一些材料与理论,将中国的骈文与西人文章对比,甚至以西文的“头韵”与骈文中的一些偶句比较,指出骈文乃中国文学的特产,强调骈文的重要地位,为骈文的研究开辟了新路。瞿兑之曾在与著者的书信中称此书“已是不错”[28],对此书的成就比较称许。此书用文言写成,篇幅既短,论述也非常简略,作家作品部分仅仅罗列少量重要作家及其警句,这是此书的缺憾之处。
瞿兑之(1894—1973),又名蜕园、宣颖,湖南善化人,出身贵家,少年时曾师从清末骈文大家王闿运学习骈文写作。瞿刘二人过往较多,1936年,刘麟生编《中国文学八论》,即将瞿著《骈文概论》汇入其中,《八论》前有刘麟生所撰《中国文学八论编辑旨趣》一文。该书由世界书局出版。瞿著前又有刘序。刘对瞿氏的骈文功力及学术素养极为称许,曾邀请瞿氏撰写一部骈文方面的作品,瞿氏无意另行写作骈文学史,只是挑选几个重要作家,一些重要作品,介绍作家的特殊风格,并“约略的将他们的前因后果指点出来”[29],此即后来的《骈文概论》。《骈文概论》由十六篇“可分可合”的论文构成,加上前面的总论,共十七章。十七章题目依次为:总论、从三百篇到楚辞、赋、魏晋文与陆机、骈文之论、写景文与齐梁体、书札文与徐陵、《哀江南赋》、《滕王阁序》、《文心雕龙》与《史通》、唐代之骈文与古文、陆贽、李商隐、宋四六、清骈文、律赋与八股、八股与骈文。从题目上看,此书既有纵向的骈文史论,也有横向的骈文文体对比论述。
在此基础上,1936年,商务印书馆又印行了近代第一部骈文史——刘麟生的《中国骈文史》。此书则由瞿兑之作序。此书抛开著者《骈文学》中关于骈文创作方面的论述,专一论史,共十二章。全书用文言文写成,继承了著者《骈文学》、《中国文学概论》所谓骈文、韵文、散文三大范畴,而韵文则介于骈文、散文之间的主要观点,将辞赋等也纳入论述的范围;还吸收瞿著《骈文概论》论述骈文历史的主要线索,从文学起源开始,一直论述到近代,提纲挈领,要言不烦,比较系统地为中国骈文的发展脉络勾勒出一个明确的轮廓。今天看来,此书内容仍不够详尽,观点算不上新颖,不过作为第一部中国骈文史,其开创之功不能抹杀。
以“散文史”为题的著作,稍晚也问世了。方孝岳的《中国散文概论》应该是散文史作较早的代表。此书被收在刘麟生所编的“中国文学八论”中,由世界书局1936年出版。方孝岳(1897—1973),语言学家,安徽桐城人,曾任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教授,著有《中国文学批评》、《中国散文概论》等著作。《中国散文概论》约十万字,包含有文学史述的内容,严格地讲,算不上文学史著。该书分本体论、方法论两个部分。本体论主要解决散文概念、散文演进的问题。关于散文的演进,此书论述极为简略。相反,此书用大量的篇幅论述了各类不同散文的写作方法。
陈柱的《中国散文史》出现略晚于方著,也较方著更为详细、系统。该书被列入王云五、傅纬平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陈著从文体的角度将中国散文历史分为六个时代,依次为:骈散未分之时代,自虞夏至秦汉;骈文渐成时代,即两汉时代;骈文渐盛时代,即汉魏之际;骈文极盛时代,即六朝至初唐;古文极盛时代,即唐韩柳、宋六家之时代;八股文极盛时代,即明清之世。又根据文学进化的历史,将中国散文发展划分为七个时代,依次为:为治化而文学之时代,即夏商至周初;由治化时代而渐变为学术时代,即春秋之世;为学术而文学时代,即战国时代;反文化时代,即秦代;由学术时代而渐变为文学时代,即两汉;为文学而文学时代,即汉魏以后时代;以八股为文学时代,即明清时代。以此,陈著共分五编,大体与其所分六个时代对应。编下设章节,其章目大体与所分七个时代相一致。以编统章,各编先设一总论,总论下再分开论述。
陈柱认为骈散文是相对的,“自无骈散之分以至于有骈散之分,以至于骈散互相角胜,以至于变而为四六,再变而为八股。散文虽欲纯乎散,而不能不受骈文之影响。骈文虽欲纯乎骈,而亦不能不受散文之影响”。而八股文虽然是骈散二体的融合体,举国全为八股,实则显示文学已经走向卑弱。[30]陈柱还认为文学的本质就是学术,其书论述的范围极广,从夏代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的陈三立、严复、康有为、黄节、章太炎等人。全书遵循广义的散文概念,所选散文对象非常宽泛,自上古时代的钟鼎文、先秦诸子散文、两汉辞赋,到经传、训诂文章、朝廷对策、上疏、碑铭、游记等等,无不悉收在内。这也显示此书存在将文学和学术混淆的弊端。
这一时期,赋史也出现了。20世纪赋的研究与撰写开始比较早。20年代,已有曹聚仁《赋到底是什么?是诗还是散文》[31]、郭绍虞《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32]等文章,对赋的性质与地位进行讨论。1927年,国光书局还出版了陈去病的《辞赋学纲要》。该书比较系统地研究了赋学,简要地勾勒了赋的发展史。进入30年代,学者对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汉赋上,主要研究文章有贺凯《汉赋的新解》[33]、沛清《论汉代的辞赋》[34]、朱杰勤《汉赋研究》[35]、吴烈《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36]等。当时还出现专门研究汉赋的著作《汉代词赋之发达》(金秬香)、《汉赋之史的研究》(陶秋英)。其中,陶秋英的《汉赋之史的研究》,1939年由昆明中华书局出版,是20世纪最早冠以“史”的赋体研究专著,也是最早的断代赋史。此书一共三篇十章,三篇目录依次为总论、骚赋、汉赋。此书不仅论述了汉赋的发展特点,更是溯源而上,比较详细地论述了楚辞作家群创作的骚体赋,并研讨了赋体的起源。汉以后的赋,此书没有论及。其时,尚有日本学者铃木虎雄撰写了《赋史大要》。上述金、陶、铃木等人的著作,都采用以论述带编纂的撰写方法。这些著作的出现,也标志着现代赋学批评体系已渐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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